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江苏三十年来总是当不了第一？
林小琬
对于1978年的江苏来说，可能它做梦都想不到，在日后激荡四十年的岁月里，能与它叫板的竟是当时经济增速仅有1%的广东。
彼时，全国GDP排名前四的省市分别是上海、江苏、辽宁、山东，江苏GDP增速高达24.6%，位居全国第二。
在那个万物初生的年代里，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日后这种“苏南模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成为农村改革中邓小平“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让其他地方眼红不已。
彼时，在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日后的世界工厂东莞当时有八成劳动力从事农业。
1984年，当深圳国贸大厦创造3天一层楼的奇迹时，江苏GDP已经是中国的No.1，山东则超越了辽宁上升到No.2。
1988年，稳坐中国经济龙头老大六年之久的江苏，终于跨过了千亿GDP的门槛。同时挤进这个“千亿俱乐部”的，不是大象起舞的山东，而是悄然逼近的广东。
一年后，深圳、珠海最早向劳务市场打开大门，“百万劳工下广东”轰动全国，这股孔雀东南飞为广东带来大量人才，也助推了广东GDP首次赶超江苏。
这第一的位置，广东站上之后就再也没有让给江苏。
民间总喜欢把粤苏的经济发展，描绘成一场关于双雄争霸的大戏，但当你深入了解这场中国经济龙头争夺战背后的历史时，你就会明白，其实广东和江苏之间的竞争关系大概只存在于每年的统计表上。
江苏的对手，另有其人。
苏南模式的进击
1988，苏南模式栽了第一个小跟头。
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老百姓真正领略了18.6%高通胀的滋味。政府着手准备价格闯关的消息刚传开，各类商品就遭到疯狂抢购，人们蜂拥跑到银行挤兑，许多小储蓄所被取空，银行储蓄锐减4000亿。国家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导致通货膨胀更为凶猛。
之前乡镇企业从银行拿钱很容易，贷款宽松，导致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对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率负有一定责任。社会各界对乡镇企业的责难声日甚一日，以至于中央在治理整顿经济的时候，也伸出手把乡镇企业拉了进来，关、停、并、转一部分乡镇企业，压制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图4-16 1978—1989年广东与江苏GDP总量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一整顿，资金链的断裂声此起彼伏，而国企成为重点保护的对象，优惠政策大部分倾向国企。乡镇企业作为“私生子”，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翌年，江苏经济总量被广东以59.54亿元的微弱优势赶超。
据央视国际报道，1994年江苏亏损的乡镇企业达到6700多个，1995年更是攀升至9060多个，同比增加25%。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挥泪告别了一个黄金时代。
给江苏以底气的苏南模式不得不启动第一轮转型，幸运的是，江苏很快就找到了命运的转机。
1994年，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李光耀谈笑风生。在你来我往之间，背靠浦东的苏州如愿拿下了中新工业园区的合作项目。这是新苏南模式的萌芽。
与旧苏南模式一样，同样沿用强政府主导，只不过这次走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路——地方政府抓住国家层面大力引进外资的福利政策，用极具竞争力的土地租金政策吸引外资涌入园区，进行成片开发。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苏南作为上海的经济腹地，凭借人口红利和早期工业化积累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提出了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措施，如“零地价”“三免两减”等，承接了大量的IT产业的低端加工环节，一跃成为“全球代工厂”。
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了1993年苏州市的水平，等于花10年时间再造一个新苏州。换了个“马甲”的苏南模式又一次风行天下。
当苏州工业园区十年里以年均45%的速度进击时，广东的几个经济特区针对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也开始向全国推广，特区的特殊经济地位逐渐式微。那时候，上海浦东日益崛起，屡创奇迹的深圳开始困惑迷茫了，民间流传“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更是加重了这份焦虑。
听到这个传言，28岁的呙中校恨铁不成钢。分别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上以“我为伊狂”的网名抛出万言书《深圳，你被谁抛弃》，痛陈深圳经济特区在20年间一步步痛失令人骄傲的经济优势。这篇文章恰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
江苏的势头让人们瞪大眼睛惊呼，江苏将拿回曾属于它的桂冠。
和广东只差一个茂名
21世纪前后20年，广东和江苏沾了中国深化改革以及入世的福气，齐齐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有这样的经济双子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幸事。
