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Chapter 2

我帶著家人，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個秋天移居開羅。我們抵達的時候是二○一一年十月，城裡的光線正是在一年中的這個時間開始轉變。白天仍然因熾熱而視線模糊，但晚上常有來自北方、也就是從尼羅河流入地中海之處吹來的微風。經過幾星期時間，微風緩緩將夏日的強光從天空中洗去，這座首都的輪廓細節也愈發鮮明。沿著尼羅河，橋樑下的影子漸深，河水也從單調、融化的灰轉變為沁涼的藍棕色陰影。日暮時，連破舊的建築都有著金黃色的光彩。景緻延伸進了冬天，有那麼幾個片刻，我發現自己身在某個高處時──像是公寓的上層、高速公路高架橋，便能清楚看見吉薩（Giza）台地上的金字塔。

我們住在扎馬萊克（Zamalek）的艾哈邁德．赫什馬提街（Ahmed Heshmat Street）。扎馬萊克是個位於尼羅河細長島嶼上的城區。傳統上，開羅的中上階層以扎馬萊克為家。我們租了某棟房子一樓的寬敞空間，這棟房子就像這條街上的許多建物一樣，美麗但褪色斑駁。我猜，房子八成是在一九二○年代或一九三○年代興建的，因為立面用了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的垂直線條潤色，屋前鍛鐵柵欄的格柵形狀就像蜘蛛網。

這個「蜘蛛網」結構在房子裡裡外外不斷重複，我們的前門有黑色的小蜘蛛網裝飾，陽台與門廊也有結了網的扶手；我們的公寓有座小花園，一部分被更多的鍛鐵柵欄圍住。當我問起房東太太這些蜘蛛網的涵義時，她聳聳肩，說她不曉得；等到我問起建築物的年代時，她的反應還是一樣。她跟扎馬萊克的一些房東一樣，都是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這些地主通常是在一九五二年、也就是埃及上一回革命的騷動期間獲得這些建物所有權的。當時，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推行若干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他的政府也把許多生意人趕出了這個國家。房東太太告訴我，這棟房子屬於他們家族的時間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對於原本的業主，她一無所知。

在房子的低樓層，很少有東西大幅翻新或大修的跡象。電梯看來跟建築本身一樣老舊，搭電梯前也要穿過鐵蜘蛛網門。老式電梯車廂以重木雕刻製成，在門後的暗井上上下下，彷彿某種拜占庭風格的石棺。車廂那扇網狀鐵門的空隙很大，電梯經過時，是可以伸手穿過空隙去觸碰電梯的。我們搬進來不久前，就有個住樓上的孩子被電梯夾住了腳，斷腿的情況嚴重到得送往歐洲治療。

「安全」在開羅老城區向來不具優先地位，安全的標準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更是低落。停電稀鬆平常，自來水更是時不時整天停用。不過大多數的東西不知怎的都還能發揮作用，就只有初來乍到者很難感受到系統其實有在運作。每個月都會有人來敲一次門，禮貌地要求進屋，查看廚房裡的瓦斯表，接著當場秀出帳單，還有另一個人會定期出現收取電費。這些人都沒穿制服，也沒有出示任何身分證明，而且從清晨到深夜的任何時間都有可能現身。

垃圾清運的過程更是匪夷所思。房東太太吩咐我把家裡所有的垃圾都擺在廚房外、通往逃生梯的小門前。沒有清運時程，也沒有指定容器；我可以裝袋子或箱子，或者我也可以就把垃圾零零碎碎丟在外頭。清運工作是由一位名叫薩伊德（Sayyid）的男子處理的，他並非政府所雇用，亦不屬於任何私人公司。我向房東太太問起清運月費時，她說我得自己跟薩伊德談。

一開始，我完全沒見過他。每隔一兩天，我只要把一袋垃圾擺在逃生梯旁，垃圾就會馬上消失。這種隱形服務持續了將近一個月後，廚房響起了敲門聲。

「Salaamu aleikum」（祝你平安），薩伊德在我開門後說。他沒有握手，而是抬起他的上臂，讓我看清楚他的衣服。「Mish nadeef」，他微笑解釋：「不乾淨。」他讓我看他的手掌，髒得有如舊皮革，手指則粗糙得彷彿戴著手套。

