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茹鲁阿市的旅馆房间里，将蚊帐弄出一个小孔，让局域网络电缆穿过。蚊帐外，我把宽带全球局域网的设备盒平稳地放在附近的墙上，朝西方瞄准远在天边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的同步卫星。一连上网，我就在这个从未听说过谷歌的小镇里拥有了全亚马孙最快的网络。我觉得我在城里时可以多花点钱使用珍贵的宽带网络，用它查看新闻以及登录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我搜寻着上个月的新闻。
我读着“军人救战友身亡”的新闻，接着全身发凉。不可能。马克·黑尔——我在军队的第一个军士长，那个给我写信时提到军团在阿富汗死伤情况的长官——已经死了。8月9日（寄信给我的4天后），他在阿富汗桑金（Sangin）附近帮受伤的战友移到安全地点，结果被炸死了。
我知道他有个太太名叫布伦达，还有两个女儿，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们；我只能坐在床上承受这令人哀伤的消息。就像多数人一样，我们并没有保持联络，但我赞助过他最近在网络上发起的一项慈善活动，从那之后，我们有过几次信件往来。
我一直很高兴能和马克再度取得联系，他能鼓舞人心，受到许多人尊敬，身为一名年轻军官，他在我父亲死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长得俊秀，身材健壮，是个橄榄球员，在服役时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在丛林里努力振作时，我有时会想到马克会怎么沉着、幽默和智慧地面对这些状况。在渐渐接受他死亡的事实之后，想到自己在他死前能和他有这么一点联系，我感到荣幸。
死亡能让人彻悟生命中珍贵的事物。突然间，缺乏食物、在荆棘树丛间擦得满身是伤似乎成了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事。我盯着屏幕上他的照片，深吸一口气，接着缓缓吐出来，我要从马克身上得到力量，我要让他对我的典范影响在死后仍能长存。
9月24日，乔和我踏着沉重的步伐离开茹鲁阿市，更费力地背上背包。我们每人背了9千克的食物，足够吃两个星期。我的背包有离谱的40千克重，乔的背包紧追在后，有36千克重。自从卢克在2008年4月离开卡马纳后，我还没背过这么重的行李，但在地图上，前方一片空白，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再次补给。
附近的丛林一团混乱，过去的老农田现在荆棘缠绕，三小时内，我们浑身擦伤，心情低落，勉强走了3000米。已经下午三点半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发现了水和回到茹鲁阿市的大道。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扎营，但这里的蚊子实在太多了。这悲惨的开端让人心生厌烦。
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厚脸皮的想法。
“乔，我们何不把背包藏在这里，回到茹鲁阿市，在床上睡最后一次？”我说。
我想好好睡一觉，但可不想背着这个重量走回镇上。计划成行，我们把背包埋在大堆叶子下，只带了水壶和我的皮夹，走上那条宽广的道路。40分钟后，我们再次回到镇上。
几个小时后，就在之前入住的那个旅馆的房间，乔隔着门叫我：“埃德，警察来了，有话跟你说。”
我走到外面，看到两名警察坐在崭新的警车里。我笑着问警官有什么事。
“我们接获报告，说你和你的朋友在郊外鬼鬼祟祟的。我们要看你们的护照。”警察局长用葡萄牙语说道。
“当然可以，”我回答，“但有一个小问题，我们的护照藏在镇外3000米的树丛里。”
毫无意外地，他们不认为这不可疑，于是以走私毒品的罪嫌逮捕了我们。
警察局长不是个和善的人，把我们关起来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唯一的男囚房已经满了，大约有6个人待在一张张往上叠的吊床上，因此，他们要我们睡在男囚房和女囚房之间的水泥走道上。
没有床，更别说寝具了。一道铁门锁着，我们和外界隔绝了。通过信箱上的窗口，我们可以往外看到警察围坐在桌边玩牌谈笑。我们大概在拍意大利式西部片(2)。
第二天早上，四名武装警察陪着我们来到藏背包的地方，接着命令我们把包带回镇上的警察局。在警察局，我们先出示了护照，然后，我们必须将包里的所有东西倒出，解释每一项的用途。好笑的是，这些警察对我们疑心的样子，就像一年多前我们在秘鲁遇到的亚歇宁卡人。现在，我们又被要求做同样的事，不过这一次，我猜想警察是因为我们抵达时没有通知他们并解释来意，所以才认为自己被冒犯了。在我看来，他们是在展示权力。
