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4号登机口。肯定不对。其他登机口都是两百来号：206、211、242。我来错航站楼了吗?还是更糟——来错了机场?
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机场，东方与西方彼此相遇。旅客当中混杂了各色人等，有去往麦加的朝圣团；有晒黑了的瑞典人，免税袋里装满了绝对伏特加；有身穿量产西装的生意人；还有身披白袍的酋长，他们的妻子身披黑袍，正吃力地提着沉甸甸的高级欧洲名牌包。这世上再没有哪家航空公司，比土耳其航空能飞去的国家更多了，任何人要去哪个名字陌生、少人听闻的首都，通常都要来这里转机。土耳其航空飞基希讷乌，飞吉布提，飞瓦加杜古，也飞乌辛斯克。'还有阿什哈巴德，也就是我的目的地。
最终，我在一条长廊的尽头看到了那个数字：504。我往登机口走去时，总觉得我越走近，它就挪得越远，而人群渐渐稀疏了。在航站楼最那头，我终于摆脱了人群，这是阿塔图尔克机场的一个偏僻角落，来过的人大概寥寥无几。长廊的尽头是一条敞阔的楼梯。我快步走下楼梯，进入了一个彩色头巾、棕色羊皮帽、凉鞋和土耳其长袍的世界。我穿着防水夹克和运动鞋，我才是那个格格不人的人。
一个眯缝着眼的黑发男人急匆匆朝我走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靠垫大小的包，那包用棕色胶带严严实实地封着。我能不能帮他拿一下呢?我权装听不懂俄语。“对不起，对不起。”我含糊搪塞着，继续往前走。这什么人啊，连自己的行李都拿不了?几个穿着长长的紫色棉料裙子、用配成套的宽大头巾围住头的中年女人上来为他说话：这要求很过分吗?我就不能帮帮他吗?我摇摇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加快脚步。这个土库曼男人于我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要我帮他拿那可疑的包裹绝无可能。我的所有警铃都在叮叮响。
没走出五六米，我又被拦住了。一个穿着红色长裙、身材苗条、二十来岁的女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我能帮她带点行李吗?就一点点?
“不!”我一边斩钉截铁地说，一边强硬地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到了候机区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几乎每个乘客都有远超额度的手提行李，而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旁边放着体重秤，摆出凶巴巴的面孔把守着入口。但一通过，乘客们便扒下藏在衣服里面、用胶带绑在身上的行李。
这些女人能在长裙底下藏的东西显然是没有极限的。她们一边咯咯笑一边解开自己身上的行李，似乎全然不在乎空乘人员看到。她们现在已经通过了。
但是，最大的谜团还是没能解开：她们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手提行李?柜台后头有个空乘人员肯定是注意到我困惑的神情了，她朝我会意地点点头，示意我凑近一些。
“这些女人都是做生意的，”她解释说，“她们每个月至少来伊斯坦布尔一趟，购置一些东西，带回阿什哈巴德的市场上倒卖赚差价。在土库曼斯坦卖的东西几乎全是土耳其制造。”
“她们为什么不把货全装在行李箱里?”我问，“是担心行李在路上丢了吗?”
空乘哈哈大笑。
“相信我，她们也有行李箱!”
