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的这架小飞机正缓缓爬上云端，即将载着我往东南方飞，去往塞米巴拉金斯克。旧窗帘在窗前翻动，过道一路铺着积满灰尘的地毯，地毯边缘已然褪色。手提箱和装得太满的塑料袋从头顶开放式的行李架边缘顶出来。机身震得像一台旧滚简烘干机。底下平坦的景观越来越远，直至消失。
哈萨克斯坦有许多航空公司，但是，除阿斯塔纳航空以外，这些航空公司都在欧盟的黑名单上，被禁飞欧洲领空。然而阿斯塔纳航空不再飞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他们在2012年升级了机群以后，取消了飞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航班，因为那边的机场“达不到国际安全标准”。所以一家名字听上去不太可靠的航空公司——斯卡特航空——接手了这条航线。很明显距离上一次斯卡特航空升级机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螺旋桨的声音一会儿轰隆轰隆，一会儿嘎吱嘎吱。窗户下面的烟灰缸散发着陈年烟味。空乘起飞前懒得进行安全演示——反正如果飞机从天上掉下去，我们也毫无得救的希望。
当起落架终于砰的一声撞上跑道时，乘客们纷纷欢呼鼓掌。
我也发自肺腑地热烈鼓掌。
冷战最黑暗的一章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郊外荒凉的平原上演：正是在这里，苏联实施了大部分的核试验。他们平均每个月引爆一枚原子弹，一共456枚。每一声爆炸在地球另一端——内华达沙漠和太平洋——都有回响，那是美国人做试验的地方。两个超级大国就这样搞了近四十年。这一切仿佛一场慢舞，一场白色蘑菇云形状的影子战争。
要载我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去试验场的司机以快得要命的车速出发了。我叫他慢一点，他只是笑了笑，然后开得更快。道路空无一人，可到了半路，我们发现了一个老人，他正只身沿着沟边步行。上路以后头一次，司机慢了下来，然后老人感激地爬上了后座。他的眼睛细窄，额头上有深深的沟壑，笑的时候金牙闪闪发光。他告诉我们他叫萨迪克，今年五十岁。
“要是有那个运气，我或许还能再活个五年，”他言简意赅地说，“在我们这种地方，没人能活到老。我表弟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了。他才四十二岁。当然是癌症。这附近的人一般都是这么死的。”
到萨迪克要去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路。他说要在一个岔道下车，那条岔道通向一座鬼城。空荡荡的混凝土空壳在我们面前豁开大口。通向摇摇欲坠公寓楼的这条路，有一段已经长满杂草和矮树。
“那就是恰甘，我的家乡，”萨迪克一边说一边冲那片废弃公寓楼点点头，“在苏联时期，恰甘是一个封闭的小镇，只有俄罗斯人和军人生活在这里。我父亲在军营里，所以我才会在这里长大。苏联解体以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走了。现在这里什么也不剩。我每天去上班都会经过这些鬼屋，但我试着不去看。曾经这个城镇充满活力，有学校，有门诊部，什么都有。”
“你们当时知道附近在进行核试验吗？”
“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停止进行大气层爆炸，转到了地下试验。有时候地面会震动，尤其是周六的时候。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就会被疏散到大街上。”
萨迪克下了车，朝路对面的小村子走去，他现在住在那儿。
他走路时步态缓慢而僵硬。
司机大踩油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之后，我们就抵达了库尔恰托夫。在城外的一个旧检查站，曾经用来防止人们未经批准进入城镇的带刺铁丝网，如今只剩下几根桩子。现在不需要它们了。不会再有搬进库尔恰托夫的人了，只有搬出来的人。
库尔恰托夫是核试验场的行政中心，于1947年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成千上万名囚犯被调来建设楼房和道路。当局争分夺秒。自从美国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已经过了两年，苏联亟需造出类似的炸弹。物理学家伊格尔·库尔恰托夫受命主导这个计划，这座城镇之后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斯大林将1948年设为造出苏联原子弹的最后期限，委派了秘密警察的首脑——令人畏惧又残酷无情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来监督这一项目。试验被安排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并非巧合。苏联领导人将哈萨克斯坦视为一片广袤的不毛之地，是进行各种试验的完美场所。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少，这让试验变得更切实可行。
