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哈巴德的大屏幕日常会播放截取自总统工作日的视频片段，但那个大日子来临前一周，大屏幕上就换成了马。报纸上都是关于马的文章，所有的电视节目也全都与马有关。
大日子到来前三天，我在土库曼斯坦最大的一家俄语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采访，这篇采访惊呆了我。在采访中，一个叫埃丽卡·法特兰的女人对土库曼骏马的优秀品相表达了由衷赞美。她还热情称赞了土库曼斯坦是多么棒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多么热情好客。文章还配了图：我在沙漠中骑在一匹马的马背上。我到土库曼斯坦之初曾在沙漠里骑过马，这是旅行社安排的。但他们没告诉我这次旅行的照片会登报。我也从来没对这个记者说过一句话。
大日子的前一天安排了一场大型马匹选美比赛。要送我们去赛马场的巴士早晨6点钟出发。穿着熨烫服帖的西服的男人和身穿红裙的女人一起挤进巴士。旅行社的导游也穿戴正式。
我穿着实用的旅行衣服，感觉自己相当寒酸，但要补救已经太迟了；况且我们出发的时间本已经晚了。巴士司机安全地将我们从警戒线和检查点运送过去，直到我们远离市中心。巴士驶过的最后几公里路，站着一排大学生，彼此之间相隔半米，手捧白色塑料花作为装饰。
为了观看竞选最美土库曼骏马的比赛，半个阿什哈巴德的人都来了。赛马场外停着的白色大巴排成长队。黑辫子与红裙子汇成的海洋从停车场涌向入口。沟渠边还站着更多手握假花和土库曼斯坦国旗的学生。他们一定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尽忠职守地挥舞着小旗，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崭新的赛马场当然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赛马场外，舞者已经开始表演。我停下来拍照，但一个穿着西装、模样权威的男人粗暴地催我往前走：“快!快!”
大学生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出席类似的场合。土库曼骏马选美大赛和第二天的国家赛马日是这一年最重要的节日。除此之外，大大小小的活动还有很多，平均每个月要安排四五十场公共活动。从新体育学院开办，到新桥的落成，无论多小的事，一切都要庆祝。虽然土库曼巴希的生日已经不过了，但是牙医正式就任总统的日子，也就是2月18日，还是要大操大办。
观众席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前面几排是留给穿蓝色土耳其长衫的长胡子老人的。他们后面是穿蓝色背心、戴印花头巾、体态丰满的年长女人。穿红裙的女生坐在右边，穿西装的男生坐在左边。我们外国人穿得五颜六色，被安排单独坐在几乎最靠后面的一排。我们连半排座位都没坐满。
7点钟，大门关了。座无虚席。赛马场上还没有要开始任何活动的迹象，但幸亏有一些巨大的屏幕，我们可以看舞者在外面的广场上挥舞手臂。国家电视台的一个年轻记者正在四处走动，采访VIP贵宾。每个贵宾想说多久，记者就让他们说多久，因为她显然知道我们要等好一会儿。屏幕要一直有东西放，不管有没有新的。记者一个接一个地采访老人，神情越来越绝望。很快，她跟所有贵宾都聊过了。路过我们这排穿得不像样的外国人时，她和扛着摄像机的人眼睛亮了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状况，就发觉自己站到了摄像机前，听见自己说：“早上好，土库曼斯坦!”