他身高頂多五呎多一點，頭髮微捲，鬍鬚精心打理過。他肩膀寬闊，當他伸出手時，我注意到他前臂上的青筋浮起，一如舉重選手。他穿著寬鬆的藍襯衫，寬大、髒汙的長褲繫了皮帶，過大的皮鞋就像小丑的鞋子一樣搖來擺去。後來我才知道，他的衣服之所以都太大件，是因為都是從大尺碼的人所丟的垃圾裡撿來的。

為了怕我跟不上，他講阿拉伯語的速度很慢，解釋說自己是來收月費的。我問他多少錢。

「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他說。

「其他人付多少？」

「有人付十鎊，」他說，「有人付一百鎊。」

「那我該付多少？」

「你可以付十鎊，你也可以付一百鎊。」

他不會所謂的討價還價──講的數字都沒變過。他丟出的這些數字就像足球場上的底線，把一整片空曠地都留給我。我最後給他四十埃及鎊，相當於美金六塊半，而他看來挺滿意的。在後來與薩伊德的對話中，我得知住在樓上的路透社外電記者一個月只付三十鎊，這讓我覺得自己的決定沒錯──一名雜誌長文作者可能比某個為電訊社工作的人製造更多垃圾，這感覺挺合理的。

自從見過薩伊德之後，我就常在附近看到他。他總是大清早出現在街上，拖著巨大帆布袋裝的垃圾，在中午左右到「Ｈ自由」（H Freedom）販賣亭小憩，位置就在我們花園圍牆的另一側。販賣亭的老闆是個嚴肅的人，額頭上有塊瘀青色的祈禱痕──有時候虔誠的穆斯林男子會因為祈禱時用額頭觸地而生出這個痕跡。這座販賣亭已經在此好幾年了，自從穆巴拉克失勢後，老闆為了紀念革命便將之改名為「Ｈ自由」。這是很受當地男人歡迎的小聚場所，每當薩伊德坐在裡頭時，總是向行人大聲招呼。他似乎認識住在這條街上的每一個人。

一天下午在販賣亭附近，他向我走來。「你會講中文，對吧？」他說。

我回答說會，只是我實在不曉得他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我有東西想找你幫忙看看。」他說。

「是什麼東西？」

「不要現在講，」他講話變得小聲。「最好在晚上講。跟藥有關係。」

我告訴他，晚上八點有空。

我就像其他人一樣，對「阿拉伯之春」的爆發大為驚訝，這真的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來埃及之前，我在中國生活超過十年，也在中國認識我太太萊絲莉（Leslie）＊。萊絲莉也是新聞工作者，我們的出身背景很不一樣：她生於紐約，是華人移民的女兒，而我則出生於密蘇里中部；但某種類似的不安於室，驅使我們離開美國，先是歐洲，而後亞洲。直到二○○七年一起離開中國為止，我們成年後的生活幾乎全是在海外渡過的。

當時我們做了計劃，打算搬到科羅拉多州西南的鄉下，從都市生活中暫歇，還想生個孩子，之後再到中東生活。我們對於去個完全陌生地方的點子都很喜歡，也都想再學一種豐富的語言。我很期待造訪中東的考古遺址，因為在中國時，古蹟所代表的深厚時間感總教我無法自拔。

一切的計劃都還不具體，像是生小孩，以及到底要去哪個國家。我們也許去埃及，也許去敘利亞；也許生男孩，也許生女孩。好像沒什麼差別？但當我提到要搬去埃及時，紐約的編輯警告我說，去過中國之後，埃及看起來可能就太平淡了。「開羅簡直就是一灘死水。」他說。但我就喜歡那種印象。我期待以放鬆的步伐，到一個無事發生的國家學習阿拉伯語。

第一件打亂我們計劃的事情，發生在一個小孩變成兩個小孩的那瞬間。二○一○年五月，萊絲莉生了一對同卵雙胞胎女孩：愛麗兒（Ariel）與娜塔莎（Natasha）＊。雙胞胎是早產兒，我們希望搬家前能給她們一年時間好好成長。我們覺得何時搬家不是問題，因為相較於永遠不變的開羅，新生兒在生命中的頭一年卻是變化極大的。但當解放廣場爆發抗議示威時，我們的女兒已經八個月大，她們在穆巴拉克遭到推翻時是八個月又十八天大。

我們推遲計劃，重新考慮。終於，我們決定走一步算一步，但目的改變了：現在，我要寫點關於革命的事。離開美國前，我們報名了兩個月的阿拉伯語密集課程。我們也申請壽險，但沒有辦成；保險公司寄了封短信拒絕我們，原因是「旅行範圍廣大」。我們找了律師，寫好遺囑，搬出租屋，把家當移去倉庫，把車子送人。我們沒託運任何物品──帶上飛機的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