到了下午，整个程序都结束了，我们再次入住旅馆。乔和我饿极了，去吃了点东西，遇到了一家人（美国先生和巴西太太），那位太太在管理国家公园的机构巴西环保署（IBAMA）工作。当我们解释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后，那位太太表示，我们即将经过的是保留区，而我们没有许可是无法通过的。
我意识到现在在浪费时间，因此也在浪费金钱。我表面保持冷静有礼，但内心认为我们又要应付更多的官僚以取得通行的许可了。她安排我到她的办公室会面，之后，我们必须从她的部门雇用一名可信赖的向导，确保我们遵守保留区的规定。我对这些没意见，只是因又被一件麻烦事给耽误了行程而感到泄气。
与此同时有个好消息：我们从贝宝网站募得不少捐款，现在我们有钱在特费之后进行下一段路程了。
我们很快就再次出发了，许可在手，还有一位酬劳昂贵的强制性向导尾随在后。我们在规划清楚的路线上疾行，花了两天就轻易地走过了保留区。我们和那个向导道别，在他和我们短暂相处后，我们的钓鱼技巧大幅提高。接着，我们前往一个看似从没有人进去过的区域。
请想象一片用来训练士兵壕沟战的丛林：原木下是地道迷宫，沟渠向四面八方展开，每一道壕沟约1.22米深；壕沟非常干燥，内有倒落的树作为障碍物；荆棘像约10.16厘米长的钉子，刺割过皮肤就像奶酪刀划过般。
这就是我们进入的丛林，我从未看过这种场景。干燥的壕沟在湿季是天然的排水渠道，但现在是我们的障碍物。这些壕沟令我联想到军事训练场地，这整个场面就像精心设计的胆量测试场所。我们轮流拿大砍刀开路，每半小时换人领队，手上的刺伤越来越多。我们从烂泥中滑落，掉进充满纠结荆棘的沟渠，双膝也沾满了泥巴。我们努力撑起来，从另一端爬出去。我们找到一座原木桥，跨过沟渠时，乔转头对我说：“生命中有许多障碍，埃德，你必须学会如何找到答案。”
“我的天啊，乔，真是金玉良言。”我这么默默想着，翻了翻白眼。
经过这些天，借助马克·黑尔这个杰出典范使自己更强大的希望渐渐落空，我发现自己很难不自怜。每一步都走得疲累又缓慢，有一次，我从腐烂的原木上跌落沟渠，被削掉一块小腿肉，我看到乔的脸上流露出了同情。我也很气自己无法表现得更好。
乔的神色让我瞥见了外界是如何看待我的，因此，在我们扎营、喝了提神的甜咖啡以及吃了最后的油煎咸牛肉后，我开始思考。结论是，我的弱点就在自己的脑袋里，我要把探险当作游戏。我就这么办，至少目前如此。这种方法奏效了。
我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开始每一天，每当挫折出现时，我就努力让自己不去在意，不让它击败我。每当我真的做到了，我就会嘉许自己。我也认为自己懂得了如何面对外界的影响，这进一步提升了士气。每一次割伤、跌倒或被叮咬都让我能再次鼓励自己，我驾驭了局面，我又彻底爱上步行了，我们开始顺利地穿过丛林。艰难行进成了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加快了速度，简直就像在打游戏。在漫游行进的路上，蛇、黄蜂窝或原木桥成了必须快速通过、淡漠攻克的障碍。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基努·里维斯——他变得非常强大时，用一只手就可以快速打斗，而且，身体其他部位还很放松。
然而，出乎意料的沟渠仍然拖累了速度，因此到了10月初，我们再度将木薯粉的每日配给减半才不至于断粮。如果没有抓到鱼，每天摄取的热量是1000卡，和抵达茹鲁阿河之前的每天450卡的热量相比算充裕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10月5日，我们离开扎营的小水坑，带着两升用氢氧化钠处理过的泥水出发。怪异的沟渠森林现在看来像被飓风肆虐过一样，每棵巨木都裂开了，在地上横卧。阳光倾泻而入，矮树丛横生，仿佛服用了一疗程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我们缓慢到一天8小时只前进了2000米。我们必须卸下背包，用劈砍的方式通过浓密的屏障。一个人砍，另一人拿着两个背包前进。
丛林里障碍重重，加上旱季开始了，这意味着，到了下午五点，我们已经严重脱水了，而且喝的是前一晚从水坑里带来的残余棕泥水。这里的地下水位很低，因此凿井没有用。我们开始担心找不到水，担心没有水喝或用来煮饭，也担心接下来的一晚难挨。我们没洗澡就脏兮兮地入睡了。
就在这个时候，轰隆的雷声响起，低沉持久地回荡在树荫间。光线明显暗了下来，乔和我在渐暗的天色下心照不宣地互看了一眼。
我们瞬间改变了计划。乔放下背包往前急冲，寻找还挺立着的树，这样，我们才能竖起防雨棚。我拖着两个帆布包跟随在后，被一根根多刺的枝干绊住。
