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6

Chapter 16

塞西沒有在政變剛過時說出任何關於追求總統大位的話。我在開羅認識的多數人都相信他不會參選。他們都說塞西太聰明：只要他藏身幕後，權力就能更多，問責則會更少。

這位將軍對總統一職的看法一開始是無意間釋放出來的。二○一三年十二月，距離政變發生將近半年，有人把塞西與埃及記者亞西爾．利澤克（Yasser Rizk）對談的錄音檔貼上網。利澤克專跑軍事線，這個政權也信任他。兩人談話時提到了「夢」這個主題。

「我是那種一直會作預知夢的人，」塞西說，「我看過很多夢境成真。」

利澤克請他舉個例。

「這不能傳出去。」塞西說。

「訪談裡不會提到，」利澤克說，「唯有出於神意，我才會使用。」

接著塞西講了個故事。多年前，他夢見自己拿著一把劍，上面刻了古蘭經文中的「萬物非主，唯有真主」。而在另一個夢中，他戴了一隻上面有顆綠色星星的歐米茄腕表。腕表和星星，寶劍和字句，這必然有象徵上的重要性，但塞西沒有細說。他繼續說：「在第三個夢裡，不知誰對我說，『我們會賦予你我們此前從未予人之物。』」

塞西重複了這個句子：「我們」會賦予你此前我們從未予人之物。「接下來的另一個夢中，我跟沙達特坐在一起，跟他談話，」他說，「他告訴我，『我以前就知道我會成為共和國的總統。』而我回，『我知道我將來會成為共和國的總統。』」

這份錄音檔顯然是在沒有知會利澤克的情況下洩漏的。有一系列與塞西和其他軍事要人談論關鍵議題的錄音與影像檔，這是其中之一。人們認為是塞西洩漏的，而塞西的首相易卜拉欣．馬赫萊卜（Ibrahim Mahlab）則否認錄音的可信度，但多數分析家認為檔案是真的。沒有人知道這要怎麼假造。

許多洩漏的檔案起先都是由一家在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電視頻道披露的，目的顯然是打算削弱塞西。但這段談夢境的對話卻起了反效果。這下子民眾更加公開討論將軍成為總統一事，而且大家似乎對於他的神祕好運不怎麼在意。畢竟，這不是埃及史上第一次出現法統有問題，卻得到一場夢所支持的領袖。

穆爾西從公眾視線中消失後正好滿四個月又一天時，他被安排在開羅警察學院（Cairo Police Academy）已經改裝為法庭的演講廳中再度現身。我確保自己早早抵達。所有想要旁觀前總統受審的記者或律師，都必須持有來自開羅上訴法院（Cairo Court of Appeals）蓋有關防的通行證，還得通過四個武裝檢查哨與三道金屬探測門。任何人都不許攜帶相機、錄音機或手機。記者不能找翻譯陪同。每一位出席的人都必須爬半英哩的陡峭小山，才能抵達警察學院，通往學院的道路皆禁止車輛進入。我跟在一群律師身後開始爬。這群身材偉岸的人穿著黑袍，低著頭緩慢而吃力地前進，就像一排胖得飛不起來的烏鴉。

隊伍最後那為穿著袍子的律師相當肥胖，氣喘吁吁。我向他自我介紹，他說自己的名字是薩伊德．哈米德（Said Hamid），屬於穆爾西的辯護團隊。穆爾西被控幾項罪名，包括謀殺，而今天的案件則跟二○一二年十二月時發生在總統府周邊的衝突有關。哈米德說這些指控是捏造的。我問他是否有與他的委託人會面過。

「沒有，」他說，「我們無法與他會談。」

「你之前有跟他見過面嗎？」

「上次我看到他還是在電視上，」他說，「政變之前。」他用了一個在多數圈子裡都成為禁忌的詞──政變（inqalab）──來表達立場。

開羅警察學院位於東方相當遠的郊區，坐落在從尼羅河谷往沙漠上坡方向幾乎頂點的位置。過了這一帶，就只有七十五英哩的沙子與碎石，接著就是蘇伊士運河。任何政治審判都有受到恐怖攻擊的風險，警察學院就是因為遠，所以雀屏中選。

二○一一年夏天起，穆巴拉克便因為從貪腐到煽動暴力等各種罪名而受審，而自從他受審開始，警察學院的其中一間講廳便改裝作為法庭之用。穆巴拉克被判終身監禁，但他的律師提出上訴，因此審理還在進行。若干跡象顯示當局終究會釋放他，目前也很少聽聞民眾把怒火再度指向穆巴拉克。但當下他仍然受到拘留，於是兩名前總統將會在沙漠邊緣的同一棟建築物中交替受審。

