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海外形势和禁止基督教

3.海外形势和禁止基督教 大航海时代

应仁之乱结束之时，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诸国正谋求向海外扩张，这足以引起世界的震动。在此，有必要简要叙述十五世纪后半期到十六世纪的世界的大变动。

如今，随着永乐通宝与其他陶瓷器在亚洲各地的一并出土，以及在远至埃及和红海沿岸、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东非沿岸的被发掘（《陶瓷之路》，三上次男著），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古钱币在通过郑和下西洋而开辟的印度洋通商圈，以及如《三大陆周游记》所描写的满是伊斯兰商人的通商圈中广为流通的史实。而南欧方面，一四五三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热那亚以西的西地中海的商人们渴望能够开辟一条环绕西非的新航路。人称航海王子的葡萄牙亲王恩里克在王公贵族的支援下带领葡萄牙人开始探索西非航路。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配有三角帆的快速远洋船成为航海探险的重要航行工具。

十一世纪左右，北欧的维京人从格陵兰岛出发经由大西洋向西进发，开辟了通往新大陆纽芬兰岛的航线。尽管这是一条新航线，但从伊比利亚半岛乘船过去会非常危险。之后，热那亚人哥伦布向西航行到达他所误认为的印度和黄金之国的日本（实际上是美洲大陆）。哥伦布将这一发现禀告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四九二年一月，得到伊莎贝尔女王援助的哥伦布再次出航，于同年的十月到十二月先后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当时的哥伦布把这些地方误认为是日本的近海，之后不久才知道这些都是新发现的大陆。

而另一路，在从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船队中，航海家达伽马于一四八八年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之后又于一四九八年五月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东岸的卡利卡特，由此开辟了通往印度洋的新航路。这次航行并不是为了寻找日本，而是一场探寻被西欧信奉为基督教保护者的祭司王约翰之旅。像这样，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但也带来了西欧人的误解和幻想——当时的西欧把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称为西印度，达伽马到达的地方称为东印度。

在东印度，葡萄牙人首次发现了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并把其作为战略贸易物资运回西欧，从中赚取巨额利润。为了维持这个贸易路线，葡萄牙人建立起了果阿和马六甲军事据点。而与其竞争的西班牙企图探寻一条从西面迂回到达存有香料的诸岛，以此为动机，服务于西班牙政府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于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一年开始了周游世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都是站在西欧立场上的观点，对于新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原住民而言不吝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种族灾难。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西欧对于这些文明欠发达的新大陆和亚洲人民巧取豪夺，并由此拉开了持续四百年的所谓欧风美雨（西力东渐）的殖民时代的大幕。

铁炮与基督教

发现印度新大陆的葡萄牙人很快便穿越马六甲北上来到中国。由于当时的明朝不允许公共贸易，这些葡萄牙商人便搞起了秘密贸易，之后于一五五七年因扫荡倭寇有功而获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日本方面，十四年前漂流到种子岛的葡萄牙商人则给日本带来了铁炮，而当时作为中间人的正是出身中国的倭寇首领王直。伴随铁炮而来的还有西方的宗教。一五四九年（天文十八年），耶稣会教士弗朗西斯科·沙维尔从鹿儿岛登陆，开始传播基督教，并在丰后和周防山口建立起两大布教的基地。关于向畿内传教，如前所述，葡萄牙传教士维列拉于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在得到三好长庆的许可后在洛中的革棚开立教堂，正式开始布教。维列拉传教伊始就得到伊势贞孝、篠原长房、高山右近、内藤如安等要人的庇护和援助。随着基督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到十六世纪后半叶，日本国内的基督教徒达到七十万人。

葡萄牙人在充当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葡萄牙商人把中国产的生丝、绢等物，以及东南亚产的糖等转运到日本销售，以获取巨大利润。当时用于支付的货币主要是日本产的银。由于灰吹法的使用，加快了日本金银矿山的开采进度，石见、生野、甲斐以及佐渡等矿山产量大幅提高。当时的日本金银产量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有观点认为，其保有量可以“匹敌从中南美流入西班牙的银的数量”（《亚洲文化复兴》，角山荣著）。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主要使用墨西哥和日本产的银来结算，因此，国际市场上有评价称，日本正利用其丰富的且超出法定价值的银来进口更多的商品。据经济史专家角山荣的推测，十六世纪末的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在此，我们需要把时间回溯到秀吉降服岛津氏后凯旋博多的一五八七年（天正十五年）六月。当时，秀吉基本沿袭了信长的基督教方针，采取了允许基督教在日本布教的政策。如认可了一五八三年（天正十一年）建立在大阪城下的基督教堂，还有于一五八六年（天正十四年）在大阪城举行欢迎传教士科埃略的盛大仪式。明智光秀的女儿、细川忠兴的夫人明智玉子还在大阪的一座教堂通过修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以伽罗奢（意为神的恩宠）作为教名而名噪一时。可是，秀吉统一九州后不久情况有了变化。六月十八日，秀吉首先下发朱印状，承认信仰自由的同时禁止领主强制百姓信奉基督教，禁止日本人海外贩卖人口和宰杀牛马，之后又进一步公布了神父驱逐令，限令传教士、神父等一干西方教徒于二十日内离开日本，同时规定允许贸易船来日，但不许妨碍弘扬佛法。

