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迟告白
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
散文起缘
我与文学的因果，尚不欲作整体性的烦冗回顾，只想把离开中国后的十六年，作一番轻捷的掠视，这样做，是为了我要开始新的航程，自当抛掉累赘的东西。旅行最怕的不是关卡，而是自己的行李。
忆昔自少及壮，我从未写过“散文”，西席老夫子命题无非“小勇与大勇论”，等等，新派家庭教师是杜威博士的徒孙，又是什么“精神生活之诠释”之类，是故唐宋八家桐城竟陵只好当作闲书偷着看。后来的几十年我也只写论文、小说、诗，如果有谁说：何不也写写散文？我会答：“难道我已落到这等地步？”我之颟顸一至于此。其实在阅读上我也很爱看《永州八记》《浮生六记》，以及兰姆、帕斯卡尔……恺撒是散文之帚，大小普林尼，谬托知己，但要我写散文，那是不行的。
来美之初，单纯做个画家，倒也糊涂而松泛，画可以卖钱，钱可以买酒，帝力于我何有哉。不料造化弄人，像夏加尔所画的，从埃菲尔铁塔那边飞来一对天使，男的说：尔当作文章，写了交给我。女的说：你答应，我们就回巴黎，不答应，我们坐在这里不走。男女天使一起说：不要结婚，要写文章——记得我当时确乎昏昏沉沉清清楚楚地允承了下来，街头送别天使后上楼就写，一写十六年。命运之神有两只手，这手安排“那”，那手安排“这”，我是一介既不抗命也不认命的碌碌凡夫，而能守信于诺言之践履：是不结婚，是没有停笔。
“诺言”振起的不即是“文学家”的复苏，而先是“兵法家”的返祖——写，可以。发表，有方。成败关键在于取什么态度用何种体裁。
诗——看的人少，懂的人尤少。小说——转拨太慢，难显身手。论著——报刊不用，著毋庸议。
散文，唯散文方可胡乱挥霍，招摇过市。
当我定夺以散文作为阿世的曲学时，也就决策：一反过去的平淡迷离，而强使自己粉墨登场了。
漫长的年月中，我写那么多自己不愿写的散文，像是在代笔、在办公、在赎身。我秉持“玩世不媚俗”的原则，瞒过了编者和读者，谁也不知我写散文是我自己所勉强的乃至是嫌烦的，偶尔试试我从前的写法，立即引起埋怨、反弹，我连忙收缩，胆小得玲珑剔透，怪可怜见的。
粉墨登场，粉墨是人事，场是天命，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九年，纽约的华文报业是个空前的兴旺期（不意真的绝了后），那时，《中国时报》、《世界日报》、《华侨日报》、《北美日报》，都把文艺版认真当一回事，海外的华文作者们起劲投稿，无形中存在着那么一个“海外华文文坛”（文坛是无形的好，有形的文坛是祭坛）。而媒体总是先要为自己做媒，几乎每月一次举办座谈会或宴请作家欢聚，文艺版的主编都十分敬业，殷勤斡旋，人气文气，煞有介事，也是我写得最快发得最多的一段历程。后来《中国时报》先关门，八九年后《华侨日报》《北美日报》相继闭户，就此冷落下来，残照也不当楼矣。以前在会议上筵席上频频晤谈的一批文人霎时销声匿迹，似乎气数已尽天命难违。
当时在一次宴会中，某女文人上来寒暄，而后道：“木心，你在欧洲走了好多国家才到美国的吗？”对曰：“是呀，像梦游一样。”——我从上海到纽约，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又一次在时报主编特邀的座谈会上，有一大胡子的中年绅士移位过来与我通款：“我拜读过大作《恒河·莲花·姐妹》，佩服佩服，那真是深刻、恳切，观察精到呵。”他是联合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员，所以对我这篇散文特别留意，他又问：“木心先生在印度住了很久吧？”我答：“也没多久，浮光掠影浅薄得很，请多多指教。”他又感慨道：“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只与资讯数据打交道，比不得你们文学家既理性又感性，才能写得如此鞭辟入里，真是好文章，深入人心呵。”——我急等有人来打断我们的交谈，因为我的脚从未踏上过印度。