哈米德停下來休息。我們正經過警察學院高聳的水泥牆，頂上有金屬尖刺與鐵絲網。我問他是不是兄弟會成員。

「完全不是，」他說，「其實我是納瑟派的。」

我表示驚訝，結果他笑了。「不是人人都了解『納瑟派』是什麼意思，」他說，「現在人家說塞西就像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這叫說謊；塞西跟納瑟根本不像。看看納瑟成就的一切：他蓋了亞斯文水壩，他控制了蘇伊士運河，他蓋了很多工廠。塞西做過什麼？他唯一做的就是殺害埃及人。」

我問哈米德算不算虔誠。

「不算很虔誠，」他說，「我有幾天祈禱，有幾天不會。」他說他出於原則而支持穆爾西，因為這位總統是遭到非法手段罷黜的。

到了門口，律師與記者有各自的檢查哨，於是哈米德與我握手分別。我在一堵高聳磚牆附近排隊等候，牆上有人用噴漆噴了口號，字句就跟開羅絕大多數的政治塗鴉一樣，帶有一種不會過時的特質；沒有哪種意見在經歷這一切革命的循環之後，還能看起來全然新穎或全然過時。這些口號是何時噴上去的？也許去年，也許今晨，也許從此刻起的一年之後：

審判時間安排在九點，但穆爾西晚了一個半小時才現身。埃及作風──「我們能約晚一點點嗎？」據說，遲到跟衣服有關──為了尊嚴，前總統拒絕穿上傳統埃及囚犯穿的白衣。法庭官員最後允許他穿黑西裝，不打領帶出席。

他現身那一瞬間，整間演講廳都炸了鍋。穆爾西的律師團有一群人站起來，高唱穆爾西競選期間常見的那種足球風加油歌：「穆爾西西西西西西西！穆爾西，穆爾西！穆爾西西西西西西西西！穆爾西，穆爾西！」埃及記者也跳起腳來，用他們自己的助威口號來壓過律師們：「E'adem, e'adem !」──「死刑，死刑！」

我坐在靠近講廳前方的位子，身邊的人全都跳了起來；為了能看到前總統，我站到自己的椅子上。穆爾西依舊蓄鬍，而且看起來沒有瘦到。他昂著頭，就像去年七月他在電視上最後一次現身的姿態。等到喧嘩聲漸息，他才大喊：「這個共和國的總統是我！這個共和國的總統是我！這是場軍事政變！」接著又爆出一陣喧嘩，安全人員才終於要求廳內所有人坐下。

這間講廳看起來沒費多少功夫改裝。房間呈長型，空間很大，木地板陡峭地斜下去到低矮的講台處。這地方感覺就像倒過來的劇場──這裡的觀眾高高在上。大家全坐在附有寫字桌面的粗糙凳子上，活像老舊校舍中的學生。我們往下看法官與其他法庭官員，他們則坐在一張長桌前。在他們身後的是一堵高度超過二十英呎的木頭鋪面牆。這個空間空蕩蕩的：沒有標誌，沒有文字，沒有國徽。廳內連一面埃及國旗都沒有。僅有的字句以小字刻在法官桌上：「司法為治理之根本。」

自沙達特遭到暗殺以來，埃及最重要的幾場審判都在這棟建築物中進行，結果室內卻沒有任何跟國家有關的象徵，這似乎相當不尋常。不過，反正權力的工具都這麼明顯，那些抽象的東西或許也不必要了。講廳左邊設置了一對沉重的黑色金屬籠，用來關押被告。其中一個籠子裡是穆爾西；某個兄弟會領袖則占據了另一個籠子，他也是今天受審。整個法庭裡站了好幾打的警衛。至於後頭，年輕的義務役警員趴在桌上睡著了。無論噪音有多大聲，他們似乎都睡得著。

口號跟叫囂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在場的外國記者不多；有幾個單位的人不得其門而入。被告家人同樣不得出席。埃及媒體中完全沒有人打算假裝中立；絕大多數的記者站起來高喊：「死刑！」

法官是名叫艾哈邁德．薩布里．尤謝夫（Ahmed Sabry Youssef）的中年男子，他不停要求維持秩序。他手上沒有議事槌，而是用手掌拍著桌子，活像運氣不好的代課老師。最後他宣布休庭，穆爾西等人則在戒護下出了籠子，進入旁間。觀眾當中有位女記者跟穆爾西法律團隊的一名男子發生口角。這名女子相當年輕，圍著顏色鮮豔的希賈布；她把一隻鞋子脫下來，對著律師揮舞，這在埃及是種侮辱。這位律師也抓著自己的一隻鞋子依樣畫葫蘆。兩人面對面，手舞著鞋，其他人則加入戰局，彼此推搡、搧耳光。警察最後介入，把雙方分開。