在规模最大的时期，库尔恰托夫有四万多名居民。在官方资料中，这座城镇并不存在，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整个区域对外封锁，未经批准者不得入内，道路也有重兵把守。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镇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邮政编码。城镇附近进行试验的区域则被称为多边形2号，没有多边形1号——挑这个数字是为了误导美国人。
1949年8月29日，那一天到来了。行动代号是“第一道闪电”，贝利亚亲自出席了试验。剧烈的爆炸发生几秒钟后，一团火球出现在天空中。那短暂的一瞬间，火球发出的光比太阳还要强烈。爆炸造成的冲击波，连卡拉干达和今日的阿斯塔纳所在的地方都能感觉到。在试验场好几百公里外的煤矿工作的矿工也感觉到了地震。在随后的寂静之中，火球变幻成一朵白色的蘑菇云。几分钟后，蘑菇云也消失了。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久而久之，这些引爆试验成了家常便饭。
显然，库尔恰托夫曾经是比较漂亮的一座城镇。主路上的房屋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墙面刷成柔和的颜色。透过破窗可以一窥房屋内部，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气派的公寓和办公室。城里有两家酒店，一家似乎是无限期关门翻修，另一家则只接待跟核研究所有关系的住客。
“这里还有其他酒店吗？”我问。
“酒店，唔，”司机嘟囔道，“有为特定社交场合、退休人员和散工提供的食宿旅馆，他们肯定有空房间。”
食宿旅馆被阴森的灰暗混凝土公寓楼包围。每两栋楼就有一栋被废弃，窗户破漏，墙面开着大洞。野狗占领了廊道。楼与楼之间的开阔绿地，见证了城市规划者最好的意图：这里会有足够的绿地和娱乐区，孩子们有游乐场，大人有公园和长椅。
库尔恰托夫会是个宜居的地方。
现在树木和公园再也无人料理，成堆成堆的垃圾藏在建筑之间茂盛的草丛中。一群在此定居的居民在旅店外面站着聊天、喝酒、抽烟，似乎多的是时间。一群退休人员围坐在一张桌子边，通过打牌来消磨时间。他们散发着伏特加的气味，但气氛欢快。
一见到我和我的同伴，他们便立刻开始讲起了美好的过去。
“苏联那时候什么都好！”一个约莫六十多岁、满面通红的男人叫道，“当年的日子真好啊！人人都有工作，不存在差别。人人都是同志！”
“如今一切都变了。”一个女人叹了口气，她漂染过的头发梳向脑后，涂着粉色的口红，“现在只有少数人非常有钱，而我们剩下这些人全是穷光蛋。”
“那核试验呢？”我问。
一个没牙的老人清了清嗓子，开口说：
“我叫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维奇，我在多边形做了四十年司机。我见过所有的爆炸！”
“核爆炸是什么样的？”我问。
弗拉基米尔看了我好一会儿，但什么都没说。他好像没明白我问的是什么。
“我们大多数人从没见过核爆炸。”我解释道。
“是啊。唔，先是爆炸和蘑菇云，然后，过了五分钟，它就消失了。”他说，一副就事论事的样子。
“你不害怕吗？”
“不，一点儿都不害怕！我当时不知道危险。他们没告诉我们。”
当我漫步回到旅馆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一幅褪色的巨大海报打破了街道的单调。海报上是一位模样权威的护士，底部有一行大写的字：“人民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低声吠叫的流浪狗从后街和小巷中溜出来，占据了夜晚的街道。
第二天早上，我要去看看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维奇作为司机工作了一辈子的核试验场。我有一点想要取消行程，即便这是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谁会主动来参观一个原子弹试验场呢？
哈萨克斯坦原子能研究所外，一个小代表团在等着我，这是库尔恰托夫唯一一栋维护比较得当的建筑。一个留着长发、一口坏牙的年轻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瓦连京，是我的向导。灰色的大众汽车里坐着研究所的司机，还有一位一脸凶相的秃顶男子，他的胳膊跟大腿一样粗壮。瓦连京解释说，这人是来监督我们的。他会确保每个操作都符合规定。
“他有在切尔诺贝利的经验，”瓦连京对我悄悄说，声音小得只有我能听清，“听说事情发生时他就在那儿……”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库尔恰托夫，进入了试验场。这里是开放的，无人看守，只有几块标识牌低低地插在高长的草丛中，警告说，这里属于危险区域，严禁入内。
“这里的地貌对核试验来说堪称完美，”瓦连京热情高涨地说，“它不是平的，你看，形状更像一口锅，有和缓的斜坡。换句话说，这是爆炸和冲击波的理想条件。”
整片广袤的绿地上只有我们几个。试验场所覆盖的区域和挪威的松恩-菲尤拉讷郡一样大。我们可能开车数日，都没法穿越整个试验场。开了两三公里之后，我们路过一片房子。两三头牛在房屋附近吃草。因囱往外冒着炊烟。
