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战利品

12 战利品

黑斯廷斯战役结束后的夜晚几乎同那个白天一样糟糕。普瓦捷的威廉生动地描写了英格兰人从战场上溃逃的情形,“有的人骑着他们所抢来的马,有的则徒步奔逃;有一些人是沿着路逃跑的,另一些则穿过人迹罕至的荒野逃命”。普瓦捷的威廉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要么毫发无损,要么受了轻伤。他在对那些想要逃走却没能逃掉的人的描述中灌注了更多的同情。这些人无助地倒在自己的血泊中。那些被砍断手足的士兵挣扎着爬行了一小段距离,最终横尸于树林之中。在那里,他们的尸体阻断了其他逃命者的求生之路。普瓦捷说道,诺曼人一直在追杀他们。诺曼人用刀砍他们的后背,并且纵马从他们的尸体上踏过,以“享受最后的胜利”。但就算是胜利者,他们在那个晚上也一样死伤惨重。在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个看不见的障碍之后,追击变成了灾难。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道:“高高的野草里隐藏着一处古代的壁垒。全副武装的诺曼骑兵一向其冲锋,他们立刻就摔倒了。后面的人摔在前面的人身上。就这样,他们相互把对方压死了。”巴特尔修道院的编年史作者记录道,这处深坑日后被当地人称为“恶沟”(Malfosse)。1

因此,当第二天清晨太阳初升时,黑斯廷斯到处是一派可怖的景象。普瓦捷的威廉写道:“到处都是英格兰青年的尸体,血染透了大地。”他提到,这些人中包括哈罗德国王的两个弟弟利奥弗温和格思。据说,他们的尸体紧挨着国王。然而,除此之外,普瓦捷的威廉对他的故事做了很多的修饰。例如,他没有述及诺曼人的伤亡代价,但他们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了“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同样,在他的记载中,胜利者也没有掠走过死者身上的贵重物品,而这一行为是中世纪的惯例。然而,据其他资料记载,在战斗结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例如,在巴约挂毯的边缘处,我们就能看到,有人剥掉了士兵身上昂贵的锁子甲。)最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普瓦捷的威廉还含蓄地质疑了《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的一个论断,即威廉掩埋了本方阵亡士兵的遗体,却任凭英格兰人的尸体“虫食狼啃、鸟啄犬咬”。由于埋葬数以千计的英格兰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你可能会认为,这一做法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无论多么违背军事常识,普瓦捷的威廉都决心把威廉描述成一位道德最为高尚的人。我们被告知,对于征服者来说,不掩埋战场上的死者“看起来很残忍”。因此,只要有人想为自己的亲属收尸,他就允许他们这样做。2

但哈罗德的尸体则是个例外。正如普瓦捷的威廉和其他几份资料所阐明的那样,国王的尸身已经面目全非。不但其身上所有的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他的脸也被砍得血肉模糊,只能通过某些“特殊的部分”来确定身份。根据12世纪沃尔瑟姆修道院(Waltham Abbey)的一则传说,确认哈罗德的身份需要他曾经的伴侣天鹅颈伊迪丝出面,“因为她与哈罗德本人关系更为亲密”。3然而,在同时代的其他记载中,现身屠杀现场乞领他的遗体的却是国王的母亲吉莎。尽管她声称,为了交换国王的遗体,她愿意支付与国王体重相等的黄金(这一细节出现在《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以及普瓦捷的叙述之中),但她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威廉气愤地回应道,有那么多人因他而不能得到埋葬,为哈罗德收尸实在不妥。这一记载直接与后来的一个传说相矛盾。在这则传说中,国王最终葬在了沃尔瑟姆。而且,普瓦捷的威廉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都记载道,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了附近断崖的最高处。在他的坟墓上,还有一则充满嘲讽意味的铭文。这篇铭文表明,他仍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守护这片海岸。在那之后,国王的遗体被转移到沃尔瑟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如果哈罗德确实在1066年获得了准许,可以按照基督教的礼仪下葬的话,我们可以肯定,普瓦捷的威廉会让我们知道这件事。

国王就这样死了。现在我们可以说国王万岁了吗?《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在哈罗德下葬之后,威廉宣布“放弃公爵头衔,并以王室的方式行事”。但普瓦捷的威廉再次尖锐地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胜利者本可以火速进军伦敦,继承王位并将战利品分给下属。与此同时,他也可以屠戮或者流放英格兰人。但是,“威廉宁愿温和行事,并仁慈施政”。当然,两个人的记述都一样毫无意义。没有哪条法令规定,杀死国王之人便可自动取而代之,而威廉也没有任何理由向威斯敏斯特进军。但他已经获得了大胜,并成功实现了所谓的斩首行动。但是,即便是在一段明显带有修辞色彩的话语当中,当普瓦捷的威廉说“诺曼底的军队在一日之内就征服了英格兰所有城市”时,他也在无意中闹了一个笑话。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除了佩文西和黑斯廷斯以外,英格兰其余的城市与乡镇都还没有被征服。4