登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带着过量手提行李的乘客——大部分人都这样——得用胶带把他们廉价的塑料袋封起来，然后跟普通行李一道托运。机舱内一片嘈杂。女人们中意哪个座位就坐哪个，任凭穿着土耳其长衫的白胡子男人高声抗议。一旦有哪个乘客抱怨了什么，另外二十个男男女女就会前来参与讨论。
“假如对座位安排无法协商一致，请呼叫客舱机组人员。”一名空乘在广播中提示大家。但是大家都懒得呼叫他们。我挤在土耳其长衫和棉布长裙当中，别无选择，只得跟着断断续续的人流，沿通道走下去。一名空乘翻着白眼，在人山肉海中推操出一条窄道挤过去。
已经有一位穿着紫色长裙的中年女长辈坐了17F,也就是我的座位。
“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我用俄语说，“这是我的座位。”
“你不想拆散我们三姐妹吧?”女人回答，同时朝邻座的两个主妇扬了扬下巴。她们跟她长得简直一模一样。三人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拿出登机牌，指了指上面的数字，又指指座位。
“这是我的座位。”我又说了一次。
“你不想拆散我们三姐妹吧?”这个女长辈重复道。
“那我坐哪儿?我说了，这是我的座位。”
“你可以坐在那儿。”她指着前一排的一个空座说。正当我再次开口想要抗议，她给了我一副你不想拆散我们三姐妹吧?的表情。
“这位置不靠窗。”我嘟囔着，但还是乖乖坐在了她指给我的那个座位上。的确，我不想分开她们三姐妹，但我更不想四个小时都单独跟其中两个坐在一起。当指给我的座位的正主出现时，我让他去找坐在我后面的三姐妹。这个男人立刻放弃，丝毫不打算商量，继续往前走，看能不能在更后面找到空座。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时，还有四个倒霉的男人在过道上前后晃悠，眼巴巴找着空座。
通常机轮一离开跑道，我就会倒头睡去，但是这次我都没能合个眼。坐在我身边的男人身上酒气熏天，还在睡梦中不断咂嘴。靠窗的高个儿女人不耐烦地点着面前的电视屏幕。她找不到什么感兴趣的，但又不想放弃，不断按来按去，越发懊恼。
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翻看随身带的那本小巧的土库曼语词典。我将前往的另外四个国家有大量的自学语言课程，附带课本、练习册和DVD,因为一时的自负，我把这些全买了。至于土库曼语，我只找到了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它半是词典，半是生存手册。第二部分包括一些实用的短句，比如：你结婚了吗?不，我是个寡妇。我不明白，请讲慢一点。作者把在这个国家旅行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与问题逐步介绍了一遍：飞机要延误多少个小时?电梯能用吗?请慢一点!关于酒店的一节让人有理由感到担心：马桶堵了。水龙头没水了。停电了。煤气断了。窗户打不开/关不上了。空调罢工了。说完这些尚属一般、不算特别危险的问题，作者继续列举一些旅行者可能遭遇的更加令人惊恐的情况：抓小偷!叫救护车!以及更常用的短语：我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这么做不对!最后有一章简短但生死攸关的关于检查站的内容。我背了一下：别开枪!以及最近：的边境线在哪里?然后把书搁在了一边。
靠窗坐的女人放弃了搜寻有趣的电视节目，此时大张着嘴，鼾声如雷。我就这么坐着，眺望窗外泛红的夜空。此后的八个月，我将到访五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苏联解体，
这些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独立了。此后，我们鲜少听闻它们的消息。即便它们的国土面积覆盖四百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六千五百万万，我们多数人对这一区域的了解还是几近于零。
矛盾的是，使这块地方为西方世界“所知”做了最大贡献的是英国喜剧演员萨夏·巴伦·科恩。他的电影《波拉特：为建设伟大祖国哈萨克斯坦而学习美国文化》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科恩之所以决定让波拉特来自哈萨克斯坦，恰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个国家。这样他便享有充分的艺术自由。片中背景设定在波拉特所在的哈萨克斯坦村庄的部分，其实根本不是在哈萨克斯坦拍的，而是在罗马尼亚。《波拉特》是苏联解体之后第一部在俄罗斯被禁的非色情片。哈萨克斯坦当局威胁称要起诉电影公司，但最后意识到这会进一步损害国家声誉而作罢。一部滑稽的电影成了我们关于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的参考资料，这足以说明我们对这一区域的无知：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第九大国家，可这部电影首次放映之后许多年，哈萨克斯坦还被称为“波拉特的祖国”,甚至一些严肃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一般而言，位于中亚的后苏联国家，无论何时被提及，都是被凑到一起，变成“突厥斯坦”,这是19世纪的称谓；它们也被简单地称为“斯坦国”,或者是唐老鸭漫画里的“遥远斯坦”。“斯坦”这个后缀来自波斯语，意为“地方”或“土地”。因此土库曼期坦的意思就是“土库曼人之地”,而突厥斯坦可以翻译成“突厥民族之地”。尽管有同样的后缀，但这五个斯坦国彼此之间迥然不同：土库曼斯坦超过80%都是沙漠，而90%以上的塔吉克斯坦国土是山地。哈萨克斯坦因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矿富甲一方，近年甚至申办过冬奥会。土库曼斯坦也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塔吉克斯坦却一贫如洗。在塔吉克斯坦的许多城镇与村庄里，到了冬天，居民每天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电。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无所不能；但在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已经罢免了两任总统。