休庭期間，我身旁有兩位埃及記者聊起他們上一回看到有前總統關在籠子裡的光景。

「穆巴拉克上法庭的時候我也在場，」其中一位記者說，「他舉止才不會這樣。」

「穆巴拉克很禮貌。」他的同事說。

「完全沒有這種叫囂，喊的不會是總統。」前一位記者以非難的口氣說。他為兩間民營報紙《家園報》（Al-Watan）和《埃及今日》供稿。我問他是否認為塞西將競選總統。「我希望他出來選，」他說，「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塞西。」

我身後是位年輕中國記者，他坐著揉自己的腿。其中一場混戰中，有人把他一把推倒在座位上。他任職於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是國營頻道。我們講中文，他說自己對此情此景不可置信。「這簡直一團亂，」他說，「你怎麼分清楚誰是誰？在中國，檢察官、被告、律師都會有個牌子。」這裡沒有人試著把不同派別的人分開，這也是大家不停打架的原因之一。

剛過中午，起訴過程終於重新展開，但馬上被穆爾西打斷。「給我一支麥克風！」他大喊。「我要麥克風，這樣才能對你們講話！這不是法庭，我對諸位並無不敬，但這不是能審判共和國總統的法庭！審判總統，這叫軍事政變！我是國家的代表！」演講廳再度炸了鍋，法官用自己的手掌在桌面上徒勞拍打著。中國記者往我靠過來說：「在中國，這種事情不會公開進行，會祕密審判。」

隔天我聯絡穆爾西律師團的薩伊德．哈米德，他說當局告訴他們此後就可以跟他們的委託人會面了。穆爾西被關在靠近亞歷山卓的阿拉伯堡監獄（Borg al-Arab Prison）。自政變以來，前總統的下落首度公諸於世。

哈米德說，在法庭上混亂的那天，律師終於在其中一次休息時獲准與委託人交談。我問穆爾西看起來如何，結果哈米德用難為情的口氣表示自己錯過了那次簡短的會面。經過了這幾個月時間，經歷了這一切執法方的刁難，當局終於准許會面，但這時哈米德人恰恰不在場。他那時正好離場，吃了個三明治。

二○一四年一月，距離埃及安排好為新憲法舉行公投的時間已經不到一周時，塞西才首度放出明確信號，表示他有可能競選總統。他說：「假如我參選，就必然是出於人民的要求，並且獲得我麾下軍隊授權同意。」他要求國民現身投票所，支持這部憲法。「別讓我在世人面前丟臉。」他說。

自從政變以來，法學教授等人組成的團隊便如火如荼制定新憲法。這部憲法以一句直述句開場──「埃及是尼羅河獻給埃及人的禮物，也是埃及人獻給全人類的禮物」──接下來（經過翻譯後）又是另外的一千三百字。宗教與歷史人物按照以下的順序出現：阿拉、摩西、貞女瑪利亞、耶穌、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阿札里亞的里法阿（Refaa the Azharian）、艾哈邁德．阿拉比（Ahmed Orabi）、穆斯塔法．卡梅爾（Mostafa Kamel）、穆罕默德．法利德（Mohammad Farid）、薩德．扎格盧勒（Saad Zaghloul）、穆斯塔法．那哈斯（Mostafa al-Nahhas）、塔拉阿特．哈布（Talaat Harb）、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以及安華．沙達特。雄辯農人現身了。尼羅河在頭六句話裡氾濫了三次。這段話不光是憲法的序言，更是這個文明本身的序言：

穆爾西時代的憲法已遭宣告廢止，但兩份文件之間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穆爾西統治時，憲法序言同樣提到「永恆的尼羅河」，以下將近寫了九百字。文中間接提到阿肯那頓，指出制定出這部憲法的跟「開創一神信仰之道與認知到造物者」的是同一個文明。這種說法如今看來有點傲慢──文中有這麼長的歷史，結果六個月就無效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實用民主憲法──也就是美國憲法──只有五十二字的序言，其中完全沒有提及歷史。

不過，埃及憲法說起來也是前仆後繼。過去一世紀內，埃及一共有九或十部憲法，端視你如何認定。自革命開始以來，這個國家已經舉辦了三場憲法公投。憲法序言一部比一部長，提及歷史的情況也愈來愈明顯。最新的這一部明確提到歷史的作用：

