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埃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第一天，阿拜多斯（Abydos）一片寧靜。沒有示威遊行，沒有騷動，警方無事一身輕。當時正值冬季考古挖掘期，只有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這個月初，來自美國布朗大學的考古隊發現一處洞穴，內有兩尊奧塞里斯（Osiris）小型青銅神像、一尊童身荷魯斯（Horus）小型石製神像，以及三百枚青銅錢幣。
考古學家之前已經挖出一系列在古代便遭盜掘一空的陵墓，因此對這類遺物既不期待，也不抱希望。主持挖掘任務的羅瑞兒．貝斯多克（Laurel Bestock）當下的反應五味雜陳，除了發現文物的興奮感，她也感到一陣緊張，因為考古隊伍如今得應付來自安全與官僚行政等更加棘手的問題。當地警方通知上級，接著來了一位埃及古文物部（Ministry of Antiquities）的官員──這下子有很多文書工作得完成了。一連幾天，貝斯多克等人長時間工作，費力清理、測量每一枚錢幣與每一尊雕像；接著，工作人員將每一樣拍照建檔後的古文物鎖進木箱，擺在皮卡車後車廂，由將近十名荷槍實彈的員警護送，運往當地首府索哈傑（Sohag）。
這些古文物本身不算特別有價值。沒有任何一尊神像高於十英吋，這也讓出發的大陣仗──卡車、警察、步槍，看起來有那麼一點滑稽。錢幣定年為托勒密時期中葉，介於西元前第三與第二世紀，以埃及學（Egyptology）的標準來說算非常晚期。對考古學家來說，這起發現的真正價值在於出土的環境背景，遺跡似乎曾因為某種古代儀式的施行而有所擾動。但大家不會在鄰近村落談這件事，謠言的煉金術必然會把硬幣由青銅化為黃金，把神像從不起眼的小物件變成跟圖坦卡門（Tutankhamun）的陪葬面具一樣價值不斐的古物。對於這類考古發現來說，最糟的情況是社會秩序因文物出土而發生若干崩潰，但眼下沒有理由擔心會發生這種事情。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統治埃及已將近三十年，首都開羅發生的抗議也鮮少影響到如此偏遠的角落。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埃及「阿拉伯之春」的第二天，阿拜多斯風平浪靜。
考古學家在當地聚落的西邊作業，地點是個被村民稱為「al-Madfuna」──「陪葬」（the Buried）──的古代墓場。「陪葬」有全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陵寢，也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尚未頹傾的泥磚建築。該建物結構可以上溯到西元前二六六○年前後，牆高將近四十英呎，圍出一塊巨大的方形範圍。沒有人曉得它原本的功能，而它的阿拉伯方言名字──「Shunet al-Zebib」（葡萄乾倉庫）──則是另一個謎，人們向來認為這棟建築是擺放貨物或寄存牲口的棧房。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考古學家奧古斯特．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曾在此工作，他並未援引任何證據，便指稱該建物為「某種警察局」；馬里埃特擔心有人劫掠，因此這個理論感覺上是他心態的投射──將近五千年來，盜墓向來是阿拜多斯揮之不去的問題。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埃及「阿拉伯之春」已經進入第四天，數以萬計的人集結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而且不知是誰在附近穆巴拉克的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中央黨部放了一把火。
回來談阿拜多斯，布朗大學的團隊早已返家，另一支來自紐約大學藝術研究所的考古隊此時也已經抵達。這支隊伍正在修復部分的「葡萄乾倉庫」──平常大家都管這個結構叫「須納」（Shuna）。紐約大學的考古團隊由五十八歲的馬修．亞當斯（Matthew Adams）率領，他有著西方人在撒哈拉工作一輩子的那種熟透外表，耳朵與臉頰全是紅的，襯衫領口的印子已經永遠燒灼在他的前頸與胸口上──這個Ｖ形象型文字的意思就是「埃及學家」。