关于土库曼聚光灯下的三分钟，我留下的记忆并不多，但我记得我很怕自己忘记恭贺总统成功举办庆典。有人明确指示过我千万不能忘。除了这一点，别的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我面带微笑。反正我说的所有话都会被配音成土库曼语。
阳光从蓝色的天空中打下来，但我们坐在顶棚底下。湿冷的北风吹来，一位坐在我旁边的意大利女士冷得牙齿格格打战。我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看时间。快8点了。赛马场上还是没有要开始任何活动的迹象。那位年轻记者开始第二次采访其中一位贵宾。坐在我们前面的女生在不停闲聊，似乎不在意寒冷。她们显然是经验丰富的观众，随身带着水果和坚果，并大方地与我们和同伴分享。我又看了一眼手表。8点零5分。那位意大利女士重重地叹了口气。
8点10分，一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进入圆形赛场。在他身后是另一名马夫，然后更多马夫跟着出来了。总共九匹马在栅栏边排好队，并在那里站定。为了活跃气氛，旅行社经理安排了场竞猜：你们认为哪匹马是最漂亮的?我选8号马，它有油亮的金色皮毛。
土库曼斯坦人民爱好两样东西：地毯和马。不像他们北边的邻居哈萨克斯坦人，土库曼人不吃马肉。他们对于马，尤其是对汗血马,几乎持一种宗教式的态度。这种土库曼马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品种之一，因其耐力而闻名。这种马体型不是特别大，但是身材细长，比例协调，有着油亮的金属色皮毛。因为其中一些有着独特的金色皮毛，它们也被称为“金马”。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赠予伊丽莎白女王一匹汗血马，据说女王的马信试图洗掉汗血马身上金色的亮光剂，却没有成功。他们以为俄罗斯人是为了打动他们而给马上了涂料。
这个马种在斯大林统治期间几乎绝迹。为了征服土库曼人，苏联政权禁止私人养马，要求农大宰马吃肉。一度，整个苏联只剩下1250匹汗血马。于是在1935年，一群骑手动身开启了一次路程长达四千一百多公里的旅行，从阿什哈巴德赶往莫斯科，只为向当局证明他们的马种有多出色。他们日夜兼程地骑了八十四天，这一记录后来成了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慢慢地，土库曼人停止大屠杀的要求得到了支持。在1960年的罗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匹汗血马在盛装舞步项目上赢得了金牌，从此以后，土库曼马种迎来了光明的时代。今天，汗血马在土库曼国家建设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个城镇都拥有一个崭新的赛马场，土库曼斯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专门的赛马部的国家。
到了上午9点半，也就是我们等了三个多小时以后，观众全部起立，开始耐心地鼓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跑马场的中心，一个穿绿色上衣、戴传统羊皮帽的人在对观众点头微笑。这个穿绿色上衣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好总统本人。我周围的一张张脸没有表情，根本不可能读懂。他们开心吗?他们究竟在不在乎?一个低沉洪亮的男声压下了掌声。他热情洋溢地展示了每一匹马，仿佛那是地球上最后的有蹄动物。每匹马都在总统面前接受了检阅，总统点头微笑。
“这些马是献给总统的礼物。”穆拉特不高兴地轻声说，“比赛还没开始呢。”那位意大利女士用手抱住头不住叹气。
展示金马时，总统心血来潮，说他要上去骑一骑。总统的决定一通过广播宣布出来，掌声似乎就结束不了了。
然后总统不见了，没有解释。或许是去吃早餐了，或许有重要的电话要打，抑或他需要躺一会儿。无论如何，他离开了很久。他离开的时候，时间似乎滑入了另一个维度，一种非时间维度，我们全部陷入一种恍惚状态。我试着感觉了一下自己的脚趾还在不在。意大利女士目光阴沉。
观众仿佛已经具备预知总统下一步行动的能力，因为在他重新进入观众视野之前，每个人都站起来开始鼓掌。总统大步走进体育场，向每个方向点头微笑。他用非常阳刚的动作脱下了绿上衣，像个全身纯白的神，骑上了金马。他绕小圈骑了几分钟，并在马夫的帮助下，小心地让马儿用后腿直立。总统显然受到了热烈欢呼的鼓舞，因为第九匹，也就是最后一匹马被牵过来时，他决定也骑一骑这匹。这一次，骑着马绕小圈满足不了他了，他决定绕着整条跑道骑。每一次总统将速度从小跑换成飞奔，观众就会热情地鼓掌，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以一种庄重的速度前进。观众依然站立着，用视线追随他，直到他在赛马场另一端变成远远的一个小点儿。我前面的学生此时也开始瑟瑟发抖了，但总统在太阳下漫步，看起来又暖和又开心。