例如,在伦敦,街道上熙熙攘攘。“从其他地方成群结队赶来的战士都聚集在这里,”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的语气更为平淡,“尽管这座城市很大,但它几乎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了。”无疑,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受到过哈罗德的征召,但在他过早发兵之后,他们未能及时参战。其他人则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幸存者。正如《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形容他们的那样,“虽然他们被打败了,但他们绝不屈服”。他们大多心意已决,而且试图反抗。《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讲道,“他们渴望在这里长久而自由地生活下去”。而普瓦捷的威廉则更进一步,他告诉读者:“事实上,这些人最大的期望是,让自己的同胞当上国王。” 5

随着哈罗德的去世,世界上的王位候选人就只剩一个人了。“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和伦敦市民都希望埃德加王子做他们的国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道,“而这确实也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虔信者爱德华的侄孙以及古老的王室家族的最后一根独苗,埃德加确实比其他人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然而,正如年初的情势所显示的那样,一个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青少年很容易被一个继承顺位靠后的强人排挤到一边。约克大主教的支持是有用的。正是他带领使团把埃德加之父从匈牙利带回祖国。伦敦市民的拥戴也同样有用。但如果这个男孩想要继位的话,他需要更有力的同盟。

在这一年秋季的伦敦,只有两个人具备这一实力。那就是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即埃德温和莫卡两兄弟。二人上一次出现是在几周前的富尔福德战役中。当时,他们遭遇了惨败。令人挫败的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在这一段时期里到底做了什么。同时代的著作中并没有关于他们这一时期行踪的记载,而后世的记述却又相互矛盾。例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断然声称,他们并没有在黑斯廷斯作战,但伍斯特的约翰却认为,他们参与了战斗,只是还没等到这场血腥的战斗结束,他们就撤走了。据称,一到伦敦,他们就开始协助哈罗德的遗孀埃尔德格思(也就是他们的姐妹)逃难。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把她送往北方的切斯特(Chester)。但他们也给了埃德加王子支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埃德温和莫卡承诺,会为他而战。”6

 

当然,在战争刚刚结束的这几天内,威廉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在埋葬了己方阵亡的战士后,公爵就撤到了黑斯廷斯。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他在那里“观望,看看是否会有人来投降”。根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他在那里驻扎了两周,但并无降军。“当他意识到没有人愿意归顺他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便率领剩余的军队前往英格兰内地。”

威廉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沿着海岸向东推进。他的第一站是罗姆尼镇(town of Romney)。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在那里,“他施加了适当的惩罚,为那些在此地错误登陆而被杀的部下报了仇”。这则迟来的记录十分有趣。它表明了诺曼人在夜里横渡海峡所经历的危险。在把罗姆尼变为一片焦土之后,公爵可能沿着海岸进一步前进,并到达了多佛尔。普瓦捷说道,“此地已有重兵集结,因为这里似乎固若金汤”。对此,他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都专门用几行文字来说明这一岩石岬角对守军来说是如何地有利。时至今日,多佛尔城堡还在这一岩石岬角上。但是,在那个时候,当诺曼人逼近时,守军便失去了勇气,并举手投降。在镇子被占领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焚烧活动。普瓦捷的威廉坚称,这是偶发事件,并将之归咎于公爵手下那些低等级的士兵。他告诉读者,想要掠夺财物的是这些贪婪的人。

威廉在多佛尔驻扎了一段时间。尽管《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是,他在此驻扎的时间是一个月,但普瓦捷的威廉暗示,他可能只在此逗留了一周多。后者的说法可能更为可信。原因之一在于,据说他有意固防现有驻地(一些史学家会将多佛尔城堡的始建日期追溯到此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需要等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所提到的“外部援兵”。尽管经历黑斯廷斯一役,诺曼大军有所损失,但威廉的军队的规模仍旧令人生畏。其规模可能是过于巨大了。在多佛尔驻军期间,他的一些士兵以水和生肉充饥,这造成了痢疾的暴发。在一段时间内,这场瘟疫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他们这种高风险的饮食方式表明,当时的他们一定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吃。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诺曼人靠周围土地上的食物过活。为了活命,他们需要不断地寻觅和掠夺。普瓦捷的威廉告诉我们,不久后,威廉本人也病倒了。但他不顾身边人的担心,继续向前推进,“如果不这样的话,军队就会因为供给短缺而饱受苦难”。7