第一滴雨从枝干间落下来时，我们正绑好遮雨棚的最后一个车夫结。防水摄像机袋在防水布下方的一端，背包衬里则在另一端；暴雨倾盆而下时，清凉的雨水从遮雨棚流进临时贮水器，就像水经由花园的水管注满儿童游泳池一般。
这场热带大雨只下了6分钟，但我们集了35升水——35升干净的水，无须经过化学处理。
我们洗完澡，喝了咖啡，乔很快地说了声“感谢主”，我们便就寝了，像四周倒落的原木一样呼呼大睡。
到了10月中旬，我们再次进入这辈子待过的最偏远的地区——这的确不是以距离来衡量的，而是以返回文明的天数来计算的。第二个全球定位设备也坏了，因此，我们必须改用地图和罗盘方位角。我带着两份地图，一份是1‥1000000比例尺的飞行导航图，另一份是斯坦福公司出版的1‥4000000比例尺的南美洲上半部地图。这两份地图没有等高线，也不适合用来做微尺度导航。我估算自上次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后至今所走的距离，试着尽可能在茂密的树丛中直线行进，然而误差范围不断增加，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对我们确切的位置。
我们经常得在导航图上用铅笔重画河流的位置，因为上面的位置非常不精确，只有地面上河道的大概位置。事实上，我们反而开始使用较精确但较不详细的1‥4000000比例尺的地图，我带着这张地图原本只是为了让对我们感兴趣的当地人看看这次徒步之旅的全貌而已，地图上涵盖九个国家。在这张斯坦福地图上，1毫米代表地面上4千米，我们一天很少移动3毫米以上，在距离如此短的情况下计算方位角，很有可能不正确。这是个导航笑话；如果没有危及我们的性命，这就是件可笑的事。
我们带着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由于医疗保险早已失效，我们就算拔掉插销，也不会有什么事。没有人会发起救援行动，我们全得靠自己。
远离人迹这一点，也可以根据此地的野生生物看出来。我们第一次在渔网里抓到两只小鳄鱼，在收网时，我们不担心小鳄鱼，我们担心的是成年鳄。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我们俩很少生病。乔病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我们有强健的体魄，也许运气也很好。我们引以为傲，因此，乔开始说头痛、眼睛发黑、看不清东西时，实在令人担心。
乔感觉非常疼，又病了。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但给了他止痛药。温度计的电池没电了，我记得和卢克在赫里福德郡上医疗训练课时的对话，我们都认为要带水银温度计。
到了傍晚，在达成至少找到水再休息的共识后，乔奋力撑完那天的路程。我们来到一个浅水坑，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开凿，让乔直接倒地休息。这个对自己的意志力和精力相当自豪的男人，就这么让背包掉落地面，他自己也随即倒下。
我认为一杯热腾腾的甜咖啡和一顿好菜会对乔有帮助，因此在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时，我开始扎营。我挖掘水坑，好用便当盒把水舀到背包内衬做的贮水器里，我捡柴火、生火、煮咖啡。在烧水时，我把乔的吊床搭好，坚持要他用储备水洗澡，让他换上干燥的睡衣。之后，他爬上吊床，立刻睡着了。我开始搭自己的吊床，煮咖啡，准备晚餐。
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们俩多么依赖彼此。那晚我很忙碌，因为我必须做平常两人分摊的所有事。天快黑时，我把乔叫醒，让他吃晚餐。他看来有所好转，勉强吞下了食物，一吃完就立刻回吊床上睡觉。我拿着手电筒洗碗。
有一种心灵的纯净，只有在你忘了自己并尽力帮助别人时才会出现。要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在这里生重病，那是会致命的。除了拖着乔或背着乔行走，我们没有其他撤退方式。如果他不能走，他就会死，他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好多了，部分原因是他的意志力强。我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前一天的状况很失望。那天早上，他起床时认为自己会好起来的。
我在网络上发表了那天的视频博客，讽刺的是，为乔的病情做出诊断的是一位博客读者。有几个人告诉我他的病听起来像严重的偏头痛，他们说得似乎有道理。
