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随着克努特的死去，英格兰的坏事接二连三，那么，在罗贝尔公爵死后，诺曼底的情况可谓更为糟糕。
在罗贝尔公爵于1035年动身前往圣地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无法活着回来。因此，他采取了相应措施，以保证诺曼底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位置。虽然罗贝尔一直未能找到一位合适的公爵夫人，但他曾和法莱斯（Falaise）一个名叫埃勒瓦（Herleva）的姑娘暗通款曲。1后来的编年史家将这段关系浪漫化了。他们写道，当罗贝尔远远看到埃勒瓦时，就被深深打动了。（有一个版本的记载是，埃勒瓦当时正在跳舞；还有史学家认为，她当时正在洗衣服。）不过，真实情况很可能没那么有诗意。最可靠的说法是，她是富尔伯特（Fulbert）的女儿。在某些文献当中，他的身份是殡仪执事；而在另一些文献当中，他则是公爵府邸的管家。罗贝尔与她之间的恋情应该早在公爵1027年登基前就已萌发。因为在1027年或1028年，埃勒瓦便为公爵诞下一子。为纪念他的曾祖父，受封伊始的罗贝尔公爵给这个男孩起名威廉。2
毫无疑问，小威廉的前途不可限量。尽管后人最终给了他“征服者”的称号，但在他死后不久，人们还是尊称他为“大帝”。与他同时代的人在提到威廉时都不免联想到他的身世，据说，他年轻时常因他母亲的卑微出身而遭到嘲弄，但凡在其晚年所写的编年史著作都称他为“私生子”（至少在非诺曼史学家的著述中是这样）。3在他统治生涯的开始阶段，威廉的血统是否是一个污点却尚无定论。与威廉几乎同时的法兰西作家拉乌尔·格拉贝（Ralph Glaber）就似乎对此尚存犹疑。一方面，他确信罗贝尔公爵没有合法婚生子这件事“是造成他的诺曼底臣民非常困扰的缘由之一”；另一方面，他指出，诺曼人一直都愿意接受非婚生子作为其统治者（这一点十分准确）。当威廉出生的时候，人们的观点可能正在发生变化。格拉贝进一步指出，非婚生子继位的这种习俗很可能为当时的人所反感。这一点表明，当时的某些人是极为反感这件事的。例如，瑞米耶日的威廉就认为，非婚生子女继位非常令人尴尬，从他的记述当中，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提到，以往的诺曼底公爵“以丹麦人的方式”（more Danico）抢夺妻子，却完全回避了罗贝尔与埃勒瓦私通之事。4
即便修道院僧侣会因为私生子的事而感到困扰，俗人对此事的态度却似乎更加平和。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英格兰人起初并不愿选择受过涂油礼的王后所生的哈撒克努特当他们的国王，而更愿意看到克努特的非婚生子（飞毛腿哈罗德）登基。类似地，尽管罗贝尔在就任公爵后便很快结束了他与埃勒瓦的关系，但他后来还是提拔了埃勒瓦家族的男性成员，让他们到自己的宫廷里担任要职。与此同时，他还为埃勒瓦找了一个地位颇高的丈夫——孔特维尔的埃卢温（Herluin de Conteville）。这二人至少诞下了两个儿子。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公爵本人公开宣布，自己的继承人是他与埃勒瓦的孩子。这样一来，说服普通国民接受这一决定也就不再困难了。在公爵动身前往圣地前，诺曼底的权贵们就已经宣誓，接受威廉成为他们未来的统治者。5
按照拉乌尔·格拉贝所说的那样，威廉成为罗贝尔的继承人一事也得到了法王亨利一世（Henry I）的正式认可。亨利一世最近之所以能够重新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诺曼底方面的援助。6近几十年来，二者之间已经发展成了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兰西国王经常指望诺曼底公爵提供军事支持，而诺曼底公爵也总是仰仗法兰西国王以获取自己的合法地位。不过，严格地说，“法国”这个概念在11世纪尚不存在。直到100多年后，“法兰西王国”这个词才首次出现。直到13世纪，这个国家的国王才自称为法国国王。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使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的国王”（Rex Francorum）。7
法兰克人（Franks）本是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缘的蛮族部落。公元500年左右，罗马帝国崩塌，而在那之后，法兰克人终于入主欧洲。在一系列能征善战的统治者的指挥下，法兰克人一路征战，从自己的家乡一直扩张到现今法国东北部地区。他们从北海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易北河（the Elbe）一路征战，几乎征服了这个范围内所有的地区。到了声名远播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或者按照他更著名的称号，称查理曼［Charlemagne］）统治时期，法兰克人的扩张达到了顶峰。公元800年，查理曼的势力如日中天，当时的教宗甚至还加冕他为帝。14年后，查理曼去世。此时，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这一帝国不但在南北方向上扩张了1500英里，而且在东西方向上，也扩张了差不多的距离。历史学家们称其为“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而“加洛林”一词正是从查理的拉丁语名字“卡洛斯”（Carolus）演变而来的。