瓦连京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这一片是安全的，”他解释道，“他们获准在这里务农。”
“但住在这里种地真的安全吗？”
瓦连京大笑。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人们以为这里有多么危险，但只有少数几个区域有高度辐射。大多数地方完全是安全的。”他掏出一个盖革计数器，指针在零的位置摇摆。“你看吧，没有辐射！”
我们继续往试验场里开，沿途景色黄绿交杂。草长得足有一米高，且惊人地丰茂，堪称漂亮。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右边发现了一排混凝土建筑。这些房子彼此相距几百米，多数看上去都还保持着原样。
“观察塔，”瓦连京解释道，“每次爆炸试验之前，都要在里面安装摄影机和压力测试仪。所有爆炸都有精密测量和记录。有时，他们会在爆炸前，在爆炸地点附近建一整个仿真城镇，完整配备了桥梁和道路，还有直升机、坦克和消防车，用来测量爆炸对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和军事设备的影响。当然，他们没有在人身上做试验，但用了牛和猪。你知道猪皮其实跟人皮很相似吗？”
突然，盖革计数器开始哗哗叫。瓦连京满意地看着小屏幕。
数字飙升：2、3、4、5……
“快到了！”他说。
我们下了车，蓝色的鞋套沙沙作响。我们每走一步，盖革计数器都响得更刺耳。四周的景色光秃秃、空荡荡。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地方能听到如此强烈的鸟鸣似的声音：跟导游参观切尔诺贝利的时候。
“我们今天算走运，”瓦连京咧着嘴笑了，“因为刚下过雨，尘土都落地了，我们不需要戴防毒面具。”
当我们在高高的黄草当中跋涉时，盖革计数器疯狂地鸣响。虽然我知道人体感觉不到辐射，但还是感觉浑身似乎都在发抖发麻。我扫了一眼盖革计数器上的两位数字，开始担忧自己的遗传物质。
瓦连京终于停了下来。他严肃地指着一个不太大的水库。
“这就是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炸出的弹坑。这就是‘冷战’开始的地方。”
苏联成功的核爆炸试验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美国核物理专家开始狂热地探索制造更大、更强的炸弹的可能性。1951年，爱德华·泰勒和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成功研发出一种热核弹，就是如今所说的氢弹。这种新型炸弹涉及两个级别的爆炸：第一级爆炸实际上是普通原子弹；随后的第二级炸药威力远远更强，包含氢核。第一级炸弹的能量可以使氢核加热到数千万度，它们于是高速运动，相互撞击，在剧烈撞击下，它们会聚变并生成第三种更重的原子核。这种聚变会比裂变，即原子分裂(铀弹就是以此为基础)释放更多能量。
1952年，美国进行了新炸弹的第一次成功爆炸试验。不像铀弹，体积超过临界限制会自动爆炸，氢弹的大小没有限制。这种炸弹被称作“常春藤迈克”，爆炸当量可达10.4兆吨，比1945年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当量要大上四百五十倍。
在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极其努力地想要研发类似的炸弹。1953年夏天，经过多年奋斗，第一枚苏联氢弹已准备好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爆。只有一个问题：萨哈罗夫的团队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筹备炸弹本身上，忘了计算伤害范围。一位科学家指出这一点之后，每个人都惊慌不已。过了紧张的几天后，研究人员计算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数万人需要撤离。他们立刻征集了七百辆军用卡车，撤离马上开始。萨哈罗夫有些担心撤离的方式是否妥当：这当中有病人、老人和孩子——坐在卡车后面穿越没有道路的草原，他们能受得住吗？这样的担忧很快被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打消了。“每场军队演习都会造成人员伤亡——死个二三十人不可避免。我们的核爆试验对于国家以及国防力量都重要得多。”国防部部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如是说。这类观点让萨哈罗夫更加焦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几天，我无意瞥到镜中的自己时，被自己的改变惊住了——我看上去脸色灰白，暮气沉沉。”
1953年8月12日，到了核试验那一天。萨哈罗夫和其他科学家被指定待在一个距离爆炸三十五公里的地方。他们配备了护目镜。匍匐在地面上，面向爆炸地点。萨哈罗夫写道：