上网时，我发现雷纳夫·法因斯爵士的探险信托基金会恢复了赞助项目，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钱。这次我还收到两封电子邮件，一封来自雷纳夫·法因斯爵士本人，另一封来自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的受托人安东（Anton）。
亲爱的埃德（雷纳夫爵士来信）：
恭喜你至今取得的进展。
我想情势对你而言会越来越困难；40年来，我参与过30次以上的大型探险。其中至少有一半失败了，探险家总是要自己做出决定，何时回头，何时继续。
继续下去有时候只是一味地愚蠢和不负责任；有时候却有机会努力克服困难，让情势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击退在士气低落时产生的“脆弱想法”是值得的。只有你才能做出最后的裁决。
无论你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做出什么决定，你都要知道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的所有人都以你为荣。
致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雷
光收到这封信，我就欣喜若狂了，但也讶异于他似乎提供了“退出条款”。在步行时，我有太多时间可以思考，我开始好奇他指的是哪种危险。我崩溃了吗？在博客里写得那么明显吗？我是否不负责任？
乔和我坐下来长谈。正如雷纳夫爵士所言：“只有你才能做出最后的裁决。”我们要放弃吗？我们是不是搞砸了？
安东的来信直截了当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亲爱的埃德：
我看过雷寄给你的信件的副本了。这促使我也想写封信给你！
我们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收到过许多探险经费申请。我们提供资助的一项条件是，那个计划必须非常有野心，对于人类成就的进展有深远影响。但是，很少有申请完全符合这项条件。我们的目标是支持那些符合我们“疯狂但非凡”这一条件的探险活动。当我们咨询英国一位重要的亚马孙研究权威人士时，我们问他对你的探险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旅程。然而他指出，虽然这是“疯狂”的想法，但你如果成功了，将非常“了不起”，因此，这正是我们要支持的探险活动。正如雷所说，并非所有的探险都会成功，当问题变得太过艰巨时，我们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完全能够理解，然而，如果你能坚持下去，前进到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到达的地方，让这些专家跌破眼镜，那么，你将站在人类成就的前沿。
在英国和远方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关注着你，我们中没有一个能知道你多么低落。愿你顺利渡过这些艰难时刻，你如果应付得来，就会完成一件惊人且极有价值的成就，这已经为你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钦佩。
致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安东
这封信让我热泪盈眶，在丛林之中收到这样的信多么令人感动，在我身后确实有如此了不起的支持者；我以此来增强我的决心。
现在是10月底，旱季把丛林里的每滴水分都吸干，干涸的河床让我和乔在最细小的丛林藤蔓下可悲地等着，只为获取几滴提神的水。我们想挖掘干涸的河床，希望找到地下水，但通常徒劳无功。
幸好旱季不代表没有雨，只是水位较低，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因夜间大雨而得救。现在，我们很善于使用临时贮水器。
由于鱼在水里，饥肠辘辘让我们更觉得干渴。有好几个星期，我们都无法捕到足够的鱼烟熏后带上路，我们仅能糊口——抓到鱼后马上吞下肚，毫不考虑为未来几天储存粮食。我们很满足于在能吃的时候就吃一顿，之后再运用智慧找到食物。
乔老是引用一句在我看来极其浅白的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之前我总是被这句话惹恼，觉得无意义的说教就是在伤口上撒盐，但听过他在恶名昭彰的恐怖组织光明之路活动的秘鲁山林间生存、躲避的故事后，我才开始理解这句话的来龙去脉。
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食物，抱怨没有意义，一直想也没用，你如果能接受你无法掌握的局面，并且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前，就能学会满足于更少的资源。