亞當斯是第一個在這處墓場工作的美國人，他在阿拜多斯的職業生涯正好跟穆巴拉克的政權跨度一致。一九八一年秋天，亞當斯還只是個大學部實習生，而那年十月，埃及總統安華．沙達特（Anwar Sadat）在開羅閱兵時遭到暗殺。暗殺事件過後，副總統穆巴拉克登上大位，首都情勢保持平穩。除了警力增加之外，阿拜多斯沒受到什麼明顯的影響。身為實習生，亞當斯分配到的是初階工作，要幫上千片古代陶片分類。在他的回憶中，沙達特遭到暗殺身亡的那年秋天，是他在埃及經歷過最為無聊的考古季。
那次經驗影響了亞當斯對解放廣場抗議初期的反應。紐約大學的行政人員開始討論撤離隊伍時，亞當斯表示反對。他曉得，假如外國人離開在墓地現場棲身的發掘屋，遺址恐怕就會遭到掠奪破壞。但到了二○一一年二月一日，已經至少有二十萬人聚集在解放廣場上，全國警方離開各地的崗位，暴徒也占領了幾處監獄。有人襲擊鈉谷監獄（Wadi al-Natroun Prison，位於開羅北方的沙漠），釋放成千上百名罪犯、政治犯與伊斯蘭主義者，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med Morsi）的穆斯林兄弟會領袖。
囚犯攻破監獄後，亞當斯決定撤離。相關人士花了三天才安排好一架飛機，將考古隊直接從盧克索（Luxor）載往雅典。前往機場的路上，考古學家們想辦法安排了一條經過麥當勞的路線，但革命的其中一個影響，就是盧克索的麥當勞加盟店已經無餐可出。
外國人離開不過幾小時，盜墓者就出現在「陪葬」。發掘屋雇有私人警衛，假如問題嚴重，警衛通常都會打電話找警察。但如今警方沒有回應，警衛們把第一批小偷趕跑，等到幾小時後的凌晨兩點半，又來了更大一批人。那些人臉上都戴了面具，身上也帶了挖掘用的工具。那些人徑直面對警衛，警告他們如果不放棄遺址，就要殺了他們。
管理發掘屋的人是艾哈邁德．拉札布（Ahmed Ragab），年紀將近四十，冷靜、可靠，來自遙遠南方的亞斯文（Aswan）。外國人在埃及進行考古遺址挖掘工作時，通常都會雇用埃及其他地方的人來擔任管理者，如此這個人才能不受當地家族與部族壓力所影響。艾哈邁德曉得，這種壓力同樣是他面對盜掘者時最大的希望。對方有許多人拿了槍，但只要他們來自阿拜多斯，也許就不會射殺沒有武器的遺址警衛；但如果歹徒是外地人，恐怕就不明白這種不成文的規矩。
對艾哈邁德來說，他反而不太擔心文物遭竊。經過幾千年的劫掠，以及後來超過一世紀以上的專業考古挖掘，多數容易找到的有價物品早已從墓群中取出了。但盜掘者對此完全不了解，他們在黑暗中快速發掘的作法，很可能會傷害到地底下尚未經過仔細研究的結構。許多小偷必定是聽說了最近發掘出的雕像與硬幣，因為他們瞄準的就是出土上述物品的地點。
二月十一日，一名政府官員在國家電視頻道宣布，穆巴拉克已辭去總統一職。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外地人開始來到「陪葬」，有些人是受到上埃及地區悠久的傳統巫術信仰所驅使。一天傍晚，警衛們逮到一名來自南方城鎮、距離一個多小時車程的拿戈瑪第（Nagaa Hammadi）的年輕盜掘者。這名年輕人在接受審訊時說，村裡的長老作出預言，表示在阿拜多斯可以找到寶藏。艾哈邁德試著聯絡警方，但警方仍然沒有回應，警衛們只好放了這名盜掘者。
艾哈邁德除了有管理手腕，還是個木工好手。為了保護這處遺址，他決定做最後一件自己能力所及之事。他把舊木料、釘子和油漆堆進發掘屋，然後開始動手。
古埃及人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土地分成上埃及與下埃及：南方在「上」，北方在「下」。由於現代人是用羅盤來定位方向，而非河流，因此古埃及人的這種劃分地理方式會讓現代人感到困惑。就這一點來說，人們的想像必須重新校準。
甚至連最基本的地貌也讓人很難領會。以上埃及來說，尼羅河在北非高原上鑿出一段深深的峽谷，有三千萬人以此為家，比黎巴嫩、約旦、以色列與利比亞的總人口還多。但所有這些上埃及人都集中在一處河谷地，許多地方寬度不及十英哩。這條綠帶彷彿一座拉長的綠洲，在大沙漠的包圍下有如銀河。來到阿拜多斯，要是你從尼羅河畔出發往西走，下一條你能遇見的河流將會位於南佛羅里達。