时间一分一秒缓慢地过去。还剩60秒。50……40……30……20……10、9、8、7、6、5、4、3、2、1。那一瞬间，地平线处出现了一道闪光，接着出现了一个迅速膨胀的白色球体，照亮了整个地平线。我扯下护目镜，虽然从黑暗到强光的巨大变化让我眼花缭乱，但我可以看到一团巨大的云，上面笼罩着一圈紫色的尘雾。后来，那团云变作灰色，很快与地面分开，向上卷去，进发出橙色的光。渐渐地，形成了一顶"蘑菇帽"，连接“蘑菇帽"和地面的"茎"，比照片中那些普通原子弹爆炸时的要粗得多。
尘埃落定以后，科学家驱车靠近爆炸中心，查看破坏状况。萨哈罗夫回忆道：
突然，车停在了一只鹰隼前面，它的翅膀已经被严重烧焦。它试着起飞，但飞不起来。眼睛呆滞无神，可能瞎了。一名军官下车，对准那只鹰隼狠狠踢了一脚，结束了这只不幸鸟儿的悲惨命运。我听说每次试验都有数千只鸟类死亡，强光一闪他们便扇动翅膀打算飞走，但是又落回地面，受了烧伤，失明了。
这场试验本身大获成功，但是萨哈罗夫尚未正确理解第一阶段的辐射和热度上升与第二阶段的内爆之间的关系。这枚炸弹的当量“只有”40万吨，主要由裂变而不是聚变产生。直到1955年11月，萨哈罗夫才成功研发出一枚真正的氢弹，这次的当量是1.6兆吨。
我看到一个白中透黄的刺眼球体在地平线处迅速膨起，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交为橙色，然后变为鲜亮的红色……在云团与滚滚卷动的沙土之间长出一条蘑菇的茎，比上次那根更加粗大。冲击波在空中向四面八方来回冲撞，喷射出零星分散的奶白色圆锥体，附在蘑菇形状上面。在那之前，我感觉到热气像从开放的火炉中迎面而来——这是在严寒之下，离爆炸中心点几十公里。整场烟花表演都是在彻底的寂静中展开的。
尽管这一次为了把核辐射扩散降到最低，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的，但还是有几个人为此丧命。一名年轻士兵因为冲击波震塌了壕沟而死亡。在核试验场外面的一个村子里，防空洞因为受冲击波重击而坍塌，坐在里面的一名两岁女童因此丧生。在另一个村子里，当地医院女病房的屋顶被毁。就连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距离爆炸地点一百五十公里远的地方，冲击波也造成了损害，震碎了一家肉类加工厂的窗户，肉臊子全掺上了玻璃渣。在更远的地方，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当地人说，因为一些未知原因，炉子里的煤灰突然都被吹进了房间。
然而，这场试验本身非常成功，军队的高级军官受邀于当天晚上参加一场宴会。当天的英雄人物萨哈罗夫举杯祝词：“愿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能像今天的这个一样成功爆炸，但永远只在试验场而不是城市里炸。干杯！”
桌上鸦雀无声。大家都愣住了。试验项目的军事领导人涅杰林举起酒杯，回以一个笑话：“一个只穿一件衬衣的老汉拿着一盏灯，坐在一个圣像前祈祷，‘请指引我，使我刚硬。请指引我，使我刚硬。’可他的老婆躺在炉炕上说，‘祈祷变硬就够了，老头子，我自己可以指引自己！’让我们举杯！硬起来！”
在回忆录中，萨哈罗夫写到，涅杰林的话就像给了他一记重拳。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参与了什么：“我们，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创造了一种可怕的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而它的使用将完全不受我们控制。”
之后，萨哈罗夫尝试研究这些核试验的长期后果。即便没有数据记录，人们很快清楚地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癌症病例数在试验开始后急剧攀升。婴儿天生畸形达到了令人不安的数量，某些村庄的精神疾病发生率也高得异常。在仔细查看了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之后，萨哈罗夫和库尔恰托夫都成了核武器和核试验的积极反对者。他们的抗议产生了一定影响，1963年，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太空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多边协议。
萨哈罗夫继而成为一个热切的和平活动家和普遍人权的倡导者。因为他的坚持投入和不知疲倦的反核运动，他在1975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当局拒绝放他离开苏联，他的妻子叶连娜·邦纳只得前往奥斯陆代表他领奖。
萨哈罗夫渐渐成了苏联政权的眼中钉。他强烈反对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抓住每一次机会来解释他为何反对这场战争。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他和妻子被捕，并被内部流放，遣送到高尔基，这是一座位于莫斯科往东四百公里的城市，不准外国人进入。他们处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被禁止跟外国人或莫斯科的学界人士联络。萨哈罗夫的回忆录手稿几度被没收，他不得不全部从头写过。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写信抗议过，甚至绝食过，但都徒劳无果。