此二例，或已足道明我“粉墨登场”的无奈与谐趣。如果对那女文人说我没有去过欧陆，对那大胡子绅士说我未曾侨居印度，他们会发窘，落空失重，局面非常尴尬。所以一定得说“像梦游一样”“也没多久”。而后来我盘桓英伦，遍历南北欧，反而畏于描摹目击亲炙的那一切，但丁如果真的下地狱上天堂，他也写不出《神曲》。凭资料加以推理想像，才有我的快感，才能将快感传与读者，不如此，何足以语文学（何足以活跃于社交场），“粉墨”可不是“欺骗”，是优伶本色。
知名度哪
某编辑将我文中的“穿花蛱蝶”改为“穿花蝴蝶”。她不明我之用“蛱”，典出杜甫，古时尚不分粉蝶弄蝶蛱蝶，故以蛱蝶为蝶类总称，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我觉得“蛱”的音韵胜于“蝴”，便借来一用。如果是民国初叶或三十年代的报刊编辑，这点小知识总是有的，而今却被认为我连“蝴蝶”也会写错——后来见面时谢了她的改正。
另一位编辑收到我的短篇小说《夏明珠》，复信大加赞赏，尤其是那句“风月场中金枝玉叶的人”，真是可圈可点。他提议篇名可改作“沧海月明珠有泪”，因为故事发生在上海，主角名叫明珠，结局很悲惨，所以沧海月明珠有泪，再巧也没有了——这是一种舛戾的风气，怎么都顺手牵羊般地借一句唐诗来作文章文集的题名，古人是绝不会这样没自尊的，“五四”时期未见有无聊如此者，弄雅成俗何其酸腐惫赖，诚不知谁是始作俑者。
我当即函谢编辑先生：承蒙赐题，不胜荣幸，“沧海月明珠有泪”，实在妙极了，亏您想得到……
于是，很快就刊登出来，大大的标题，端的是“沧海月明珠有泪”，最佳版位，精致配图，一个少女倚枕而泣，背景是十里洋场外滩风光。
当我的小说集出版时，复名“夏明珠”，好像从泥潭里爬上来赶紧洗个澡，透口气。
曾有某报编者问：“你认为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我答：“不知道——只知三种必然性：一、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二、作品的译文比原文好。三、现在是中国人着急，要到瑞典人也着急的时候，来了，抛球成亲似的。”这段话被某作家扼要节引到他的书里，认为“一针见血”，什么血呀，如果译文比原文好，那么原文是什么东西呢，这种货色也值得贩卖吗？得奖，是中国人在瞎起劲干着急，瑞典人急个啥，而我的话尾是“抛球成亲似的”，鄙夷之意，显而易见，整段话句句字字是讽刺，竟被当作正面的讲道理：中文作品全靠外文译得好，中国人得奖要等瑞典人发急——“一针见血”，见的是误解者的血。但有人喜滋滋地传告我：某某在他的书中多次节引你的话，他对你钦佩得不得了。
我成立了一个公式：
“知名度来自误解。”
当此际，也冷眼看清自己前途的黯澹，我是抱着“人人因被人认识而得益”的信念而来到西方的，不料所得的仍是中国人对我的误解，区别只在于昔者是天网恢恢的整体的恶意误解，今者是众生芸芸的散点的善意多恶意少的误解，恶意的误解置我于绝境，善意的误解赋我以生路，坎坷泥泞，还是要走。
“兵法家”的返祖现象更彰明起来：广揽误解，以提高知名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公式是高贵的：“知与爱成正比。”知得愈多爱得愈多，我的另类公式是卑污的是“误解与知名度成正比”，误解越大知名度越大。
一九八四年，“知名度”已臻及可以办一个“散文个人展览会”了——台湾要创制一份最大型的华美的文学期刊，《联合文学》，主编向我提议：推出一个“作家专卷”，包括散文个展、答客问、小传、著作一览，要在短期内完成而即付快邮。