「陪葬」就像是踏入這片廣袤荒野的第一站。它位在一片與可耕地鄰接的寬廣岩架上，從泥地到沙漠的轉變就像地圖上的國界線一樣搶眼。墓群這裡沒有村落，事實上根本是寸草不生；大片的沙子與碎石幾乎延續一英哩，直至峽谷的西壁。這座峭壁高五百英呎，被一道乾河床切穿，蜿蜒至北非高原。在古代，這道河床據信是來生的入口──靈魂順著峽谷走，走向不可思議的落日。
最早統一埃及的王室世系將他們的陵墓建造在乾河床的河口處附近，埃及已知最早的書寫文字（約在西元前三三○○年前後出現）就是在這些墓穴中所發現，象形文字刻在象牙製的標籤上，畢竟當時大象仍遊蕩在埃及高地上。到了第一王朝開始時（大約西元前三○○○年），法老已經從接近今日開羅的地方開始統治，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同時控制上埃及與下埃及，但他們仍會返回阿拜多斯興建陵墓並進行儀式，阿拜多斯因此被稱為歷代祖先的故鄉；而墓群最終變成朝聖的地點，一千多年來，埃及各地的人聚集在此參加一年一度的奧塞里斯神節慶。古埃及人稱這個地方為「聖神的台地」（Terrace of the Great God）。它孤絕，卻可以到達；它神祕，卻又可見；它毫無生機，卻有王族與聖神為之添色。馬修．亞當斯把它描述為某種劇場，「陪葬」是舞台，峭壁是背景，村落是觀眾，至於最早踏上這座舞台的演員，則是確立政治權力精髓的諸王。
穆巴拉克被迫下野那一周，艾哈邁德在發掘地點打造了一個方型的大木箱子。這個箱子長十三英呎，高六英呎，底部保持懸空，只有用箱內的支柱來支撐。箱子的邊緣非常平整，艾哈邁德把箱子漆上很深的藍黑色。
有一群盜掘者膽大包天，居然開了一輛推土機進「陪葬」。最後一座埃及王族金字塔的遺跡就在這裡，位於發掘位址的南端。這群推土機盜掘者就在傾頹的遺址前挖了一道十英呎深的壕溝，另一群盜掘者則跑到西峭壁底下，垂直往下鑿了十幾英呎，只是他們沒能挖進任何陵墓。但搞不好是哪位長老告訴他們可以在峭壁下找到寶藏吧！？
艾哈邁德在距離阿拜多斯以東約六英哩的地方行政中心拜勒耶納（Balyana），買了假的警車警示燈，他把警示燈裝在自己做的木箱上，還裝了警笛。其他的警衛則幫他把箱子抬起來，擺到他那台四輪傳動的大發汽車（Daihatsu）上。在闃黑的天色下，這輛車有了絕佳的偽裝，跟任何一輛觀光景點皆可見的裝甲運兵車（APC）十分相似。
白天時，艾哈邁德會把這個木製APC架藏進「須納」的圍牆內。到了晚上，艾哈邁德和其他警衛就開著這輛假的APC在「陪葬」周圍轉，閃警燈、鳴警笛。不久之後，村裡便有了這樣的傳聞，說警方又恢復值勤；此舉也讓奧古斯特．馬里埃特的理論──「這座泥磚結構是警察局一說」化為現實。
除此之外，要想保護遺址已是別無他法：每天傍晚開進「陪葬」，鳴警笛、閃警燈，破曉之前把假APC停在「須納」裡，日落之後再來一次。幾個月後，許多參與「阿拉伯之春」第一波浪潮的埃及人也用類似的方式體現了自己的經驗。除了眼下，似乎什麼都不存在，無暇計劃，也無暇記憶。但秩序終於多少恢復了一些──軍官組成的委員會在開羅成立過渡政府，承諾舉辦民主選舉，選出新國會與新總統。解放廣場一片歡騰，街頭衝突畫下句點。到了三月下旬，真正的警察恢復在阿拜多斯的巡邏。一旦緊張的時刻過去，秩序恢復正常，人們也開始思索不久前發生的一切有何價值，以及接下來又將會發生什麼。
古埃及人用兩個詞來指稱兩種不同的時間：「djet」與「neheh」。這兩個詞無法翻譯成英語，當代人的心智恐怕也無法領會。在你我的世界，時間是一條直線，一個事件延續另一個事件；而這些事件的積累，以及有影響力的人所採取的行動，便造就了歷史。但對古埃及人來說，時間並非線性，而「事件」──「kheperut」──則是個啟人疑竇的概念。事件是異常，事件是脫軌，事件中斷了世界的自然秩序。古埃及人對歷史存在方式的定義與我們不同。古埃及人從西元前三三○○年就在書寫，到了西元前三三二年──也就是遭到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時，他們仍然在書寫。但放眼這三千多年，他們卻從未寫出任何在現代意義下堪為歷史著作的作品。
「Neheh」是循環的時間，跟太陽運行、四季遞嬗，以及尼羅河一年一度的洪水有關；它會重複，它會重現，它會重生。另一方面，「Djet」則是不變不動的時間；每當舊王死去，他便會進入「djet」，這是諸神的時間。神廟過的時間是「djet」，金字塔、木乃伊與王室藝術亦復如是，不時有人將這個詞翻譯為「永恆」，但「djet」同樣能用來描述「完滿」的狀態。也就是說，處在「djet」的事物已經完結，但不會消逝，而是永存於當下。