但是就在查理曼死后不久，他的帝国便开始瓦解。无论我们如何为这一帝国的扩张找借口，这个帝国就是建立在掠夺战争之上的。他们需要到处掠夺、获取战利品和接受战败方的纳贡。当财富和奴隶不断涌入时，法兰克人非常乐意加入帝国军队。然而，一旦失去了征服目标，只需要驻守边疆，法兰克人就宁愿居于国内。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势更是令局面雪上加霜。和现代人的做法类似，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欧洲大家族的遗产是由逝者的所有后代共同继承的（至少是由逝者的所有男性后代共同继承的）。843年，距查理曼的死仅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由于长期不和，他的孙子们同意将帝国一分为三。几十年后，在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的治下，帝国曾短暂统一。然而，在这之后，这个帝国再次分裂，并且是永久性的一分为二：东边的一半最终成为德意志，西边一半则成为法兰西。8
但是与此同时，西法兰克王国（West Francia，历史学家如是称呼）也继续分裂。法兰克人无力掠夺邻国，只得自相残杀。他们现在也处于四面受敌的状况当中。在他们的北方，维京人正在虎视眈眈；在他们的南方，萨拉森人（Saracens）正在寻求攻击的机会；而在东方，马扎尔人（Magyars，即匈牙利人）甚至也想要威胁王国的安全。面对这些人快速移动、即战即走的战术，法兰克人召集再强大的军队也毫无用处。于是，法兰克的国王便将守护各地的责任交付给当地的伯爵和公爵。但显然，权力一旦下放，便很难收回。大多数在法兰西的伯爵和公爵虽然名义上仍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但是已经渐渐不把国王放在眼里。他们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堡垒，创立自己的法庭，甚至铸造自己的钱币。王权也随王朝的进一步分裂而逐渐衰落。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法兰克王国的王权都在加洛林家族的直系血亲和一个名为卡佩家族（the Capetians）的支系手中交替更迭。最终，987年，卡佩家族成了新的王室家族。但是，此时他们所统治的王国不过是之前王国的残影，其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法兰西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一个支持卡佩王朝的主教曾经对罗贝尔二世（996—1031年在位）说：“虽然在法兰克人当中，你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众多国王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农奴而已。”
但是，除了国王之外，还有其他人目睹了自身权威的逐渐衰落。在一个因外来势力的袭扰而被军事化的上层社会中，西法兰克王国的伯爵和公爵们同样发现，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来自下属的挑战。权力往往最终落到了那些有实力犯上的人手中，而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力量来打压比其地位低的人。这一权力的流失可以从防御工事上得到明证。在维京人袭扰时期，公爵和伯爵为了保护其所管辖的地区而建立起了一座座巨大的被称为“castella”（城堡）的防御工事。然而，在10世纪下半叶，一种新型的城堡开始出现。它不再作为防御工事来保护当地居民，而是成了统治当地居民的工具。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会把这些新型城堡简称为“castle”（城堡）。9
直到今天，一些新型城堡仍然存世。卢瓦尔河（River Loire）河谷附近矗立着几座巨大的石制塔楼。这些石制塔楼都是由富于冒险精神的安茹伯爵富尔克·耐尔奈（Fulk Nerra, count of Anjou）在公元1000年前后建造的。正是因为看到了城堡这样的新式斗争工具的潜力，他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跃成为西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地方统治者之一。在这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看来，城堡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并不一定要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不一定要用石头才能保证有效的防御。为了保证对一个区域的统治，人们也可以用土垒起围墙，并在围墙的上面建造木栅栏。如果使用这一方法的话，只会花去很少的预算。城堡建造者不一定要建起一个石头造的主楼。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堆起一个土堆（motte），并且在其上建造简单的木塔。无论是巨大的石塔还是土堆，这些东西都是人们之前闻所未闻的。这一新发明令家底不那么丰厚的人（如较为年幼的贵族子弟或者野心勃勃但出身卑微的人）也可以抵御他们的上位者，或是在邻居的包围中保护自己。无论其统治多么有争议或是遭人憎恨，他们也可以用城堡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10
当然，建造城堡的前提是，他们有足够的人手来驻守这些城堡。公元1000年左右，西法兰克王国境内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新式防御工事的出现表明了这一转变正在发生的话，新一代武士的出现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最初，这次士兵制度的变化是为了抵御维京人的袭扰。从进攻型到防御型的战术转变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从当地贵族中招募军队。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战士们必须终年整装待命。因此，伯爵和公爵们开始招募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随从，全天候地保护自己。当然，要人们总是留有一些士兵的。在公元1000年到来之际，西法兰克王国的传统权力结构似乎也开始崩溃了。此时，各级公爵伯爵也开始扩大自己卫队的规模。随着竞争变得越发激烈，只有那些拥有最强大军队的人才能够居于顶端。为增加用以自保的实力，领主们不但在贵族内部招兵买马，而且还招募了很多没有土地的平民。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招募奴隶作为自己的士兵。他们向那些平民和奴隶承诺，会为之配备剑、锁子甲和战马。因为这些人骑着马，在法语中，他们有时会被称作chevalier（骑士）。而在英格兰，人们则称呼他们为knight（骑士）。11
