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069年接近尾声，威廉驻地周围的村庄仍在冒烟的时候，征服者把他的军队留在营地里，自己则前往约克城庆祝圣诞节。在最近的这阵暴乱风波过去之后（9月，诺曼守军引发了失控的大火），这座城里可能只有少数建筑是完好的，约克大教堂的主教座堂则处于极为糟糕的状态。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话来说，它“完全成为废墟，并被彻底焚毁了”。根据后世的史学家的记述，教堂的装饰物和文件或已丢失，或被毁掉。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教堂的这片烧焦了的废墟上，威廉庆祝了圣诞节。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话来说，他“庆祝了我们救世主的生辰”。当然，他也是在庆祝他自己加冕三周年的纪念日。这种巧合不可忽略。正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言，在作战期间，国王曾派人把王冠和王袍送到了温切斯特。在那个圣诞节的约克，他不但佩戴着王冠，而且还穿着王袍。近来变化无常的北方臣民也在此时得到了提醒，即威廉的权威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建立在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上的。他也是他们的合法君王，在神圣的教堂里被涂过油，并且是上帝所选择的。1
无论如何，军事力量还是很快重新得到了应用。在圣诞节后不久，威廉就收到了某些有关英格兰叛军领袖的藏身之地的消息，并且出兵迎敌。当他们反过来逃跑的时候，他横穿约克郡北部来追逐他们，而这里的地形并不适合人的前进。“他用力在没有道路的荒野上开辟出一条道路，其地面是如此地坑洼不平，以至他不得不常常下马步行。”最后，他终于来到蒂斯河畔。他的军队在此处驻扎了2周。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人物归降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一些重要的叛乱分子亲自出现，并向国王宣誓效忠。戈斯帕特里克伯爵本人并不在场，但也委托他人代表他向威廉发誓效忠。诸如梅尔斯韦恩和埃德加王子等其余的人显然都逃往了更北的地方，最终回到了苏格兰。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国王是否亲自征讨了他们。但是，据达勒姆的西缅说，威廉的大军已经“占领了泰恩河与蒂斯河之间所有的地区”。然而，无论他们去往何处，“四处都杳无人迹”。达勒姆的百姓都已经逃进了深山老林；他们听说了约克郡糟糕的命运。2
因此，1070年1月末，威廉决定放弃对叛军领袖的追捕。在返回约克郡之后，他花了一些时间重建城堡以及秩序。此后，他又前去对付麦西亚的残余叛军。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只是说，威廉以“王室力量”镇压了叛乱。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此处发生了更多残酷的掠夺事件：《末日审判书》显示，威尔士边境郡县的土地收入显著下降。什鲁斯伯里不再受到叛军的围困，人们则在切斯特和斯坦福德建造了更多的新城堡。这些一定花了数周的时间，所以，在国王抵达索尔兹伯里之后，3月肯定已经过去了一半了。也正是在这时，他的军队才最终解散。3
历经2年的战斗，英格兰的叛乱结束了。上千（或许上万）人死去了。具体人数将永远不为人知，但一定远远超过在黑斯廷斯战死的人数。当然，英格兰人本身遭受了最为深重的灾难。他们或者在战斗中被杀，或者在镇压暴乱的过程中被无差别地屠戮。更多的人则由于北方浩劫而受伤致死。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更多的人将会因为饥饿而死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070年的记载中，编写者写道，“这一年发生了大饥荒”。它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一饥荒大多是人为造成的。4
然而，有必要指出，对于诺曼人来说，日子也十分艰难。他们也在战争中倒下，或者在他们的城堡被攻陷时被大规模屠杀。他们同样也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例如，我们可以参考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对1070年最初几个星期内征服者从约克向切斯特的进军场景的描述：
他下定决心，继续在一条骑手从未走过的路上行军。他攀上陡峭的高山、经过陡峭的山谷，渡过一条条河流、湍急的小溪和深渊。他们一边磕磕绊绊地行进，一边承受着雨水和冰雹的鞭打。有时，全员被迫食用在沼泽中死去的马的肉。
对于国王的一些部下来说，这一切实在是难以承受。即便是在出发去切斯特前：
来自安茹、布列塔尼和曼恩的战士怨声载道，声称他们不幸承担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任务，并多次提出要求，希望国王放他们解甲归田。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争辩，称他们无法听命于一个总是刚出虎穴又入龙潭且不断提出苛刻要求的领袖。
很明显，在此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沿用了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将这种异议归咎于军队中的异族士兵。然而，普瓦捷的威廉被迫将此事记录下来这一举动本身就非常重要。可以想见，抗议的声浪实在是太高了。即便作为征服者最主要的辩护人，普瓦捷也无法对其避而不谈。1069至1070年的冬天，威廉军中的境况非常糟糕，甚至出现了某种近似于哗变的现象。逃兵现象一定非常普遍，因为我们后来被告知，国王“称呼离开他的人为懒惰的胆小鬼和软弱的人”。像以前一样，要激发动摇者的干劲，威廉只能许诺他们一种东西。“他承诺说，在完成了最重要的作战任务之后，胜利者就可以休息了。他告诉他们，不苦干就别指望得到奖赏。”5
