2010年9月2至8日，我参加草原文化基金会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考察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三个城市，实现了梦想已久的中亚之旅。虽然走马观花，毕竟身临其境，亲眼从飞机上看河网纵横的费尔干纳谷地，呼吸塔什干草地和森林间的气息，感受脚下撒马尔罕传奇般的土地，抚摸布哈拉写满沧桑的古老城墙。这几段回京后匆匆写出的旅行笔记和这次旅行一样，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主要功能是用作他日回忆的线索。
1 花园之都塔什干算上此行的一头一尾，在塔什干我们总共只停留了两个白天和两个夜晚，许多该去的地方都没有去，一些该见的同行也都没有时间见。9月2日夜里入境时在塔什干机场因填写海关申报单造成的迁延耽搁，并没有破坏我们的好心情。坐车进城去宾馆的路上，考察队里的三个建筑学家都惊叹路两边的建筑很漂亮。我不懂建筑，只是注意到城市里处处是森林和公园，怪不得有人把塔什干称为花园之都。据说1966年的大地震完全抹去了塔什干的苍老面貌，建筑学家们趁此机会把塔什干建设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城市，宽敞的街道、密布的公园、宏大的广场、随处可见的喷泉与纪念碑，以及崭新的公寓楼群，使得塔什干这座古城拥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不过幸运的是，还是有不少著名的古代建筑得以（当然通常是部分地）保存下来，第二天我们参观的几处古迹就足以使塔什干作为历史名城的地位绝对无可置疑。
9月3日我们在烈日暴晒下参观的第一处古迹是库克里达希经学校（Kukeldash Madrasah），建于昔班尼王朝的阿卜杜拉汗（Abdullah Khan，1533—1598）统治时期（大约建于1568—1570年间），创建者是阿卜杜拉汗的养兄弟和宰相德尔维什汗（Dervish Khan）。因为是养兄弟，他就被人称为“奶兄弟”（Kukeldash），这座经学校亦由此得名。该经学校建在旧塔什干城的中心位置，18世纪时曾被用作行商客栈，墙角的宣礼塔就坍塌于那时（现已修复）。这座建筑到了19世纪又被浩罕（Kokand）诸汗用作堡塞，到1865年之前一直是公开行刑的地方。近年修缮后，恢复了它最初的功能：现在这里是一所经学校，星期五主麻日的时候也向普通穆斯林开放。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来的这一天学校不开门，我们没有机会进去看那著名的白色装饰风格。而且经学校东侧颇有现代建筑风味的和卓阿赫拉尔（Khoja Akhrar）清真寺，也因有信众在内活动而不克入内参观。
沿着经学校东墙外侧种植有桑树和石榴树的过道向北，再经北墙外侧的台阶向西下行，就进入熙熙攘攘的商业世界了。这里是塔什干最著名的大市场乔尔苏巴扎（Chorsu Bazaar）。俄罗斯族的美女导游替我们各换了几百美金，转眼每人都持有数十万苏木，沉甸甸几大捆纸币两手抱不住的感觉可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市场上可买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是这种商贩云集人头攒动的景象多少可以作为想象往昔中亚商业盛况的凭借。1864年俄军少将切尔尼亚耶夫（Chernyayev，1828—1898）从浩罕手中夺取塔什干之后，为安抚民心，骑着马不带武器和卫兵穿行在塔什干的主要商业区，就来过城中心的这个大巴扎。
午饭后来到旧城北部Zarqaynar区的那一大片十分壮观的伊斯兰教古典建筑群，先后参观了圣贤陵墓（10世纪的伊斯兰学者Kaffal Shashi之墓）、经学校和清真寺（Telyashayakh清真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哈斯特伊玛目（Khast Imam）清真寺，因为其中珍藏着号称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即以第三任哈里发吾斯曼命名的《吾斯曼古兰经》（Uthman Quran），以鹿皮书写。公元655年同时完成的写本一共五部，保存至今的除了塔什干这一部以外，还有一部据说保存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这部经书并不是全本，只有三分之一得以保存至今，据说经书上还有吾斯曼哈里发被谋杀时滴在上面的血渍。帖木儿大帝把此书从巴格达携回撒马尔罕，是他的诸多征战纪念品之一。俄罗斯人征服中亚后，又把此书搬到圣彼得堡，直到1924年才归还给乌兹别克。现在该寺供奉着这部无比珍贵的经书，清真寺本身已经变成了《古兰经》善本的博物馆，陈列着《古兰经》的各种古老版本（当然，很多是收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里只能展示复制品）。隔着厚厚的玻璃瞻仰这部无上宝藏，难以想象此书见证了多少令后人沉醉与迷惑的历史。