2001年中国入世，同年江苏GDP迈入万亿，增速开始大幅赶超广东。2008年，粤苏两强之间的差距达到顶峰5814.73亿元后，开始一路缩小，照这样的趋势，江苏超越广东，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广东没有选择坐以待毙，它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政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粤东西北，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珠三角的门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这是旧经济向新经济升级的过程，阵痛不可避免。
不巧的是，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市场一片狼藉，港资撤离广东，外需也因欧美经济下行而大为收缩，高度依赖外贸的广东难以扭转出口颓势。
当时以东莞为代表的出口型城市经济遭受重创，东莞连续三年没有完成GDP增长预定目标，增速垫底，当地大批代工企业倒闭。
尽管江苏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省份，但是把粤苏的“三驾马车”拉出来一遛，就知道江苏全省的重头其实是在投资上，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广东小。
2012新年伊始，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表示不愿再跟江苏比经济发展速度了，“我们现在也不打这个仗了，你（江苏）愿意超就超吧，我们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
图4-17 2008年广东、江苏的出口消费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果然，2013年初各省市公布年度GDP数据时，直接引爆了中国经济龙头争夺战的第二次高潮——江苏以10.1%的增速遥遥领先广东的8.2%，成为全国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省份，双方差距只有小小3009亿。
江苏离广东，只差着一个茂名。
接下来的三年里，两省的经济体量格外接近，广东省预言，按照当时两省经济增速测算，江苏超越广东的时间点会在2017年。
突然被拉开的差距
然而，令人惊奇的“神转折”还是发生了。
2016年，被看好的江苏不但没有反超广东，反而终止了过去8年两者差距不断收窄的趋势，两省的绝对差距从2014年的2696亿元反弹到3426亿元，成为粤苏争霸战中的拐点。
广东强势反弹，江苏加冕之路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标准排行研究院”选择了一个新的维度——环境治理，来比较两省之间的竞争结局。在“2016年氧吧城市”排行榜中，广东省有14个城市强势入围50强，成为全国入榜城市最多的省份。其中，经济发展最好的珠三角九市中有七市入榜，而江苏省却全军覆没。
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广东在发展质量上更为领先。
而且回想2015年广东快被江苏超越时，广东也得到了关键性的一颗棋子——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该试验区确立了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资管理模式，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政策红利再次让广东的发展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2019年2月，各省市2018年经济数据一经公布，粤苏之争终于一锤定音。
表4-6 2013—2018年广东、江苏GDP总量及差距（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广东熬过了经济转型的阵痛期，漂亮反转，领先了江苏几近一个海南岛的体量。
其实早在2012年汪洋在广东就一语道破玄机：“保证转型升级的成功是战略的成功，而保持总量位次不变只是战术的胜利。如果过分注重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了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粤苏的真正对手
其实，广东和江苏这两位佼佼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性。譬如两省都有很强的外向型经济特征，都被视为“世界工厂”，都经历了从工业化扩张到服务业扩张的阶段。
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广东模式是多元化的，其中很多地方都是基于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深圳模式，是依靠科技和金融行业两条腿走路；东莞模式，是充当世界的加工厂；湛江、茂名等地的央地合作模式，利用大化工、大钢铁、大项目拉动……
而江苏的发展模式则相对单一，最典型的苏南模式就是依靠外资的注入、在强政府主导下实现当地产业的战略转型。
从发展模式的维度来看，多元化的广东抗风险能力较强，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外资撤离潮等多重挑战的情况下。
不过，江苏的区域发展均衡性却要好过广东。江苏最落后的宿迁市，都能迈过GDP2000亿的门槛，而广东还有4个城市不足千亿，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珠三角宛如发达国家地区，粤东西北还停留在“第三世界”。有句话这么说来着，“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两省头部城市的GDP数据也能从侧面上反映这个问题。2017年，深圳、苏州两市的GDP差距为5118.88亿，同年江苏和广东的差距是3978.3亿，也就是说，剔除两个头部城市，江苏的GDP总量其实要大于广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江苏发展相对更为平衡。
其实在这个“新时代”里，粤苏两省GDP总量孰高孰低，根本就不是重点。与其关注谁是No.1，倒不如关注谁更能挖掘新动力。
在过去四十年的风云变幻中，粤苏两省的对手都不是彼此，而是它们自己。在每一次产业转型的大节点上，粤苏都视自己为敌人，解剖自己，抓住新机遇勇往直前。
这是两省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