一些人想要得到土地，而国王手中还有很多可以分给他们的土地。少部分英格兰叛军（如戈斯帕德里克）在1月已经递上了投降书，并拿回了他们全部的财产。但是，还有很多人被杀或者走上了流亡之路。也就是说，新一轮的财产充公已经展开。失去土地的人中可能包括埃德加王子。至于与他一起流亡的同伴梅尔斯韦恩，他的全部地产都被转到了一个叫拉乌尔·帕尼尔（Ralph Pagnell）的诺曼人的名下。在这段时间里，获封土地的诺曼人还有珀西的威廉（William de Percy）。他在叛乱后积极重建了约克郡的秩序。休·菲茨·巴尔德里克（Hugh fitz Baldric）也是在这个时期获封土地的。他是约克郡的新郡长。6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土地，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对土地提出要求。即使是最刚勇和最贪婪的诺曼人，对于是否要接受如此荒凉的边境线上的土地，也是要再三考虑的。一旦获封了这一地区的地产，他们就要每天担心，这里的英格兰人是否会发动叛乱，丹麦人又会不会入侵此地。无疑，在战争结束时，威廉的许多部下都更愿意把自己的奖赏带回自己欧洲大陆的家乡。然而，这似乎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威廉或许拥有足够的土地，但没有足够的金银以及其他动产。这一情况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自1066年以来，威廉已经以税收和贡金的形式攫取了大量钱财，很难再用这种方式得到金钱。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区，经济已经遭到了全面破坏。尽管如此，威廉也必须支付雇佣兵的报酬。
按照今天的说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在11世纪抢银行。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明的那样，为了逃避掠夺和暴力，11世纪，许多富裕的英格兰人已经将财产秘密转移到了修道院内。当然，他们认为，在这种理论上不可侵犯的地方，贵重物品相对比较安全。但在大斋节期间（也就是1070年2月17日以后），国王却“命人搜查全英所有的修道院，查封那些存放在修道院内的财产，并将其纳入他的宝库”（据称，这是威廉·菲茨·奥斯本想出来的办法）。在阿宾登修道院，12世纪的编年史家记述了几乎同样的一个故事。但他表示，这次充公的不仅仅是世俗财产。“除此之外，许多在僧侣区内所能找到的珍贵物品也都被抢走了，其中包括大量的金银、法衣、书和各种在教堂内使用并彰显教堂尊严的容器。”鉴于这次大搜刮发生的时间，这些战利品无疑成了不久以后发放给国王部队的“大量奖赏”。那时，他们在索尔兹伯里被解散。尽管解决了雇佣兵的佣金，这一权宜之计却根本无助于改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7
1070年的复活节，威廉第二次被加冕。这次典礼在温切斯特举办。而且，典礼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就像近来在约克戴着王冠一样，国王想要借助这次加冕来声明，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国王已经向支持他的挚友亚历山大教宗请愿，请求他的帮助，以巩固自己在英格兰的统治。作为回应，亚历山大教宗向英格兰派出了由两位枢机主教和一名主教组成的使团。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表示，在那个复活节，这些人再次为威廉加冕。这一庄严的举动也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他是教宗最珍爱的子民。8
再次举行加冕礼并不是枢机主教到来的全部原因。他们来到此地的另一个原因是，诺曼人十分迫切地想要赎罪。即使是按照1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国王及他的士兵也应该为如此庞大的伤亡承担责任。事实上，1069至1070年，国王所面临的反对，不仅仅是基于物质上的匮乏，而且还基于道德上的谴责。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述中，至少有一个诺曼人在此时返乡，并拒绝再参与任何与征服相关的事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在记载“北方浩劫”时则暗示道，即使是在一个习惯于见到如此暴行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仍然是触目惊心的。9
威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批判声音的存在，并感到有传播它的必要。在征服的最初阶段，很可能就在他1067年复活节奏凯回国之际，诺曼底的主教们为那些参加黑斯廷斯战役的将士制定了一套忏悔的方法。这些内容在一份迷人的文献当中幸存了下来。今天，我们称这份文献为《悔罪条例》。既然这一方式极不寻常，而征服者也已经完全控制了诺曼教会，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即一定是威廉本人批准的《悔罪条例》。而且，他也势必认为，在军中推行忏悔仪式反映了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即他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10
总的来看，条例中所推行的忏悔仪式看起来十分严格：“任何知道自己在这场大战中杀过人的人都必须忏悔。每杀一个人，就要忏悔一年……对于任何（在这场大战中）重伤过他人的人来说，每攻击一个人，就要忏悔40天。”以此估算，威廉军中的那些更有经验的战士都将在忏悔当中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这一条例中也有一些条款，规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不必承受那么重的负担。例如，弓箭手不可能知道自己杀死了多少人或者让多少人受重伤。他们的忏悔时限则为3个大斋期（1个大斋期为40天）。事实上，正如另一条款所写明的那样，在经过当地主教的裁决之后，凡是记不得自己杀了多少人的人都可以每周选择任意一天进行忏悔。为了赎罪，他也可以向教堂捐钱，或者兴建教堂。当然，威廉选了最后一种方式。在他刚刚开始征服的时候，国王曾在黑斯廷斯战场遗址上建立了巴特尔修道院，既是为了纪念这场胜利，也是为他的杀戮行为赎罪。11
《悔罪条例》的规定也沿用到了后黑斯廷斯时代。《悔罪条例》承认，威廉军中的战士可能会在寻找粮食的过程中遭遇抵抗，但对于那些在劫掠行动中进行杀戮的人，《悔罪条例》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赎罪方式。加冕典礼成了一个分界点：任何在此之后进行的杀戮行为都会被当作一般的杀人行为，是出于本人的意愿的，因此必须接受通常的（更严格的）惩罚。但是，这一条例仍然存在例外：如果他们所杀死的人正试图武装反抗国王，那么即便是在加冕礼之后，这些杀人的人仍然适用与加冕礼之前的那种特殊的忏悔方式。当然，这就意味着，虽然《悔罪条例》可能是在黑斯廷斯战役之后的几个月起草的，但它仍对接下来几年的暴力事件有效。此条例仅存在于英格兰方面的史料当中，而且，这些史料均与1070年教宗使团的来访相关。这一事实表明，这一条例得到了确认，或者被重新颁发了。毫无疑问，这一次也是基于国王的特殊命令。12
然而，使团造访的最主要原因既不是将威廉的王权合法化，也不是赎罪，而是推行改革。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当他们发现缺失宗教层级和纪律的地区非常需要改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参与全国的各种事务。”为了保证教宗对诺曼征服的支持，威廉提出了各种论点。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英格兰教会处于涣散的状态当中。所以，教宗使团的插手不足为奇。在某种意义上，它只不过是早就应该颁布的一项政策，只是被多年的叛乱耽误了。