在把守军和因病无法继续行军的士兵们留在了多佛尔后,威廉把目光投向了伦敦。在他行军的过程中,不断有其他城市的代表接近他,并向他投诚。普瓦捷的威廉说道,坎特伯雷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害怕,如果再做抵抗的话,会招致彻底的毁灭。与此同时,《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未经证实,但它是完全可信的。公爵率军前往温切斯特,要求此地投降。温切斯特是国库重地所在,因此具有令人垂涎的价值。自年初起,这里就成了虔信者爱德华的遗孀伊迪丝的领地,并接受她的管辖。根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这一点也是这里的居民受到宽大对待的原因。威廉只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和承诺在未来缴纳赋税,而前王后和城市元老们则选择接受这些条件。其他城镇显然不得不按照他们所能得到的条件投降,而这些条件大多包括缴纳大量的贡品。《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就像成群饥饿的苍蝇前来噬咬带血的伤口一样”,“英格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争先恐后地向国王大献殷勤。他们也不是空手而来。来者都带着厚礼。他们将自己的脖子套进轭里,伏在地上,亲吻国王的双脚”。8

但是伦敦的市民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说,他们之前并不知情,那么此刻的威廉应该已经知道,埃德加王子被选为了国王。《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当他了解到伦敦城里的情况时,威廉背离了正义。更何况,他又听取了愚蠢之人的谗言。在那之后,他便挥师直逼伦敦城下”。但遗憾的是,《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在这里变成了一本不那么可靠的指南。它描述了一场包围伦敦的战争,而这一描述与其他很多作者的描述有着多处的不一致。在这里,我们似乎更应当相信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他表示,一支诺曼骑士先遣部队的接近激发了英格兰军队出击的欲望。虽然普瓦捷的威廉并没有提及这一细节,但既然这座城市坐落在泰晤士河以北,而诺曼人是从南侧推进的,那么防守方必须过河迎敌。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要经过伦敦桥。这一出击并未取胜,而英格兰军队则被迫撤退。他们经由桥梁退回城内,并据墙而守。诺曼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放火焚烧了南岸所有的房屋。9

威廉的军队在泰晤士河的一侧,而拒不投降的伦敦市民则安全地待在另一侧河岸的城墙里。这就让此时的威廉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不展开自杀式的直接进攻的同时诱使敌人投降。他所采取的解决的办法是震慑自己的敌人。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威廉就使用过这样的策略。在勒芒战役当中,他刚刚使用过这一战略。与后世某些编年史家所想象的不同,诺曼人从黑斯廷斯到伦敦的行程不可能是和平的。除去其他因素不言,仅就掠夺粮食而言,暴力占用便不可避免。即使是普瓦捷的威廉这样支持诺曼人的史学家,也无法掩盖他们惩罚性地摧毁罗姆尼和火烧多佛尔的事实。然而,在普瓦捷的威廉看来,这些行动或者可以用正当理由解释,或者可以被解释为偶发事件,理应受到宽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他开始描写两军在南岸的对峙之后,他便陷入了选择性的沉默,只是意味深长地说,公爵“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尽管一贯行文简洁,但是英格兰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记载。《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凡威廉“大军所到之处,都备受其袭扰”。至少从这时起,对食物的掠夺演变成了彻底的破坏。他们的破坏无疑是蓄谋已久的,为的是把恐惧播撒到那些仍未投降的人的心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从伍斯特的约翰的叙述中看到这次行动所造成的破坏。他写道:“诺曼人把苏塞克斯、肯特、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汉普郡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等地夷为了平地,而且不停地焚烧村镇和屠戮民众。”10

至于他们到过哪些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叫弗兰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可以依靠《末日审判书》中有关土地收入减少的记录来复原威廉的路线。听起来,这一推算法似乎非常聪明,而且有事实上的依据。在比较晚近的著作当中,仍然有人赞成巴林的这种复原方法。但最近,巴林的方法遭到了质疑。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即便是其最为忠实的拥护者也没有办法得出与他同样的结论。11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各个编年史著作当中的记录来重现公爵大致的行军路线。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的是,在做出不直接进攻伦敦的决定后,威廉便挥军向西。如果伍斯特的约翰所言不假,在反复侵扰并攻下汉普郡之后,诺曼人便一路向北,经由伯克郡突入了牛津郡。他们一路放火,直到沃灵福德(Wallingford)才驻扎下来。正如这个地名的含义所示①,在沃灵福德,诺曼人能方便地渡过泰晤士河(显然,这是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借助船只和桥梁就可以过河的地方)。将这一地点作为军事目标可能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末日审判书》关于这个镇子的记录当中,作者曾顺便提及,这里是“御卫的驻地”。根据几个编年史家的记载,我们可以推定,威廉在沃灵福德驻留了数日。即便是在瑞米耶日的威廉的那种简短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爵命军队在那里搭起了帐篷。人们自然会想到,正如在多佛尔一样,新城堡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开工的。12