不過，一項史事倒是刻意刪掉了。新版本與穆爾西的憲法不同之處，在於完全沒有提到「解放廣場」等字眼。如今，這場政治運動已改稱為「一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革命」，從最早的「阿拉伯之春」示威延續到反穆爾西政權的抗議。

就實際條文來說，後政變時代的憲法似乎有所改進，尤其更明確提到婦女權利。但這份文件仍然讓軍隊得以不受公民監督，而且容許政府以多種方式鎮壓異議人士。穆爾西憲法的前言有一句話昭然若揭地消失了：

我完全沒有遇見有誰反對這部憲法的。薩伊德投贊成票，里法阿特也是；兩人都告訴我，國家若要向前，就必須同意。馬努就跟其他我認識的不支持新政權的人一樣，直接不去投票所。以全國來看，出門投票的選民有百分之九十七點七支持新憲法。選舉沒有舞弊的跡象，自從「阿拉伯之春」伊始以來，埃及每一次投票與公投都是這樣。

事到如今，反覆進行這些民主程序只是讓它們變得更沒意義。自從二○一二年春天首度展開自由的總統選舉以來，當時最受矚目的八位候選人現在有三人進了監獄，一人流亡海外，還有一個已經過世。超過七千人曾獲選進入國會，如今這每一個人都丟了位子。埃及史上唯一經公正選舉產生的總統，眼下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卻是關在籠子裡。自三年前爆發的革命以來，埃及已七度舉行全國大選，每一次選舉都沒有暴力與舞弊發生，但這個國家至今無論各個層級都沒有一位由民選產生的官員。

在那些日子裡，馬努偶爾會談到出國的事。這種話題逐漸在有門路出國的年輕人之間成為常態。埃及上流家庭多半有出國留學的傳統，雙護照在這個階級的人之間並不少見。隨著革命情勢惡化，經濟日益下滑，其中就有些人離開了這個國家。

但對馬努來說，這沒那麼容易。他並非出身富裕，受過的是二流公立大學的教育。他有護照，但從孩提時一次短期到國外遊玩之後就沒有再出過國，而歐洲國家多半不會給有可能逾期停留或成為難民的申請人發給簽證。總之，馬努不確定自己能否出得了開羅機場。他父親死前一度提起那場警方羅織的指控。他說完全沒有辦法預先得知指控是否還登記在案。「你去機場就知道了。」他說。

所以馬努不做規劃。他依舊為《衛報》工作，也依舊住在市區。縱使友人常常告誡他要更小心才是，尤其當前政治氣氛有變，但他仍盡可能以開羅所能接受的程度繼續他的同志生活。在鬧區的酒吧中，馬努有時會跟年紀較長，而且在沒有跟警方、鄰居或攻擊同志的人出過大問題的情況下活下來的開羅同志聊天。但這些人通常都極端保密；他們絕不會在尼羅河宮殿大橋或拉美西斯廣場等獵豔場所遊蕩，也從未參與政治活動或新聞業。而且，就算低調如斯，還是有些遭人羞辱或進監獄的故事。

警方不時發動對同志流連地點的掃蕩行動。一晚，當員警衝進拉美西斯廣場時，馬努正和另一位年輕人閒聊。他們抓住馬努和他的伴，但馬努來了一場完美演出。他把自己的政府公發記者證亮出來，對警察大喊他正在工作；他宣稱自己正在採訪這名年輕人。他推敲之後，認為憤怒是最有效的回應，而他也曉得警員可能會被媒體部的文件唬住。於是他揮舞證件，表現得好像他很生氣；但他愈演，那股怒氣感覺愈真實。警察有什麼權力因為他跟另一個男人講話而逮捕他？經過簡短的討論之後，警察把他放了。他還大聲堅持要他們把另一個人也放了──這很大膽，但成功了。

不過，問題決不限於警察。馬努最糟糕的一些經歷來自他帶回家的人。我在開羅認識他的那段時間，他就被人偷過三台電腦和三支手機，另外還有室友的一台電腦和手機──全都發生在他公寓。犯人有時候是跟他睡在一起的人；他一醒來，發現只有自己，財物則不翼而飛。其他竊賊則是他請來的客人。有一次他在同志挑對象的地點遇見一名年輕人，這人才剛經歷過掃蕩後的長時間拘留。馬努讓這位年輕人到自己公寓沖澡，稍事休息；他還給對方衣服，把拘留後的髒衣服換掉。後來年輕人從他家摸走一台電腦、一支手機，消失了。不消說，馬努對這些竊賊的反應方式從來都不是找警察。

