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村自治

2.村自治 原始共产制的村庄

清九郎为近江浅井郡菅浦村(现滋贺县伊香郡西浅井町)村长。当时把自治村的村代表(一人或多人)称为“沙汰人”或者“乙名”,所以清九郎也称为乙名清九郎。菅浦村位于临近琵琶湖最北端的葛笼尾崎半岛南岸,是一个狭小的渔村(参照本节“菅浦周边地图”)。当时,菅浦村为延历寺檀那院所属的竹生岛宝严寺的庄园,按规定,村人世代要以“贡御人”的特殊身份向朝廷进贡枇杷。由于菅浦是一个尚不能自给自足的贫寒村庄,所以菅浦的庄民为了生存时常越境到日指这个从镰仓时代中期开始就属于园成寺领有的大浦庄的土地上耕种。当时,菅浦村民大概占用了大浦庄十六余町(约十六万平方米)的耕地。当然,大浦村方面也没有坐视不管,采取种种措施破坏其耕作,由此导致两村之间纷争不断,官司还一度打到了京都的裁判机关。

菅浦周边地图

两个村庄争斗的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各自所属的寺院势力的争斗。菅浦村在大浦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日指、诸河两地进献给了山科家而成为内藏寮领。其领有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但并未得到朝廷准许。因为这个原因,从镰仓末期到南北朝时期,关于两村诉讼的判决一直是笔糊涂账。由于没有明确的判决结果,菅浦对耕地的占有便成为既定的事实,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十六町的田地进行了平均分配,这样便在南北朝时期的湖北偏远地区形成了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村落形式。镰仓后期以来,受商品经济影响,该地农民开始出现阶层分化。相关土地台账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如将永仁四年(一二九六年)和应永十五年(一四〇八年)的土地台账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耕作人的人数由58人减少到48人,耕作人保有的耕地面积也有所减少,每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一反九亩(约二千平方米)缩减为不到一亩,这些都清楚表明了不平等化的产生。可是,大多数耕作人持有的共有耕地面积集中在一到五亩,另外村庄还通过允许土地“年季卖”而禁止“永代卖”等措施来努力抑制极端富农的出现(贞和二年“日指诸河田畠买卖法案”)。

手绘菅浦村地图(选自《菅浦文书》)

两村的报复性战争

嘉吉的德政一揆爆发后四年,即文安二年(一四四五年)春,菅浦与大浦之间纷争再起。由于大浦方面禁止菅浦村民进入会山,菅浦村则于六月八日没收了大浦庄民的七把镰刀,作为报复之举,大浦则扣押了菅浦村民的船只。海津西边村庄的负责人针对双方相互扣押财产的行为进行了调解。虽然之后两村相互归还了扣押之物,但两村村民的关系却难以修复。不久,两村又发生了争执。七月二日,菅浦村民上山采伐,遭到大浦庄民的攻击,菅浦方面击退了攻击。之后,七月四日,得到海津、今津、坚田等湖西各村的支援,势力大增的大浦庄直接攻击菅浦村。而得到西野、柳野等湖东各村支援的菅浦村方面则展开反击,烧毁大浦立于村口的大门和房屋。七月十日,菅浦村方面与安养寺,及河道、盐津、西野、柳野等湖东村庄联合起来大举反击大浦村。至此,两村的纷争遂演变成大的骚乱。

随着事态不断升级,双方都损失惨重。由于局势失去控制,两村只得寄希望于幕府出来裁定。大浦方面暗自托付将军义政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将日指、诸河两地收回。如前文所述,日指、诸河两地对菅浦村至关重要。于是,志在夺回两地的神通广大的英雄出现了,他就是菅浦村村长(乙名)清九郎。清九郎利用寺院在当地的强大势力,依赖领主竹生岛的人脉关系成功获得寺庙华王院的帮助。当时,近江地区的寺庙势力强大,并不受制于守护六角氏的管辖,依靠一种叫“山门使节”的武装组织来行使行政权。清九郎得到寺庙势力的协助,带着菅浦村和“山门使节”的诉状上诉管领细川胜元。