公元1000年前后，在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在这之后，我们将称其为法兰西），建立城堡和招募骑士越来越成为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做法不但新鲜，而且很不成熟。宏伟的石堡非常少见，大多数城堡是用泥土和木材草草建成的。地位崇高、品行良好的骑士则更是稀有。就其出身而言，大多数骑士与乡下人没有两样。他们不但没有身披闪闪发亮的盔甲，也并不具备骑士精神，没有匡扶正义和追求荣誉的崇高理想。早期的骑士并不认为他们应当扶弱济贫。相反，他们主要忙于恐吓底层百姓，说服他们接受新来的城堡主的管制，并为后者缴纳供奉。城堡主和骑士几乎是同“苛捐杂税”（bad customs）一词同时出现的。在他们出现之后，平民不但要缴纳各种新类型的税费，其迁移和行为也要受到种种的限制。一个骑士最初的主要职责在于，他需要管理那些此前享有很大自由的农民。他们会运用强制手段，迫使这些农民接受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秩序还在形成当中。12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新型社会制度，我们可能会用到“封建”（feudal）一词。但是，如果要使用这个词，我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们听到这个词一定会被气晕。他们会告诉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封建”并不是中世纪的词语，而是16世纪法学家们的创造。“封建主义”这一抽象概念出现得更晚。直到19世纪，“封建主义”才为人们所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也指出，过去的历史记述者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太过随意。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这两个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事实同样不可否认，而且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封建”这一词语的确源于中世纪拉丁语单词“feodum”，意为“封土”（fief）。授予“封土”指的是，将土地赠予骑士，以作为他们服役的回报。既然从11世纪初开始，“封土”一词就已经大量出现，那么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来使用“封建”和“封建主义”这样的词语来描述那个深深受到骑士和城堡影响（如果不是由这两个现象主导的话）的社会。13
那么，与法兰西相比，诺曼底的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呢？很明显，诺曼底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很早就成了维京人的殖民地。这些北欧人不仅袭扰诺曼底，而且还在此处定居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统治。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象，由于北方人的特征，这个公国会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那样，诺曼人很快放弃了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转而接受被统治地区的文化。他们不但放弃了古诺斯语（Norse），转而使用法语，而且还皈依了基督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是如此）。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似乎成功地保留（或恢复）了许多加洛林王朝的统治结构。例如，他们的统治中心就与加洛林的伯爵们有关。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行了一种加洛林风格的银币。与之前的几个世纪相比，在诺曼人的治下，诺曼底的边界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或许会认为，暴力占领会带来多个方面的断裂。但是，在行政上，这一公国却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这一地区确实是特殊的。然而，矛盾的是，这是因为诺曼人保留了加洛林时代的公共权威。而在其他地方，这一权威都已经土崩瓦解。14
因此，如果观察公元1000年前后的诺曼底，我们就会发现，相对于其他统治者而言，公爵理查二世（996—1026年在位）更为强大。如果说，理查的前人还在与其他定居于诺曼底的维京人头领争权夺利的话，到了理查的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了。举个例子来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公爵手下开始出现一个有头衔的贵族阶层。理查把“伯爵”的头衔授予了他的亲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获封的人中也包括他的叔父鲁道夫（Rodulf，据1011年的证书记载，他是最早被授衔的人）。与此同时，理查还为自己的领地任命了一些拥有“子爵”（viscount）头衔的行政官。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公爵才有权授予或撤销这些头衔。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头衔不是只要争取就能得到的。15