与此同时，叛乱本身也对改革的本质产生了影响。在统治之初，征服者曾承诺，他将保留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并承认大多数臣民的领土和头衔。但如果说，威廉在1068至1070年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绝不能轻易相信英格兰人。威廉一次又一次地原谅某些人。然而，一旦他离开，这些人就会伺机造反。对于平信徒而言，威廉可以采取强硬的路线。他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一来，他们就失去了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但是，要处置神职人员就没那么简单了。最桀骜不驯的神职人员早已不在其位。他们或者已经战死沙场，或者已经流亡异国。在经过简易审判之后，此外的少数人似乎也已服法。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前任达勒姆主教埃塞尔里克。1069年夏季，他与他的兄弟——现任达勒姆主教的埃塞尔温——被分别逮捕，并被判有罪。原因是，他们可能支持过北方的叛乱者。13 但是，无论这些高级神职人员犯下了多少罪行，或者多么不值得信任，国王都不能随意罢免或替换他们。
但是教宗使团可以。在复活节之后不久，一次特别的宗教会议在温切斯特召开了。在这场会议上，英格兰教廷的改革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罢免大主教斯蒂甘德。当然，从诸多方面来看，斯蒂甘德早就应该被解职了。毕竟，他曾是戈德温家族所认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1052年，在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瑞米耶日的罗贝尔逃走以后，斯蒂甘德就以非常规的方式上任了。而在温切斯特的审理过程中，他的上任方式也成了他的罪责。另一个对他的核心指控在于身兼多职（这一点无法反驳）。即使斯蒂甘德已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仍继续在温切斯特担任主教。既然基于这些理由，他已经受到了教宗的绝罚，那么，教宗使团罢免他也并不令人奇怪。到了这个时候，他之所以能幸运地稳坐这一位置，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财富和影响力。普瓦捷的威廉也是这么总结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高寿。既然他是从1020年开始担任牧师的，那么到了1066年，他可能很快就会死去，没法再继续担任神职人员了。然而，到了1070年，威廉显然已经厌倦了等待。他也终于不再假意尊重英格兰人的情绪了。这位大主教令人难堪，因此他必须离开。14
但是斯蒂甘德远非唯一的受害者。要么是在温切斯特的同一次会议上，要么就是在几周后在温莎（Windsor）的第二次教会会议期间，另外三位英格兰主教也被人用类似的方式剥夺了教职。在利奇菲尔德主教利奥弗温（Leofwine, bishop of Lichfield）的案件中，我们知道，人们指控他在“肉体上荒淫无度”。这是因为，这位主教有一个妻子和一些孩子。另一宗类似的案例可能是东盎格利亚的埃特尔迈尔（Æthelmær），因为他也是个已婚男人。至于苏塞克斯的埃塞尔里克主教，我们无法确定对他的指控是什么，但这一指控不可能十分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在案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教宗就下令复查该案，并让主教官复原职（但这一命令被有意忽视了）。
这些案件集中爆发的数量以及其爆发时机都暗示着权力的斗争。埃特尔迈尔和利奥弗温也许结过婚，但有很多其他神职人员也是如此（在埃特尔迈尔一案中，这么做的还包括他的继任者）。罢免他们的真正原因很显然是他们的背景：利奥弗温是麦西亚伯爵的亲属，而且身份显赫；埃特尔迈尔则是斯蒂甘德的兄弟。事实上，威廉在1070年彻底清扫了一众忠诚度成疑的主教。无论就道德还是法律而言，对于苏塞克斯的埃塞尔里克的指控都很没有说服力。但是，在国王的眼里，此人一定早已成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仅被撤了职，而且还被羁押起来。按伍斯特的约翰的话说，“尽管他是无罪的”，他还是“被关在莫尔伯勒（Marlborough），并被严加看守”。15
当然，这几乎重演了16年前发生在诺曼底的一系列事件。当时，大主教鲁昂的莫热在一次叛乱的初期遭到免职，因为他被怀疑与一次叛乱的敌人有所勾结。在那个案子里，威廉同样谨慎地遵守了程序。这位受到指控的人被一个由教宗使节所主导的议事会定了罪，原因是所谓的道德缺陷。实际上，哪怕是对征服者的早期活动有过一丁点的关注，在1070年教宗使团到来的时候，英格兰的主教们就能嗅到危险的气息。这是因为，负责诉讼程序的主教不是别人，正是锡安的埃尔芒弗雷德。此前，此人一手造成了莫热的倒台。16
话虽如此，比起之前的行动来说，1070年行动的范围更大。在温切斯特和温莎，被清扫出门的绝不仅仅是主教们。伍斯特的约翰说道：“许多修道院院长也被撤了职。”虽然他并未列举具体的名字，但被剔除出去的人当中似乎很可能包括阿宾登、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坎特伯雷这些修道院的院长。这些人都是在这一时期丢掉自己的职务的，有的甚至失去了他们的自由。约翰说，国王“剥夺了众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教职。但无论是就教会的法律或世俗的法律而言，他们都没有因为任何明显的原因而被定罪过。仅仅因为怀疑（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他就让他们终身监禁”。17
自然，取代他们的是诺曼人。出于明显的理由，威廉更喜欢提拔他所熟悉的人。所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小教堂里的牧师们。温切斯特、东盎格利亚、苏塞克斯和利奇菲尔德教区的主教都由前王室牧师担任。前一年因奥尔德雷德去世而空缺的约克大主教的职位也同样由王室牧师填补了。只有在达勒姆，国王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安插了一位名叫瓦尔歇（Walcher）的洛陶林吉奥牧师。这次新任命的最终结果是，英格兰教会的高层大换血。就像黑斯廷斯战役以及接下来的几场叛乱彻底地改变了世俗贵族一样，英格兰教会的高层也转变了。在1070年的大清扫结束之后，在英格兰的15个主教当中，只有3个是英格兰人。18
大斋节期间，修道院的财富被掠夺了；春季，众多修道院的领袖则被革了职。很明显，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1070年是“可怕的一年”（annus horribilis）。但在同一年，英格兰教会似乎不得不再经受一次打击。此时，征服者给许多教区和修道院附加了一种新的负担，即军役。