塔什干是中亚城市中博物馆最多的，特别著名的如乌兹别克斯坦美术馆、应用艺术博物馆、帖木儿博物馆、纳瓦依文学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等。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美术馆尤为重要，因为该馆藏品中有俄罗斯入侵以前的中亚艺术瑰宝，包括粟特壁画、佛像和祆教艺术品。其藏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部分是罗曼诺夫大公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Hermitage）博物馆“借出”却从未归还的绘画。很遗憾没有时间去美术馆，不过我们毕竟利用旅行结束当天上飞机之前的时间，去了乌兹别克斯坦最古老和最大的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9月8日清晨坐火车从布哈拉返回塔什干，预定于中午去机场乘乌航的班机回北京，这样就有了一个上午的空闲。我们先去参观一座古客栈，买了些纪念品，然后来到位于拉什多夫大街的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是列宁博物馆，藏品超过25万件，而展览风格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以通史为基本线索，间以专题陈列，多数陈列都配有英文说明。三层的陈列中有篇幅不小的有关乌兹别克人民长期争取独立的专题，显然是独立后中央政府用历史叙述建立新的国家认同之努力的一部分。这个博物馆给我很深的印象，只是时间所限，未能仔细学习。
回顾此行，对塔什干也有一些失望，其中最主要的是发现这里没有很好的书店，因为去之前对买书颇存了点幻想。到塔什干的第二天早晨，无意间走到饭店附近一家书店，看起来很像中国二十年前的新华书店，有一些历史考古方面的书，基本都是乌兹别克文和俄文，也有几本英文的。后来向导游打听买学术书的书店，他们都说有一家不错的书店，一描述位置，原来就是我们早晨去过的那家。虽然大家都在那家书店买了不少书，但还是相当失望的。
塔什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林木繁茂，轻松安静。比起中亚的某些大城市，塔什干明显地不那么繁华热闹，但它不是暴发户，而是从容高贵的旧贵族。
2 金色的撒马尔罕比起传统中国文学中的中亚意象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在西方文学中具有更突出的浪漫气息。比如说，“前往撒马尔罕的金色之旅”（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几乎成为一个成语和一个标语，成了东方魔幻般童话世界召唤旅行者的圣符，而这句话出自英国诗人詹姆斯·E.弗莱克（James E. Flecker，1884—1915）著名的同题诗篇。该诗写道：
For lust of knowing what should not be known
We make 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
（由于渴望知道那些我们本不知道的，
我们开始了前往撒马尔罕的金色之旅。）
王尔德的诗《万福，女王》（“Ave Imperatrix”）有如下一段常被西方研究中亚的著作引用（我的翻译可能不准确，不过原诗是很容易找到的）：
在杏林丛丛的撒马尔罕
在红百合盛开的布哈拉
还有，在阿姆河岸的黄沙上
缓缓走着戴白色缠头的商队