他說，想預測每一個個人會有什麼行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同志生活太常牽涉到一層層的欺騙與否認。「跟你好上的同志可能是警察，是小偷，或是個會揍你的人。」他說。「這些都有可能。」他認為最糟的問題來自於常常到那些地點找伴的直男，但就算是同志也有可能被自我厭惡給壓倒。「每當他們化身成賊，或是在上床後恨起你來，這都跟罪惡感有關，」他說，「他們覺得我是隻蟑螂（shoshar）。我很弱，他們可以為所欲為。而且我很噁心。我必須受到懲罰。」

我常擔心馬努──我總有感覺，有一天我會接到他朋友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壞消息。我時不時會忍不住給他建議：不要找直男。但我也意識到箇中的荒唐，既然在這個國家無論誰都不能公然作為同志，誰也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是個直男。何況馬努已經決定當他自己；危險當前，他沒有任何幻想。建議他不要找直男，就跟建議他「在埃及不要既是年輕人又是同志」的意思差不多。

時間來到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廣場示威的第三周年，已經很少出現示威者公開集會的情況。政變後，過渡政府立法規定抗議人士必須在任何抗議活動前三天登記，大家也都曉得這個政權會駁回所有集會遊行申請。儘管如此，示威者仍宣布會在未經登記的情況下，前往與扎馬萊克僅一河之隔的穆罕德辛區（Mohandiseen），到穆斯塔法．馬哈穆德清真寺（Mostafa Mahmoud Mosque）門前集會紀念解放廣場示威。

我獨自前往示威活動地點。一點時，幾百人聚集在清真寺前方的小草坪。前幾年革命期間，遊行隊伍通常都從此處出發，一直走到解放廣場，但今天軍方已經在附近的街口駐紮了十多名武裝人員。軍官攜械坐在APC的砲塔上，街上也站了好幾排警員。

現場有兩群示威者。挺穆爾西派高喊「推翻軍事統治！」與「人民要推翻這個政權！」。五十碼外，自由派示威團體「四月六日」（April 6）與革命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的成員開始唱起反軍隊和兄弟會的口號。其他人靜靜站在外圍，我上前與其中兩人攀談。兩人都二十多歲，住在附近；他們說自己既不支持兄弟會，也不支持示威團體，但他們也不喜歡軍人專政。正當我們交談時，突如其來的槍聲打斷了我們。

事後，政府媒體報導若干兄弟會支持者有騷擾軍人的舉動，還有一家報紙宣稱是抗議人士先開槍。但群眾聚集才十分鐘，我也沒在人群間看到任何武器。槍聲有如潮水而來；先是霰彈槍，接著是發射催淚瓦斯罐的低沉撞擊聲。民眾開始尖叫，跟我講話的兩個人高喊：「快跑！」

保安部隊似乎對著我們的頭上開槍。我跟多數的群眾一起跑，從草坪往南跑，瞬間我感到右腳一陣刺痛，跟著便跌倒在地。我不曉得發生什麼事；身處混亂的群眾中，我八成笨手笨腳踩在水溝蓋或什麼東西上。我站起來繼續跑，等到我認為已經遠離亂局時，就慢下來用走的。但接著我就聽到霰彈掃過我頭頂一棵樹的樹葉間，於是我重新開始跑。

我在第一條街轉彎。有個示威者獨自踉蹌走著，頭上被霰彈打到的地方流著血。我問他還好嗎，結果他揮手示意我走：「繼續跑！」這邊是住宅區，有些當地人站在大樓門口看著。我找了個人，問我能不能進去待一下。

「滾出這裡！」他說：「你們這些兄弟會的人為什麼要來這裡惹麻煩？」

我告訴他，我是外國記者，而且腳受傷了，但他用力把我推開。「滾！」

附近的其他人一臉尷尬──埃及人通常不會這樣對待受傷的陌生人。但我一拐一拐走開時，也沒人說些什麼。現在我肯定腳是斷了；腎上腺素效果過去了，每一步都帶來劇痛。走過這個街口之後，有兩位居民從院子圍牆後看著我，我告訴他們發生的事情。他們打開大門，讓我進去。

院子屬於一位銀行家，他的鄰居則是退役的軍事工程師。銀行家拉了張椅子給我，給我一杯水，接著我們三個人就做在院子中等待。警笛四處響起；警方巡邏路旁巷弄，逮捕竄逃的示威者。這兩人英語都很流利，而且工程師還在德州的沃思堡（Fort Worth）待過一段時間。銀行家說他今天原本排好要動心臟手術。「但醫生認為示威活動會出亂子，民眾一旦受傷就得到醫院來，」他說，「所以他們把我的手術排到下周。」