区区自费留学生，每周至少三天要去学院进修，而在此时期日常撰文脱稿即发，以应纽约各报之约，实在没有库存可提，《联合文学》创刊号出版的日期已公布了，我连说声“有困难”也是多余的，所以我一口答应：好，准时寄到。
时维孟夏，寓处闷热，蓬头跣足，束紧腰带，这是一场恶战，“自”与“己”战，战赢了才好与“世”战。
不堪回首而实堪回味的那些朝朝暮暮，单间小房，下临大街，嚣嘈不舍昼夜，一条支路直冲我的窗子，风水是极凶的，我望之只作“前程远大”观，阵阵薰风中，我埋头疾书——《明天不散步了》，《恒河·莲花·姐妹》，《遗狂篇》，《哥伦比亚的倒影》……上学院签个名，躲进图书室，写，来回的地铁中，写，噢，过头三站了。
少年读普鲁斯特的《睡眠与记忆》，在文体上一见钟情，旋即想到用意识流手法写长篇小说是不智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读《往事追迹录》，果见流流而流不下去只好上岸，继之契机复起，又流了，又塞住。乔伊斯还不也是这样，伍尔芙夫人强持到底，作者累坏了读者也累坏了——生命、生活、生态、生灵，并非全以意识流为中边、为起讫的，迫使意识流为万能文体，“意识流”也就不高兴，成了“意识漏”了。
我用意识流手法写散文，或许与肖邦作钢琴曲稍有类似的之处，他的“即兴”“叙事”“练习”，我听来情同己出，辄唤奈何。而且他也不用ff，不用pp，强弱（轻重、快慢）是比较而言，毋须制造。文体家先要是个修辞学家、音韵学家，古义的音韵只在考究个别单字，宋朝的几位大词家就已是以作曲家的身份出入文学了。反过来说也对：肖邦是音乐上的文体家，音乐上的意识流大师。
食不定时，睡眠短缺，颈际腋下奇痒难耐，无非是天热汗多，那么久不洗澡不更衣，皮肤发炎了。
稿成即寄，从邮局回来，头等大事是洗澡，觉察红T恤的反面有异，领圈、袖根，爬着白色的虱子。
一九八二年初秋，我离上海时，朋侪送行到机场，赋诗为别，诗曰：
沧海蓝田共烟霞 珠玉冷暖在谁家
金人莫论兴衰事 铜仙惯乘来去车
孤艇酒酣焚经典 高枝月明判凤鸦
蓬莱枯死三千树 为君重满碧桃花
只是行过
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这样就写了十年散文，之后，报刊和杂志上不再出现我的名字和作品，除了两三篇应时的悼文。
昔俄国大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在名满天下之际，突然退隐，苦修十年，重登舞台，那真是非常之阔气的，我够不上这种瑰意琦行，只是倦于“粉墨”，暂且下场。写，一样在写，写得比以前更多。不发表，也不出书。击异国之壤而歌曰“日出而写，日入而改，知名度于我何有哉”。以粉墨登场而换来的知名度是“行过”，洗尽铅华至心朝礼于艺术才有望于“完成”，我在《战后嘉年华》中再三感叹“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现实中，所见者小，而在历史上，就大有人真是完成了才离开世界，而其业绩从此与世共存——畅销书是行过，经典著作是完成。赛珍珠、辛克莱是行过，福克纳、麦尔维尔是完成。捷尔仁斯基的铜像是行过，普希金的铜像是完成。希特勒《我的奋斗》是行过，恺撒《高卢战记》是完成。流行歌曲是行过，《未完成交响乐》是完成。马戏团小丑是行过，卓别林是完成。英国皇家是行过，丘吉尔是完成……