秀吉态度的突然转变源于有日本宗教界元老之称的科埃略对吉利支丹大名（受基督教洗礼的大名）实施的军事援助，以及为其购买建造战舰用的大炮。这些举动不仅是在向停留博多的秀吉炫耀武力，也等于间接拒绝了秀吉建造战舰的愿望。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秀吉感受到了威胁。一五九六年，一艘航行于土佐的西班牙船上有一名乘客宣称传道、布教是以侵略他国领土为目的的一种宗教手段。这一说辞最终导致秀吉将愤怒转化为实际的禁教行动。但不管怎么说，关于桃山时代的禁教问题，背后还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不能做简单的评价。

边疆的形势

下面记述秀吉统一日本之时，其边疆（南和北）的态势。自镰仓以来，一直作为虾夷管领统治陆奥北部的安藤氏与势力日益增强的南部氏之间的战斗已令其疲惫不堪。而嘉吉之乱后，势力衰落的安藤氏又被从十三凑（今青森县市浦村）驱逐到虾夷苦寒之地而逐渐没落。十五世纪中叶，安藤氏的后裔来到位于北海道西南部的渡岛半岛，在此建立了“道南十二馆”，开始实施间接统治。

一四五六年（康正二年），阿依努族的少年与大和族的铁匠发生了纠纷。以此为契机，阿依努族的首领发动了叛乱。叛乱军一时之间控制了十二馆，但是花泽馆的一名叫武田信广的将领用强弓射杀了阿依努的首领。信广其人为蛎崎家继承人，后成为松前家之祖。信广虽常自称为若狭武田氏一族，实际上却是往返于日本沿海的商人出身。暴乱发生之后，大和族与阿依努族的矛盾日益加深，频发战争。但是到了一五五一年（天文二十年），阿依努和蛎崎季广之间达成议和，本州方面的商船将上缴给蛎崎氏的部分年贡作为虾夷方面的税金支付给阿依努族的首领。自此，松前半岛以西部分作为大和人的势力范围得到广泛承认。自一五九〇年秀吉将奥羽合并之后，秋田、蛎崎两氏便相继上洛拜谒秀吉。一五九一年正月，秋田实季被秀吉委任管理出羽的桧山郡。一五九三年正月，蛎崎庆广在肥前的名护屋被秀吉委任管理虾夷和阿依努贸易。

中世，作为事实上独立王国的琉球（古琉球）通过与日本、中国、东南亚进行中间贸易而繁荣起来。琉球的首里城悬挂着一座铸造于一四五八年（长禄二年）的大钟。大钟上有铭文称：

琉球国乃南海胜地，汇聚三韩之灵秀，为大明之辅车、为日本之唇齿……为万国舟楫往来之桥梁，奇珍异宝多不胜数。

据此，可以说当时的琉球与中日两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政治层面看，自统一琉球的尚巴志王朝没落以后，琉球经历了一段由内乱导致的混乱时期。但在一四七〇年，一位担任重要职位的叫金丸的人篡权夺位，并以尚氏自称，其人日后成为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的第二尚氏王朝的高祖。其子尚真王（在位时间一四七七年至一五二六年）统治琉球长达五十年之久，其治下的琉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尚真王在位时，琉球的版图北至奄美诸岛，西到八重山群岛。其政府采用明朝制度，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同时通过贸易积累大量财富。当时的明朝采取海禁政策，取缔往来通商。琉球利用这个机会，与明朝的海商做起了贸易外交。可以说，古琉球继承了由郑和开拓的贸易圈。可是到了尚真王统治的后半期，由于受到中国人走私贸易（后期主要是倭寇）以及明政府对琉球朝贡贸易的限制等，琉球的中间商贸易走向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如前所述的葡萄牙商人的活跃。一五七〇年（永禄十三年），琉球最后一艘商船来到暹罗（泰国古称）。贸易的衰落削弱了琉球国力，其独立自主性遭到了来自日本的强力干预。一四八〇年（文明十二年），室町幕府指示萨摩守护岛津氏督促琉球“来朝”日本。这表明岛津氏在琉球与日本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同时也被认为是后年幕府命令岛津来征讨琉球的根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