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妇人坐在光线昏暗的屋子中央，在一个锌盆里搅动，里面盛满沸腾的水。几千个茧子密密麻麻地漂浮在水面上。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个光滑的小鹅卵石。妇人用一根木棒将它们挑起来时，蛛网似的细丝便松散开来。妇人手法熟练地收拢了四五十根这样轻如羽毛、几乎隐形的细丝，绕到一架老式手纺车的线轴上。线轴被一层薄薄的丝线覆盖以后，她便将其扔进另一个冷水大盆中。在此浸泡一小时后，这些丝会被缠绕成松软的绞纱。这样处理完之后，丝仍然硬挺、干燥，呈一种浅黄的谷物颜色。
“每个茧子所含的蚕丝纤维可能长达四千米，但大约只有1/4可以产出强韧、不断裂的线。”我的导游埃米尔贝克解释说。他是一个严肃的年轻人，英语是自学的，实际应用起来不差。“剩下的会被分拣出来，挂在挂钩上晾干，”他指了指我们背后那面墙，上面挂着粗糙的黄色丝线缠成的厚实绞纱，“那些用来做地毯。”
生丝接着被浸泡在一盆水里，水中放了皂、小苏打和一种埃米尔贝克不能透露的配料，这是工厂的机密。当妇人一小时后将丝线从热腾腾的肥皂水里勾出来时，硬邦邦的粗糙纤维已经变成最柔软、最光滑、最洁白的丝。
墙边立着的灰色麻袋里装满了毛茸茸、白花花的茧子。每个茧子大约三四厘米见长，两厘米见宽，轻盈多孔，比一根麻雀羽毛重不了多少。干蚕茧的供货商是安集延的专业蚕农。
养蚕是一门技艺，也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职业。珍贵的蚕茧来自家蚕。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雌性蚕蛾会产下五百个左右极小的卵，接着她就会死去。蚕农精心照料这些极小的卵——一千多个卵才重一克。在春天忙乱的几个星期里，幼虫会孵化。在这一关键阶段，蚕农人家通常得搬到室外的谷仓或牛棚去住，为的是在蚕成长时不打扰它们。幼虫一孵化就会疯了般大吃特吃。虽然它们看不到，几乎也无法挪动，但这些小小的幼虫挑剔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它们只吃新鲜的白桑树叶子。叶子得在露水干了以后采摘，最好每半小时补充一次。
接下来的一个月，幼小的蚕除了吃和拉，什么都不做。在这几个星期里，蚕农除了饲喂幼虫、清理环境和确保这些永远填不饱的小家伙全天都拥有完美的光线和温度条件，几乎没有时间干别的。蚕是非常脆弱的生物，突然间的巨大噪音、浓烈的气味、温度的改变甚至卫生状况不佳都可能导致它们的死亡。蚕农和家人轮流睡觉，这样就时时有人负责照看。要产出一公斤的丝，需要两百公斤桑叶。
幼虫蜕皮四次以后，长度超过五厘米长，体重达到刚出生的几千倍时，突然就不再吃了，开始吐丝。一连三天的时间里，幼虫从唾液腺里分泌出一种叫作蚕丝蛋白的物质。蚕丝蛋白吐出来时是两条长丝线，这两条丝线会立刻被另一个腺体分泌的丝胶蛋白粘在一起。丝胶一接触空气就立即硬化，于是便将两条丝线合成一条。蚕以精致的“8”字形在自己身体周围吐丝。丝胶在热水中会溶解，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抽取蚕丝之前将蚕茧浸在一盆沸水里。结茧之后十二到十六天，会孵出蝴蝶，但很少有幼虫能够活到拥有翅膀的时候。蚕一停止吐丝，蚕茧就会被放进沸水里，或放在热蒸汽里蒸，所以幼虫会死去。蚕茧会在送去丝厂之前放在太阳下晒干，到了丝厂，蚕丝蛋白就会变成五颜六色的丝巾。
据说，是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在公元前2640年发现了丝。有一天她坐在一棵桑树下喝茶时，一只蚕茧掉进了她的茶杯。她将蚕茧拿出来时，发现它散开变成了一条细长的丝线。于是-—倘若这个古老的故事可信的话——制丝的想法就此诞生。然而，最近的考古学发现表明，在蚕茧掉进西陵氏茶杯的时候，蚕的秘密已经在中国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
接着，埃米尔贝克带我参观了图案室。那是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八个青年人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俯在层层堆叠的白色丝线上。没有卷尺或直尺，他们在白色的丝线上画着复杂的图案。他们时不时扫一眼放在面前的样品披肩，那条披肩已经染上了蓝色、黄色和黑色。负责给标记好的区域用胶带或绳子打结的男人靠墙站着。给丝线打结确保了染工将丝线浸入染缸时，只有一个标记了的区域暴露在染料里。当颜色固定以后，这些丝线会被送回打结的人那里，他们给新染好的区域打上结并覆盖好，并将原来的绳子和胶带除去，暴露出新的一片丝线。他们持续进行这样的操作，一直到丝线按照坐在地上的人画好的图案染好色，之后的工作将交由编织者完成。