记得我临离中国时，专程去北京向亲友们告别，大甥婿说：“舅舅的画到美国展览一定会成功，而人生呢，最好是没有名利心。”我说：“你是哈佛剑桥双博士，国内拉丁文第一人，又是大银行家的长子，所以最适合讲这样的话，要脱尽名利心，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有名有利，然后弃之如敝屣。我此去美国，就是为的争名夺利，最后两袖清风地归来，再做你们的邦斯舅舅。”说得大家只好笑起来——不要名不要利，是强者，而多半是无能的弱者，我不取“陶潜模式”，宁择“王维路线”，且把纽约当长安，一样可以结交名流，鬻画营生，然后将Forest Hills当作“辋川别业”，一五一十地做起隐士来。“隐”者“瘾”也，我已上过两次瘾，一次是离群索居于杭州莫干山，后来下山重入红尘，只想逃上山去再作半仙。另一次是“浩劫”期间，被幽囚在地牢中，一灯如豆，两年过去了，我害怕释放，因为饭来伸手，清净无为，不愿重上地面活受罪。那么，现在是第三次上瘾了——夜十时寝，晨五时起，“灯光与黎明之间”梵乐希是这样形容的，他也最爱在这段时间中写作（不过他是处于地中海边，清凉朝泳之后）。编者、读者、评者、出版者的概念都模糊远去了，讲演、辩论、沙龙夜谭的才情和欲望都风平浪静了，我在灯光与黎明之间写出：《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以及《伪所罗门书》……
三位读者
以前，朋友们称我为“对读者心存敬意的人”，我自问无愧于这个称号，而十六年来，心迹已渐晦淡，彼者不像是秉诚阅读，倒像是寻衅调排这个著书的人，那，没门儿。由于我长时的息影，台湾的读者群已告寥落，而在我的心目中也只剩这样的三位：一位是同辈的，比我大几岁。他从报端看到我的《上海赋》的前四章，就写信来了，噢，一手好字，中英俱佳。他说：自离上海到台湾，数十春秋每兴乡愁，总想写些怀旧的文章，而一执笔，畴昔印象纷至沓来，不知如何着手才好，今读《弄堂风光》及《亭子间才情》等篇，方始明白原来写上海是要这样写的。他希望我再写下去，信的结尾一句：“你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后来我是挖空心思地续写两章（谈上海人的吃和着），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断电了，大概就是因为我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所以到底不是上海人。而他是老上海，真正赏识《上海赋》的大阿哥。
另一位读者是从台北来纽约学美术设计的，暑假返家省亲，逛书店发现三本新书，她认为好看极了，红、黑、灰，翻开来，四个字四个字，一点也不懂，但不是舍不得买而是舍不得不买，便带到纽约学校里来给大家看，都说非常好看，她是我朋友的儿子的同学，一心想得到诗集作者的签名，我就一本一本签了三个名。
第三位读者，在台湾中部，开了一家小餐馆，只有几张桌子，馆名“素履之往”，我的散文集《素履之往》并不艰深但也非通俗读物，如果这位读者只喜欢这四个字，我也是乐意奉赠的。（典出《易经》）
一位是看透了我的《上海赋》，所以我高兴。另一位是看不懂我的《会吾中》而买了我的书，所以我高兴。再一位是异想天开，异想店开，用了“素履之往”作店名，所以我高兴——我安于幸于这三位读者之真实存在，不作第四位想。
误解，承当误解，有时也使人乐得什么似的，在家传的六韬三略上我添了个眉批：“逆来顺受则顺。”
一位常见名于报端的撰稿人写道：“自从木心出现于海外华文文坛，真可谓星光熠熠，四方瞩目，而近来读木心的新作，文风变了，令人不知所云，唉，这个年轻人走上了诡谲的道路，实在太可惜了。”——他“老人家”以为我是“新秀”，初试啼声的小公鸡。如果他获悉我比他年龄大，就不觉得“太可惜”了。
还有一位不时写写书评的半老作家，专文估价了我的《琼美卡随想录》，说：木心的散文字句精炼，意象奇妙，没有一点“大陆气”，所以，“老中青的作家都该向木心学习”（原句），“可惜的是他躲在象牙之塔中，不关心政治”（原句）——怎么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一派浓重的大陆气，而且“象牙之塔”云云，是老掉了象牙的新名词，“政治”嘛，我在红尘中打滚几十年，现在是“下野”，就算军阀下野也是要栽花莳草的呵。