出發前一天，我們結婚了。萊絲莉與我向來不在乎形式，也沒有辦婚禮的意思。但我們聽說，假如外國配偶的姓氏不同，埃及當局有時候會刁難不給同居簽證。我們只好開車去烏雷郡法院（Ouray County Courthouse），領了一紙上面用老式字體寫了我們「確實締結神聖婚約」的證書。我把證書胡亂往行李中塞，隔天，我們就跟我們那十七個月大的雙胞胎上了飛機。在此之前，萊絲莉和我都沒去過埃及。

晚上八點整，門鈴響了。我一開門，薩伊德便把手伸進口袋，拿出一個紅色的小盒子，上面印了金色的書法。

中文的表達總是優雅又帶點迂迴。盒子上面寫說裝的是能「提升表現與力量」的「保健產品」：一排藥丸，還附了張用英文寫的藥囑。藥囑讓我想起，有時中國人表達能力最好的時候，就是他們使用破英文時。

「你從哪弄來的？」我問。

「垃圾堆，」薩伊德說，「從某個死人的垃圾裡。」

他解釋說那人是個老人，老人的兒子把所有自己不想要的東西都丟了，包括這些藥丸。「裡面很多東西都『mish kuaissa』，」薩伊德說，「不好。」

我問他什麼意思。

「像這些──」他伸出肥厚的手指在空中比劃著，然後指指自己的腰帶底下。「這吃電，要裝電池。這是女人用的，這種東西不好。」但講到這些似乎讓薩伊德挺樂的。他齜著牙笑，告訴我老人的垃圾裡還有一大批色情雜誌，但他沒說自己怎麼處理那些雜誌。我問他那老人以前在哪工作。

「他是大使。」

薩伊德的口氣相當肯定，好像這種職業平常就跟蒐集黃色刊物和中國壯陽藥有關。我不敢確定自己理解對了，於是請他把那個字重複一遍：「safir」。「他在外國使館工作，」薩伊德解釋，「他很有錢，有幾百萬元。他的銀行戶頭裡有四百萬零四十四元。」

這個數字之精確引起我的注意。「你怎麼知道？」我問。

「因為銀行的信上有寫。」

我在心裡暗暗筆記，要告訴萊絲莉留心自己丟了什麼垃圾。薩伊德問這種中國藥的藥囑，我盡可能用我破爛的阿拉伯語，把先等二十分鐘再做愛的這部分翻譯給他聽。他講了一些跟賣這個藥丸有關的事，但他問問題的方式，讓我覺得他更想把藥留著自己用。我確認了成分：白蔘、鹿茸、淫羊藿等等。這個「等等」讓人稍有不安──究竟在這一連串成分裡，下一種會合理出現的是什麼？但這種藥在中國很常見，據我研判，應該不會有什麼風險。我有種感覺──薩伊德已經不是第一次吞下自己從垃圾堆裡找來的東西了。

從此之後，薩伊德便經常在晚上拜訪。他拿給我看的下一樣東西是一台基輔牌（Kiev）的35mm相機。這台相機是在蘇聯時代的烏克蘭生產的，跟榔頭一樣重；我從來沒想過拍一張照片居然要用這麼多的金屬。薩伊德想知道相機還能不能用，以及值多少錢。這台相機是某個搬離公寓的老人丟掉的。

薩伊德最了不起的發現中，有許多來自搬走或死去的人。他總是不停找到東西，畢竟他處理各種垃圾，把可回收物和其餘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抽出來。他收垃圾的路線不短，涵蓋超過數十棟建築物的四百間公寓，但他工作之用心，讓他光憑垃圾內容就能辨別出丟棄者是住哪裡的。一天下午，我餵完女兒們午餐，清理完畢，接著在逃生梯留了滿滿一包垃圾。不到一小時，有人敲廚房門。我一打開門，薩伊德拿了一把嬰兒用的金屬叉子。「跟飯包在一起了。」他說。

這是居民之所以願意大方給清理費的原因之一：薩伊德發揮了某種鄰里失物招領處的功能。只要有誰搬走或過世，大家都曉得垃圾裡的東西屬於薩伊德，但除此之外，要是他找到價值高得莫名的東西，也都會跟居民再三確認。要是鄰居之間不小心丟了什麼，他會提醒大家注意，此外，他也是當地可靠的資訊收發站。日子一久，他也介紹我跟附近的各種重要人物認識：獨眼的大樓管理員、經營公家麵包站的銀髮男子、端著閃閃發光的托盤上上下下的親切送茶員。