尽管这五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都颇为不同，但它们拥有共同的起源与命运：从1922年到1991年，近七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是苏联——那个在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型社会实验——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废除了私有制和其他个体权利。其目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每一个社会领域都经历了根本的改变。经济上实行野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农业实行集体化，重工业的发展差不多从零开始。整个苏联社会是一个完善得惊人的体制。个体服从公共利益：整个民族被流放，千百万人因其宗教、智识和经济背景被划为“人民的敌人”。他们或被处决，或被送去帝国边远地区的劳动营，想要生还，渺无希望。
曾经这里疮痍遍布，这场社会主义实验是一场生态灾难。但并非苏联的一切都这么糟糕。布尔什维克在学校与教育上投入巨资，此前苏联的许多地方文盲普遍，中亚便是如此，而布尔什维克几乎成功消除了文盲。他们大力投资公路与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所有苏联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以及芭蕾、歌剧等社会保障与文化福利。如果你会说俄语，西至卡累利阿,东到蒙古草原，你在各地都能交流无碍，并且，无论你到哪里，都能看到旗杆上飘着共产主义的红旗。从波罗的海的港口到太平洋的海岸，社会都以同一种意识形态模式组织，全都是苏联统治阶级掌权。在其顶峰时期，苏联覆盖了地表的六分之一，是超过一百个民族的家园。
在我成长的年代，苏联的终结已在眼前。我小学二年级时，庞大的苏联开始处处崩坏，之后迅速解体。1991年秋天，世界地图变了：曾经一起组成了苏联——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15个共和国摆脱这个联盟成了独立的国家，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几个月的时间里，东欧有了6个新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中亚多了5个新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3个新国家在高加索地区诞生：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然而，旧地图仍在学校挂着，我上学时一直没换。老师会定期展开地图，将那些新国家指给我们看，但地图上没有任何边界标识。有许多年，我们面对的都是：那个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虚的边界已然不复存在，而那些新国家不可见的边界却是真切的。我记得自己曾为苏联的幅员和地理跨度而着迷。苏联，不过车臣和其他高加索山脉以北的共和国仍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些地区在苏联时期并未获得完全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也就是说，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成员。这样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共有44个，在1991年，其中没有一个获得独立。
这个像“南斯拉夫”和“二战”一样已经在历史中落满灰尘的名字，曾经是我们最近的邻国。
我第一次跟原苏联地区打交道是与一大群芬兰退休老人一起。我高中最后一年是在赫尔辛基上的，当时买了一张便宜的圣彼得堡大巴旅游票。我们一进入边境管制，就出现了肃穆的气氛：武装士兵五次上车检查我们的护照和签证。我们在维堡下车用午餐，几个退休老人突然哭了起来。
“以前这个小镇多美啊。”一个老妇人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堡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到了“二战”之后，芬兰人不得不将卡累利阿的这一块地割让给苏联。衰败的迹象处处可见：大块大块的油漆从建筑物墙面上剥落，人行道坑坑洼洼，人人脸上阴沉严肃，衣着也多是黑的暗的。
我们在圣彼得堡的一栋混凝土大楼入住。这座城市有着宽阔的道路、破旧的无轨电车、颜色柔和的古典建筑、态度粗鲁的售票员，散发着一种既扣人心弦又充满敌意的感觉。它既丑陋又美丽，既令人生厌又引人入胜。我打定主意，再也不会来这儿了，但我回到赫尔辛基不久就买了一些俄语教材。之后的几年，我背诵词汇和变格，艰难地学习完成式与未完成式，站在镜前练习软硬辅音。我又去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几次，也去了苏联时期的边境地区，去过北高加索、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去过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这两个已经独立的共和国。从奥塞梯的群山到克里米亚半岛的棕榈树，从冷清的基希讷乌到交通拥堵的莫斯科，到处都可寻见苏联的痕迹。苏联在建筑和人身上留下了印记，各个地方看上去如出一辙，无论中间隔了几百公里。