另外,为了让判决更有利于本方,清九郎还利用了菅浦村民作为“贡御人”与朝廷的特殊关系。由于菅浦每年要通过山科家向朝廷进贡枇杷和鲤鱼,而山科家的管家大泽久守与幕府里担任文书一职的饭尾为种关系交好,清九郎便利用这个机会向其说明菅浦村的立场,并再三请愿。

同时又利用每年向朝廷进贡枇杷、鲤鱼的时机向幕府重臣请愿。在乙名清九郎的疏通下,一四四六年(文安三年)年末,幕府又将日指、诸河两地重新判给了菅浦。为了结束战争,大浦方面只能吞下苦果,菅浦方面虽然胜诉,但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光打官司就花掉了二百五十贯钱和五十石米。此后的菅浦村如记载所言,大约有五六年的光景靠举债度日,数年间被债务所累。

亡村之危

纷争发生的十五年后,一四六一年(宽政二年),京都发生大饥馑。桃源乡的菅浦村尽管没有受灾,却面临更加巨大的危机。七月二十四日,菅浦村村民经商路过大浦庄的山田的时候,被大浦方面以盗贼之名杀害,并被没收财物。菅浦村立即展开报复行动,五日后袭击山田,并杀死四五名大浦村民,放火烧了田宅。当时乙名清九郎还健在,但是否是其下的命令已不得而知。但显然这是一次过激的报复行为。大浦方面对此采取了克制态度,将菅浦村的罪状上报幕府。菅浦方面也积极应诉。两村的对决随即转移到京都。当时的菅浦村和大浦村的庄园领主同为日野家,因为这个缘故,审理的地点就设在了将军夫人日野富子之兄日野胜光的府邸。

对于菅浦村商人是否是盗贼,幕府采取了所谓的“沸水取石”的判决方式。“沸水取石”是神判的一种方式。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求双方当事人徒手拾取沸水中的石头,依其是否有被烫伤来判决哪一方有罪(相当于古代的盟神探汤)。此法在当地的地头松平益亲的监督下执行。菅浦方面因为商人已经被杀害,只能由其老母代行。而山田方面却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结果显而易见,菅浦商人自然成了盗贼。判决结果上报京都后,权臣日野胜光对菅浦村的做法大为恼火,立即宣布大浦胜诉,并责成大浦村惩罚菅浦。

多年遭受菅浦压制的大浦方面自然喜不自胜。经过上述曲折过程,菅浦村的罪状似乎盖棺论定。当然,得此结果,非大浦村一村之为,乃是“与公家合力为之”的结果。也就是说,幕府势力的参与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的记载是这样描述大浦村的:

借众志成城之力,因势利导,让菅浦永世不得翻身。

大浦欲谋划乘此时机一举消灭菅浦。菅浦方听闻判决后大惊失色,清九郎及以下村民经共同商议后,立即上表“态度无比诚恳的谢罪文”以平息胜光怒气,请求宽宥。其表文称:

不只是偷盗,任其杀害山田村民四五名,烧杀牛马牲畜和破坏锅、釜之物等,其残忍之行实为对主上之不忠。

尽管菅浦村承认了过错,但胜光却拒绝宽恕其行为。

在此情形下,菅浦只好向交好的邻村求援。一直试图支援的西野、盐津等村起初也曾发誓“弓弩猝然临之也不改其心,我等共克时艰”,但迫于形势的发展,尤其在听闻菅浦村的商人以偷盗罪名被判决以及胜光为此大为震怒的事情后,便不敢贸然追随菅浦。不仅如此,各村还收到了幕府下达的要求其全力支持大浦村的命令。因上述原因,菅浦村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清九郎誓死反抗

事态变得非常严峻,但为守护引以为傲的庄民自治的菅浦村并未屈服,决计誓与村庄共存亡。其悲壮之决心坚如磐石。菅浦村竭尽全力做好一切防御。当时有记载称,“吾村将勠力同心绝不让一兵一卒进入”。