我們的對話不時因為連發的槍響而中斷。跟這些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一起坐在院子裡小口喝水，警察則在牆外追捕示威者，感覺實在很詭異。住在這一帶的人多半都是中間或中上階層的人；這個行政區的名字「穆罕德辛」，意思就是「工程師」。不過，暴力事件發生在上流住宅區，其實是埃及革命時的普遍特色。幾年下來，衝突最嚴重的地點都位於相對富裕的人所住的地方：解放廣場附近鬧區，總統府周邊市郊，以及包括拉比亞在內的納斯爾市社區。

抗議活動鮮少在非法棚戶區舉行。雖然非法棚戶區居民有大把的理由可以抱怨政府，但由於當地沒有公園、紀念建築或其他公共場所，政治動員的人找不到集合地點。革命初期，窮人與工人階級常常為了參與遊行與集會而朝較富裕的城區移動。但日子一久，他們幾乎都待在家裡。地理因素是革命之所以倒向菁英的一個原因──多數事件都發生在很難動員窮人的地點。

比爾．艾瑞克森對古代阿瑪納的評價也能套用在今日的開羅：這座城市的布局不是為了讓民眾覺得自己是公民。對於這座現代首都的多數居民來說，市內環境缺乏規劃，也沒有市民例行活動可使用的施力點。即便像穆罕德辛等比較好的行政區，遊行與示威活動仍然常常在清真寺周遭舉行。「四月六日」這類世俗團體將抗議活動安排在穆斯塔法．馬哈穆德清真寺前的做法似乎很奇怪，但這純粹因為清真寺是該地區能見度最高的機構。同樣的情況在革命初期和穆巴拉克時代都是常態。沒有市民例行活動，沒有市民空間，留給民眾的就只有清真寺所提供的一切：通常僅限男性參與的周五講道與祈禱廳。開羅政局的伊斯蘭化現象，至少有一部分是糟糕的都市規劃所造成的。

保安部隊花了一小時才完成穆罕德辛街道清場，而銀行家與軍事工程師整段時間都與我同坐。兩人都不支持塞西；連軍事工程師都認為軍隊不應涉入國家的管理。「他們不該攻擊埃及示威者，」他說，「這種作法不對。簡直就是納瑟。」

他是沙達特的支持者──他告訴我，自己很欽佩這位前總統致力於打造區域和平的做法。

我敘述了示威時發生的事，當局並未發布命令清場，甚至連鳴槍示警都沒有。兩人問我假如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會是什麼情形，這我覺得很難回答。我提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周邊的大屠殺，中國當局當時殺害了上千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後來，政府展開殘酷的鎮壓，但同時也訓練警方使用非暴力方法驅散群眾。將近三十年來，中國始終是嚴格的一黨專政國家，但再也沒有另一起公然的大屠殺。

為此而稱讚中國當局似乎是件很糟的事。我覺得自己就像穆爾西審判時那位中國廣播記者，他說政治案件在中國可以壓下來，祕而不宣，彷彿這樣才有面子。但就算不管道德面子，連貫性與可預測性也多少有一點價值。中國有一套真實存在的治理體系，以及一套真實存在的鎮壓體系；貪贓枉法是有，但至少大家都曉得有個界線。這是我在埃及學到的、讓人不悅的教訓之一：沒有架構的極權體制比有架構的極權體制更糟。

慣常而公然的暴力成為常態，這一點尤其糟糕。公民的力量因此消耗：經過三年，就連發生在首都首善之區的慘事，他們都感到麻木。超過六十人在這個周年紀念日身亡，幾乎都是被當局槍殺，但新聞對此卻不加著墨。經過三年的革命之後，當局依舊缺少應對動盪的基本程序，但對此還會在乎的埃及人卻似乎少之又少。

從穆罕德辛返家之後，我去找醫生照Ｘ光──斷了兩根骨頭。後來我打電話給槍響當下我所交談的其中一人。他說他們往反方向跑，但結果一樣；他的朋友跌倒，腳也斷了。阿語課上，里法阿特教我怎麼講「拐杖」，我把這個字跟其他與周年相關的字添進我的筆記本：

我拄著拐杖，參加了穆爾西的第二次出庭。爬上山花了我很長時間，但我一進法庭，警衛便幫我找了個好位子，就挨著其中一個鐵籠。經歷第一次開庭日的災難之後，當局加了一層隔音玻璃，把籠子罩住。

除了穆爾西，另外還有二十一人也安排在今天受審，他們多數是兄弟會領袖。這一回的案件與上次開庭不同。現在穆爾西等人是被控策劃從鈉谷監獄中脫逃，也就是二○一一年革命初期發生的事。