在1986年12月15日晚上10点钟，萨哈罗夫家的门铃响了。两个电工和一个克格勃特工进入公寓，安装了一部电话。
“你们明天早上10点钟会接到一通电话。”克格勃特工离去时说。
12月16日，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妻子在家里坐等电话响起，一直等到下午3点。正当萨哈罗夫准备穿上外套出去买些面包时，电话响了。
“你好，我是戈尔巴乔夫。”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新任总书记打电话来通知萨哈罗夫，他和他的妻子可以搬回莫斯科了。
虽然在大气层做爆炸试验已在1963年被禁止，苏联当局仍继续在哈萨克斯坦做试验。此后一直到1989年，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又进行了340次地下爆炸试验。苏联解体后，试验场被立即关闭。俄罗斯人打包行囊回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库尔恰托夫的人口从四万急剧下降到一万不到。每两栋公寓楼就有一栋空置。
白天，敛财劫掠的忙得不亦乐乎。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留下了一份危险的遗产。1991年，哈萨克斯坦土地上还留有一千四百多个核弹头，这让哈萨克斯坦成了世界领先的核大国之一。第二年，新哈萨克斯坦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将所有的核武器交还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目标是让哈萨克斯坦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转移武器的过程相当迅速和痛快，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还有几百公斤的钚和高浓缩铀遗留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的地下隧道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有好几年时间，这些危险的废料无人把守，如果落入居心不良者的手中，这些废料可以用来研发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弹。
美国人忧心忡忡。1998年，西格弗里德·S·赫克教浸访问了库尔恰托夫。赫克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前主任，美国就是在那里研发了他们的核弹。就许多方面来说，洛斯阿拉莫斯都是库尔恰托夫的孪生城市——它是“二战”时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中建立的城市，只有一个目的：研发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该镇的存在与位置都是顶级机密。像库尔恰托夫一样，它在地图上没有标识，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邮政编码。美国的顶尖科学家都被送往那里，受命投入一切空闲时间研发核弹，项目代号是“曼哈顿计划”。为了让炎热沙漠中与世隔绝的生活更有吸引力，这座城镇配备了所有可能的现代便利设施：泳池、带空调的大楼、货品齐全的超市，以及一流小学。紧锣密鼓的工作出了成果：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三个星期后，第一枚核炸弹在日本上空投落。
仅仅几年以前，一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前主任访问库尔恰托夫——苏联最机密的一个城镇，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冷战”不仅结束了，还即将成为历史。但是政治关系的改变比放射性废弃物的分解快得多：苏联核试验的物质遗产仍留在地表之下，必须尽快处理。
赫克对于多边形里的设备和金属遭盗窃有所耳闻，但是当他去了现场，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以为自己会看到骑骆驼的男人拖走铜缆线，但结果他发现了数公里长的壕沟，显然是挖掘机挖的。壕沟里的铜缆线被转售给他国商贩。换句话说，这种洗劫行为是有针对、有组织的。当地人告诉赫克，他们当然知道从多边形偷材料有巨大的健康风险，但是他们别无选择了。他们的工作场所被关，只能靠自己谋生。
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史以来第一次报道了美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如何协力转移了这些危险核废料，并使之无害化。赫克访问库尔恰托夫之后，成功说服俄罗斯人分享了记录着哪里存放着何种废料的秘密档案。俄罗斯人起先当然不愿意，但赫克给他们看了挖掘机挖出的壕沟照片之后，他们让步了。