虽然关于当代俄罗斯的观点从极度崇拜到认为其无能、对其厌恶都有，但我在每个地方都遇到过同一种对苏联时代的怀念。实际上每一个年纪大到足以对苏联有记忆的人，都想念那段美好的旧时光。这起初令我颇感意外，因为我们之前的教育中只有劳动营和驱逐、持续的监视、绝望低效的经济体系，以及环境灾难。没有人告诉我们还有便宜到约等于免费的机票，疲惫的工人可以拿着补贴住海边的疗养院，所有人都可以上免费的托儿所和学校，更别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充斥着好消息和正面报道。根据宫方媒体的报道，苏联的一切都顺畅无阻：没有犯罪，从无意外，每过一年，胜利就会达到新高度。
在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旅行次数越多，我对这个帝国的边缘就越好奇。许多在19世纪被俄国殖民，之后成为苏联子民的民族群体，在外貌、语言、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上都与俄国人大相径庭。
对中亚人来说尤其如此。当俄国人到来时，在最北边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大多数人都是游牧民。当时不存在真正的国家，社会也是根据部族从属关系松散组织的。在南部，也就是如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在的区域，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但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与世隔绝，因此社会在许多领域都停滞不前。希瓦和浩罕的封建汗国，以及布哈拉酋长国——今天它们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土——因此轻易就成了俄国大兵的战利品。游牧部落和中亚人大多是穆斯林。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的街道上，女人传统上会用衣服裹住全身，一夫多妻盛行，游牧民族也是如此。在11世纪，像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城市是重要的科学与文化中心，但在俄国人抵达时，这一智识的黄金年代早已远去：一百年前，中亚能够读书认字的人寥寥无几，存在的少数几所学校主要专注于宗教研究。
纵观各个时代，许多民族——波斯人、希腊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攻占过中亚。这些频繁的侵略是中亚地处东西方之间须付出的代价。但一千多年前，正是由于这一位置，中亚的许多城镇因为连通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丝绸贸易而蓬勃发展。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外来势力如苏联当局那样，深入系统地干预了中亚人的日常生活。在沙皇治下，俄国人主要关心经济收益，于是他们引进棉花种植园，并控制中亚市场，但很少干涉当地人的生活。布哈拉的埃米尔甚至被允许保留王位，只要他按照俄国人说的做。但苏联当局却有更雄心勃勃的议程：他们要建立一个乌托邦。短短几年内，中亚人民被迫从基于部族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严苛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字母表到女人的社会地位，一切都要改变，如有必要，苏联还会诉诸武力。当这些剧变发生时，中亚实际上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在苏联时期，中亚大部分地方都密不透风地对外封闭着。
苏联统治的年月对这些国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城镇与大自然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苏联之前的原生态文化，还有幸存的吗?以及最为重要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倒台之后的这些年发展得如何?
登上去阿什哈巴德的飞机时，我的笔记本上就是这些问题。我选择从土库曼斯坦开启旅行，因为它是那张最不确定的牌。每年只有几千名游客进入这个国家，签证要求严苛。外国记者几乎从不被允许进入，少数几个获得官方批准的记者还时时有人跟着。我申请签证时说自己是学生，但这其实不是谎话，我还是奥斯陆大学登记在籍的学生。经过与旅行社几个月的邮件往来，我的邀请函终于得到确认，距离我启程的日期只剩两周。我终于能订机票，开始准备行程了。
我们在夜空中每飞行两个小时，就能把钟表往前调一小时。飞机减速，开始降落时，红彤彤的太阳在东方发光。轮胎一触到地面，所有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穿着土耳其长袍的男人跌跌撞撞地在过道上拾掇手提行李，客舱机组人员早就放弃了，懒得再跟他们理论。透过椭圆形的塑料窗，我瞥见了新的机场航站楼，表面覆满白色大理石，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从没觉得离家这样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