其他人先走進來，他們呼著口號，但我們所有人只能聽到含糊的隆隆聲。這些人意識到籠子經過隔音處理之後，便開始比手勢。他們背對法官夏班．沙米（Shaaban al-Shamy）而坐，並且比出代表拉比亞的四指手勢＊。幾名埃及記者則用兩隻指頭比出代表勝利的Ｖ來回敬。我正前方有個剃了光頭的記者，他站起來比出他的小指跟食指，就像演唱會時金屬樂團的主唱。他就在籠子旁邊舉著這個撒旦手勢，直到有個便衣警察過來叫他停止，他才放下。

「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記者說：「我才不怕恐怖分子！」

其中一位被告是穆罕默德．貝爾塔吉，他開始隔著鐵柵對我比畫。革命之初，我曾經在幾個場合見過他，最後在二○一一年時到他的辦公室採訪他。當時，貝爾塔吉競選國會席次成功，我問他是否相信當局會容忍兄弟會贏得多數席次。「任何將國會化為橡皮圖章的嘗試──都不可接受，」他的口氣很肯定，「他們不能牴觸民意。只要施壓，他們就會尊重。」

眼下，牢籠裡的貝爾塔吉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一面笑，一面比出一連串誇張的手勢。他用一隻手劃過自己的嘴──被迫噤聲。接著他拍拍自己的背，然後背對法官──抵制。緊握拳頭，雙臂抱在胸前──軍隊。拇指朝下，手擺在肩膀上──鎮壓。說起來很糟，但這個人的樣子有種小丑的感覺：穿著寬鬆的白囚衣，關在隔音的籠子裡，臉上一面笑一面作默劇表演，彷彿自己正玩著某種扭曲的比手畫腳遊戲。

批評兄弟會的人經常指控其領袖躲在安全之處，卻鼓動追隨者涉險。但貝爾塔吉失去的不亞於任何人。他十七歲的女兒阿絲瑪（Asmaa）在拉比亞被殺。事發過程如同革命中許多悲劇性的公眾事件一樣被人錄了下來，貼上YouTube。影片中，一名年輕女子站在群眾的邊緣，聆聽教長傳道。畫面非常平靜；沒有人奔跑，也沒有槍聲。接著女孩突然間倒下，彷彿失去對自己雙腿的控制。子彈打中她的胸口，開槍的人顯然是屋頂的狙擊手。有人猜測，阿絲瑪之所以成為目標，是因為她的父親。

阿絲瑪死在拉比亞臨時醫護站的手術台上，連這過程也有YouTube影片。即便到了影片結束時，這名年輕女子仍整齊裹著紅色花紋的希賈布。她臉色蒼白，眼神平靜，用虛弱的聲音囁嚅著「Ya Allah!」──「真主啊！」。等到她的父親走進法庭上的籠子時，那段影片已經有超過五十萬次的觀看。沒有人因為這項罪刑而遭受指控。

貝爾塔吉匆匆在紙上寫了什麼，接著舉起來貼著玻璃。另一位維安警員一個箭步，擋住了我的視線。剃光頭的那個埃及記者掏出自己的紙，在上面大大寫了兩個大寫字母：「CC」──「塞西」的縮寫。這記者抓著紙，高舉著手，咧著嘴笑，彷彿動物園裡嘲弄猴子的小孩。

穆爾西在將近十一點時現身。這一回他被迫穿上白衣，押解進入比較小的籠子裡。直到此時，法官都沒有打開籠內的麥克風。麥克風是由安裝在法官木頭桌子上的一個按鈕所控制。這種設置看起來完全就像上埃及官員用來叫人送茶的按鈕。

現在法官按下按鈕。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見被告的聲音：

法官又按了一下按鈕，講廳也跟著安靜下來。整段開庭期間都是這個模式：法官打開麥克風，籠裡的人呼口號，接著幾乎在喊出口的瞬間就被人關掉聲音。

我仔細往籠子裡看，看到許多我在革命的第一年時訪問過的人。哈贊姆．法魯克．曼蘇爾（Hazem Farouk Mansour）就在裡面；二○一一年，他在角逐國會席次時向我保證兄弟會將贏得民眾的信任。「我們在地下運作了八十年，」他說，「現在我是在陽光下與你談話，你可以充分了解我。」籠子裡的他坐在索比意．薩勒赫身旁。我趁薩勒赫在國會大廈裡讓人擦鞋時和他會面，他就是在那裡承諾兄弟會將不會尋求總統大位。