所有中世纪统治者都要求其臣民服军役。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在诺曼底，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说明，1066年以前的征兵是如何完成的。但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诺曼底公国正走在日益“封建化”的道路上。权贵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在公爵处领有了土地，他们就必须为他服役。其中一项役务的内容是，无论何时，只要他提出要求，这些权贵就要向他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英格兰的体制有着些许的不同。按照英格兰的体制，领主被要求给王室军队提供一定数量的士兵。而他们所提供的士兵的具体数量显然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海德计）。自威廉在英格兰继位以来，他不断地把土地奖励给自己的诺曼下属。不仅如此，有时他还允许英格兰的地主赎买他们现有的土地。根据后来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测，国王肯定抓住了这一机会，精确地规定了每个人应该完成多少军役。这一军役具体表现为每个人所需提供的骑士数量。19
在威廉执政的初年，这些新要求明显与英格兰教会无关。在诺曼底，人们普遍期待修道院为其建立者的封臣们提供采邑（benefice）。英格兰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在那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僧侣们挥动着某一位热心肠的先王所赠予的证书，并以此为据，不去承担这种世俗的负担。在最初执政时，威廉曾公开表明，自己愿意遵守英格兰诸位先王制定的法律和习俗。看起来，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这种豁免权的存在。
然而，在统治了4年之后，征服者改变了他的想法。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说：“1070年，国王威廉在所有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院长的辖区征兵，而这些地方在此之前不受制于任何的世俗权威。”他补充道：“国王还写了每一个修道院在战时需提供给他及其继任者的骑士的具体数量。”诚然，就时代而言，文多弗的记述显然较为晚近。在文多弗创作他的史书时，已经是13世纪的早期了。这也使得很多史学家对此存疑。（在诺曼征服的历史中，很少有比军役的引入更具争议的话题。）但是，他的评述得到了12世纪的其他编年史著作和一份令状的支持。如果这份令状是真实的话，那么它的签发时间应该不会迟于1076年。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征服者此时确实向英格兰教会提出了新的军事要求。20
如果我们要问他为何这么做的话，那么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因为，他感到这些额外的役务是有必要的。在威廉执政的初期，他或许还能像英格兰先王们一样信守承诺，不让修道院承担军役。但是，从那时起，他的王国就开始遭受叛乱的威胁。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这些叛乱一直没有停歇过。我们知道，在这些年里，他曾经招募英格兰人加入他的军队。这些人之所以参与作战，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在诺曼征服前就已经要为威廉服役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威廉曾从欧洲大陆各国征召了很多雇佣兵。在两次收税的过程中，他征收了数额巨大的捐税，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奖赏。鉴于他在1070年绝望地掠夺了修道院，可以想见，收税的方法是难以维系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该年年初的现金流转危机足以给国王及其顾问们敲响警钟。这一危机告诫他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好让他们的臣民继续承担负担。虽然叛乱可能早在1070年夏季就已经结束，但国王仍旧十分需要能够服军役的人。威廉不再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却修建了数十座新的城堡，而这些城堡都需要常备的守军。谁会一周又一周地为这些分散的占领军支付军费，直至不可预见的未来呢？
答案显然是英格兰教会。12世纪，伊利修道院的一位编年史家记载道，威廉通知了所有的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从这时起，他们将负责供养英格兰国王的守军……这是一项永久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最高权威的支持，任何人也不得有反对这项法令的想法”。成书于12世纪的阿宾顿编年史的记载与此相似，但这一记载更为具体。“该修道院接到了国王的命令，要为温莎城堡提供骑士”。当然，因为不久前的大清洗，有一些修道院的院长是由诺曼人担任的。这些人无法想象，假如不向国王提供骑士，获得国王的保护的话，他们要怎么得到这些职位。后人回忆道，“在这个诺曼人的任期的最初几天里，除非有一支武装骑士队贴身保护”，阿宾顿修道院的新任院长阿德勒姆（Adelelm） “不会去他所管辖的任何地方……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有关推翻国王及其王国的谣言正在不断发酵，迫使身在英格兰的每一个人都全力自保” 。21
而且，就在温莎宗教会议结束后不久，一场新的军事危机爆发了。或者说，这场危机是此前危机的重演。虽有去年达成的协议，但丹麦的斯韦恩国王所派出的维京军队仍然没有回国。他们似乎一直都想要在英格兰北部建立一个基地。这样一来，斯韦恩就可以直接从此处发动一场征服战争。而且，就在1070年5月末，丹麦国王抵达了英格兰。他在亨伯河河口处与他的弟弟阿斯比约恩会合了。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他的欢迎会是盛大而且欢乐的。在这一年的年初，英格兰的叛军将领们就已经纷纷逃亡或投降，但当地人还是都出来支持入侵者，认为他会打败所有的敌人。斯韦恩本人似乎一直驻扎在亨伯河地区，但阿斯比约恩和一支丹麦御卫部队却南下到了东盎格利亚，并占领了伊利镇。据说，当地人对他们也非常友善，并且对未来的发展非常乐观。“整个沼泽地的英格兰人都前来迎接他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道，“他们以为，丹麦人会征服整个国家。”22