十月十三日,大浦发动对菅浦的总攻,领兵大将为三河名族松平益亲,副将为盐津的地头熊谷氏。得到三河的军事支援,再加上投靠的湖东的盐津、今西、熊谷、山本、浅见,湖西的大浦、牧野、朽木、山田、小山、海津、八木浜等众多村庄以及江北三郡之力,志在必得的益亲大军从陆路到水路布下天罗地网。除了去往菅浦必经的道路之外,从大浦到湖岸的道路皆有松平、熊谷方面的将领控制,而海津、八木浜所在的湖西方面的数万艘船只封锁菅浦村前的湖面。像这样,益亲大军已将菅浦围个水泄不通,布下天罗地网,哪怕是一只蝼蚁也尚难逃脱。

如此阵势,明眼人都能看出大浦村占据绝对优势,菅浦村则必败无疑,亡村之危就在眼前。作为防守一方的菅浦:

集合了从老人到青年共一百四五十人固守,誓要抵抗到底。大家四目相对,不发一言,静静等待着时机。

菅浦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觉悟可见一斑。也有势力同情大祸临头的菅浦村,盐津领主熊谷氏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菅浦痛下杀手之意,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牺牲,熊谷氏秘派使者前去菅浦劝降。其劝降大意为:

听君一言,吾军强盛,汝当慎思,今熊谷上野介有一筹谋。以烟火为号,烧了村庄,处死清九郎和正顺,跟随我军降于松平麾下,可保汝等安然无事。

熊谷的意思是通过调停,用清九郎和正顺的性命达成议和,以换取全村人性命。抱着必死决心的清九郎同意投降,亲手点燃烽火,引领熊谷军入城,并带上正顺来到大将益亲面前听候发落。上野介十分敬佩清九郎视死如归的精神,费尽口舌说服益亲免其一死。本来是要烧毁村庄,屠杀村民,但结果全村得以幸免,此时杀了清九郎和正顺二人也是理所当然。但结局却是两人也得到了赦免。虽有一些偶然的成分,但也许益亲本就对清九郎抱有好感,不希望将其处死。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武士的情义”。

文明四年(一四七二年)的菅浦村村规一部(选自《菅浦文书》)

订立村训

事件过去仅仅二十天之后的十一月三日,菅浦村召开会议对七月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骚动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以。“村掟”的村规方式记录在案,被世代承袭遵守。其中特别指出,因为我村在商人被杀后采取了过激报复行为,才导致了村庄的生存危机。在记录事件整个过程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

遇到纷争,需要有所忍耐,尤其为公之事,永远都要学会忍耐,小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酿成大问题,此为吾等心得。

这次危机的最大教训是应该学会忍耐。相关记录得到菅浦村的每个村民的认可,以“事件始末”之名被记录在案。该文件收录在《菅浦文书》“菅浦大浦两庄骚动记”一章中。而《菅浦文书》现作为滋贺县西浅井町菅浦区的“区有文书”一直由滋贺大学保管。据说,相关文件原秘藏于守护菅浦村的须贺神社仓库之中。

菅浦与大浦暴乱事件过去六年后,应仁之乱爆发。但湖北一地却幸免于战火。菅浦村在和平的环境中,不但还清了之前所背负的债务,而且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期。一四七一年(文明三年)清九郎联合棲德庵僧侣发起要求日野家和华王院(寺庙)减免二十贯文的年贡运动。另外,棲德庵还利用与首领松平益亲的特殊关系,让其从中调停,最后与宿敌大浦村实现了和解,并签订了“在土地支配上,仰赖于双方”的契约。同年年底,其发动的减免年贡运动也获得了成功,年贡由原来的二十贯减为十贯。

一四七二年九月,菅浦村二十多位德高望重之人联名提出将清九郎与棲德庵减免年贡一事载入史册,以表彰其功德。在其表彰文书的末尾有言:

汝等甚听,此为吾等地下官人(一种官职身份)之心得,年贡谈判一事顺利完成,可为吾村奠定千秋万岁之财富之基。

该表彰文书是全村人共同之心愿,体现了团结和众议之精神。

湖北菅浦村曾是贫寒之村,但从偶然留存下来的“区有文书”的相关记载来看,作为室町时代的村落,菅浦村有其特殊性。正如学者胜俣镇夫指出的那样,它反映的是“村共同体作为新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相关的历史事实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足以引起当下的我们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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