据普瓦捷的威廉所述,正是在沃灵福德,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现身了,并向威廉宣誓效忠。与此同时,他也宣布,自己将与埃德加王子决裂。尽管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这一描述,但普瓦捷的威廉似乎夸大了大主教在英格兰抵抗活动中的作用。在他的描述中,斯蒂甘德俨然被描绘成了伦敦人的领袖。英格兰史料所认定的领袖奥尔德雷德却没有被提及。在这里,普瓦捷的威廉很可能已经知道了二人后来的命运,因而故意篡改了历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斯蒂甘德充当替罪羊以维护奥尔德雷德的名誉。(在处理1066年年初哈罗德的加冕礼一幕的时候,他很可能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倒戈当然影响重大。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伦敦的反对派仍在坚持反抗。13

因此,袭扰战也仍在继续。在于沃灵福德横渡了泰晤士河之后,诺曼军队继续了他们的摧毁之旅。他们掉转了方向,并向东北进发。这样一来,其行军路线就开始逐渐向首都伦敦合围。一种可能是,沿着奇特恩斯(Chilterns)旁边一条被称为伊克尼尔德驿道(Icknield Way)的古道,威廉率军通过了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并进入了赫特福德郡境内(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他们于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d)建立了另一座营地(可能就是那座城寨式[motte-and-bailey]的大城堡)。

这时,伦敦人一定十分沮丧。诺曼人正在推进,这一点无疑令人恐惧。除此之外,埃德温和莫卡的逃离对于英格兰人的气势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伍斯特的约翰说,两个伯爵 “收回了施以援手的承诺,并率军返还”。这大概意味着,就在这个秋天,他们就离开了伦敦,一路向北回到他们的伯爵领地。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埃德温和莫卡此后便一直扮演着大叛徒的角色,虽然这一论断对他们来说很可能并不公平。如在12世纪早期,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就把他们描述为“野心勃勃的两兄弟”。他还错误地声称,这两个人之所以离开伦敦,是因为在这之前,市民拒绝选他们二人之一作为国王。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一开始,两位伯爵都承诺为埃德加王子而战。这本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成书年代最为贴近的史籍。而在这本书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有关他们回到北方的记载。与此同时,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内,伦敦市民的希望破灭了。尽管极为简略,这本书的描写却极为生动。他们想象着以少年国王之名与那些可怕的敌人作战,而与此同时,敌人正在他们的城墙外,毁坏那里的土地。“每当事情应当出现进展的时候,它就会受到阻碍。日复一日,事态越发变得严重。最后,每件事情都变得很糟。”14

因此,伦敦城里的英格兰人(或者至少那些昔日拥护少年埃德加的人)决定投降。随着一年内黑夜最长的那几天的到来,在一个由要人和主教组成的代表团的陪同下,埃德加本人启程从伦敦去往伯克姆斯特德,当面向更为强大的威廉力量表示臣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毕竟大规模的破坏已经被造成了。而且,他们没有尽早这么做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行为”。他们最终来到征服者的面前,“交上人质并宣誓效忠,而威廉则承诺做一位仁慈的君主”。

这就意味着威廉成为英格兰的新王了吗?在英格兰人看来,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英格兰的国王是由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的统治始于他得到本国要人们的认可。当然,这就意味着,王子此前也已经被认定为英格兰的国王了。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理由对此事含糊其词,但在黑斯廷斯一役之后的几天里,埃德加的统治显然已经得到了承认。例如,我们被告知,当他们的院长在战争中受伤而死以后,彼得伯勒修道院的僧侣们便将继任者派往面见埃德加,以获得他的批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埃德加“非常高兴地同意了”。普瓦捷的威廉甚至说得更为直白:“与爱德华国王同属王族的埃德加王子已经被选为英格兰的国王。”很明显,和虔信者爱德华一样,在其执政之初,埃德加并未举行加冕典礼,但这在英格兰人的眼里无关紧要。不妨再重复一遍,加冕礼不过是一次确认——它代表来自上帝的祝福,但并不等同于王权本身。15

然而,诺曼人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在欧洲大陆,只有在加冕之后,一个人才会被称为国王。埃德加还没有加冕的这一事实自然会让他们更加坚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这个男孩还未加冕,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国王。英格兰人可能也觉得这一做法不符合常规,但他们很显然没有能力反驳这一惯例,并很快地认同了诺曼人的思考方式。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新逻辑令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威廉加冕前,英格兰会一直没有国王。因此,普瓦捷的威廉说:“主教和要人们恳请他加冕。他们说,自己习惯于服从国王,并且希望有一位国王作为他们的统治者。”诺曼人也在催促自己的领袖尽早登基,但他们的焦虑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希望在威廉当上国王后分得更多的战利品,并得到更高的头衔。”16