无论如何，年轻时觉得遥远如在梦想之外的撒马尔罕，终于要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了，9月4日上午在南行的火车上的这种激动，是既难表达又难描述的。车窗外是干旱地区随处可见的景观，那些白杨、沙枣和旱芦苇与中国的西北如此相像，但清澈的河流却又拒绝着这种联想。车过锡尔河的时候，因为它不似想象中那么宽而把它当作了一条支流，再走很远也不见另有一条大河，才明白刚才过的就是著名的锡尔河。在抵达撒马尔罕之前，先过了泽拉夫尚（Zeravshan）河，看见这条滋育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历史名河也是那么干净，一点也不像中国那些也许永远也无法再清澈的大江大河。
撒马尔罕的火车站非常气派、漂亮，无论是内饰还是外观，但从站台到出站口要上上下下走好多楼梯，设计时似乎完全没有考虑无障碍通行的问题，我们拖箱子的几位也只好费力地扛上扛下。旅行社来接我们的汽车带我们向东南方向进城时，一路上见到的是和塔什干一样宽阔的街道和精致的绿化，特别是大学广场一带，高大稠密的法国梧桐完全遮蔽了天空。非常幸运的是，旅行社安排我们住在马利卡（Malika）饭店，而这家有着强烈传统装饰风格的饭店位于牙尔多什·奥昆巴巴耶夫（Yoldosh Okhunboboyev）大街——也许在整个撒马尔罕都不会有比这家饭店更好的位置了：站在饭店门前向西看，在这条大街与大学广场交汇的那个大转盘里，坐着那雄伟庄严的帖木儿大帝铜像，而向东看，一百多米以外，则是帖木儿的安息之地帖木儿陵（埃米尔陵，Gur-i Emir）。虽然饭店的各项条件差一些，仅仅这个位置就足以令人满足了。
午饭后先参观最近的帖木儿陵。几个月前看过BBC的一个节目，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修缮帖木儿陵，很多地方修得太新了，破坏了该遗址的旧貌。去年在美国也听一位中亚史专家讲过类似的话。不过从老照片里看帖木儿陵在19世纪的颓败景象，也不能设想在苏联和独立以后的时代里，会有人愿意维持那种保存状况。古迹不是在修缮之中就是在破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古迹也都是今迹，是当前人对历史传统的再诠释。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从帖木儿陵在建成以后数百年间的宠辱兴衰，也就是从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帖木儿及其遗产的态度和评价，探究各个时期历史传统遭遇不同诠释的真实原因。从帖木儿巨型青铜雕像的建立，可以理解独立以后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出于建立国家认同的强烈需求，势必要把该国最耀眼的历史人物帖木儿，当作重写国家历史的根本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帖木儿陵绝不仅仅是一个文物古迹，而是国家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地标，怎么可能不大兴土木呢？批评者说维修后的帖木儿陵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宏大壮丽，其实这正是政府兴动维修工程最基本的目标。
作为莫卧儿时代的伟大建筑胡马因陵和泰姬陵的先驱，帖木儿陵在现存中亚古建筑中的重要性是极为突出的。帖木儿在1403年开始建造这个陵墓的时候，只是因为他要安葬他所钟爱的孙子穆罕默德·苏丹（Muhammad Sultan，1375—1403），他自己并没打算葬在这里，而是要和他的父母一样葬在故乡青城。但是1405年他在向明朝进军的路上病死，归葬故乡的道路被大雪封堵了，他就被葬在这里，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另一个孙子，著名的兀鲁伯，以及他的宗教导师萨义德·巴拉卡（Sayyid Baraka，1343—1403）也都安葬在这里。整个建造和装饰工程是到了兀鲁伯统治时期才最终完成的。从外部看，整个陵墓最为突出的就是装饰华丽的大门、陵墓上的天蓝色大穹顶和东西两侧高高耸立的宣礼塔。陵墓内部则是宽大高敞的灵堂，四壁都有很深的壁龛，装饰精美而庄重。包括帖木儿在内的六人墓上都置有一块标识墓主人的长条形墓石，非常容易辨认的是帖木儿的黑色墓石，这块著名的墨玉是兀鲁伯从喀什获得的。1740年，波斯的纳迪尔沙（Nadir Shah，1688—1747）试图把这块墨玉搬回波斯去，结果路上裂成了两半，似乎很不吉祥，所以他又派人把它送回帖木儿陵。