有些人成了薩伊德的非正式顧問。他不識字──四分之一以上的埃及人口都不識字，假如他想知道某份文件的內容，就會拿去「Ｈ自由」販賣亭，老闆識字。假如薩伊德捲入什麼地方糾紛，他通常會找那位銀髮男子──身為麵包分配者，銀髮男子的地位使他對誰說話都很夠分量。

而身為外國人，我的專業領域包括進口商品、藥品、性玩具，以及酒類。如果薩伊德找到某種藥，我會閱讀藥囑，告訴他這藥是用來治什麼，以及一個人應該服用多少劑量。至於類似基輔牌相機的東西，我就上網看能在美國賣多少價格，給他大概的估計。這種相機在eBay可賣四十美元上下，薩伊德不可能在開羅賣到這種價錢；但他總是想知道美國的行情，曉得自己若是在另一個地方、另一種生活中能給東西賣個好價錢，似乎讓他樂在其中。

偶爾，某個貪杯的穆斯林會因為罪惡感的折磨而丟掉自己的酒櫃，接著薩伊德就會出現在我家門口。我的任務就是評估裝在不起眼的黑色塑膠袋裡的酒瓶，看看它們轉售的價格。就算是一瓶剩四分之一的威士忌也賣得掉，因為城裡的酒品專賣店不只屈指可數，四散各處，人們也不好意思走進店裡。薩伊德是穆斯林，我們剛認識時，他就告訴我，打算在後解放時期的各項選舉投給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但他沒有正式加入這個團體，也不像多數埃及穆斯林那樣重視伊斯蘭禁酒令。在他辛苦工作一整天後拜訪我家時，他常會請我給他來罐冰啤酒。他是我招待的客人中唯一會把空罐帶走的人，畢竟他曉得最後負責收走的人還是他。

這棟蜘蛛網樓房距離解放廣場不過一英哩半，但感覺卻隔得更遠。人在扎馬萊克時，尼羅河會創造出一種強大的隔絕感，河上只有五、六座橋樑聯繫整座城市。我們還住在扎馬萊克時，那裡沒有地鐵站，也沒有常駐的政府部門。沒有重要的廣場，沒有主要的清真寺，也沒有可能吸引抗議人士的公共場所。革命就像發生在別的地方。

我們碰巧在動盪稍歇時抵達開羅。此時距離穆巴拉克被迫下野已經過了八個月，而這個國家還沒安排好選出新總統，人們不曉得是誰在帶領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當時仍然沒有穩定的憲政體制，也沒有立法機關，不過國會選舉已經計劃在冬天舉行。在這種非常時刻，人們很容易忽略這些全國大事。過了幾周之後，我才第一次造訪解放廣場。

我的鄰居大多繞開這座廣場。政局回穩後，我常看到外表闊綽的人坐在扎馬萊克的咖啡店，從電視上看革命，彷彿影像是從某個遙遠的地方轉播來的。鄰居坦白告訴我別去解放廣場，他們認為，那裡不是家裡有小小孩的外國人該去的地方。

薩伊德也是政治懷疑論者。他所出身的社會階級理論上能因革命而受惠，但他似乎不這麼想。他會講當地某些人物的故事來示警，例如大樓裡那位獨眼的管理員的例子。在一次示威期間，管理員起了好奇心，走向解放廣場附近的某條街。到了解放廣場，他決定爬上高架橋以獲得更好的視野。但此舉是個錯誤──每當埃及警方驅散群眾時，常會拿起霰彈槍，朝天空開槍。管理員被最小顆的子彈打中，少了一隻眼。

「他連抗議都沒有，」薩伊德說，「無緣無故就中彈。所以你該離那裡遠一點。」

我告訴他，跟示威者交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我保證會小心。

「Be'oolek ay」──「我跟你講」，薩伊德說。這句話是埃及人講道理之前常見的起手式。在開羅的頭幾個月，我常常到最後才意識到這話一說出口，接下來就有人要長篇大論了。我會微笑點頭，讓字詞「嗖」地過去，一面自問是不是漏了什麼在開羅生存下去的不宣之祕。但薩伊德的建議很容易做到。他說：「別站到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