更乐的事还有——“人入中年，特别嫉才……木心的文章，我向来不服，尤其几位好友，把他当神一样崇拜，更令我愤慨——都是过了四十岁的人了，还搞个人崇拜的把戏，未免丢脸？但是最近读到《从前的上海人》，我不能不承认，木心的确有两把刷子……简直是色、香、味俱全——不，还包括声音，我从未看到过写一个城市，能写得如此够味，读后入迷，连嫉护也忘了……”——一位知名度相当高的作家，如此真心毕露，实在难得。
海峡两岸的两套意识形态，决定了两类文学模式。海外的华文活动只是其延伸，难成气候。我向来不就大陆的语言霸权之范，彼此“异己”，倒也干脆，而与岛上的文学主体和媒体作周旋时，始终保持了侧身的客席的姿态，不介入其时尚、风气、是是非非——异端自有异端的牌理，或说异端首先异在牌理上，且是最执著于牌理的严密性。
陆上的意识形态是显性的硬体的（在趋软），岛上的意识形态是隐性的软体的（在趋靡），唯其隐而软，岛民不以为自己受笼罩控制，呈现为文学表象时，就来了靡靡之音，靡靡之文，靡靡乐死，靡靡送生。什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什么圆融观照，天人合一。什么性情中人，持平常心。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张力、肌理、心路历程，美丽的错误……
起始，我的“粉墨效应”使人眼花缭乱，《联合文学》的编者毕竟高明，他为“个展”所作的按语就点到了穴道：“迥然绝尘，拒斥流俗。”不过我那时的层次还很低，灰尘满面，与俗共舞，哪里就敢拒斥，只是反媚俗的反骨被摸到了：怎么此人景中无情，情中无景。怎么天不由人，人贵独立。怎么自处于性情之外，宠辱难惊。怎么心是个不平常的东西，平常心就是没有心。怎么叼着纸烟进天堂，骑着白马入地狱。怎么从来也不肯用张力肌理心路历程不犯美丽的错误——善意的无知激化为恶意的无知，“必诛异己”的用心是时时可见字字可据的，但是曾经与显性的硬体的意识形态较量过来的“异己分子”，要应对隐性的软体的意识形态，那真是绰有余地了，何况余地之地乃是指欧美，甚而指世界。于是我再一次击异域之壤而歌，歌曰：“日未出而作，日入而不息，意识形态之帝力后威于我何有哉？”
文化潜流
过去的几次“答客问”，除了饬换个别字，全貌一仍其旧，胡说、八道、假语、村言，正体现出当时施粉之厚，涂墨之浓，急功近利之心切。而今披阅检点，俯悯畴昔强自作谑竟至于斯。联想起《牛虻》中的亚瑟，他流亡南美，曾充当过马戏团的小丑，那么我不过是换在北美罢了。有人说我不免用“大字眼”，可不是吗，小丑的嘴巴都是画得大大的，人家不远千里而来访问，就要你说几句大话才放你过门，这是双方共持的“卖点”呀。文质彬彬的小丑那是二丑，二丑我不做，你做。
关于评者对我的贬褒，我一向是麻木的，就像爱因斯坦所说：“敌人的箭纷纷射来，我安然无恙，因为他们射中不是我。”我的诗文本来不成其为陷阱，但那些评者接二连三地跌了下去，显得是个无底的陷阱。
我早在回答时报编者问中已经说过，这不仅是“知识的贫困”，更是“品性的贫困”。我对法国大批评家圣伯夫也失敬得很，他是知识的富翁，而品性的贫困还不一样毁了他的名声？历史还公道于人心，不必以公道还我，彼者无身无名可减，江河自然不废而大流，杜子美知之，予亦知之。我又早在《战后嘉年华》中聊表寸衷：“会稽鸡，不能啼。”弗明这个典故，那是“知识的贫困”，但问明之后恐怕“品性的贫困”更其恶化猖獗。