但是,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到了这个时候,威廉自己却犹豫了。他认为,急着爬到权力的最高点是不合适的。既然征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夺取英格兰的王位,那么,不难想见,威廉的犹豫其实是普瓦捷自己的创造。这一私见旨在强调他的宗主谨慎而谦逊,有足够的能力来统治英格兰。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征服者不立刻加冕的理由不只有“不合适”这一条。他对自己的近臣们说,英格兰的乱局才是阻止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一些人仍然在反抗。而且,他也想让他的妻子与他一同加冕,而此时她还身在诺曼底。这些理由听起来颇为可信。此时,威廉只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东南部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威廉希望武力征服英格兰全境,并让所有的英格兰人都臣服于他,以便他和玛蒂尔达能够有条不紊地加冕。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廉对待加冕仪式的态度和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前辈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人们在贤人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而威廉最终被众人说服了。“在重新权衡了每一件事之后,”普瓦捷的威廉说道,“他妥协了,并接受了他们所有的请求。”显然,他之所以会改变主意,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普瓦捷指出,“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一旦他登基称王,叛军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动叛乱了,镇压叛乱也会变得更容易”。普瓦捷说,在做好决定之后,威廉便把他手下的一部分人派往伦敦,为加冕做必要的准备。17

几天后,威廉本人到达伦敦。当时,那里的局势一定已经非常紧张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幸存者。和他们一样,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们只能以痛恨来迎接诺曼人的到来。根据瑞米耶日的威廉的描述,征服者之前派出的先遣队“发现了众多决意拼死抵抗的反叛者。战斗立即展开,而伦敦也因此而陷入了失去子民的哀恸之中”。瑞米耶日的记述可能并不是最可靠的。但是,了解更多信息的普瓦捷的威廉也含蓄地对他的说法表示赞同。普瓦捷告诉我们,先遣队受命在城中筑造堡垒,“以抵挡众多敌对的市民”。18

加冕典礼在圣诞节当天举行。尽管我们知道,在后世君主的加冕典礼之前,人们一般都会沿街游行。而在此时的伦敦,这种游行基本不可能出现。如果《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可信的话(令人失望的是,这本书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部分记录都是不可信的),在加冕典礼前的几天里,威廉可能住在虔信者爱德华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宫殿中。我们知道,典礼是在虔信者位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的新教堂里举办的。我们也知道,参加者中有英格兰人和诺曼人。既然新教堂的空间只能够容纳几百人,大多数伦敦市民一定留在了家中,而大部分诺曼军队则在别处扎营。(他们可能待在位于城市东南角的新城堡中。)然而,大量全副武装的诺曼骑兵却被安排在修道院外,以防敌人设伏。19

至于这个典礼,我们所持有的证据已经能够说明,它遵循了传统的形式。虽然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仪式是按照什么次序进行的,但所有人都认同,尽管它开创了国王由此而产生的先河,威廉的加冕典礼仍然遵循了英格兰的传统。就像虔信者加冕时那样,人们唱响了歌颂国王的赞美诗,英格兰大主教则主持了仪式。和年初一样,主持仪式的是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并非斯蒂甘德这位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英格兰的历史文献更强调仪式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新王遵照传统,发下誓言,表示他将像最为良善的先王那样,善待自己的臣民。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的那样,威廉承诺,他会保护教会及其领袖,会公正地统治所有的子民,也会制定和维护法律,完全禁止“掠夺行径和不公的审判”。20

鉴于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在场的英格兰听众肯定会特别想听到誓词的最后一部分。普瓦捷的威廉的描述让人觉得,从伯克姆斯特德人归顺直至加冕礼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是宁静而平和的。他告诉我们,如果征服者乐意,他甚至可以把他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擎苍狩猎之上。与之相比,《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却道出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在写完威廉于伯克姆斯特德所做的“做仁慈的君主”的承诺后,它刻薄地补充了一句,“然而,在此期间,他们每到一地,都会把这里洗劫一空”。正如英格兰人所害怕的那样,在这几周里,诺曼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现在,随着新王发下誓言,英格兰人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诺曼人将会停止他们的劫掠行动。21

但是,有些人显然忘记了,要向那些在门外守卫的诺曼士兵解释这个时刻的重要性。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仪式的下一环节是,询问在场的所有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新王的统治。这个问题必须要问两遍。在英格兰大主教奥尔德雷德提问过一遍之后,诺曼一方的库唐斯主教会用法语再提问一遍。自然,在座的每个人都大声地做出了肯定的回复。但是,他们所用的语言各不相同。不幸的是,普瓦捷的威廉说,教堂外的守军认为,这种大声喧闹源自英格兰人在最后一刻的背叛。于是,作为回应,他们点燃了附近的房子。

