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再生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其本人还投入了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端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收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自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联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联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联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反观中国的情况，资本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联，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造就了今天中国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形态。
个体或者企业组织，其语言、其行为、其未来的愿景，多以金钱为准则。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自9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似乎除了赚钱是唯一可以值得努力的，做其他所有事情都需要承担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金钱原教旨主义的风险趋势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一切包括生命的价值都可以体现和转化为金钱的数量。正因为这样，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体现为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难追溯到上述频频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根源。
无论是煤老板，还是疫苗厂家，他们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导致生命的损失；相反，他们已经理性地计算了如果这样做能够赚多少钱，如果发生人命案件，会赔多少钱。无论如何，如果减去赔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的，他们就会无所顾忌地去做。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也表明政府的监管存在漏洞，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这里首先涉及到政府监管权力的不作为。政府权力失去了其存在的本来目的，演变成为为了存在而存在。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怎么样呢？政府的监管能力还是不那么有效。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对非常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企业界的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资本是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权力的。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这里，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奶粉事件还是疫苗事件，都体现了权力与资本的关联逻辑。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定，好像事情没有发生似的。在上述所举的所有案例中，危机最终爆发之前，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权力的保护伞下化解危机，但最终等待着的只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具有了可以让受害者“愿意”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然遭到深刻的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其他社会更有可能吸取教训，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再重现，但在中国，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等待着同样历史场景的重现。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所包括的资本的逻辑，已经深入人心。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而这一点也在浸染着社会逻辑——每一次事件之后往往是资本很顺利地“安抚”了被受害者。事件发生之后受害者是接受金钱，还是为了追求正义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选择问题，如果是个人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不得不”的选择。
但不管怎样，出现了那么多事情，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把事情搞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西方社会能够花（那么多年）那么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个人追求正义。在很大程度上说，正义意识一旦缺失，资本便更易为所欲为。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花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的问题。在西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理顺尽管有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因素，但主要和民主化分不开。在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进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开始分离开来，因为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的基础。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有不同的经验。这不难理解，因为东亚社会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文化传统上也与西方不同。东亚社会政府和资本之间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关系，政府在东亚社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不过，东亚社会这三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平衡主要是政府的功劳。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
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的实现上，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自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以身作则，努力把文明推及普通老百姓。同时，外在世界（主要是西方）所问的也是同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够文明了吗？有资格成为西方的一员了吗？所以，尽管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和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精英努力的目标是相同的，即富国强兵，但日本在富国强兵背后的则是文明性的提升和公民权利自上而下的实现。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的。
反观今日中国，情况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精英阶层表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集中在精英的问题，当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成共识，无论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还是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如果中国社会的精英没有责任担当，不能奉献社会，还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社会对自身、财富、国家的安全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会体现出高度分化、隔离、互相仇恨、焦虑不安等特征。
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本文写于201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