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战争与和平

壹 战争与和平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礼炮刚刚响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向新疆和大西南进发。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历时百年的混乱与地方割据局面彻底终结。

作为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新中国通过和平谈判，与缅甸、尼泊尔、朝鲜等邻国陆续缔结边界条约。但家门内外的和平从来就不是天赐的，而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热血铸就的。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新中国敢于亮剑，以战止战。

1950年，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战火甚至烧到我国东北境内。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的战争，守护建立不久的新政权，堪称“立国之战”。此后，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面对一次次进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热血守住了来之不易的家园和平。

到20世纪80年代，除少量边境战事外，迎来和平的新中国终于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拥有约960万平方千米陆地和约470万平方千米内海边海水域面积的中国，潜力即将爆发。

它南北纵横，东西辽阔，是全球四个陆地面积近千万平方千米级的国家之一。它地处中低纬度，以温带和亚热带气候为主，四季分明，水热充足，是全球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家之一。它有171种矿藏，遍布各地，许多都居于世界前列，是全球自然资源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但是，它也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即人口过多。

新中国从1949年的5.4亿人口的国家，到1981年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10亿级人口的国家，人口数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丰富的资源总量，在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显得十分不足。

我国人均耕地约1.4亩，只有美国的1/5、俄罗斯的1/9；人均水资源约2000立方米，只有美国的1/4、俄罗斯的1/47；人均森林面积2.3亩，只有美国的1/6、俄罗斯的1/40。[1]

在这样的劣势条件下，新中国该如何发展？

贰 把人口变成红利

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却没有识字的能力。蒙昧、落后，成为阻碍每一个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阻碍国家走向强大繁荣的绊脚石。让大量不识字的中国人学会汉字、拥有文化，成为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紧接着，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军人，纷纷加入大大小小的识字班、学习小组，持续数十年的扫盲教育拉开序幕。为方便更多人掌握复杂的方块字，1956年，第一版《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一些繁复的字形得到简化，大大降低了初学者学习汉字的难度。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开始推行，初学者可以用26个拉丁字母组成的汉语拼音学习正确发音，识字读音变得更加方便、简单。

由此，大量不识字的人第一次掌握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汉字。

同时，基础教育也被提上政府的议程。1956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要用12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98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要求让全国的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包括中小学阶段在内的九年义务教育。

2007年，国家宣布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次年又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的学杂费，全国范围内的免费义务教育得以实现。在高峰期，数十万所中小学校，近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遍布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的广袤国土。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一个都不能少。

在政府与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新中国的文盲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目前的2.67%左右，青壮年文盲基本消除；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接近95%，堪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针对成人的扫盲运动、覆盖全部少年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加上各种技术学校的技能教育，让十多亿中国人获得了知识和文化。

当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时，神奇的变化产生了，大量人口进入工厂，良好的基础教育让他们迅速转变为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繁忙流水线上的分拣员、操作员、检验员，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培养了他们勤奋、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平均每周工作超过45个小时，超过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工人的工作时间。[2]

一个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劳动摆脱了贫穷，也为这个飞速成长的社会创造出庞大的财富。

数十年间，大量高素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吸引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打开向全球供给货物的闸门，巨大的生产能力彻底得到释放。到2013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今天，中国的纺织工业生产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棉织物和超过三分之二的化纤产品；中国的玻璃工业生产着全球一半以上的平板玻璃；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从一穷二白起步，开始奋起直追……

这一成就离不开各行业中从事各种工作的7.5亿中国人[3]，更离不开覆盖十亿级人口的基础教育。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我国就不会有知识水平足够的产业工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没有资格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亿级人口变成了亿级劳动力，这就是人口红利。

教育的力量还不止于此。

中国内地的高中生每天花超过10小时进行学习，他们用闪光的青春去向高考这个目标奋斗。从1999年起，中国高等院校连年扩招，学生每年只需缴纳数千元的学费，便可以进入高校学习。

如今，中国高校在校生人数就已超过3500万[4]，比许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多，可谓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为中国培育了大量高端人才和高技能产业工人，人口红利又升级为人才红利。他们崇尚科学，崇尚知识，崇尚科技创新，这让中国可以在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人力资本需求高且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上实现弯道超车。

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全球有586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有227家，美中两国占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的八成，它们多成立于近十余年，成长十分迅速。[5]在极可能引发第4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包括人工智能、3D打印、生物技术等，中国同样有着极强的人才优势。

正是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让我们得以推进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这颗蓝色星球上的第一个十亿级人口的工业文明。

与此同时，一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也在持续进行——受过教育的青壮年大量向沿海地区流动，向中心城市流动。

正是这种迁徙支撑起沿海和中心城市的大量工厂和写字楼，大幅提升了城镇化率，造就4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30个二线城市、70个三线城市、90个四线城市和128个五线城市。[6]这些城市互相争夺资源，争夺空间，争夺商机，争夺人才，掀起规模巨大的“城市战争”。