在诺曼底，我们没有发现类似于法兰西其他地方的割据局面。城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这个时候，公国中的确存在城堡。但是，它们的数量不多，而且都处于公爵本人或其下属的控制之下。例如，我们知道，早在和理查同名的父亲在位期间，鲁昂那座雄伟的石塔（不幸的是，这些石塔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巴约挂毯或许对它们有所描绘）就已经是公爵家族的财产了。他们把城堡交给伯爵管理，是为了帮助伯爵们守卫危机重重的边境地区。例如，鲁道夫伯爵就曾驻扎在位于诺曼底东部边境的伊夫里（Ivry）。在那里，雄伟的城堡主楼至今仍然存在。16骑士也出现在诺曼底地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诺曼底，已经有人穿着锁子甲，并且骑在马上战斗了。诺曼人早已放弃了维京人时期步行作战的传统。他们很快适应了法兰克式的马上作战方式。但是，在11世纪早期，他们只会对外发动战争。而在公国内部，没有人不经许可就新建城堡，也没有自行其政的城堡主和目无法纪的骑士造成过地方上的暴乱。17
有一个事实最能证明诺曼底同其他地区的不同。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那几年中，法兰西南部统治权力的崩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地方宗教领袖的煽动和群体性愤怒的驱使之下，大批人群走上街头，聚集起来声讨暴力行径。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向上帝祈求，让他用全能的力量来结束这一切。为了保护弱势群体，教会希望能够在当地建立起一种“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而为了建立起这种和平，圣物、忏悔和绝罚（逐出教会）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久之后，当世俗统治者也开始对此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将会“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休战”（Truce），约定只在一周中的特定几日争斗或发动战争。18
1023年，一次会议在位于法兰西国王治下的小镇贡比涅（Compiègne）召开。这次会议的议题在于，如何将“上帝的和平或上帝的休战”引入法兰西北部。理查公爵在其高级宗教人士的陪同下参加了此次会议。法兰西的国王和佛兰德的伯爵也同样参加了此次会议。如果说，其他地区的和平是这一会议的结果，诺曼底的和平却不是。最终，与会者一致认为，不必在诺曼底推行“上帝的和平”。在诺曼底，有理查公爵自己维持和平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19
然而，随着老公爵于1026年死去，诺曼底的局势瞬间发生了改变。老公爵的两个儿子理查和罗贝尔相互敌视。在他们交战的过程中，公国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罗贝尔与1027年理查的死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他确实曾经怂恿人们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公爵的统治。在他自己接任了公爵之后，这一事实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能正是因为兄弟阋墙，在他继任后不久，他与家族中两位年长的成员发生了冲突。罗贝尔在伊夫里包围了巴约主教休（Hugh，他是已故的鲁道夫伯爵的儿子），并迫使他流亡在外。更为严重的是，罗贝尔甚至与鲁昂大主教（与罗贝尔同名的叔父）发生了冲突。后者同样在遭到围困之后逃亡，并立即下令禁止在诺曼底境内施行或领受圣事。由于罗贝尔的这两位对手都是高级宗教人士，这些人很可能对其行为也颇有微词。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这位新任公爵建立起了庞大的军队。他承诺士兵，将来必有奖赏。而在他掌权后，为了兑现这些承诺，他便开始掠夺教会的土地。为了获得永恒的灵魂，他的前任们向修道院赠予了地产；罗贝尔则把这些地产抢了回来，并将其作为封土赠予自己的骑士。看起来，随着一场复仇，封建主义逐渐在诺曼底扎下了根。
尽管如此，那些对公爵权威的威胁最终还是消失了。罗贝尔与教会讲和，许诺将没收的修道院土地一一归还。在为此发布的证书中，他坦承自己“中了恶人的奸计”，并误入歧途。他还召回了流亡的大主教。这位大主教不仅解除了诺曼底的禁行圣事令，还成了公爵最为信任的议政大臣。这一措施确保了其统治的连续和稳定，而这一点是很宝贵的。1035年，当他的侄子决定前往圣地的时候，大主教显然一手包揽了朝中政务。而在公爵最后未能返回，仅留下威廉这位7岁的继承人时，他在朝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在威廉继位后，诺曼底的政局仍旧是比较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诺曼底政府能够一直资助在外流亡的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对于这一稳定局面的形成，作为稳健的掌舵人，大主教无疑功不可没。问题是，当时的大主教年事已高。不久后，他就于1037年3月过世。随着他的去世，诺曼底重新陷入一片混乱当中。20