哈萨克斯坦负责项目的实际执行工作，美国资助了经费。
2012年秋，一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美国科学家在多边形的杰格连山山脚下齐聚庆祝。花了十四年时间，一亿五千万美元，这个顶级机密项目终于完成，那些隧道都用特殊混凝土填死了。专家们举起倒满伏特加的酒杯，为一座三面石碑揭幕。石碑上用英语、俄语和哈萨克语刻着：
“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
至今，没有人全面统计过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456次爆炸试验所造成的人员损失情况。放射性废料随风雨扩散，弥漫在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共有两百多万人或多或少地受到辐射和爆炸造成的放射性尘埃的影响。
在坑坑洼洼的苏联公路上开了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萨尔扎尔，这是受危害程度最大的一个村庄。风几乎接连不断地向这里吹来，带来放射性颗粒，那些毫无察觉的村民因此患病。这里常年有风将沙尘扬起，让人呼吸困难，但除此之外，萨尔扎尔看上去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小村庄。房屋粉刷成白色，配着蓝色窗框，周围围着低矮的蓝色栅栏。树干和木桩上拴着健壮的马匹。一位老人站在一面栅栏边，抬头望着天空中的某个地方。我向他走过去，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自我介绍，他便挥手叫我走开。当我试图跟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说话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对待。
一栋白色的大楼房俯临周围其他小房舍。这肯定是市政厅了。我决定碰碰运气——市政府成员肯定能够告诉我核试验对萨尔扎尔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甚至可能有数据。接待处一个人也没有，但有一扇门开着，所以我进去了。所有的办公室都空无一人，但在第二层走廊尽头，我见到了三个坐在塑料椅上喝茶的男人。
“你好，”我向他们打招呼，“我是从挪威来的……”
“每年这里都有从世界各地来的记者和学者！”一个男子埋怨道，他身上的皮夹克看上去是三个人当中最贵的，“有从日本来的，有从美国来的，说他们会帮助我们，但他们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全是嘴上说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这儿没人愿意跟你说话！你最好马上离开。”
我转身走出了市政厅。比起刚来时，外面的风似乎更大了。沙子进了我的头发、鼻孔、耳朵、指甲缝，到处都是沙子。市政厅隔壁有栋长方形建筑，外观衰败。正门前的标牌写着这是萨尔扎尔健康中心。我走了进去，招呼我的是一个年轻护士，她既不会俄语，也不会英语。她一声不响地带我去了一个小隔间，一个穿白色外套的短发女人坐在那里。她叫劳拉，是这里的医生。她是十二年前结婚之后搬到这里的。
“这里有很多问题，”她说，声音很轻，“两千个居民里面，有一半人患病。孩子生下来就有贫血症，或者有六根指头。很多年轻人有精神健康问题。搬来这里后，我也得了病。我的血压不正常。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患有高血压。”
“你为什么不搬走？”我问。
劳拉耸了耸肩：“我的家人在这里。能怎么办？只能忍。”
在村庄边缘，三四个男人游荡在一个出售香烟和烧酒的街角小店外面。他们说只要能保证匿名，就答应谈谈多边形的事。
“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能怎么办？”最健谈的那位说，他五十多岁，留着胡子，“我们对抗的是整个帝国。他们坐着直升机飞到村子上空，挂下长幅标语，警告我们11点钟有爆炸。所以安全起见，我们11点的时候就得在外面，以防房子被震塌了。"
“辐射让大家都生病了？”我问。
“当然了，”男子说着，指了指一座满是坟墓和十字架的小山，“生病的人全在那儿。”
“你们不担心健康受威胁吗？”
“为什么要担心？”他的笑声粗哑，又点起一根烟，“我们生在这里，也会死在这里。我们早就适应了辐射。”
当我准备离开萨尔扎尔，这个不停刮风又不友善的村子时，一个身穿驼色外套和皮靴的老妇人朝我们的车子走过来。她手里提着沉沉的塑料袋。
“我其实是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来的，80年代搬到了萨尔扎尔，因为钱在这里更经花。这个村子受辐射影响特别严重，所以住在这儿拿到的津贴多。”她开心地解释。
但她不愿意谈核爆炸的事。
“为什么要谈这事？谈是没用的。没有人想要记得。这一点好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