正如当代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在普瓦捷的威廉所有的描述当中,这一描述是最不可信的。如果守卫们真的认为教堂中发生了麻烦,他们肯定会冲进去。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拙劣的借口。普瓦捷企图以此来粉饰更多的焚烧和劫掠行为,而这些行为甚至在加冕的过程中也没有停歇。同时,普瓦捷的威廉不得不提到这起意外表明,这一行为一定造成了严重影响,而这一猜测得到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更为晚近却更为详尽的记述的确认。他写道,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教堂中欢声庆祝的人们都吓坏了。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男女都在疯狂地往外冲”。我们被告知,有些人去救火,而另一些则趁着火势抢劫财物。与此同时,在修道院里,只有主教、几个僧侣和几个教士留下来完成加冕典礼。根据惯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给威廉涂上圣油,给他戴上王冠,并让他在王座上就座。据说,神职人员们都吓坏了。就在他们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新国王,并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那个时刻,教堂外面却是一片混乱。到了加冕典礼结束的那个时刻,我们得知,即使是征服者本人也在从头到脚地颤抖。正如维塔利斯评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22

 

在加冕礼后的几天里,威廉一直逗留在伦敦。如果我们以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作为依据,威廉在加冕后所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奖励他们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他的手下们一直渴望得到这种奖赏,而这也是他们响应英格兰人对威廉早日加冕的要求的原因。自然,普瓦捷的威廉将尽其最大的努力,把世人对这件事的印象扭转到积极的方向上来。他说,新国王“将哈罗德先前藏匿在王室宝库中的财富公平分配给众人”。尽管他没有办法否认,威廉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是因为他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收到了大量的贡金。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把部分战利品分给了那些“帮他赢得战争的人”的同时,威廉也把更多且更贵重的战利品赠给了修道院。不管分配比例究竟是多少,许多教堂的确都收到了威廉的礼物。不用说,普瓦捷的威廉在这里提到的教堂是大陆的教堂,其中的很多僧侣曾为诺曼征服的胜利而祈祷。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些教堂收到了巨大的黄金十字架,上面镶有精美的珠宝。与此同时,其他教堂则收到了黄金容器或金线法衣。很容易推断(普瓦捷后来试图否认这一点,而这恰恰使得他想掩盖的事实更为明显),这些财宝实际上是从英格兰的各个教堂抢劫而来的。最上等的礼物被留给了威廉在宗教界最大的支持者——亚历山大教宗。后者不但收到了“不可胜数的金币和银币”,而且还收到了“就连拜占庭都要视为珍宝的珍贵饰品”。这些珍贵的物品中还包括哈罗德自己的旗帜——上面有一个用金线绣成的武士像。威廉可能是把这面旗帜当成了之前教宗授予他的那面旗帜的回礼。(此前,为了支持威廉入侵英格兰,教宗曾经交给威廉一面旗帜。)23

在他统治的初期,威廉并未完全无视英格兰人的需求。普瓦捷的威廉向我们保证,就在他的加冕礼后,威廉马上“制定了许多睿智、公正且仁慈的条款”。其中的一些是专门为伦敦而制订的,而另一些则推行到全国。至少在伦敦,普瓦捷的说法得到了一份令状原件的证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份文件是在威廉执政的初期草拟而成的。历经风雨,它现在仍然保存在伦敦大都会档案馆中。在这一令状中,新国王向城市要人们允诺,他将会维持“爱德华时期”的法律不变。普瓦捷的威廉多次强调了威廉的公正(“除去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他不会给任何人治罪”;他不接受“任何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然而,总的来看,这些做法就像是在回应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新国王根本没有做任何公正的事。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其中关于威廉“为赋税设定上限”的记载,并将其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观点相对照。后者不但记载了国王的加冕誓词,还评注道,“然而,他却向这个国家征收重税”。24

诺曼人和英格兰人在记录上明显相悖的情况还不止于此。在有关1067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记载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在了解了伦敦市民的分寸之后,国王认为,在新要塞完工前,他们可能更应该先留在别的地方。因此,他从伦敦撤到临近的巴金(Barking)。普瓦捷的威廉说道,正当威廉留在那里时,“或许是全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前来投降了。这两人正是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和“其他许多富有的贵族”一起,两兄弟“为他们之前所表现出的敌意而请求威廉的宽恕。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自己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交由威廉处置”。25

但是,那些财产到底得到了怎样的处置呢?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国王不但“欣然地接受了他们的誓言,赐给了他们恩惠,还不求他们付出任何的代价。他恢复了他们对领地的权利,并以非常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然而,其他资料却显示,威廉所给予的恩惠根本就不是无条件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写道,“人们向他缴纳贡品,并交出人质”,“然后再从他那里赎买土地”。与此相似,尽管可能是无心的,但《末日审判书》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英格兰人需要赎回他们的土地”。换句话说,英格兰人被迫从征服者威廉手中买回他们昔日的财产。而我们也可以认定,他一定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26