我们抵达通往特费湖和特费的巴瓦那河（River Bauaná）时，把最后的配给吃完了。此时，我们离下一条也是通往特费湖的大河还有40千米左右，我们做出了一个谨慎的决定：在此地做记号，然后往下游寻找人迹。我们距离特费还有100千米，但决定转向南边，因此不会真的步行通过特费。我们只是没有必要太靠近苏里摩希河，如果距离主河道100千米远，我们就可以避开许多大湖。
我用鲜艳的塑料袋在树上绑蝴蝶结做记号，接着将筏子充气，出发寻找食物。此行和9月在米纳拉济纽河浪费时间的那段行程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不同的是，我们知道这条河通往特费，因此猜想目的地也许真的人口稠密。
下午四点，我们决定停止划行，开始扎营。由于没有食物，我们要吃东西就得花几小时去钓鱼。我在汇入这条河的小溪口撒网，乔去挖虫子当饵。半小时过去了，网里没有半条鱼，乔也无法找到任何虫子。又过了半小时，还是空空如也。就在我检查渔网时，我听到上游有声音。
“那里有人！”我对他大叫。我们都专注地听着，认为那一定是猴子发出的声音，我进一步盯着看，似乎看到一块蓝色防雨布半遮着一艘船。
“那里有人。”我确定地说。乔和我马上把没钓到半条鱼的事搁在一旁，决定前去做自我介绍（渔夫和猎人通常有很多食物），在我们划向那艘约在100米外的船时，肚子饿得咕咕叫。由于我的一只手在摄影，乔比我先抵达，他向那两人做自我介绍，接着对我大喊，说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吃饭。他们煮了鱼汤，还有一大桶木薯粉。
我们又一次不可思议地好运：我们距离特费还有100千米以上，但在吃完余粮的8小时后，就遇上了食物充足的渔夫。我们往鱼汤里倒了一大堆金黄色的木薯粉颗粒，满足地大口吃着。亚马孙河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好客精神实在令人惊奇，人们通常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要不要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之后才问我们打哪儿来。
那两个人已经捕完鱼，准备返回下游。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们一起前往几千米外离这儿最近的村庄。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我们需要买食物，所以都挤进这艘小船。小船哗啦啦地往下游去，来到位于一块高地上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他们提供一间废弃的外屋，让我们在黑暗中拉起吊床。接着，那家人也请我们去吃一顿，因此，我们最后吃得饱饱地上床睡觉了，肠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声响。
屋主安东尼奥并没有多余的食物卖给我们，但他隔天要去下游的商店，如果我们不介意等，他可以帮我们买回来。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天，我们闲散地帮那家人制作木薯粉，把直径3米的巨大平底锅放在泥灶上，让四周燃着熊熊柴火，烘烤着木薯粉，并且用独木舟的木桨在澡盆大小的平底锅里搅拌。刚做好的木薯粉味道好极了，散发出一阵阵就像早晨的传统面包坊飘来的那种香味。
第二天买完食物，安东尼奥同意带我们回到在树枝上绑塑料袋的地方，我们搭起吊床，回味着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幸运、最有效率的一次休息和再补给。48小时没走路，我们就买齐了食物储备：木薯粉、盐、咖啡、糖、奶粉和几头大蒜。我们精神焕发、轻松自在，而且只花了一点钱。
我们连通外界的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和通话设备接连出现故障，设备就是无法开机。除了能在紧急状况派上用场，它们也是我们在探险中视频直播和写博客的必要装备。在我们抵达特费以及有网络的地方后，我必须要求在利马的马莱内将备用的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寄到伊基托斯，然后派乔去秘鲁取回来。这听起来很浪费时间，但当你试着在南美洲跨国邮寄物品时，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去拿比把它当作行李运送安全得多，否则光是办理文书就要花上几星期。乔也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必须从特费飞到塔巴廷加，而他之前从没坐过飞机。