諸神創造的這個世界並非永恆。借埃及學家艾瑞克．霍農（Erik Hornung）的話來說，世界是座島，「介於空無與空無之間」。我們生活的這個地方將會消失。但古埃及人並不執著於預測其未來，就像他們對過去的分析、回想並不關心。也許當時間並非線性時，會比較容易聚焦於當下。芝加哥大學學者雷蒙．約翰遜（Raymond Johnson）曾經寫道，古埃及人「視正常的時間為循環，表述著無止境重複的現在」。約翰遜相信這是對南方地貌的本能反應。根據他的觀點，「neheh」的靈感得自於河谷的循環，而「djet」則反映沙漠的無時間性。正是這種極為不同的地貌之接近──從「陪葬」到田野的劇烈轉折──讓埃及人能夠擘劃出兩種時間。無論在上埃及何處，你都能從永恆走進當下。
馬修．亞當斯率領紐約大學團隊重返阿拜多斯時，已過了將近兩年，他們也對革命進行了一番考古研究。這段時間裡，盜賊早在墓地挖了超過兩百個大坑，當秩序恢復後，當局便急忙把每一座坑給填實。如今，亞當斯與他的團隊幾乎重新挖開所有大坑，用衛星技術測量、製圖。隊伍包括四名挖掘人員、三名文物保存人員、兩名測量員、兩名建築專家、一名攝影師，以及來自埃及古文物部的兩名督察，他們還雇用了超過五十名當地工人。一具高十五英呎的特製折疊梯讓攝影師能從上方拍攝挖掘坑，這般景象看起來就像犯罪現場的記錄──有些挖掘坑裡會有盜掘者留下的彈殼，是他們為了威懾警衛而對空鳴槍後留下的。相形之下，其他文物顯得平凡無奇。
「這邊有菸屁股。」
「堪稱本日最大發現。」
「是有濾嘴的嗎？」
「這濾嘴顯示菸屁股還不到一百年的歷史。」
「外型是圓的。古埃及人沒有這種圓的東西。」
沙裡挖掘出一道環形磚牆的部分構造，古代陵墓從未採用這種形狀。亞當斯跪下來研究磚頭，身旁是年輕的美國考古學家凱特．史考特（Kate Scott）。兩人都戴著擋太陽用的寬沿帽──此時是早上八點，陽光早已毒辣。
「他們削掉了牆頂，」史考特說，「這邊顯然有出現擾動，結構有受到影響。但不清楚這結構是什麼。」
「這種磚頭經過熱處理。」
「無庸置疑。這些不是古代的磚頭。」
「盜掘者看到這道牆，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亞當斯說，「他們把牆削掉了一點。但在這一塊，他們看起來沒那麼篤定。」
亞當斯推測，這道牆可能屬於一九五○年代的一間牧人小屋，抑或是前幾代考古學家留下的田野小屋。盜掘者的無知以及他們的隨機挖掘，則是亞當斯決定發掘這些坑洞的另一個原因。事實上，盜賊等於幫調查帶來了指引。他們已經挖了墓場的多數區域，只要順著他們的腳步，考古學家就能一窺整個遺址的地底結構。有朝一日，這些資訊便能用於規劃未來的挖掘。盜掘者挖的洞已經揭露了一項重要發現：有一區「陪葬」在新王國時期（始於西元前十六世紀）便被當成上層社會的墓地。
這一帶的許多地方早在一世紀前，也就是考古學的早期年代，便已有過專業挖掘。當時的學者手腳很快，而且重點通常放在為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起出文物。相關紀錄若非不足，就是根本不存在，許多細節都不見了。今天，考古學家總是一絲不苟地拍照、測量，隨後重新回填他們的挖掘坑，這是因為保存古代結構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它們永遠留在地底下。考古學家曉得在未來的某一天，會有其他學者為了研究我們這輩人沒能參透的事物，而帶著更優秀的手法或科技前來。
在「陪葬」這座大舞台上，一開始的演員都是王族，但此後也有其他無數的人扮演他們的角色。單一考古遺址有可能接連受到古代盜掘者、十九世紀考古學家、現代盜掘者，以及解放後的考古學家所挖掘，挖的全是同一塊地方。人們來來去去，就像一個個的王朝與政權，沙子移開，填回，然後又移開來。
警察重回崗位之後，艾哈邁德便把假APC拆了。他覺得自己不再需要這東西了，但假APC的點子倒是重新引發他對木工的興趣。一年後，亞當斯返抵發掘屋，驚喜發現多了兩張新床和兩個新衣櫃，都是漂亮純手工打造的。
革命初期的經驗以另一種方式改變了艾哈邁德的習慣作法。他在「阿拉伯之春」其中一段比較平穩的期間重返拜勒耶納，去了一趟相關的政府部門，填好必要的表格，獲得購買與攜帶手槍的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