诺曼底陷入乱局最明显的标志在于，未经公爵许可，人们就开始大量建造城堡。一时间，这种类型的城堡在诺曼底四处开花。“很多诺曼人早已把忠诚抛在脑后，在多地建起了土堡，”瑞米耶日的威廉如是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建立了坚固的据点。当建立好防御工事，有了坚固的后方后，他们便立即开始密谋，并且发动叛乱。猛烈的战火也因此在公国的各个地方燃烧了起来。”为了打倒对手并赢得先机，权贵们拼得你死我活，诺曼底公国迅速沦为充满暴力的地狱。一位见多识广的12世纪作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就曾记述过一个名叫威廉·吉罗瓦（William Giroie）的人。敌军在婚宴上抓住了这个不幸的人。他们把他拖到外面，残忍地切掉了他的鼻子和耳朵，并用刀剜去了他的眼睛。在此时的诺曼底，人们似乎像黑手党一样，不断地相互杀戮。有实力的家族想方设法地相互打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年幼的威廉公爵既无力保护他们，也没有能力惩罚他们。21
在这段危险时期，小威廉还是有人监护的。除已故的大主教外，罗贝尔公爵还安排了大量世俗界的要人来帮助和保护自己的儿子。例如，他要求自己的两位堂表兄弟布列塔尼伯爵艾伦（Alan, count of Brittany）和布里奥讷伯爵吉尔伯特（Gilbert, count of Brionne）担任威廉的主要监护人。然而，没过多久，这些人就不能再给他们的幼主提供任何保护。艾伦伯爵是第一个倒下的。1040年10月初，他在一次围剿中被杀害；很快，吉尔伯特伯爵也遭到了类似的厄运——他在早晨骑马外出时被敌人暗杀。随着最有权势的监护人相继死去，危险开始一步步逼近威廉。1041年，他的家庭教师图罗尔德（Turold）被杀害。其后，管家奥斯本（Osbern）在位于勒沃德勒伊（Le Vaudreuil）的城堡熟睡时被割喉。那时，威廉公爵也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正是这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引发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思考。在他的笔下，征服者威廉在临终时说：“为躲避那些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叛徒，瓦尔特（Walter）舅舅多次在夜里把我从城堡中偷偷运到村舍里，藏在穷人住的地方。”22
尽管这段话十分注重细节（威廉的确有个名为瓦尔特的舅舅），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完美的回忆桥段似乎仍然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如果杀死威廉监护人的那些歹人想要置威廉于死地，他们早就干脆利落地得手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此。可以想见，这一做法的目的是要控制威廉，进而统治诺曼底。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并不是一系列基于个人恩怨的、偶发的暴力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瑞米耶日的威廉就对此有过记载，但他拒绝列出刺客的名字。这是因为，这些人“现在都是公爵身边的重要人物”。在经过了几代人之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不必那么谨慎小心了。维塔利斯指出，这些刺客中的一人是加塞的鲁道夫（Rodulf of Gacé）。当我们在之后的记载中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威廉的监护人，也是“诺曼军队的领袖”。23
从编年史家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系列政变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支持。根据前文所述，1033年，在罗贝尔公爵的帮助下，亨利一世才重获王位。作为回报，这位法兰西国王正式承认威廉为罗贝尔的继承人。但是，支持威廉似乎并不意味着支持他父亲罗贝尔为其选择的监护人。在谈及阴谋叛乱者时，瑞米耶日的威廉说道：“这些人在法兰西国王亨利面前煽风点火，无耻地蛊惑他，并给诺曼底带来灾难。”
问题在于，虽然经过几番游说，诺曼底的摄政者们成功地让亨利卷入了这个权力旋涡，但他们后来发现，要说服亨利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久，亨利国王要求靠近法兰西边界的诺曼城堡蒂利埃（Tillières）向他投降。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堡之中藏着背叛亨利的法兰西人。摄政者们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协助法兰西国王包围了这个城堡，直至这里的守军投降。然而，在大约一年后，出于不明原因，亨利却支持了一起针对威廉的叛乱。这场叛乱在诺曼底的中心地区爆发了。在这场叛乱当中，一个子爵占领了威廉的出生地法莱斯。亨利不但为他提供兵力，甚至还支持叛军入侵公国的南部。这次叛乱最终还是失败了；子爵逃往海外，而法兰西国王也最终收手。即便如此，这一事件也还是表明了某些诺曼贵族是如何地不忠；而在侵略者的眼中，公国又是变得如何地脆弱（这显然是这些贵族的不忠所导致的）。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年幼的威廉公爵而言，这两起同法兰西国王有关的事件（历史学家初步将这两起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为1041至1043年）似乎也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在记述围攻蒂利埃城堡之事时，瑞米耶日的威廉写道，此时的威廉不过还是个孩子，依旧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摄政者们处理。相反地，在谈及活捉子爵一事时，威廉却写道，做出决定的是威廉本人。