在对于丹麦征服的前景极其热衷的英格兰人中，有一个叫作赫里沃德（Hereward）的人。后世称他为“觉醒者”（the Wake）。在所有的抵抗者中，赫里沃德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个。但遗憾的是，直到去世后近百年，他才声名鹊起，而那时他已被奉为传奇。例如，12世纪的《赫里沃德传》（Gesta Herewardi）里的一些事似乎有一些史实基础，但这本书花费了太多的篇幅来写巫婆、公主和怪兽，以至于无法被看作严肃的史料。即便是赫里沃德引人注目的绰号（人们一度认为，这意味着他拥有超常的警觉性）也是直到13世纪才出现的。而且，它可能也只不过是说明了他与林肯郡的韦克（Wake）家族所谓的血缘联系。有关赫里沃德，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虽然其血统不明，但此人似乎拥有贵族身份。在诺曼征服时期，他还在外流亡，而到了1066年之后的某一天，他回到了英格兰。这时，他发现诺曼人杀了他的兄弟，霸占了他的田产。显然，当1070年夏赫里沃德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当中时，他已经是一个亡命之徒了。23
在记述了丹麦人来到东盎格利亚之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表示，“赫里沃德和他的同伴们”正在计划掠夺彼得伯勒的修道院。（这里也是后人誊抄和增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地方。因此，这本书对此事描述得十分详细。）他们这样做似乎不仅仅是因为丹麦人的入侵，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得知，彼得伯勒最近将迎来一位新的诺曼院长。由于他有再次战胜压迫者的决心，赫里沃德决定在新院长到任前洗劫修道院。尽管僧侣们尽了全力（他们向外求援并尽其所能地抵抗），赫里沃德和他的部下还是强行闯入了彼得伯勒镇，一把火把镇中的大部分房屋都烧成了焦土。之后，他们冲进了修道院教堂，抢走了修道院所珍藏的财宝（其中包括十字架、祭坛前的帷幕以及圣物匣——均以金银制作而成。此外，他们所掠夺的东西里还有金钱、书籍和圣衣）。最后，他们趾高气扬地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到了驻扎在伊利的丹麦人营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明显对此感到十分怨恨，“他们声称，这样做是出于对这座修道院的忠诚”。如果说，赫里沃德和他的同伴们并没有说服僧侣们，但他们貌似说服了他们自己，而且自认是罗宾汉的先驱。他们没收了修道院的贵重物品，以防它们被贪婪的诺曼人掠走。公正地讲，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赫里沃德和他的人马是这一座修道院的佃户。年初，征服者洗劫英格兰所有修道院的情景仍然令人们记忆犹新。24
在烧毁了城镇并抢劫了修道院之后，这群不法之徒很可能与他们的丹麦盟友讨论过，要据守彼得伯勒并与诺曼人对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称：“丹麦人认为，他们可以打败法兰西人。因此，他们赶走了所有的僧侣。”然而，没过多久，当新任修道院院长图罗尔德抵达的时候，他发现这里已被废弃，侵略军也早已回到了他们的战船上。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图罗尔德不是一名普通的僧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后来评价道，图罗尔德的行事风格“不像一个修道院院长，更像一个骑士”。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中，他则被称为“非常凶残之人”。这本书还表示，在他就职的时候，至少有160名全副武装的法兰西人陪同。为了保留丹麦人和他们的英格兰盟友的脸面，尽管他们选择从一个僧侣面前逃跑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并没有说什么。无论图罗尔德多么令人畏惧，相较而言，他所领导的只是一小撮诺曼人的军队。25
事实上，丹麦人的征服梦也许在几周前就已经破碎了。在他抵达英格兰时，斯韦恩似乎就已经发现，他弟弟所指挥的军队正处于一种十分糟糕的状态之中。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他们在冬天里因为暴风雪和饥荒而经受的种种磨难。他说：“一些人死于船只失事，剩下的人则以劣质浓汤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诸侯、伯爵和主教们所处的境况也并不比普通士兵好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这里借用了普瓦捷的威廉的表述，其言辞之间带有明显的偏见。比如，在书里的某一个地方，我们被告知，丹麦人因害怕当地人而不敢离开战船，而这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带给我们的印象并不相符。更有甚者，这一份记述还富有误导性。它忽略了斯韦恩亲自前来的事实，只说丹麦军队的余部回到了国内，告知了国王他们损兵折将的悲伤故事。无论如何，丹麦人很可能真的面临着困难。此时，“北方浩劫”才刚刚过去不久。对这些人来说，要找到足以维持生命的粮食一定是非常艰难的。26
斯韦恩一定很快就意识到，其庞大舰队的剩余部分已经不足以开展一次征服行动。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派阿斯比约恩到东盎格利亚的行为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次由维京人所发动的劫掠，目的是收回在外航行的成本。在彼得伯勒遇袭（这件事发生在6月2日）后不久，威廉提出讲和，而丹麦国王则欣然接受了威廉所提出的条件。他的船队沿着东海岸航行，在泰晤士河上逗留了两个晚上，之后便返回丹麦。到了仲夏，也就是他来到英格兰还不到1个月的时候，斯韦恩就离开了。他抛下了那些支持他的英格兰人，令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对于再一次改朝换代的期待则又一次落空了。如果赫里沃德和他的绿林兄弟真的只不过把自己当作彼得伯勒财富的临时托管人，那么他们是时候该打消这个念头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道：“丹麦人离开了伊利，并带走了所有之前提到的宝物。”修道院的僧侣们只能安慰自己，他们的掠夺者也没能全身而退。在返航的途中，丹麦船队被巨浪冲散了。因此，只有一小部分战利品最终被带回了丹麦。就是这一小部分战利品，也在几年后的大火中损失殆尽。与此同时，阿斯比约恩伯爵也受到了指控。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收受了威廉的贿赂，入侵行动才会不了了之。他本人则因此而遭到了放逐。27
