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1．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人类的政治活动是有其生物基础的，来源于一种生物本性。“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存”，人类及灵长类的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群体中。“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这大大减少了社交成本，使高效率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人类遵循规则的本能，往往基于感情，而非理性。”“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认可”。
在解释社会出现差异及独特发展的情况时，需要考虑思想这一重要原因。人类社会总是在创造各种心智模型，心智模型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养成的。无论是早期的上帝、自然等宗教信仰，还是今日的抽象概念，心智模型往往会明确指出社会必须遵循的规则。在之前的案例中，宗教思想在塑造政治结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印度的婆罗门，还是天主教会，都对法律的制度化产生重要影响。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与思想传播密不可分。正是英国人民对天赋人权的信仰，造就了“光荣革命”的诞生。
政治制度的进化，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有很多类似之处，变异和选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是政治制度的进化，也与生物进化有不同之处。
首先，政治进化的选择对象是制度上的规则，而生物进化的选择对象是基因。其次，制度变异是可商讨的，不像基因变异那样随意。第三，被选择的特征，即：政治进化中的制度靠文化传递，而不像生物进化中的基因那样依靠遗传来传递。制度可以通过模仿而获得扩散，同时，与生物进化一样，竞争对政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制度革新的最重要竞争之一是暴力和战争”，战争直接鼓励国家的形成。
制度就是规则，是一种重复的行为模式。有四条标准衡量国家制度的发展程度：第一条，适应或僵硬，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制度才能长存；第二条，复杂与简单，成熟的机构更为复杂，因为涉及更大的分工和专业化；第三条，自主和从属，机构开发者是否有自觉的集团身份，不受社会其他力量的影响；第四条，凝聚和松散，则是指制度中不同组织的职责和使命是否有明确的界定并被遵从。
“制度之间的竞争促使政治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制度成立时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制度却做不到随机应变”，这便是政治衰败。在历史中，制度僵化与家族制复辟，这两种政治衰败，经常反复循环，也经常同时出现。“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家族化的官僚，会拼命阻止改革，可一旦制度崩溃，他们又会站出来收拾残局。
虽然经典看法认为，政治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暴力问题，但“要把阻碍制度变革的既得利益者赶走”，则往往依靠暴力。而在现代世界的规范和制度中，没有人希望如此，制度革新的责任，将落在非暴力机制上。
2．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1800年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知识环境的变化，自然科学、实用科技不断涌现。尤其是专利法和版权的出现，成为不断鼓励创新的微观经济制度。但如果生产力的改进十分有限，社会将陷入零和世界，掠夺他人资源就成为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最佳途径。
英国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理论就出现在工业革命的前夕，他认为，农业效率的提高远远比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每当人口过剩，就需要靠饥荒、疾病、战争来解决。虽然在工业革命后，他的理论遭到普遍贬斥，但这个理论却是理解工业革命以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每当出现新的作物或者农具之类的生产力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人口就会上升，而增加的产量又会被新增人口抵消掉。但是，饥饿、疾病、内部掠夺、向其他社会发起进攻的外部掠夺，会导致人口重新下降，人均产量重新上升。
掠夺或者贸易，都需要紧密合作，这也是“发展政治组织的最重要动机之一”。这种政治发展体现在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围绕国家建设的内部逻辑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创造了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反过来又创造了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第二条途径与合法性有关，政治权力可以建立法治，或者给予新兴社会者影响国家权力的机会。在马尔萨斯式的世界中，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受到技术的限制，政治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大多数文明独立发展，互不影响，国家建设的进程非常缓慢，而且不时由于政治衰败回到低层次重头再来。
在工业革命以后，集约型经济增长比粗放型经济增长更能有效促进政治变化及各方面发展。国家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没有强大的国家统治，是非洲或阿富汗无法发展的原因。与之相反的是，在韩国政府的强力统治下，经济却实现了腾飞。法治并不一定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如：当代中国，当有“足够好”的产权时，即使缺乏法治，依然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增长。民主也是如此。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也可能成为民主的危险，甚至会导致政治腐败。
与马尔萨斯理论中的世界相比，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人均产量的大幅提高，不仅仅使国家得到更多资源，最重要的是刺激社会的广泛转型，社会各界的力量被动员起来，成为政治参与者。而马尔萨斯的世界中，社会动员十分少有，即便有，也源于合法性和思想层面。例如：18世纪，丹麦国王在依靠组织良好、有文化的农民起义，削弱既得利益的贵族权力；20世纪80年代，韩国社会新参与者打破军队和商业精英对权力的掌控。类似这样的社会动员，是打破传统精英阶层壁垒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而带来新的政治变化。此外，国际因素也会对国内制度产生巨大影响。与运输通讯相关的技术不断发展蔓延，使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再有独立发展、没有外界输入的社会。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学习、选择他们认可的外国发展模式，并且有很多国家和机构愿意提供建议和支援，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能力。当然，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等坏事也被一同带到了全世界。
在全球化中，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员、各种跨界的社会组合、外国模式的传入等等很多因素，都在为政治变化提供契机。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只将目光放在“国家的发展”。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讨论，除了要涉及国家内发生的事，还要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
那么，未来会怎样呢？其实，就未来政治发展而言，需要关注两点：一是类似中国那样强大但法治和负责制缺席的国家，能否继续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动员，是否会引发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二是自由民主制的未来，它的合法性依赖其自身表现，要看其能否在拥有强大国家行为的同时，保持个人自由，孕育私营经济的增长。现在，即使是日本和美国这样标杆式的民主制国家，依然面临长期的财政困难。要消弭赤字，必然要增税或削减福利，这又会受到广大利益群体的阻挠。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就是基于互相制衡，制衡就容易形成僵局。如何打破僵局，是民主制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过本书对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我们会发现，某种制度的出现很多时候是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众多制度中，能够存活并流传下来的，必然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某种普遍需求。这些需求会随着处境的不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当代的发展中国家要重蹈中国或欧洲社会所经历的一切。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化动员取得迅速进展，这将使得政治秩序三大组件——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发展前景，产生新的变化，引发新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