（“一听说这个居心不良之人的计划，威廉公爵立即召集军队前往法莱斯，并将他围困在那里。”）换言之，就在这两次围剿之间，威廉行过了成人礼。当然，这一时期的他仍很年轻，可能不超过15岁。但是，也有其他历史证据表明，威廉年纪轻轻就掌握了实权。在11世纪的法兰克武士社会当中，成人首先意味着握有兵权。历史学家们几乎都认为，或许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威廉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根据后世作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所述，“为了在各省重建和平，威廉尽可能快地成熟起来”。马姆斯伯里也告诉我们，公爵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兵力支持。此前所发生的事也佐证了他的这一说法。可以看到，威廉的监护人曾与亨利一世合作，并攻陷了蒂利埃。24
另外一位对威廉掌握兵权一事大书特书的作家是普瓦捷的威廉。他的《威廉功绩表》（GestaGuillelmi）一书毫无疑问是关于征服者生平最重要的史料。尽管直到11世纪70年代，他才开始写作，但普瓦捷的威廉亲身经历了他所述的早期事件，而且自11世纪50年代起，他还在威廉公爵私人教堂中担任牧师。这样一来，他不仅见证了当时的事件，也是和威廉关系最为亲密的历史记录者。（作为私人教堂的牧师，他很可能听过威廉的忏悔。）就像其他的历史记述一样，普瓦捷的记述也是有问题的。他长期生活在征服者威廉的宫中。这意味着，他的叙述当中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逢迎与粉饰。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笔下有关威廉动机的描述。尽管如此，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还是有独特的价值的。结合他的丰富经历来看，他的记述尤为特别。普瓦捷的姓取自他所学习过的地方，但是从血统上来看，他是一个诺曼人。此外，根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载，“进入教会之前，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挥舞着武器，为他俗界的主公而战”。因此，与其他有学识的人相比，普瓦捷的威廉更了解什么是战争。而且，他能够以一种多数隐居于修道院内的僧侣所做不到的方式，与威廉这样的武士惺惺相惜。25
在描述征服者威廉的成人礼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个人的偏好与军事经验一览无余：
最后，对于所有渴望并热切期盼和平与公正的人来说，最令人愉快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们的公爵——这位对荣誉之事具有超越年龄的理解、比其同龄人更强壮的武士——被授予了骑士的头衔。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法兰克王国，人人为之恐惧。这是因为，在高卢，还没有另外一个有如此名声的人身着戎装并被授予骑士称号。看着他握住缰绳，挥舞着荣耀的宝剑，举着熠熠发光的盾牌，还配备了头盔和长枪，真令人心生愉悦而又胆寒。26
尽管普瓦捷坚持认为，这位新近受封为骑士的年轻人激发了外界的快乐和恐惧，但他同时也承认，要统治诺曼底，威廉还面临着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他进一步表示，“为不法的事务颁布的许可实在是太多了”。在多年的混乱当中，人们不仅未经许可就建立了许多的城堡，而且不断因为寻仇而相互杀戮。公爵自己的官员（伯爵和子爵）也各行其是。就算这些人不像法莱斯事件里的子爵那样公开造反，他们也毫不忌惮年轻公爵及其议政大臣。在威廉成为骑士的这段时间里，情势依然十分危急。这逼着威廉的政府采取迟来的举措，要在诺曼底推行“上帝的和平”。然而，这一措施还是失败了。本来，诺曼底的主教们应当颁布禁令，以禁止暴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人也来自长期争斗的贵族家族。27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威廉在平息公国境内混乱的方面一定取得了某些成果。根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年轻的公爵“开始从身边人入手，除掉那些他觉得是无能和邪恶的人。与此同时，他还选贤拔能，纳谏如流”。到了11世纪40年代中期，威廉·菲茨·奥斯本（William fitz Osbern）和蒙哥马利的罗歇（Roger of Montgomery）两位新人脱颖而出。乍一看，此二人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他们当中，一个是惨遭暗杀的公爵管家奥斯本之子，另一个则是谋杀主犯的儿子。然而，除去这一点，他们都和公爵本人一样地年轻、雄心勃勃和好战。在他们的余生里，这两个人都将忠心侍奉威廉。
威廉亲信地位的提升表明他的个人权威正在增长。正如普瓦捷所说，威廉开始遴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他也在逐步除掉那些在他未成年时自行占据高位的人。这位公爵的牧师还告诉我们，他年轻的主人开始“强烈要求选派自己的人担任要职”。换句话说，一旦威廉有了值得信任的团队，他便可以开始对那些伯爵和子爵施加控制，而这些人在此前习惯于视其权威为无物。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对方的反抗。28
临近1046年底时，一股新的反叛势力逐渐抬头。与5年前的成功政变不同，这次叛乱所针对的对象换成了威廉公爵本人。叛乱者的目的正是杀掉公爵，并取代他。根据编年史书记载，叛乱者的领导人是威廉的表亲之一居伊（Guy）。他和威廉一起，在公爵的宫廷里被抚养长大，曾受封布里奥讷地区及该地的城堡。然而，我们怀疑叛乱者只是打着他的幌子而已。因为，作为公爵理查二世名正言顺的外孙，居伊的名字可以让反叛者更为理直气壮地反对威廉。也有人怀疑说，真正发动叛乱的人是居伊的同伙。他们是一群盘踞在西诺曼底地区的贵族。他们之所以心生不满，是因为威廉公爵试图控制他们。29