对于我请求财务援助的事，人们的回响相当热烈。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钱为这次探险再入保险，因此，经过我和之前的保险公司克劳斯公司（THB Clowes）讨论后，我们的装备不再入保，但至少我们又有了医疗保险。从事后来看，我不确定我会再入这么专业（又昂贵）的保险，因为我们几乎已经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自行撤退。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在探险之路上了，我们无法入标准英国登山协会（British Mountaineering Council, BMC）保险，因此只能又支付1000多英镑的保险费。同时，我也在网络上订购了一套新的全球定位设备，把它寄到一个新的赞助人皮特·凯西那儿，我同意他过来和我们走三星期，以感谢他慷慨的捐助。他在所有设备都要解体的时刻来到，为我们带来所需的新设备，这些设备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事后看来，只用一张不精确的地图和一只在英国买的甚至无法在南美洲保持平衡的便宜罗盘导航，让旅程更加刺激了；我们只能凑合着用，回归几百年前用的方法，但我们依然在前进，只须更加机警并且留意速度和路径的规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乔和我在一潭宽广的内陆湖的湖边扎了营。湖的水位很低，我们去湖边之前，必须蹚过脚踝深的泥潭，但那里有一大片较高的林地俯瞰整潭湖，我们可以在那儿扎营。由于亟需蛋白质，我们每人拿着一张刺网和两根长竿涉水入湖，在大腿深的地方架起刺网。
在渔网的另一端架上竿子之前，我们已经捕到鱼了。湖里的鱼非常密集，我们的收获很大。我们掏出一条又一条鱼，把它们放到锅里煮，没有一条鱼是水虎鱼（水虎鱼会吃其他的鱼，而且会破坏渔网），因此，我们决定把渔网留置一夜，觉得隔天一早就能大丰收。
夕阳西斜时，营地看来像家一样舒适又美丽，在茂密的林木中待那么长一段时间后，湖边开阔的空间让人感到放松。我们笨手笨脚地走到水边洗澡。日落后，我们在黑暗中打开头灯，正当我们在湖边脱衣，在泥地的木头堆上站稳以保持脚部干净时，我瞥见湖面上尽是反射的光点。
“天啊！”我对乔说，“天啊，看湖里有多少只鳄鱼！”
一开始，乔不认为那是鳄鱼，等他再近一点看，他发现我是对的。满是鳄鱼的湖，以及在水面上反射我们头灯灯光的眼睛数目，证实了我们的担忧。黑凯门鳄是短吻鳄的一种，可以长到5米长，这种身形在水里能轻易地攻击并杀死成人。用渔网收取最后收获的想法泡汤了，而一想到站在大约有15只大型掠食动物的湖边洗澡是多么容易遭到袭击，我们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们走上坡地时听到了巨响，那是鳄鱼从渔网里取食发出的声音。声响持续整晚，我难以入眠。
隔天早上，我发现渔网自长竿脱离，漂浮在湖的另一头，乔的渔网缠绕在我们这一侧湖岸的灌木丛里，两张网都残破不堪，上面有许多大洞。又是一件要替换的东西，然而我们又学到了一课。
出发后不到200米，我们抵达特费河。这条河通往特费，我们决定在此休息，往下游走90千米，到镇上和赞助人皮特碰头。这潭湖在我们回头时是个明显的标记，因此我们向下游划，找船带我们去特费。
我们很快找到一个部落愿意让我们停留、吃饭，并为我们安排隔天搭独木舟到特费的行程。一如既往，我们在巴西吃得好，受到了无可挑剔的款待，晚上，我们用卫星电视看巴西的肥皂剧。
特费之前的名称叫艾加（Ega），19世纪出生于莱斯特（Leicester）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亨利·沃尔特·贝茨（Henry Walter Bates）以此为根据地。他待在亚马孙期间，往家乡寄回14000种物种（多数是昆虫），其中有8000种对科学界来说是新发现。他的著作《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The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ns）记录了他和印第安人向导的探险故事，被誉为“自然历史之旅的最佳著作之一”。
特费就像亚马孙河流域的许多城镇一样，没有道路进入，它坐落在特费河河口的巨大湖泊特费湖的北端。在横渡湖泊抵达特费时，乔告诉我，他虽然没见过海，但现在知道海是什么样子了；巨大的浪拍打小独木舟的船头，在湖心可以看到距两岸各30千米的地方。
我们在离开茹鲁阿市的43天后第一次入住旅馆。乔和我尽管认识镇上的人，但整整三天都躲在旅馆里睡觉，只到了吃饭时间才出没，仅此而已，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欲望大概和孤僻的数学教授差不多。