无疑，威廉似乎认为，随着斯韦恩的离开，危机就到此结束了。在夏末或是秋初的某一天，国王离开了英格兰，并乘船前往诺曼底。在欧洲大陆上，危机正在发酵。从他妻子的家乡佛兰德所传来的消息尤其令人不安。在那个临近的地区，一场继承争端正在演变成一场内战。相比之下，在海峡的另一边，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此时，承蒙上帝恩赐，和平之光笼罩着英格兰。既然强盗已被击退，百姓的生活便重归宁静……没人再敢抢劫。每个人都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心满意足地和邻居们一同生活。”28
“但是，”奥德里克补充说，“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他之所以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评论，是因为一场新的暴乱出现了。威廉似乎认为，随着丹麦人的离开，支持他们的英格兰人将会一哄而散。即便不是如此，他们也会被修道院院长图罗尔德这样令人敬畏的地方长官轻易地剿灭。但是，藏匿在沼泽地带当中的英格兰反抗势力是难以根除的。丹麦人在伊利建立基地绝非偶然。这是因为，11世纪（以及此后的几个世纪），这个小镇就是一个四面环绕着沼泽的孤岛，只能靠船只进出。在丹麦人离开之后，伊利的居民被留在了这个地方。这些焦虑不安的人认为，他们势必会因为过去与丹麦人的合作而遭到暴力镇压。根据《赫里沃德传》的记述（尽管可信度不高，但只有这份资料涉及了反叛的原因），伊利的修道院院长担心，因为损害了诺曼人的利益，就像这一时期很多的英格兰神职人员一样，他在不久之后也会被罢免。自然，修道院僧侣们开始寻求赫里沃德的帮助，而且得到了后者的回应。但是，正如随后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回应伊利方面呼吁的不只是这位当地的英雄和他的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其他走投无路的人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赶往东部沼泽地带。《赫里沃德传》写道：“因为害怕异族的统治，那里的僧侣宁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也不甘沦为奴隶。他们联合了许多人，包括亡命之徒、罪犯、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和失去父母的人等等。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住所和整个岛屿。”29
达勒姆主教埃塞尔温正是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当中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埃塞尔温并不是自愿叛乱的。1068至1069年，他被叛乱牵连，继而被宣布为不法分子。“北方浩劫”期间，他逃离了征服者的军队，带领着他的教众在林迪斯芳的一个临时庇护所内避难。而到了1070年的春天，他已经返回了英格兰本土。但根据达勒姆的西缅的记载，他无意在此久留。“他看到，英格兰人全境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且，他害怕受到异族人的统治。关于那些残忍的人的语言和风俗，他都不了解。基于这些原因，他决定辞去主教之职，并远走他乡。”但是，即使在这件事上，埃塞尔温的运气也不怎么样。在这一年的夏天过去一大半之后，他乘船从韦尔茅斯（Wearmouth）出发，并计划前往科隆。但是，一股逆风把他的船吹到了苏格兰。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德加王子和梅尔斯韦恩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流亡者。极有可能的是，不久后，伊利方面正在组织反抗的消息就传到了这些残兵败将的耳中。到了这个时候，主教一定感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的兄弟埃塞尔里克在一年前锒铛入狱。这一年的春天，罗马教宗使团又把他当成了不法分子。对埃塞尔温来说，伊利的叛乱或许拉动了他的情感闸门。埃塞尔温同样来自英格兰的沼泽地带。他原本在彼得伯勒，后来才前往达勒姆任职。无论确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最终放弃了逃离英格兰的计划，并选择与反叛者患难与共。在新的一年（1071年）年初的一天，他从苏格兰来到伊利。和他一同来的是一个名叫休厄德·巴恩（Siward Barn）的北部英格兰要人以及其他数百名流亡者。这些人全都下定了誓死抵抗诺曼人的决心。30
如果不是埃德温和莫卡两位伯爵在同一时间采取了行动的话，伊利叛乱的规模可能还不会如此之大。自从他们在1068年夏迅速投降之后，兄弟二人就再没有在英格兰的反抗运动中发挥过任何作用。事实上，在之后所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中，他们都没有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之后的历史记录中消失了。一份可能起草于1069年春的王室证书显示，此时的他们仍然留在威廉的宫廷中并保有各自的头衔。但是，无论是称呼埃德温为“麦西亚伯爵”，还是称呼莫卡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对他们来说都无异于一种嘲讽。这是因为，他们在各自对应的地区根本没有任何实权。此时，约克郡的城堡主们和近期恢复爵位的戈斯帕特里克共同统治着英格兰的北部。与此同时，麦西亚则由诺曼人所担任的新郡长统治。这些人的统治也受到了沃里克、诺丁汉、什鲁斯伯里和斯坦福德等地新筑城堡守军的支持。早在1068年，威廉就以赫里福德和什鲁斯伯里两地为中心建立了敌对的伯爵领，而这也使得埃德温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两处伯爵领则分别为威廉·菲茨·奥斯本和蒙哥马利的罗歇所持有。从1070年年初开始，埃德温在当地的统治就遭受了进一步的打击，而这一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这个时候，另一个以切斯特为中心的新伯爵领被建立起来，而这一伯爵领又被授予了热尔博（Gerbod）。此人是征服者威廉众多佛兰芒人下属当中的一个。看起来，我们应当能够相信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说法，即两兄弟在1068年确实只是“在表面上”得到了国王的宽恕。人们不禁要怀疑，在那之后，他们的自由可能再次受到了限制。我们不清楚，威廉于1070年回到诺曼底一事是否表明，他暂时放松了对二人的限制。同样地，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离开的原因是害怕被更严密地监禁起来。无论怎样，埃德温和莫卡都决定逃跑。1070至1071年的冬天，他们秘密地逃离了威廉的王廷，并着手筹划叛乱。31