遗憾的是，尽管这次叛乱对威廉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但没有任何同时代的作者详细地描写过它。一个多世纪后，一个名为瓦斯（Wace）的诺曼历史学家用戏剧化的语言描述了这一事件。这一记载恰与其他已知的事实相符，因此，他的这一陈述基本上是可信的。据瓦斯所述，当时威廉正住在诺曼底西部的边远之地瓦洛涅（Valognes）。一天夜里，他突然被叫醒，并被人警告有生命危险。公爵即刻上马，艰难地横穿了整个公国。他在黑暗中胆战心惊地渡河，又小心翼翼地绕过主要城镇，唯恐被人认出而遭到俘虏。在到达巴约附近时，他遇到了一位忠诚的领主。领主的儿子们帮助他安全到达了法莱斯。这里距离他这段疯狂之旅的出发点已有60多英里。
但正如瓦斯所说的那样，威廉只是稍做喘息。在意识到自己无力对抗西部子爵们的联合进攻之后，他便离开诺曼底，前往法兰西，以寻求法兰西国王的援助。瑞米耶日的威廉和普瓦捷的威廉同样证实了这一点。鉴于早年他与法兰西国王之间的种种不快，威廉的这次行动似乎很令人惊奇。显然，当时的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了。威廉可能是以封臣的身份求助于亨利的。很可能早在其成为骑士的仪式上，或是在他正式继位的时候，威廉公爵就已经对国王宣誓效忠了。如果是这样，威廉现在就是利用了这笔交易，要求自己的君主对自己施以援手。30
亨利同意了威廉的请求。1047年初，法兰西国王亨利召集军队驰援威廉。威廉公爵也尽其所能地从诺曼底东部集结了军队。在两军会合后，他们向西出发，并与叛军对峙。反叛者则迎接了这一挑战；在集合了亲属和封臣之后，他们建立起了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令人畏惧的军队。这次中世纪军事史上罕见的对阵战（set-piece battle）就此拉开了帷幕。
叛军向东行进，在几个不同的地点渡过奥恩河（River Orne）。他们计划在距离卡昂（Caen）东南方向5英里的瓦尔斯沙丘（Val-ès-Dunes）会合。这一地理位置的名字是瓦斯所提供的。由于一度在卡昂居住，他对当地的地形十分了解。他再一次为我们补充了其他同时代的史家所没有写的细节。正如瓦斯所说，这个地方是一片开阔的旷野，“平原辽阔广大，没有高山和峡谷……没有森林或岩石，但地势由西向东逐渐降低”。
太阳初升，诺曼底的年轻公爵和法兰西国王便前往迎敌。瓦斯对战役反复琐碎的描述也许是他的记述中最不可信的部分。他用了“共同”（common）一词来描述军队。这可能意味着步兵与骑兵都参与了此次作战。但除此之外，他却对两军的规模和布阵只字未提。普瓦捷的威廉自然会坚决地告诉我们，公爵的英勇是成功的关键，“他冲进敌阵，用杀戮诠释了死亡的恐怖。敌人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武器都失去了威力”。而在瓦斯的笔下，威廉固然“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高贵英勇”，但叛军败退的直接原因是，叛军的首领之一拉乌尔·泰松（Ralph Taisson）在大战前夕叛变了。无论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所有史家都相信，法兰西－诺曼底联军最终占据了优势，而那些叛军余部则掉头溃逃。此时，这场战斗完全成了对手单方面的大溃败。没被砍杀的士兵四处溃逃，而许多人在试图再次渡过奥恩河的时候溺水而死。（据瓦斯所述，浮尸在下游的磨坊处被拦截下来，其数量十分惊人。）31
居伊伯爵这位名义上的叛军领袖设法从战场上逃走了，并藏身在布里奥讷的城堡里。至于少数几个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同谋，有的在战斗中被杀，有的则逃往布列塔尼。圣普莱西的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 of St Plessis）就是那个阴谋在瓦洛涅取威廉性命的领主。据瓦斯所说，他的命运很好地证明了战争胜利对于参战者的重要性。他之前未经许可，就在勒普莱西－格里穆（Le Plessis-Grimoult）建造了城堡（如今部分遗址仍然保存完好）。在战争期间，格里莫阿尔德被捕入狱。可以想见，他的城堡也被摧毁了。而这也是编年史家笔下众多被摧毁的叛乱者工事中的一个。“在这场幸福的战斗当中，”瑞米耶日的威廉感叹道，“众多罪犯的城堡和恶徒的房屋被摧毁了。”普瓦捷的威廉认为，瓦尔斯沙丘战役意义非凡，理应为后世所铭记，因为“它以胜利之手摧毁了许多城堡”32。
这的确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面对那些试图推翻或摧毁他的人，时年19岁的威廉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尽管对于威廉来说，要重建公爵权威并重现其先祖的辉煌仍需时日，但到这时，公国分裂的威胁已然消失。瓦尔斯沙丘之役决定性地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因此，翌年秋，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此时，威廉公爵召开了大会。会议的地点在卡昂城外，距离他取得胜利的地方不远。人们特意从鲁昂运来了圣物，诺曼底权贵和主教则恭顺地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最终宣布，“上帝的休战”就此达成。33
1根据一个当代的编年史家拉乌尔·格拉贝的说法，罗贝尔一度娶了克努特大王的一个女儿，但是他后来离开了她，因为他发现她实在是太令人厌恶了。有关这一评价当中的问题，可参见 Douglas, ‘Some Problems’, 292–5。
2WM, Gesta Regum, 426–7; E. M. C. van Houts, ‘The Origins of Herleva, Moth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EHR, 101 (1986), 399–404.