“一直都是这样，”穆拉特低声咕哝，音量只有我能听到，
“这是一场个人秀。其实根本没有人想待在这儿。”
总统最后在又一轮掌声中退回到他的小包厢时，真正的比赛终于可以开始了。半野生的靓马被牵到跑道上，先是不套鞍，这样它们的肌肉和闪亮的皮毛就能在阳光下得到最好的展示，然后给它们套上华丽的马缰、丝质的毯子和装饰精美的马鞍。广播中的浮夸声音详细介绍了每一匹马，每介绍一个新选手，都会越发热情；到最后，这声音都像朝鲜人那么慷慨激昂了。所有的马都展示完以后，又是一阵等待，国际评审团离开赛场，要做最后的决定。时间一分钊一分钟地流逝，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或许国际评审团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吧。也可能他们正坐在那儿，喝着热茶，在温暖舒服的评审室聊着天。他们还有可能在吃豪华的午餐。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推测他们在干些什么。那可怜的记者对贵宾的第二遍采访也结束了，又朝我们的方向投来了绝望的眼神。这一次是意大利女士被邀请讲话。“亲爱的土库曼人，”她这样开头，“节日快乐!”记者谨慎地清了清嗓子，于是意大利女士挺直身子，笑容满面。“首先，我要感谢总统举办了这场盛会。祝贺!我也要祝贺土库曼人民……”
到了正午，一个颤抖的声音在广播里宣告国际评审团已经做出了决定。伴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一匹躁动不安的黑马不断来来回回地走动。颁发给骄傲的马主人的奖品是一辆白色跑车。观众们疯狂鼓掌。这一次他们的热情感觉是真实的，或许是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吧。我们终于自由了。观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之后纷纷朝出口走去。
大门外面，拿着花的女孩还站在那里，神情木然。舞者还在围着圈、排成行跳舞，但此时已经手臂僵硬，笑容牵强。
我眯起眼看向太阳，重新感觉到了自己的脚趾。
***
那天晚上，穆拉特打来电话。他非常抱歉，但我明白他其实松了一口气。有一个新的旅行团来了，他解释说，他得去机场接一对法国夫妇，带他们在城里转转。这就是说，很道憾，他不能陪我去第二天的赛马日庆典了，这是原本的行程安排。
“我说过了，我非常抱歉，但是你自己一个人没问题的，对不对?跟着其他外国人就行了。”
后来，他一定后悔自己没一起去。
我第二天一早下楼到了酒店大厅，时间正好卡在6点之前，我不禁为自己的纪律性和准时沾沾自喜，年轻的司机已经在不耐烦地等我了。
“你怎么这么晚?两个小时前，城里就已经全是人和巴士。现在大家早就走了!”
“我们就不能自己开车去那儿吗?”
“你疯了?到处都是警察和路障，只准巴士进去。”
所幸，我们成功赶上了，拦住了最晚的一辆巴士，车里全是盛装打扮的人和摄影师。然后我们出发了。半小时后，巴士停在一个赛马场外，这地方比昨天的那个更大、更气派。这次，一切都更大、更好。车站到处都是保安，路边，捧花女孩肩并肩站成排。我试着数了数巴士的数量，但不得不放弃。
然而，和昨天的赛马场不同，这里没有顶棚。上午的太阳已经晒烫了塑料座椅。我被安排坐在一排穿着高档西装的男人和一群喊喳闲聊的法国女人中间，她们可能是布依格公司工程师的太太团，阿什哈巴德大多数有名的建筑背后，都是这家法国建筑公司。
一群女人分发了节目单，上面有每场比赛开始的时间。他们竟然有计划!时间表!第一场比赛计划开始时间是上午8点半，全部七场比赛都会在11点之前结束。每匹马和每个骑师都有照片，还有训练师和马主人的名字。多数情况下，马主人都是土库曼斯坦的总统或者某些公共机构。
此时我吸取了前一天的教训，做好了防寒准备。多穿的几层毛衣随时可以脱掉，但是我的羊毛秋裤可就是个问题了。时间还不到8点，我已经感觉到后腰上积了一摊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跑道上才有了动静。那些马和骑师在起跑线上站好了位置，他们看起来跟节目单上的照片丝毫不像。骑师穿着传统的土库曼衣服，戴羊皮帽。一整套行头。所有马和骑师都用土库曼语详细介绍了一遍。最后一名骑师走进体育场时，观众立刻站了起来，开始热烈鼓掌，鼓了好一会儿掌，我才意识到，那不是别人，正是总统本人。身着红色上衣，头戴白色帽子，他骑上了等候的马匹，3号马。他和他的马径直走向其他参赛者，他们在跑道的另一头已经排好队。
“这对马主人来说是场荣誉赛。”坐在我旁边的俄罗斯人轻声说。他肯定注意到了我有多蒙，“一等奖是1100万美元。”