当然,许多英格兰人已在黑斯廷斯战场中殒命,因而再也不能讨价还价。一份令状揭示了这些人的土地的命运。几乎可以肯定,这份令状是在威廉执政的初期被颁布的。其中,国王坚持要求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院长上缴“那些人所持有的所有土地……他们在战斗中与我作对,而且被杀死了”。阵亡者名单中还包括这个王国最有势力的一些地主。不仅有先王哈罗德,还有他的弟弟利奥弗温和格思。这意味着,被没收的土地的面积极为广大。其中的大部分在第一时间就被威廉本人所占有了,但另外一些则被作为奖赏,并被迅速重新分配给了与他最为亲近的追随者。例如,威廉将整个肯特赠予了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而那曾是利奥弗温的土地。多佛尔城堡同样归奥多统治。而与此同时,威廉·菲茨·奥斯本则得到了怀特岛和与之相邻的汉普郡的一些土地。在巴金会议后不久,国王亲自巡行汉普郡,并开始在温切斯特筑造一座城堡,以便菲茨·奥斯本在这里驻守。27

威廉最信任的两位议政大臣所得到的土地表明,他们二人掌握了极其重要的权力。这一做法是恰当的,因为威廉打算让他们摄政了。尽管距离登基只有几周的时间,新王已经开始计划重返诺曼底。3月,他来到佩文西。这里是去年9月他率领军队登陆英格兰国土的地方。现在,还不到6个月之后,他就已经准备好让这些士兵离开了。在他离开的日子里,仍有大量的骑兵和步兵在英格兰驻守,但大多数人在这时已经被遣散了。他们所得到的钱财是对他们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中所发挥作用的奖赏。

按照国王指令,一群位高权重的英格兰人也聚集到了佩文西。其中,大主教斯蒂甘德、埃德加王子、埃德温伯爵以及莫卡伯爵的名字尤其引人注目。普瓦捷的威廉如此描述他们:“无论就忠诚度还是所拥有的权力而言,这些人都让他特别地不放心。”这些人都要陪他一起返乡。“如此一来,在他离开期间,他们就不可能煽动叛乱。而在失去领袖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也不太可能造反。”换句话来说,他们就是人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是这样称呼这些人的。事实上,普瓦捷的威廉也发觉,自己无法绕过这个词语。尽管这些人几乎被等同于“人质”,我们仍然被普瓦捷告知,他们“不会像俘虏那样被呼来喝去,而是作为随从陪伴在国王的左右,以便获得更多的恩惠和荣耀”。28

就这样,征服者在获胜的法兰西人和战败的英格兰人的陪同下回到公国。对于普瓦捷的威廉来说,这是一个巅峰时刻。他不遗余力地描述了这一情景:天气出奇地亮丽晴明;海风正好,海浪有利,横渡海峡恰逢其时。我们可以看到,普瓦捷花费了几页的篇幅,仔细地对比了威廉和尤利乌斯·恺撒。他的话语大多是对国王的赞美以及对恺撒的贬低。因此,当我们得知,诺曼人的船只为返航而挂起了崭新的白帆时(而这也是效仿了古典时代船队的做法),我们不禁要怀疑,普瓦捷是否已经开始杜撰了。然而,作者的确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实。那年春季,大斋节的严苛戒律被抛到了脑后,而诺曼底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欢度最盛大的节日。不论威廉去哪,来自远方的人们都会前去看他。在诺曼底的首府鲁昂,男女老少都高呼着他的名字。诺曼底各个教堂得到了英格兰教堂所慷慨赠予的各种宝物。现在已是国王的公爵与留在诺曼底的家人和朋友团聚了,其中还包括他现在已经成为王后的妻子。当他们在费康庆祝复活节时,威廉的周围不仅有诺曼底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还有来自临近的法兰西的贵族代表团。所有的人都满怀敬畏地注视着新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威廉等人穿着饰有黄金的衣服,身边还伴着英俊的长发英格兰来宾。在复活节仪式后的宴会上,他们只从两端镀金的角杯以及金制或银制的高脚杯中饮酒。29

这是普瓦捷的威廉所描绘的主公回归的场景。虽然他在某些地方夸大其词,另有多处弄粉调朱,但总的来说,他精准地描述了公爵及整个公国境内欢欣鼓舞的气氛。在各个意义上,公爵及其公国的命运都被这场难以置信的胜利改变了。这位编年史家说道,“凡是为了庆祝荣耀而应该做的事,人们全都做过一遍”。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夏天。例如,约30年前动工的、位于迪沃河畔圣皮埃尔(St-Pierre-sur-Dives)的新修道院教堂如今已经落成。5月1日,奉威廉之命,教堂举行祝圣仪式。而在仪式当天,征服者本人亦莅临现场。在7月1日的瑞米耶日,类似的仪式也得以举办。就在这个夏天,国王还去了卡昂以及由他亲自捐建的圣斯蒂芬修道院。他所带来的礼物是如此地珍贵,以至于“它们值得被永远铭记”。普瓦捷的威廉写道,“这个地区似乎突然被一种宁静的氛围所笼罩,而这种氛围并不常有”。“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威廉“就留在大海的这一边,并把他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他的家园上”。30