3Freeman, Norman Conquest, ⅱ, 581–3.
4Rodulfus Glaber, Historiarum Libri Quinque, ed. J. France, N. Bulst and P. Reynolds (2nd edn, Oxford, 1993), 204–5; GND, ⅰ, 58–9, 78–9. 同样，可参见 D. Bates, ‘The Conqueror’s Earliest Historians and the Writing of his Biography’, Writing Medieval Biography 750–1250: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Frank Barlow, ed. D. Bates, J. Crick and S. Hamilton (Woodbridge, 2006), 134.
5Douglas, Conqueror, 15, 36; GND, ⅱ, 80–1.
6Rodulfus Glaber, ed. France et al., 204–5.
7E. Hallam and J.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1328 (2001), 7; T. Holland, Millennium (2008), 146n.
8T. Reuter, ‘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TRHS, 5th ser., 35 (1985), 75–94; J.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2nd edn, Oxford, 2000), 1–16, 27.
9Ibid., 27–43.
10R. A. Brown, English Castles (2nd edn, 1976), 14–39; Fernie, Architecture, 3–14.
11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43, 52–4; R.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1993), 43–51.
12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143–50.
13Ibid., 232–7; D. Crouch, The Birth of Nobility: Constructing Aristocracy in England and France 900–1300 (Harlow, 2005), 261–4. 参见T. N. Bisson, D. Barthélemy, S. D. White, C. Wickham和T. Reuter 有关“封建革命”的讨论。Past and Present, 142 (1994), 6–42; 152 (1996), 196–223; 155 (1997), 177–225.
14Bates, Normandy, passim. 相反的观点可参见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也可以参见Bates有关Searle观点的评论。Speculum, 65 (1990), 1045–7.
15Bates, Normandy, 99, 156–7; D. C. Douglas, ‘The Earliest Norman Counts’, EHR, 61 (1946), 129–56.
16Fernie, Architecture, 11–12, 50; OV, iv, 290–1.
17Bates, Normandy, 65–8, 116–17, 165; R. H. C. Davis, ‘The Warhorses of the Normans’, ANS, 10 (1988), 67–82.
18H. E. J. Cowdrey, ‘The Peace and Truce of Go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46 (1970), 42–67.
19Bates, Normandy, 66–7, 174, 195.
20Douglas, Conqueror, 32–9; C. Potts, Monastic Revival and Regional Identity in Early Normandy (Woodbridge, 1997), 121, 128, 131.
21GND, ⅱ, 92–3, 110–11.
22Douglas, Conqueror, 37, 40; GND, ii, 92–5; OV, iv, 82–3.
23D. Bates, ‘The Conqueror’s Adolescence’, ANS, 25 (2003), 7–8; GND, ⅱ, 92–5, 98–9.
24Bates, ‘Conqueror’s Adolescence’ 3–4; WM, Gesta Regum, 426–7. 在这之后，人们就蒂利埃向亨利投降一事相互指责（参见GND, ⅱ, 100–1）。这可能足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编年史家在描述威廉受封骑士的典礼的时候，没有提到国王在这一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
25OV, ⅱ, 184–5, 258–61.
26WP, 6–9.
27Ibid., 8–9; Douglas, Conqueror, 44; Bates, Normandy, 176, 198.
28WP, 8–9.
29Ibid., 8–11; Douglas, Conqueror, 47–8; Bates, ‘Conqueror’s Adolescence’, 5–6, 13–15.
30Wace, 131–3; WP, 10–11; GND, ⅱ, 120–1; Douglas, Conqueror, 48–9; Bates, Normandy, 61–2.
31Wace, 133–7; WP, 10–11.
32Wace, 133, 138; E. Zadora-Rio, ‘L’enceinte fortifiée du Plessis-Grimoult, résidence seigneuriale du XIe siècle’, Chateau Gaillard, 5 (1972), 227–39; WP, 10–11; GND, ⅱ, 122–3.
33Bates, Normandy,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