帖木儿陵常常被提起的一个现代传说，是与“二战”（卫国战争）直接相关的。1941年一组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了帖木儿陵，当年6月19日开启了帖木儿墓，两天以后德国进攻苏联。关于帖木儿墓壁是否写有某种诅咒的文字，后来有许许多多的传说，一种传说是墓壁写有“谁打开了我的墓，谁就释放了魔鬼”之类的话，当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后这类把帖木儿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说法已经不复流行了。更为离奇的是，当考古学家们在1942年11月间把所有从帖木儿陵取出的骸骨回置入陵并举行伊斯兰式葬礼之后，已僵持半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就转入苏军反攻的阶段，卫国战争由此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帖木儿陵与卫国战争，本来毫不相涉，可是谁也挡不住这个把二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传说广泛流传。
帖木儿陵西边不到200米处，另有一个著名的陵墓鲁哈巴德（Rukhabad）陵，据说陵墓内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一根头发，是14世纪修建的。陵墓及其穹顶没有装饰蓝色马赛克，显得朴素而庄严。陵墓东侧是经学校（现已改作商店），学校外有一座小清真寺。鲁哈巴德陵与帖木儿陵以及东边不远处的白宫一起，形成一个特别的陵墓群，占据着撒马尔罕的城市中心。
接下来我们拜访的是雷吉斯坦广场，这是撒马尔罕另一处举世闻名的胜迹，被称为古代撒马尔罕的心脏。雷吉斯坦广场由三所经学校以品字形组合而成，分别是兀鲁伯经学校（1417—1420）、舍尔多尔（Sher-Dor）经学校（1619—1636）和梯利亚阔里（Tilya-Kori）经学校（1646—1660），当然这些古建筑如今都已经用作旅游品商店了。苏联时期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向下挖了3米才抵达这些建筑最初的地面，后来的维修都是在这个原始地面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今天的雷吉斯坦广场显得在低洼处，比附近的街道和建筑都要低矮许多。西侧的兀鲁伯经学校修建最早，也最著名。东侧的舍尔多尔经学校以大门上端装饰有马赛克双虎逐鹿图案而得名，北侧的梯利亚阔里经学校的名字的意思是“鎏金的”。当然，这些名字都是后人叫起来的，并不是它们最初的名字。值得专门一看的是，在舍尔多尔经学校以北，梯利亚阔里经学校以东，有昔班尼诸汗的陵墓。在16世纪初，穆罕默德·昔班尼（Muhammad Shaybani，1451—1510）领导游牧的乌兹别克（中国古译月即别）人征服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把帖木儿的后人驱赶到南亚，阻止了波斯萨法维王朝向中亚的进军，开启了游牧人移徙定居中亚诸绿洲的最后一波浪潮，是中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篇章。
9月5日，首先参观阿夫拉西阿卜（Afrasiyab）博物馆。博物馆就在阿夫拉西阿卜遗址区内，该遗址位于今撒马尔罕市区的北部，雷吉斯坦广场的东北方向2—3公里处。这个遗址很显然曾经是古代撒马尔罕的中心地带，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兴起，存续至公元1220年。在这片地势较高的地方建立政治和文化中心，大概是为了便于军事防御，泽拉夫尚河从城北自东向西流过，带来充分的灌溉用水，使得地势较低的山谷一代自古就是肥沃的耕地。著名考古学家米哈伊尔·马松（Mikhail E. Masson，1897—1986）上世纪20年代建立撒马尔罕博物馆时，对阿夫拉西阿卜进行了发掘，认定这里还曾经是萨曼王朝的宫殿所在地。今天的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馆有很好的陈列，对该遗址的发掘过程及研究状况有深入的介绍。