但是,随着冬季的到来,海峡的彼岸传来了一则不祥的消息:英格兰人计划杀光占领者,让诺曼人刚刚完成的征服大业化为乌有。

戈德温一族似乎有再度回归的打算。

①“ford”一词有“河流浅水处、涉水”的意思。

1WP, 136–9; GND, ii, 168–9 (also OV, ii, 176–7); Chronicle of Battle Abbey, ed. Searle, 38–9.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恶沟事件的发生时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普瓦捷和奥德里克的做法是正确的,即将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定在战役发生之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后来又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只不过这一事件是在战役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描述显然脱胎于巴约挂毯上的一个场景。人们都知道,为了造成戏剧化的效果,挂毯往往会调整事情发生的次序。参见Brown, ‘Battle of Hastings’, 215–18。

2WP, 138–43; ASC D, 1066; Carmen, 32–5; Gillingham, ‘“Holding to the Rules of War’”, 4–7.

3WP, 140–1; Waltham Chronicle, ed. Watkiss and Chibnall, xliii–xliv, 54–7; Carmen, 34–5.

4Ibid.; WP, 142–3.

5Ibid., 146–7; Carmen, 38–9.

6ASC D, 1066; OV, ii, 180–1; JW, ii, 604–5.

7ASC D, 1066; WP, 142–5; Carmen, 36–7.

8Ibid., 36–9; WP, 144–5.

9Carmen, 38–9; WP, 146–7.

10Ibid.; ASC D, 1066; JW, ii, 606–7. 参见WM, Gesta Regum, 460–1。

11F. Baring, ‘The Conqueror’s Footprints in Domesday’, EHR, 13 (1898), 17–25. 参见J. J. N. Palmer, ‘The Conqueror’s Footprints in Domesday’, The Medieval Military Revolution, ed. A. Ayton and J. L. Price (1995). 23–44。

12Williams,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100–1; GND, ii, 170–1; B. English, ‘Towns, Mottes and Ring-Works of the Conquest’, Medieval Military Revolution, ed. Ayton and Price, 51.

13WP, 100–1, 146–7.

14ASC D, 1066; JW, ii, 606–7; WM, Gesta Regum, 460–3.

15ASC D and E, 1066; WP, 146–7.

16G. Garnett, Conquered England: Kingship, Succession and Tenure, 1066–1166 (Oxford, 2007), 3–4; WP, 146–9.

17Ibid., 148–9.

18GND, ii, 170–1 (cf. OV, ii, 180–1); WP, 160–3.

19Carmen, 38–41; OV, ii, 182–3.

20关于仪式的讨论,参见G. Garnett, ‘The Third Recension of the English Coronation ordo: The Manuscripts’,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11 (2003), 43–71 and J.L. Nelson, ‘Rites of the Conqueror’, idem,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1986), 375–401; Maddicott, Origin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 44–5; JW, ii, 606–7。

21WP, 148–9; ASC D, 1066.

22WP, 150–1; Garnett, Short Introduction, 19–21; OV, ii, 184–5.

23WP, 150–5, 178–9; Douglas, Conqueror, 209.

24WP, 156–61; EHD, ii, 945; ASC D, 1066.

25WP, 160–3. 普瓦捷认为,埃德温和莫卡是在巴金投降的。这个说法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的说法有出入。后者认为,兄弟二人在前一年已同众人一起在伯克姆斯特德投降了。尽管普瓦捷描述得更为详尽,而且他也没有理由故意混淆伯爵的投降日期,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采纳了英格兰人的说法。有人认为,普瓦捷把伯克姆斯特德和巴金混淆了(Douglas, Conqueror, 207)。另一些人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认为,埃德温和莫卡可能投诚了两次 (Baxter, Earls of Mercia,270–1)。但普瓦捷的描述——特别是他所说的“为他们之前所表现出的敌意而请求威廉的宽恕”这句话——都不像是在描写第二次投降。另一种可能是,普瓦捷的叙述才是正确的,而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那个更短的、没有提到巴金的记述中,编写者把另一件事同两人的投降混在了一起。伍斯特的约翰采纳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观点。他指出,埃德温和莫卡是在伯克姆斯特德投降的。但是,在之前的叙述中,他却表示,两位伯爵带着军队离开了伦敦,并回到了家乡。这一说法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即他们撤回了英格兰北部。如果普瓦捷的叙述是事实的话,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征服者会“因为某些人仍在反抗”而不愿加冕,又是为什么,在巴金投降之后的一年,他便立刻表现出回到诺曼底的意愿。

26WP, 162–3; ASC E, 1066; Williams,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8–9.

27EHD, ii, 918; WP, 164–5.

28WP, 162–3, 166–9; ASC E, 1067.

29WP, 168–81.

30Ibid., 154–5, 176–7, 180–1; OV, ii,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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