爱默生觉察到美国的文化从社会表面看是荒漠的，街道上没文化，店铺中没文化，娱乐场所更没文化，然而文化还是在流，在生活的底层流，所以只好称作“潜流”。以前，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在都市在乡村在我家男仆的白壁题诗中缓缓地流，外婆精通《周易》，祖母为我讲《大乘五蕴论》，这里，那里，总会遇到真心爱读书的人，谈起来，卓有见地，品味纯贞，但不烦写作，了无理想，何必计划，一味清雄雅健，顾盼晔然，晏如也。你若约他一同去买书，步行二十里不出怨言。读到了杰作，谈一个通宵略无倦容——这类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代代辈出，到处都有，所以爱默生也会觉察到这个伟大的“潜流”之存在，他说说又没说下去，爱默生总是这样，其实还可以说下去：如果有一时期，降生了几个文学天才，很大很大的，“潜流”冒上来扈拥着“天才”，那成了什么呢，那便是“文艺复兴”，或称文学的“盛世”，“黄金时代”。不出大天才，出些小抖乱，潜流是不升上来的——目前的中国，这流传两三千年的精神命脉是断了，文学的潜流枯涸而消失，真像是受了最刻毒的咒诅。
巴士海峡那边的文化人士来信道：“得知欧美文坛学界对先生的作品有深入研究，不禁感叹此间文学市场的困窘，新新人类的阅读口味是令人汗流浃背的……”另一位诗人兼教授的编辑在电话中明朗地说：“读了你新的诗集，多棒呀，我送你四个字：重振雄风。我们这里呢，什么也没有，除了新新人类什么也没有。”
大陆书市兴旺，各地书店如雨后春笋，热门书一销二十万本，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文化断层，一片繁华，就是这繁华使文化断尽，再也接续不起来。”那些书都是玩文化于股掌之间的邪门儿产物。世界名著呢，以前专家的优良译本不再版，刚愎自译的新版本一塌糊涂，足够证明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名著——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
海峡一岸是自绝于传统文化，曲解了世界文化，海峡另一岸是曲解了传统文化，自绝于世界文化——文化断层必然是连带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一起断掉的，所以万劫不复。这一征象倒真是中国特色，别的文化古国不致断得如此厉毒酷烈，肇因是海峡两岸各有其意识形态，而相同的一点是价值判断的混乱，混乱的结果是价值判断之死亡，无所谓价值，不需要判断，浑浑噩噩的咬牙切齿，捕风捉影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西方人兮
维尔马·波特（Vilma Potter）说：SOS内蕴着莎士比亚四步韵诗的节律，我要用此风调来翻译它，以呈现这篇小说的奇妙潜质。唐纳德·琼金斯（Donald Junkins）说：这一集短篇小说，篇篇精彩，如果要投稿，别把SOS和其他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会被忽略的，应当先让其他的作品刊登了，再把SOS抛出去，人们才知道这是一颗明珠（SOS原文在台湾发表时，被排在极次要的版位上，大概谁也未曾注意）。
维尔马·波特，驰名欧美的小说家，她将英译的王维的诗再以法译奉献于欧洲文坛，获得极高的评价，她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之瑰宝，校方以她私人的名义，募集巨额的文学基金，她不计报偿地为我的小说的英译作了精致剀切的修改和润色，因为，她说：“我喜欢。”她为《温莎墓园》的英译的最后定稿，下了很大的功夫，她说：“那是非常快乐的。”她读我的作品，高度专注投入，在谈话中，突然自言自语地惊呼：“啊，‘海水墙一样倒进来’。”