許多身陷囹圄的人都衰老得誇張。我差點認不出拉夏德．巴育米（Rashad El-Bayoumi），這位兄弟會高層曾經在全國總會跟我說過話。伊瑪目沙夫瓦特．赫札吉（Safwat Hegazy）也蒼老許多。赫札吉遭到逮捕時，他的鬍子是染黑的，今天卻跟身上的囚衣一樣白。我曾經在穆爾西的競選活動中看過赫札吉，集會中的他就像某種薩拉菲派串場歌手炒熱氣氛。那時的兄弟會已經不再假裝要與人分享權力了。二○一一年五月一場在伊斯梅利亞舉行的造勢大會上，我聽到赫札吉對少數群體的權利口出怨言。「沒錯，我們要掌握一切！」他大喊：「我們要掌握國會！我們要掌握總統！我們要掌握內閣跟部會首長！」他的聲音化為嘶吼：「多數就該掌權！不允許少數主張意見！」如今在牢籠中，他沉默頹坐。縱使他還有任何想說的話，也沒人聽得見他。他的臉看來又老又疲憊。

案件本身相當荒唐。一開庭，法庭官員便發表了二十三分鐘的聲明，宣稱有八百名哈瑪斯與真主黨的成員非法進入埃及，夥同攻擊監獄。超過七十名巴勒斯坦人也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同案受審，他們全都被控「實施陰謀顛覆埃及政府及其體制」的罪名。此外，他們還被控從監獄的倉庫偷雞肉。其中一名巴勒斯坦被告哈桑．薩拉瑪（Hassan Salama）在過去二十年的每一天都待在以色列監獄中。另一位巴勒斯坦人夏迪．薩尼亞（Shady El-Sanea）在控方指控他協助規劃埃及監獄脫逃事件時，人早已經作古。

但荒唐正是案子一部分的重點。此舉將會削弱解放作為本土運動的論述，將兄弟會與潛伏的外國間諜掛勾，並將一件實際發生的歷史事件化為幻想。審理過程將近結束時，貝爾塔吉開始敲打籠子，於是法官按下了按鈕。

「要是真有八百名哈瑪斯與真主黨成員越過邊境，從西奈到開羅，造成發生的這一切。」貝爾塔吉說，「那這叫革命，還是叫軍事占領？」

控方律師口氣平靜：「根據對陳述的回應，貝爾塔吉承認此案屬實。」法官按下按鈕──靜音，幾名記者跟著鼓起掌來。但這下貝爾塔吉火冒三丈。他爬上籠子的金屬柵欄，試圖更靠近安裝在玻璃頂上的麥克風。籠子發出尖銳的聲響；貝爾塔吉正大吼大叫。法官終於按了按鈕。

貝爾塔吉咆哮說：「從一月二十五日到一月三十日之間，到底是一場革命還是軍事占領？」

「我不談政治。」法官說。

「這無關政治！」

他們來回了幾次，最後法官按下了按鈕。他比劃著趕蒼蠅的手勢，觀審的人大笑。

法官表示休庭後，我單腳跳起來，撐著枴杖，研究那個籠子。一名穿著藍色工人制服的人也在做一樣的事情。這人不高，禿頭，公司名稱縫在胸前橢圓形布章上。「你可以看出他們是怎麼裝的，裝在柵欄間，」他邊摸玻璃邊說，「到上面再接起來。」

我問他是不是要來修理籠子的哪個地方。

「當然不是，」他說，「我是修冷氣的。」

「冷氣怎麼樣了嗎？」

「喔，冷氣沒問題！」他說話的時候看起來很驚訝。「根本沒開冷氣。」

這很合理──現在是一月的最後一周。那他怎麼會在這？法庭禁止攝影機、錄音機和手機；被告的親屬不得出席；在場的外國媒體少之又少。結果大冬天的居然有冷氣修理工混在埃及記者與伊斯蘭主義者律師之間。我想，我也得問問他的看法。

「你對這籠子有什麼看法？」我問。

「我覺得這不對，」他說，「應該讓他們講話，對不對？」

等到審判繼續，他就直接坐在我前方。接下來兩小時，他都聽得很仔細。我實在想不出這人怎麼會來，但我覺得法庭裡有這位冷氣修理工還挺不錯。很開心看到有人如此密切關注。

二○一四年三月，塞西終於發表聲明。聲明中並未將他的舉動描述成追求志向，或是經過個人反思或仔細商討後的結果。從塞西講話的方式來看，他是別無選擇；這個決定就跟入夜後來臨的夢境一樣被動。他說：「多數人希望我競選總統的時候，我不能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