我们慢慢恢复正常，我送乔回伊基托斯。时间真的很紧张，巴西签证只剩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乔延误了，他很有可能再也进不了这个国家，而且我们必须和外界联系，因此乔得回去取件。
尽管希望合法地留在巴西，但我们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卡沃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飞到委内瑞拉，试着从那里再入境，但他无法保证我们能回到巴西。很明显，与其被困在巴西之外不能再入境，还不如冒着被遣返的风险待在这里。我们还有9个半月要走，从现在开始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开联邦警察，因为我们是非法移民。
乔带着备用的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回来了，皮特则带着成堆的替换装备抵达，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定位设备，其他的还包括给乔的新麦克派克帆布包以及给我们俩的新奥特伯格丛林靴。
现在是11月初，我们雇了另一艘小船回大批鳄鱼出没的湖边，航行一整天后抵达。由于天色已黑，船留了下来，我们全都在此扎营；我接上宽带全球局域网，现在有了全球定位设备，我要将新位置更新到地图上。令我厌恶的是，新宽带全球局域网竟然无法使用——可以打电话，却不能上网。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用尽了所有电池的电量，与英国AST卫星通信公司通话，但我不连上网的话，他们就无法解决问题。网络设备在马莱内位于利马的公寓里闲置了好几个月，而国际海事卫星公司显然做过“重大卫星变更”，我们必须为通信盒下载新软件。我们只好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接下来三周的博客只能通过打卫星电话给我的前女友克罗伊来写，她的电话号码是这世上我唯一背下来的号码，她在英国发表博客，使用从谷歌上下载的图片。
我们背着比以往更重的东西出发。我估计这段路程需要走24天，中间没有半个部落，因此必须有足够的食物。由于皮特和我们一起走，我花了许多钱买杂粮棒当午餐，这样才能维持一整天的能量；我们买了432条杂粮棒，清空了特费五家商店的所有存货。现在我们的背包其重无比，乔大约背40千克，我背44千克，皮特从未在丛林行走过，因此背35千克左右，但多数时候他背得比我和乔的还重。
路面非常难走，第一天我们来到一片长满茂密珍珠茅的原野，但也只能往前推进。被纸割伤的伤口远不如被珍珠茅割伤的伤口疼；我们好比先浸泡在胶水里的纸，然后被锐利的玻璃划过；我们的手鲜血淋漓，衣服也被刮破了。我们勉力走了4小时后就累倒了，决定扎营。
皮特是英国南方克劳利（Crawley）的建筑工人，体格强健，但他不知道把自己置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了。
“这肯定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我不知道会这么困难，你得经历过了才会相信，言语无法精准描述。”皮特在第一天过后这么说道。
他还有23天要走。
皮特全身马上被蚊子和沙蝇咬伤，我为他感到难过。他对所有东西都产生了不良反应，我们必须每晚给他服用抗组胺药物让他入睡。我已经习惯在泥地挖掘的洞里洗涤，没有河钓鱼时，我就干吃干木薯粉当晚餐，但突然间，我领会到我们过的生活是多么原始、兽性，皮特显然因前方路途所要面临的身心挑战而震惊，幸好他极不愿意让自己和我们失望，因此，他忍受恶劣的境况和艰苦的长日，鲜少抱怨。
2009年11月12日，我拿着大砍刀在前头劈砍时，无意中踩到了一条壮实、蜷曲着的响尾蛇。在它蓄势攻击时，皮特看到了地面上的影子在晃动。棕黑色的蛇和林地的颜色非常相似，他能看到并且猛然后退避开，这真是奇迹。
这并非罕见的意外，我和乔时常会遇上，而我之所以还记得，大概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这件事。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那里是多么孤独。我们有48小时的抗蛇毒血清，可以让其中一人存活48小时。从我们行经的林木间撤退是荒谬的想法，即使有可能扛着担架通过枝节缠绕的森林，我们至少也要花上一星期。