从博物馆出来，先去一家地毯厂参观，见识了会多种语言且极富感染力的老板，模模糊糊地感受到古代中亚商人的魅力。中午在靠近兀鲁伯天文台的一家餐厅吃饭，饭后来到Shahi-Zinda公墓。Shah-i-Zinda是波斯语，意思是“活着的王”，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库萨姆·伊本·阿巴斯（Kusam ibn Abbas），他于7世纪时随阿拉伯的大军来到撒马尔罕，并在战斗中被砍了头。他的灵魂带着头去了天堂花园，身体则被安葬在这里，陵墓前有一句阿拉伯语铭文：“不要认为那些去见真主的人死了，不，他们是永生的。”“活着的王”即由此而来。整个公墓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部分分布在古代部分的东西两侧，是仍然在使用中的公墓，而古代部分则作为历史文物和宗教圣地，居于中心位置。公墓依山而建，现存古代部分的建筑有二十多座，分别属于11世纪至19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中最早的是11至12世纪建成的库萨姆·伊本·阿巴斯的陵墓，不同时期都有维修和新建，比如陵墓所附的清真寺是16世纪建成的。最高处的三座彼此相对的陵墓是14世纪的建筑，半山腰处的陵墓被认为主要属于帖木儿的亲属和部下，西侧是帖木儿的外甥女沙迪·穆尔克·阿迦（Shadi Mulk Aga）的墓，东侧相对的则是帖木儿的姐姐希琳·比卡·阿迦（Shirin Bika Aga）的墓。这个公墓对于乌兹别克人民的重要性也许可以从游客稠密程度超过他处反映出来。
从公墓出来，我们接着参观了比比哈努姆（Bibi-Khanum）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在帖木儿建造它的那个时代是宏大得离奇的，在建筑技术和材料使用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时代的极限，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它后来何以会损坏得如此严重。1399年，帖木儿从印度凯旋，决定要在他的新首都撒马尔罕建造一座伟大的清真寺。帖木儿把这座新寺送给他美丽的中国妻子比比，该寺亦由此得名。不过据说，就在整个建筑工程完工以前，建筑师要挟比比亲吻他，否则他就不完成最后一部分。比比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该寺得以提前完工。可是帖木儿知道了这事，把他们两人都杀掉了。据《克拉维约东使记》记载，为了建造这座清真寺，帖木儿用了90头大象搬运印度的珍奇石材。清真寺于1404年以前完工，外墙的长宽分别是167米和109米，主穹顶高达40米，大门有35米高。可是该寺的辉煌没有持续太久，慢慢地荒废了，许多部分倾塌变形，而1897年的大地震彻底摧毁了该寺，包括大门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沦为废墟。当然，和别的古迹一样，该寺近年得到了维修，但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比比哈努姆清真寺的维修绝对不是重建，而是在维修中保留了该寺在历史时期荒残颓败的一面。走在近乎废墟遗址的寺内，无法想象这座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大清真寺之一的比比哈努姆当日的盛况。院子里基本保持了当日面貌的唯一地方，是那座巨大的汉白玉《古兰经》经架。
晚上在郊外一家类似中国“农家乐”的饭店吃饭，听着俄罗斯音乐和乌兹别克音乐，看蓝色天空上的星星，觉得是在做梦。第二天，即9月5日上午，收拾行李告别撒马尔罕，上火车去下一站。下一站，是同样令人无限向往的布哈拉，而这种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告别撒马尔罕理应产生的依依不舍之情。
3 知识之都布哈拉波斯诗人哈菲兹有一首诗提到他家乡设拉子那位突厥美女（邢秉顺译文）：
假如那位设拉子美女
有朝一日能对我钟情
为了她那颗美丽的印度痣
我不惜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敬奉