染坊是最神奇的。这家工厂生产丝绸只使用天然色，大屋子中央堆了一大堆洋葱皮、压碎的胡桃、干石榴、药草和香料。这些天然染料赋予了丝绸清晰、鲜明的大地色。在隔壁房间，两个健壮的男人抬着一根杆子，杆子上挂着丝线。他们白色的衣服上沾满深浅不一的泥土色，双手也早已失去原本的颜色。丝线已经用胶带打好结，所以只有1/4左右的丝线会暴露在染料里。巨大的铁桶里，染液咕咕冒泡、热气腾腾，两个男人控制着动作将丝线放入铁桶，接着迅速抬起。暴露的区域此时成了红棕色。他们重复数次这样的动作，然后将纱线挂起来晾干。
“我们这里还有一家现代丝厂，”埃米尔贝克说，"他们每年生产儿百万米的丝绸，整个流程都已经现代化和自动化了。但在这里，我们还是用几千年传下来的老方法制丝。连我们的楼都是老的。”他指着天花板，上面复杂的旧木雕仍然依稀可辨。“有一百多人在这里工作，从处理蚕茧到编织布料，一切都是用手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出来的质量值得我们这样做。马尔吉兰出产的丝绸闻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
今天的马尔吉兰是费尔干纳盆地南端一个繁忙的地方城镇，离塔吉克斯坦边界不远，是大约二十万人的家乡。多数人都是塔吉克人，我的导游埃米尔贝克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丝绸，这个城镇还因为其数量众多的精明商人而闻名。在苏联时代，马尔吉兰是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黑市贸易的中心，但该城引以为傲的贸易传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候：在9世纪，马尔吉兰是西边撒马尔罕的阿尔泰山脉和喀什(位于现代中国境内)之间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停靠地。
这条路线叫作丝绸之路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诸如马匹、陶瓷和纸张这些货品也被从东方运往西方，或从西方运往东方，但丝绸数百年来一直是最重要、最珍贵的物品之一。在公元前1世纪，丝绸开始在罗马贵族当中普及。
罗马人极为珍视这种独特织物，但对其来源和生产过程儿无所知，而这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从丝绸之路最东边的城市西安到罗马的直线距离是八千公里。在那时候，这段路程要走一年以上。货物通常在途中几易其手，所以当它们被卖给罗马的富人时，商贩对于货品在东方的起源同样知之甚少。
然而也不乏各种理论。维吉尔相信丝线来自一种特别的叶子，而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丝线是从一种树的干树皮里提取的，这种树只生长在印度。老普林尼则设想它是一种来自远东森林的羊毛。
中国人了解丝绸垄断的价值。个人如果将丝绸来源的机密透露给外国人，会有被处死的风险。但是岁岁年年，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过去，蚕和桑叶的秘密还是被传播开来。公元元年后的头几百年，印度人也开始制丝，接着，据说大约在550年，两个聂斯脱里派僧人将蚕卵放在一根竹竿里，成功将其从中国走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人知道中亚开始制丝的准确时间，但是到10世纪，今天土库曼斯坦境内的梅尔夫已经超越中国，成了欧洲市场最大的丝绸出口方。直到13世纪，西欧才开始生产丝绸。但是，来自亚洲国家的丝绸仍被认为是最上等的，历经几个世纪，乌兹别克人的技艺已经臻于完美。
我们离开染坊去往刺绣作坊。因为将近午饭时间，只有一个绣工还在做活，一个美丽、腼腆的年轻姑娘，低头看着自己正在绣的图案。埃米尔贝克的眼神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赶紧走了过去。他面颊泛红地俯身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很快回了一句，接着又低头看手头的刺绣。
“她是我女朋友。”他解释道。我们四处走着参观作坊里的各种机器和仓库。
“能看出来，”我说，“你们要结婚了吗？”
他僵住。“没有，我们还太年轻。我才二十岁，她十九岁。”