“战争”愈演愈烈，点燃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又一大引擎。

叁 城市战争

2007年，中原城市郑州为了争取某科技企业到当地办厂，市长亲自牵头成立工作组，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漫长“追求”。六七十名政府官员分组与企业反复洽谈，从各方面尽全力满足企业需求。在建厂施工的十多天时间里，市长、副省长、省长又连续4次到工地“督办”解决问题。

这只是一个省及省会政府官员的日常。在整个中国，类似的为经济发展奔波的地方官员数以万计。经济学家们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政府的低效、无能、不作为。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那种招商引资……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是什么在推动地方政府积极作为？答案是竞争。

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7]相邻区域的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都有着很强的同构性和相似性，一个项目最终花落谁家，项目方拥有足够长的候选名单。而对地方政府的上级而言，谁的政绩突出，谁便会拥有更广阔的舞台。于是，地方政府官员展开政绩竞争，努力成为“有为的政府”。每个地方政府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招商引资。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争相建立开发区。截至2018年，全国国家级开发区达552家，省级开发区有1991家[8]，市县级开发区更是数以千计，开发区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集聚和商业的发展。

为了提升营商环境，各地大力兴建基础设施，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大幅改善了中国城市的面貌。到2019年，全国大中小城市修建的道路，覆盖了超过9000平方千米的土地[9]，比整个上海的面积还要多出近2700平方千米；各城市的公交专用道长度接近1.5万千米，足以贯穿地球；41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6000千米，我国成为世界上开通地铁城市最多的国家。[10]

“硬件”比拼之后则是“软件”的比拼。地方政府在政策与工作方式上的创新，往往是全国进步的星星之火。例如，2016年，浙江率先提出“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改革目标，甚至在之后成立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该举措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促使其他地方纷纷跟进。还有近年来越发火热的“抢人大战”，各地通过放宽落户政策，甚至提供补贴，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在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不断推进的时期，城市竞争的结果不是你胜我败，而是纷纷做大。

1990年，中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仅有2个，没有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到2019年，前两者则分别达到10个和6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81年的0.74万平方千米，扩大到2019年的6.03万平方千米，增长了7倍有余[11]。一些相邻的城市更是抱团竞争，互相补益，形成超大城市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如果我们以GDP来划定中国的版图，就会发现中国的财富已经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前40名的城市贡献了中国GDP的近50%，前10名则贡献了24%。

这些超级城市将最有可能代表中国，参与未来世界城市文明的角逐。从太空俯瞰，这些城市是中国大地上最闪耀的景象。

就这样，竞争塑造了城市，推动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崛起。若放眼整个中国，随着国家实力越发强大，一种神奇的力量越发强劲，即规模效应，它将使中国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优势。

肆 规模

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内需，发展经济，中国开始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大型工程在此后的20年间依次登场。其中包括跨越17个省级行政区、向东部160多个城市输送天然气的“西气东输”工程，跨越上千千米、从长江流域向华北调水的“南水北调”工程，搬迁100多万移民、总库容达393亿立方米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作为世界上开建大型工程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并非偏爱大型工程，而是巨大规模的市场可以从大型工程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和溢出效应，从而形成正反馈，这就是中国成为“基建狂魔”的根源。

以“西气东输”工程为例，其管网每年的管输能力高达1236亿立方米，可以让大约4亿人从中受益。而“南水北调”工程则向沿途253个县级以上城市供水，大大缓解了北方的缺水问题。因为有了“南水”，北京甚至可以直接让之前的供水主力密云水库“休养生息”。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220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长达约78万千米，足足能绕赤道18圈，位列世界第一；16.1万千米的高速公路位列世界第一；3.8万千米长的高铁网络位列世界第一；5169万千米的光缆线路位列世界第一；931万个移动通信基站位列世界第一。整个中国被密布的基础设施连接起来。[12]

这种庞大的基建规模加强了中国各地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涵盖14亿人的、欧美印日都无法企及的“洲际规模”统一市场。

这种规模的市场，可以支撑起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的网购电商规模，我国2020年全年的快递业务量高达833.6亿件[13]。这样的市场也可以支撑中国发展重大战略产业，例如大飞机产业。大飞机产业资本密集，研发周期长，长期由美国和欧洲主导。据预测，中国未来20年将购买超过8000架新飞机，这足以支撑中国成为大飞机产业的新玩家。

这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优势。

伍 致敬

回望1949年，70余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终于终结了衰落。十亿级人口的工业化进程，灿若群星的城市崛起，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让我们逐渐接近一个梦想，一个中国人从1840年起就没有停止过追求并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的梦想！

当1911年，喻培伦、方声洞、陈更新、林觉民等黄花岗起义烈士在清军的枪炮下牺牲时，他们的梦想是民族复兴。

当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开会时，他们的梦想是民族复兴。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等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放弃海外优渥的条件，陆续回到祖国的怀抱时，他们的梦想是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