当渴望中的情爱可以用什么东西去交换时，诗人会付出一切，哪怕是他所珍爱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在过去两千多年里，超过一半的时间布哈拉是整个中亚乃至伊朗和中东地区最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著名诗人鲁米称颂布哈拉是“知识之矿”，波斯语世界的许多经典都以美丽的辞藻描述布哈拉。应该承认的是，只有在火车慢慢接近这座往昔的知识之都的时候，我才真切地认识到布哈拉自古以来就是沙漠中的城市，在水资源和植被条件方面，布哈拉绿洲远远比不上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绿洲城市，在文化创造方面却远远走在其他中亚城市的前面。
今天的布哈拉也是中亚保存状况最好的古城，整个古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从火车站进到古城要走很远的路，这是因为当初俄国人征服中亚以后，要在乌兹别克人聚居区以外另建殖民点，而铁路也是只经过殖民点的，所以到现在火车站远在布哈拉旧城以东数十公里外的卡甘（Kagan）市。我们大约在下午四点半抵达旧城，住进位于和卓市场（Bazaar Xoja）街的阿梅利亚（Amelia）饭店。饭店客房的传统风格装饰非常漂亮。饭前的休息时间，我们去找书店，但因为把书店说成了图书馆，结果出租车司机把我们带到古城内一家看来主要服务于学生的图书馆。晚饭是在古城内的建于16世纪的纳迪尔·迪万·贝吉（Nadir Divan Begi）经学校内（这座经学校以其大门上端饰有马赛克双凤朝阳图案而闻名），同时还有时装展，显然也是旅游业的一部分。
由于我们只有9月6日一天时间在布哈拉参观，所以只去了古城内和城外西郊的几处古迹，此外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去，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以布哈拉的深厚历史内涵，以及古城内令人陶醉的往昔氛围，即使在这里住上一个月也会觉得不够。我去年去过伊朗，根据我的观感，与伊朗最为世人称道的伊斯法罕比较起来，布哈拉要更纯粹、更温馨、更迷人。总之，布哈拉是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去体会去探索的。我在布哈拉时，一直在读美国哈佛大学的费耐生（Richard Frye，1920—2014）教授写的《布哈拉：中世纪之光》（Bukhara: The Medieval Achievement），随着他的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讨论，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这座古城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我们9月6日参观过的古迹中，除了前一天吃完饭的那座经学校以外，主要还有建于16世纪的库卡尔·达什（Kokal Dash）经学校（以其穹顶内壁有苏联时代的彩色装饰画而闻名），建于19世纪的塞伊菲丁（Sayfiddin）商队驿站，建于16世纪的萨拉丰（Sarrafon）浴池，建于12—16世纪的Magoki-Attari清真寺，建于15世纪的兀鲁伯经学校，建于12世纪的卡扬宣礼塔（Kalyan minaret，又名死亡之塔，因为在很多个世纪里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被从塔顶掷下摔死），建于16世纪的卡扬清真寺，建于16世纪的米尔阿拉伯（Mir-i Arab）经学校，以及西城外建于9—10世纪的萨曼朝伊斯玛仪·本·艾哈迈德陵墓，建于15世纪的阿尤布泉（Chashma-Ayub）陵墓，当然还有那著名的雅克（Ark）城堡（8—13世纪）。在所有这些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最有休闲气氛的是最靠古城东侧的那几个古建筑，因为它们都是环绕古城内现存唯一的大池塘而建的，因此它们有一个总的名字：Lab-i Hauz（波斯语，意思是“在池塘边”）。古代布哈拉城里有很多个这样的池塘，是城市主要的生活用水水源，但同时也是传播疾病的主要途径。因此到1920年代，大多数池塘都被填平了，慢慢地只剩下这一个，因为它与周围的古迹间的紧密关系实在无法切断。现在池塘边都成了露天餐厅和酒吧，池塘西南角那棵古老的大桑树充满了森森古意。
一天的参观匆匆得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9月6日晚间动身离开布哈拉的时候，不愿在心里说任何告别的话，因为知道自己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