（SOS中的句子）她又建议《温莎墓园》或可改称《温莎墓园日记》（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我欣然同意，这一改就不是个冷漠的地点而有了人气、体温。还有某个细节。小说中写到一棵树被大风刮断了，上面的天空露出来，第二年，别的树枝又把天空遮住了，波特说：“这很近于李商隐的境界。”而俄国人，从俄国来的马可（Michel）教授也很欣赏这一细节，说：“有唐诗的美感。”谁的诗呢，他说：“李商隐。”——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在本土是断了，在外域在美国人俄国人的心中仍然湍流不息。
沙伦·巴西特（Sharon Bassett），在上述的“加大”校园中，被尊称为“最有学问的人”，她读了《温莎墓园日记》，说：“我喜爱这样的文体，风格，读来很感亲切。”她是精究普鲁斯特的大学者。
在一九八九年前后，已有几位教授来信，想用我的小说作为讲课素材，虽然我疑虑他（她）的译笔能否济事，也还是认可，不欲拂人兴意。而童明教授是英文本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的主译者，他在开讲“世界文学”的课程计划中，拟将我的作品列入，问：“怎么样？”我说：“他们都已进了先贤祠，我还在圣米契大道的转角上晃呀晃的，别急，以后再说吧。”童明道：“哪来那么多的以后，你以后得还不够么？”——话说在NDQ发表《温莎墓园日记》等文之前，童明曾向校长递呈“世界文学”课程的计划大纲，涉及我的作品时，校长阅《温莎墓园日记》才两页，就对童明说：“能不能请这位先生来我校讲课？”童明答曰：“他专心于写作，恐怕不会来的。”校长就授命他作一次专访，成一篇“对话”（即本集第四章），童明曾知道“哈佛”曾邀我作“驻校”而我未同意，故代我推却免多周折，而这次他可不让步了，说：“既然《温莎》、《空房》、《对话录》都已发表，情况方兴未艾，你就让我正式开课吧。”
事后，童明来电话急匆匆地说：“非同小可的成功啊，学生、研究生、外国学者都听得出神了，课后议论纷纷，请求我再讲、专讲，他们惊喜中国作家写西方写得这样博大精深……”我说：“那是你的成功，祝贺你。”他说：“事实就是这样，研究生的论文我挑几篇寄给你，他们都希望你来作一次讲演，噢，要不要我再说得更详细一些?”我说：“不，不必了，还是让他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吧。”——他是在跟我闹着玩，用了勃兰兑斯与尼采的典故，十九世纪的丹麦，是勃兰兑斯率先将尼采哲学请进大学课堂的，引爆了北欧青年们的激情和狂想，勃兰兑斯兴奋地报讯于尼采，尼采说：“你能不能再说得更详细一些?”——这下子尼采可软弱了。
私人曙光
上述种种琐事，只作“资讯”“数据”论，其资讯性是：在西方的某些学府中，有某些西方人，在为我的“文学”而波动。其数据性是：多数的误解曲解，与少数的理解剖解，正显示着趋向而形成反比，前者是decreasing，后者是increaing，东方的中国的文化断了，无视文学，视而不见，我的作品既已淡出，就无所谓误解曲解，故曰下降。西方的美国的文化没断，我一转身而面对面，即闻鸟语花香，故曰上升——虽然我早有预感预见我的艺术的磁场在于西方，但也可以说是局势局面逼使我向西方寻找读者、朋友(参见本集附录之二)。际此，尽管我素鲜慎终追远的爱国之心，亦不免有“报国无门”的凄然一笑。
生在十七世纪可能是个苦行僧，生在十八世纪可能是个启蒙运动者，生在十九世纪可能是个花花公子，我宁愿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得以目睹法西斯的灭亡，基督的敌人败绩了，但不幸也看到艺术被蹂躏，文学奄奄一息。