然而，我们很快就能看出，他们的运势已经不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样说的原因是，似乎没有人愿意在他们的麾下集结。自从诺曼人接管国家以来，两兄弟就没能履行好他们作为领主的基本职责。也就是说，他们没能保护好自己领地上的人民。当征服者大军肆意践踏米德兰的时候，埃德温在哪里？当北部地区遭到大规模侵扰时，莫卡又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在比不上戈德温伯爵。1051年，戈德温违背了国王的命令，没有破坏他治下的多佛尔。他们同样比不上国王哈罗德。1066年，哈罗德驰援黑斯廷斯，部分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佃户受到了威胁。1068至1070年，两位伯爵都置其追随者于不顾，任由他们落入诺曼人之手，或是面对死亡，或是被剥夺财产。两兄弟那时很可能并没有多少行动自由。这一点固然能赢得我们的同情，但对于那些失去土地或亲人的人来说，这实在称不上安慰。32
伯爵们叛乱的失败导致他们沦为逃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回忆道，“兄弟二人漫无目的地在树林里和荒野上前行”。根据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埃德温前往北方，打算到苏格兰与其他被流放的人会合。莫卡则往东行进，并参加了伊利叛军。由于他们的领地靠近林肯郡，莫卡很可能会把赫里沃德看作他的封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伯爵可能仍旧可以指望这个不法分子。33
埃德温和莫卡的逃亡以及后者到达伊利这两件事很可能是导致威廉在1071年返回英格兰的主要因素。他回到英格兰就是为了亲自处理这次叛乱。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一年中国王的活动都知之甚少，所以无法确切说出其返回的具体时间。我们也没有任何有关后来的军事行动的具体记录。《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述道，威廉召集陆海两路大军，从各个方向发起了进攻。战船被用来封锁该岛东部靠海的一边，而在西部，威廉的大军建造了一条堤道（或一座浮桥），以便通过沼泽地发起进攻。34除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外，后世的伍斯特的约翰也做出了几乎一样的叙述。然而，至于战斗的细节，这些可靠的资料来源则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赫里沃德传》写道，诺曼人曾多次尝试占领这一岛屿。但是，赫里沃德和他的战士技高一筹，每次都能击退他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份12世纪的历史资料《伊利史》（Liber Eliensis）则令我们相信，在威廉的亲自率领下，诺曼人通过浮桥发动了一次袭击，大获全胜，并迫使守军外逃。这两种描述都有某些缺陷。对于《赫里沃德传》而言，它确实想取悦读者，而且塑造赫里沃德的光辉形象，这也使得它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伊利史》则不过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罢了。它的作者抽取了其他编年史中的记述，并将这些碎片粘贴在一起。它对强攻伊利过程的描述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貌似引用了普瓦捷的威廉的作品中的结尾部分，而这一结尾后来失传了。（这一记述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威廉的宫廷以外，埃德温和莫卡从未享受过那么多的恩惠和荣耀。除了普瓦捷之外，还有谁还会这样写呢？）因此，诺曼人成功发动袭击一事或许有一定的事实依据。35
除了《伊利史》外，现有的各个史料都认为，战斗最后以英格兰人的投降告终。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国王获得了他们的船只、武器和大量的财宝，并按其心愿处置了这些人”。主教埃塞尔温被监禁在阿宾登修道院，并于第二年冬天去世。莫卡伯爵同样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他的刑期要比埃塞尔温长得多。至于其他向威廉投降的人，伍斯特的约翰说，“一些人被判入狱。另一些人则被砍掉了双手并被挖掉了双眼，但他们却获得了自由”。唯一逃脱了刑罚的重要人物是赫里沃德。他不仅拒不投降，还巧妙地策划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逃脱。他带着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秘密地取道沼泽，并逃了出去。时人所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记载道：“他英勇地带着他们冲了出去。”这表明，赫里沃德的英雄主义绝不仅仅是后世传说的产物。36
在读过普瓦捷的威廉有关伊利陷落的记录之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完全推翻了这一记述。他坚称，莫卡并没有对国王造成任何损害，而后者却许以虚假的和平与友谊，并以此诱降了他。关于埃德温伯爵，奥德里克继续写道，在埃德温伯爵得到伊利陷落的消息之后，他发誓要继续战斗。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走遍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试图寻找支持力量，以解救自己的兄弟。但是在这里，奥德里克的这一记载一定是错误的。他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带有亲麦西亚色彩的故事，而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能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了。其他时代更为接近的记载（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指出，甚至在伊利之围开始前，埃德温就已经死了。所有关于此事的记述都提到了“背叛”这一主题。“作为他最亲密的臣属，他的3个兄弟向诺曼人出卖了他。”奥德里克如是说。听起来，这句话引自某部史诗。我们被告知，上涨的溪水挡住了伯爵逃走的去路，而他就是在这条小溪边上被抓的。他和他的小股人马一起被杀死，“所有人都绝望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就是利奥弗里克后人的结局。他们是被此前他们未能保护的人所打倒的。后者看不到任何继续抵抗诺曼人的希望。37
1ASC D, 1069; Hugh the Chanter,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York, 1066–1127 (Oxford, 1990), 2–3; OV, ii, 232–3.