我没再问问题，他则开始讲解绣工要做的辛苦工作。才说到一半，他就忍不住脱口而出：“她要嫁给别人了！这是两天前定下来的，就是星期三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他两眼直直地注视着前方，拼命眨眼睛。
“你们在一起有很长时间了吗？”我问。
“是的，很长时间了。我给她写了很多信，但她从没回过。”
作坊里安静得让人不自在。女孩把针推进丝绸面料，接着抽出来，推进去，又抽出来，没有抬头。最后埃米尔贝克打起精神来，继续带我参观，但是机械而冷淡。
当我们来到外面的院子里时，他十分痛苦地告诉我，他的母亲两个星期前已经去见过这个女孩的母亲。
“她准备问问她的女儿愿不愿意嫁给我，但是家里没有人。
我母亲决定下回再试试。没什么可着急的……
“那她想嫁给那个男人吗？”我问。
埃米尔贝克的脸上阴云密布。“对。”
接下来的参观支离破碎。埃米尔贝克带我看了地毯编织作坊，六个年轻女人坐成一排，舞动的手指飞快地编织着复杂的图案。最大的地毯需要耗费两个织工一整年的时间。埃米尔贝克飞快地介绍了几句地毯编织工艺，然后领我去了他们织围巾的屋子。在这里，十二个女人坐在几台大织布机边上加工丝线，图案室和染坊的男人将这些丝线准备好，她们再将其加工成彩色的条纹围巾。女人们每将丝线塞到合适的位置，梭子就会咚的一响。她们坐在那里，脸上沁出豆大的汗珠，有节奏地移动手和脚，同样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们以同样的速度纺织，但并不同时，规律的撞击听起来犹如切分音。
后来，埃米尔贝克带我看了工厂大厅，这里摆放着50年代的灰色动力织机，让人想起人们过去关于未来的愿景。织工全都去吃中饭时，我四处转了转，一个人看看那些机器。埃米尔贝克说他在外面等我，但是几分钟后又进来了，满脸泪痕。
“现在我觉得好痛苦。”他说。
“这儿有很多美丽的年轻姑娘，”我安慰他说，“你肯定能再找到一个。”
他绝望地摇摇头。
“今天对我来说不是个好日子。”
我们参观完整个工厂以后，再次经过刺绣作坊。姑娘们正坐在一起吃中饭。埃米尔贝克心爱的姑娘举着一个iPad，另外三个姑娘一边咯咯笑一边往前探着身子看屏幕，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位惨遭拒绝的追求者。
“我不喜欢这类现代科技，”埃米尔贝克嘟哝着，“我认为还不如把时间花在读书上。我一有空闲时间就读书。优先读英文书。我现在读得最多的是莎士比亚。”
我们到达商店后，导览就全部结束了，他打起精神，又像个导游了。
“你知道马尔吉兰为什么叫马尔吉兰吗？”
“不知道。”
“它得名自亚历山大大帝，”他说，"他东征时曾停在这里吃午餐。午餐里有面包和牛奶。牛奶在波斯语里叫marg，面包在波斯语和乌兹别克语里都是nan。”
“这里每个人都爱提亚历山大啊，”我笑道，“他东征到底停留过多少地方啊，都数不清了。半个中亚都说自己是他的后代！”
“亚历山大大帝是乌兹别克人。”我身后有人操着流利的英语说。我转过身，看到了店里除我之外唯一的顾客，一个高大、黝黑的男人，穿着高档的牛仔裤和一件皮夹克。
“我觉得希腊人不会同意。”我反驳道。
“没错，他就是乌兹别克人，”这个男人自信地重复道，“他真名叫伊什坎德尔，他的祖父也是乌兹别克人。”
“唔，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说，“对大多数希腊历史学家来说肯定也是。”
男人没有注意到我言语里的讽刺。
“希腊人也都是乌兹别克人，”他说，“最初有三类希腊人，希腊黑人其实是乌兹别克人。”
“乌兹别克人起初不是16世纪从咸海以北的地区来到这里的游牧民吗？”我四处找埃米尔贝克，想从他那儿得到一点儿支持，但他不见了。
“不是，”高个子男人断言，“他们是从南方来的，他们是希腊人。”
“但你刚刚说希腊人是乌兹别克人。”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乌兹别克人是希腊人。”
与持这类观点的人争论毫无意义，但是这表明了中亚人的历史和自我认知与外部的大千世界有着密切联系。中亚人民从未与世隔绝地生活过，数千年来一直在被迫应对从东南西北各方入侵的军队。人们从四面八方过来，有些人或长或短地在此定居，有些人最终以大草原为家。中亚处在亚洲的心脏地带，欧洲和亚洲之间，东西贸易路线的中点，它的中心位置塑造了它。也正是这一命运，这一地理位置，以及人与思想交流的往来不止，使得像撒马尔罕、布哈拉和梅尔夫这样的城市一度成为繁荣的学问中心。
苏联统治的几十年里，中亚处于帝国的边陲，被围困在坚固的铁丝网中，这在其历史上是反常的。但正是由于这一不寻常的孤立阶段，一套独特的苏联艺术收藏品才得以留存到今天。
这还要感谢一位热情苏联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