科学的探索，从宏观世界进入微观世界，从微观世界的慢速现象进入微观世界的高速现象。我们对宇宙、对生命，知道得多些了——这，理应是一个供人思想的雄猛精进的伟大时代，但没有迈迹的思想家，没有观念世界的航程上的甲必丹(Captain)，只多冶荡众生的术语名词的江湖杂耍，唯海德格尔循哲学之回旋而皈依文学，隐居黑森林，好像是一种白茫茫的忏悔，然而哲学家要做诗人，比骆驼穿针孔还难，“人类诗意地活在地球上吗”，人类正在把地球上的诗意摧毁殆尽。我们是因为所求的“诗意”已自抑到最低限度了，因而看起来勉勉强强还像个摇摇摆摆的“人”，那些与我叙文学家常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年龄大致相仿，一群二次大战时期的儿童和少年，送行的时候挥手帕，大而白的手帕，吹口琴，唱骊歌，火车站上的小贩叫卖食品，邮轮离埠五色纸带飘扬，嗒嗒的马车没几年就不见了，汽车是方方的，街灯是煤气的，我们是痴心妄想的……而今不约而同地老了，衣着仍然很讲究，从发梢到鞋尖一丝不苟。
我恨这个既属于我而我亦属于它的二十世纪，多么不光彩的丧尽自尊的一百年，无奈终究是我借以度过青春的长段血色斑斓的时光，我，还是，在爱它。
政治经济是动物性的，重于战术。
文化艺术是植物性的，重于战略。
当我把这个观点以对话录的方式，表露于西方的作家、学者、教授的面前时，他们的认同是由衷的，他们的感喟是深沉的，彼此甘愿为此“植物性”“战略性”而坚持一日之健在，如果世界上没有植物，那么动物也将绝迹。我与西方的朋友们共同祈祷，这是一场植物性战略性的文学安魂弥撒，“本来一场弥撒就够了，人们不信，所以弥撒做了又要再做”，二次大战的烽火狼烟中，一位法国朋友对我如是说，我十七岁，他七十岁。
我说：“欧罗巴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而耶稣只在我的心中。”(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European culture is my John the Buptist,the United States is my Jordan River,and Jesus lives only in my heart.)
我又说：“你可曾觉得二律之间有空隙，那终于要相背的二律之间的空隙，便是我游戏和写作的场地?”(Did you ever find there is room between the two opposing rules is the ground where I play and write?)
曾记得十九世纪临末时的一代智者们，恭恭敬敬把二十世纪称作“新世纪”，曙光到来，多少美好的希望，这些善男信女被后人叫做“理想主义者”，而我们才是本世纪的当事见证人，我们可不肯再奉二十一世纪为“新世纪”，也不期望有何世界性的曙光出现。二十世纪明明辜负了十九世纪的寄托，是对不起十九世纪的。
夜未央，我望见的只是私人的曙光，手帕般大的，鱼肚白色的，不过我还是欣欣然向它走去。
我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从急骤堕落的东方文化的绝境中，仓皇脱越而来到西方的，西方文化也在衰颓，然而总要尊严些，舒徐有致些——就像从一只快要灭顶的破船上跳到另一只缓缓下沉的巨轮上，甲板虽已倾斜，尚可坐下来写些短诗。我贪婪于攫取时间和空间，这是生存的要素呀。
幸与不幸，都只在于我的人和我的艺术是同义的一元的，以十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稍稍兑现了初诺抚平了宿愿，我可以将已出版的书视作累赘而推开不顾，独自空身朝前走去，望着手帕般大的一方曙光，现代人早已不用手帕，所以不知道私人的曙光有多大。
1998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