很严肃的假设：如果皮特被咬了，而且中了毒，我们能做的只是扎营，把他的脚固定在吊床上，接下来两天为他注射抗蛇毒血清。之后如果蛇毒仍在他体内，他当然就会死，即使不死，他也必须自己走出去。情况向来如此，但第一次从新手的眼中看到这一点，我得以用新的角度看待我们要完成的这次探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
我们的保险也许再次生效了，但说实在的，艾克斯梅德的四人团队从赫里福德郡到底能多快赶到？等他们抵达巴西境内，张罗地图、交通工具和当地向导，接着从最近的可航行河道出发，再徒步走到我们的位置，至少需要好几天。
一星期后，乔、皮特和我走下一段树木丛生的泥泞坡路，平常被林木遮蔽的地平线出现了，这意味着前方有河。走到坡底，我们遇上一片最折磨人心志的林地：竹林和珍珠茅紧密交织着。乔明显地意志消沉了，他因要花好几个小时拖着身躯穿过密布的竹林而感到厌烦。我们知道自己会像蜗牛一样慢速行进，而指关节则会因为近距离砍伐而红肿、流血。
我们的地图没有小比例尺的导航细节，但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想起谷歌地图帮得上忙。我们仍然没有网络，但已经把图片存在内存卡里了，由于我有一阵子没用苹果笔记本了，电池还有很多电。
我拿出计算机，把利用新的全球定位设备取得的经纬度输入谷歌地图，立刻看到我们所在之处以及前方河流的形状，也看到，如果我们偏向右边行进，就会迎向一个大河湾的顶点。因此，我从谷歌地图上取下那个点的坐标，把坐标输入全球定位系统，得到了一个方位角，再把方位角输入罗盘，我们立马就有了一个新方向，以及到该河流最短的距离。
那个方向极为准确，我们一次也没有走进竹林里。结合科技，我绘出了新路径，这成效让我非常满意。才走1000多米，我们就来到那条宽阔的河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逃过原本梦魇般的下午，我们都替自己感到高兴。
从那时候开始，谷歌地图取代了不精确的大比例尺地图，成为导航的首选辅助工具，在这段路程的剩余里程，我们直接使用了苹果笔记本。从下个大城镇出发前，我们将前方的路径用屏幕截图后，把图片打印了出来，上面还带着坐标方格。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9个月里以及前方2000多千米的路上使用的导航方式。
不过，谷歌地图也有其局限。我错误地认为某条白线是通往哥亚利镇（Coari）的道路。那条线的确是人为穿过树林时留下来的，但它不是路，而是一条油管。这是个双重打击：不但我以为能有几天轻松走在道路上的希望泡汤了，而且，油管砍伐过的区域最近又长了植被。我们在赤道的烈日下行进得极为缓慢，此外，由于上方没有树荫控制再生速度，草木疯狂生长，长得无缝无隙。
我们紧张地接近一个人人都穿橘色工作裤的营地，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就经过他们的地盘，石油公司肯定不会太高兴。其实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油管工人硬要我们吃猪肉，喝咖啡和冰凉的饮料。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们离开营地时，他们全都起立鼓掌。在丛林中马不停蹄地行走三星期后，接触到这样的善意不可能不为之动容。人们了解我们的目的，也表示支持，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和在巴西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些工人不愿收任何费用，他们只希望我们快乐地启程。
我们在哥亚利和皮特道别，他在三周内减重6千克，但是他坚持不懈，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他有顽强的韧性，他的谦卑和对乔的仁慈让此行对我有所帮助。
我拿着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从旅馆的窗户探身出去，终于在AST的工程师远距离的详细解说下，使用“远程还原至出厂设定”让它重启了。当知道该怎么做之后，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但我耗费了48小时，做了所有尝试，直到 AST的工程师想到这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乔和我在旅馆的餐厅做“狗饼干”。那是一种富含卡路里的能量点心，用面粉、糖、燕麦、奶油和焦糖牛奶酱制成，以肉桂和姜调味，非常好吃，而且价格远低于杂粮棒。最后我们在市场买了两顶圣诞帽，再次出发，走入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