虽然有巨额奖金，但是发令枪响，马儿飞奔出去时，却感觉不到气氛有多紧张。到第一道弯时，其中一匹马已经领先了。奔入最后的直线跑道时，其他骑手小心地牵制着自己的马，防止它们跑得太快。距离终点线一百米时，总统领先了一个半马身的距离。人群疯狂欢呼，但当总统穿过终点线时，他在马鞍上微微动了一下。这个小动作让还在全速奔跑的马失去了平衡，踉跄着摔倒了。总统向前甩了出去。马儿站起身来跑开了，但总统还躺在沙子上，一动不动。掌声稀落下来，紧随其后的马差点儿没踩中摔倒的骑师。当所有的马都飞奔过去，扬起的尘土也渐渐落定时，一大伙穿着深色西装、身材魁梧的男子冲到跑道上。他们在总统身边围成一圈，但似乎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他们就站在那儿，围着这个国家元首。
观众也站着。整个赛马场屏住呼吸。没有人说一句话。
漫长的几分钟过后，一辆闪着蓝灯的小救护车开进了跑道。保镖抬起总统了无生气的身体，相当粗野地塞进了救护车车厢。接着救护车慢慢地开出赛马场，仿佛还有大把的时间。救护车从视野中消失后，人们犹豫不决地坐了回去。没有人说话。我周围的脸神情木然、心思紧闭、无法解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害怕吗?他们在暗自庆幸吗?
身材魁梧的安保人员还站在跑道上。有些漫无目的地来回踱步，有些转着小圈，还有几个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双手放在两侧。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的老板死了吗?这个国家要没有总统了吗?大屏幕播放着外面舞者跳舞的片段，他们变换着队形。广播发出一些刺耳的声响，但依然无人说话。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坐了多久。或许是十分钟，或许是半个小时。我们仿佛置身真空。没有人笑，没有人哭。我刚刚见证了一个独裁者的死亡吗?此时此刻，是不是有人在激烈讨论该让谁来做牙医总统的继承人?
广播再次发出一些杂音，一个人声用土库曼语说了些什么。大屏幕上的舞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赛的最后几秒，总统朝终点线奔去，大获全胜。他得意扬扬地穿过终点线的片段放了一遍又一遍，还是用慢镜头。看台上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
保镖突然忙碌了起来。几个人扶正了翻倒的栏杆，另外几个开始用脚把沙子扫进刚刚总统摔倒时砸出的沙坑。看台的气氛稍稍和缓。人们吃起甜食，互相聊天。
我根本没弄懂怎么回事，观众突然又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时间差不多十点半了，每个人都将视线转向总统的看台。我们透过窗户隐约瞥见一个穿白衣的身影。他挥了挥手。一阵欢呼，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是人们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他们开心吗?还是失望?
人影从窗边走开，过了一小会儿，他走出来，来到跑道上，他的步伐像他的笑容一样僵硬。他举起手，庄重地问候群众，然后再次进入室内不见了。
仿佛魔杖一挥，整个体制一下子恢复了原状。很快便有了决定，刚刚发生的，实际上从未发生。当正常比赛开始进行时，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拿着名单在看台附近走动，一个一个地把游客找出来。游客被告知拿上相机，跟着保镖去主楼。到了那里，他们被强制删除了所有拍到总统从马上坠落的照片。
等到比赛终于结束的时候，太阳正好在我的头顶上空，我的羊毛秋裤已经被汗水浸透。总统蹒跚着走上领奖台，接受1100万美元的奖金。他肯定吃了止疼片，声音昏沉，说了一大段感谢词。尽管我不懂土库曼语，但是我知道，他肯定在洋洋洒洒地赞美土库曼马。大概是因为服了药，他接下去要回去睡觉，在这之前，马夫牵着那匹不幸的、获胜的3号马出现了。总统安抚地拍了拍它的颈，甚至吻了一下它的口鼻。相机闪光灯频闪。观众欢呼。
在土库曼斯坦，比起人来，马显然更可以侥幸逃脱惩罚。
我后来听说，比赛时，外国记者被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摄影师被迫让新闻署的一个代表检查他们的存储卡。在此期间，穿红色长裙的女学生负责确认没人掖藏存储卡。然而，肯定还是有人成功把芯片带了出来，因为第二天，YouTube上出现了一段揭露内幕的视频。
多亏总统的远见，幸好YouTube在土库曼斯坦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