2Ibid.; SD, History, 138.
3OV, ii, 234–7; J. J. N. Palmer, ‘War and Domesday Waste’, Armies, Chivalry and Warfare in Medieval Britain and France, ed. M. Strickland (Stamford, 1998), 259–61.
4ASC D, 1070.
5OV, ii, 234–7.
6Fleming, Kings and Lords, 166–7; P Dalton, Conquest, Anarchy and Lordship: Yorkshire, 1066–1154 (Cambridge, 1994), 65.
7JW, iii, 10– 11; Historia Ecclesie Abbendonensis, ed. Hudson, i, 226–7; OV, ii, 236–7.
8Ibid.
9Ibid., iii, 254–7.
10EHD, ii, 606–7; H. E. J. Cowdrey, ‘The Anglo-Norman Laudes Regiae’, Viator, 12 (1981), 59, n68.
11EHD, ii, 606–7; E. Searle, Lordship and Community: Battle Abbey and its Banlieu, 1066–1538 (Toronto, 1974), 21.（也可参见Chronicle of Battle Abbey, 20–1.）该书表明，这一修道院在11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都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她的主要论据是Morton的一篇备受怀疑的论文。Morton, ‘Pope Alexander II’. 参见 Nelson, ‘Rites of the Conqueror’, 396–7，他认为，修道院建成的日期应当早于11世纪70年代。
12EHD, ii, 606–7; Cowdrey, ‘Anglo-Norman Laudes Regiae,’ 59, n68.
13基于ASC E, 1069的说法，这两个主教更有可能是在这一年被抓并被驱逐的，而不是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1070年。例如Councils and Synods, ii, 566。
14JW, iii, 10–13; WP, 146–7, 160–1.
15Letters of Lanfranc, 36–7, 62–3; DNB Æhelmaer; Baxter, Earls of Mercia, 292–3; JW, iii, 14–15.
16Above, 92; OV, iii, 236–7.
17JW, iii, 12–15; The Heads of Religious Houses: England and Wales, 1, 940–1216, ed. D. Knowles, C. N. L. Brooke and V. M. C. London (2nd edn, Cambridge, 2001), 24, 36, 66.人们大多认为，阿宾登的奥尔德雷德是在1071年被革职的。这一说法的论据来自Historia Ecclesie Abbendonensis, ed. Hudson, i, 224–9。但是，在这本书中，事件的发生顺序十分混乱。唯一能确定的是，奥尔德雷德是在1068年之后被罢免的。
18F. Barlow, The English Church, 1066–1154 (1979), 61–2; DNB Thomas of Bayeux; DNB Walcher. 活下来的英格兰主教有埃克塞特的利奥弗里克（1072年卒）、罗切斯特的休厄德（1072年卒）以及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1095年卒）。
19Above 76, 144–5, 202.
20Matthew Paris, Historia Anglorum, ed. F. Madden (3 vols., Rolls Ser., 1866–9), i, 12–13; RRAN, 449–52 (no. 131). 早在19世纪晚期，这一争论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有关这一争论的论文数量很多。经典的论文有J. H. Round,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to England’, idem, Feudal England (new edn, 1964), 182–245; J. C. Holt,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 England’, idem, Colonial England (1997), 41–58; J. Gillingham,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to England’, idem,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187–208。
21Liber Eliensis, ed. E. O. Blake (Camden Soc, 3rd ser., 92, 1962), 216–17; Liber Eliensis: A History of the Isle of Ely, trans. J. Fairweather (Woodbridge, 2005), 258–9; Historia Ecclesie Abbendonensis, ed. Hudson, ii, 4–7.
22ASC E, 1070.
23E. M. C. van Houts, ‘Hereward and Flanders’, Anglo-Saxon England, 28 (2000), 201–23; DNB Hereward.
24ASC E, 1070.
25Ibid.; WM, Gesta Pontificum, 628–9.
26OV, ii, 232–5.
27Ibid.; ASC E, 1070; JW, iii, 14–15.
28RRAN, 79; below, 254; OV, ii, 256–7.
29Ibid. 《赫里沃德传》 引自M. Swanton的英文翻译。Robin Hood and Other Outlaw Tales, ed. S. Knight and T. Ohlgren (2nd edn, Kalamazoo, 2000), 647, 651.
30Above, 219–20, 238; SD, History, 137–8, 142; ASC E, 1071.
31Baxter, Earls of Mercia, 277–8, 284–7; above, 218; OV, ii, 218–19; JW, iii, 18–19.
32Baxter, Earls of Mercia, 286–96; above, 71, 175.
33ASC D, 1071; JW, iii, 20–1; Baxter, Earls of Mercia, 261–6.
34RRAN, 79; ASC D and E, 1071; JW, iii, 20–1.
35Gesta Herewardi, 649–58; Liber Eliensis, ed. Blake, 191–4 (trans. Fairweather, 226–9). 《伊利史》写道，威廉是在10月27日到达伊利的。
36ASC D and E, 1071; JW, iii, 20–1.
37OV, ii, 256–9; Williams,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