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3

Chapter 23

我女兒還小的時候，她們很少去離蜘蛛網大樓很遠的地方。我們會在附近散步，她們讀的也是附近的托兒所，周末時則到扎馬萊克南端的私人園區傑吉拉俱樂部（Gezira Club）玩耍。她們通常一次不會離開這座島幾個月以上的時間。

等到我們買了那輛Honda，女孩們也長大了些之後，我們就開始帶她們去看古蹟。我們第一趟短程出遊是去代赫舒爾（Dahshur）的紅金字塔（Red Pyramid）和曲折金字塔（Bent Pyramid），之後再帶她們去解放廣場邊的埃及博物館。她們滿五歲前的冬天，我們一家人開長途車到上埃及玩。我走東沙漠公路去艾斯尤特，接著跨到河谷西岸，繼續前往阿拜多斯。我們在城裡待了幾天，走訪「須納」和塞提一世神廟，之後往盧克索與國王谷前進。

我很好奇，這幾趟旅程會如何在女孩們的記憶中迴盪。即便是到最宏偉的古蹟一遊，過程中得到的體會依然有種私密感，因為觀光客已經拋棄了這些地點。我們開車去紅金字塔的時候，就把車停在金字塔底部旁邊，彷彿把車暫停在朋友家一下。停車場裡沒有其他車子；入口處的警衛無聊得很，根本懶得跟著我們進入金字塔。我們走下兩百英呎的陡峭階梯，經過一間內室，之後才抵達斯尼夫魯王在金字塔深處最終下葬的墓室。雙胞胎的聲音在樑托頂迴盪。

到了阿拜多斯與盧克索的神廟，她們好喜歡在巨大的石柱間玩耍。法老的形象令她們著迷不已，尤其是開羅與盧克索等地的博物館公開展示的阿肯那頓巨石像。從南方之旅返家後，女孩們迷上了畫戴著戰場頭盔的國王與標誌性藍色王冠的娜芙蒂蒂。她們會玩角色扮演，而且很喜歡名字的字母排列：愛麗兒是阿肯那頓，娜塔莎是娜芙蒂蒂。過去兩年來，她們總堅持穿一模一樣的衣服，結果這下突然變了：愛麗兒穿褲子，娜塔莎穿裙子。萊絲莉和我為此鬆了口氣，我們再也不用為找一樣的衣服來搭配而操心了。十八王朝以超乎我們所能的方式說服了女孩們。

那年春天，她們學校訂了一天，讓孩子們打扮成書裡自己最喜歡的人物來上學。我們分工合作：我根據阿瑪納出土的文物形象來設計衣服，萊絲莉到扎馬萊克各地找材料，阿緹雅把一切縫起來。當女孩們在街上踏著大步，往學校走去時，附近一些大樓的管理員甚至大聲叫好。班上有個同學的家長看到娜塔莎高高的藍色王冠時說：「噢，看看人家公主！」

「我不是公主，」娜塔莎回，「我是共同攝政。」

孩子們很自然聯想到某些古埃及藝術與概念。他們的認識是發自內心的：成雙成對的概念、動物頭的神祉，以及象形文字之美。基本上，我遇過的每一位外國埃及學家，都是從孩提時的入迷展開自己的職涯的。貝瑞．肯普的父親在二次大戰時曾隨英軍駐紮埃及，寄回來的遺址圖案明信片讓自己的兒子神魂顛倒。瑪莎．希爾還是奧克拉荷馬州的小女孩時，就愛上了一本關於某個阿瑪納公主的書；如今她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策展人。緬因州一處偏遠養雞場裡的雷蒙．約翰遜，則是迷上了《國家地理雜誌》上講埃及的文章；現在他掌管芝加哥大學在盧克索的研究中心。我到「陪葬」拜訪馬修．亞當斯時，他告訴我當自己還是個西維吉尼亞小鎮孩子時，就用祖母車庫裡的床單做出了古埃及陵墓的模型。

對於考古現場的埃及人來說，這似乎就不是共通經驗了。札希．哈瓦斯（Zahi Hawass）是埃及本國最著名的埃及學家，革命前曾擔任古文物部長。他對我說，自己原本想當的是律師。他還為了當外交官而努力念書，但在口試時被刷掉了。踏入古文物領域其實是條後路，但他後來意識到自己自己熱愛這份工作。這樣的人生道路還挺常見：對埃及的埃及學家來說，他們的出發點多半出於實際，而非純粹的熱情。優秀的學者曼杜．愛爾達瑪迪（Mamdouh Eldamaty）在二○一四年成為古文物部長，當我問他孩提時的志向時，他坦白告訴我答案。「我一向痛恨歷史。」他說。他原本想當醫生，但拿不到醫學院入學許可；之後他試著學商，結果發現自己恨做生意甚於恨歷史。他和哈瓦斯，愛爾達瑪迪一樣，從事埃及學是他們的第三選擇，後來他才發現自己有學習古代語言的天賦。

有時候，埃及人對這個領域的觀點幾乎就像是局外人。這個國家跟自己上古歷史的關係，就和其他許多事物一樣矛盾。埃及一般民眾引法老時代的歷史為豪，但他們跟這段歷史之間也有一種斷裂，因為伊斯蘭歷史傳統更強大，也更切身。埃及的貨幣設計精準捕捉到這個現象。每一種貨幣單位都採取一樣的模式：鈔票的一面是阿語，以及埃及某座知名清真寺的圖案。另一面搭配的則是英語和某個法老的雕像或建物。箇中的意涵相當明確：古人屬於外國人，伊斯蘭屬於我們。

甚至連致力於埃及學的埃及人都能超然物外。有一回，我對愛爾達瑪迪提到殖民主義遺留的影響，問他有這麼多外國人在埃及進行發掘工作，他會不會覺得是個問題。我拿中國來對比，中國政府決不會讓外人在定調本國歷史時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愛爾達瑪迪堅決反對這種看法。「這是全人類的遺產，」他說，「我們不能說這是只屬於埃及人的遺產。」他接著說：「無論是誰，只要夠資格都可以作相關工作。是外國人或是埃及人都一樣。」

外國學者常常提到類似的說法，並且指出歐洲與美國學術機構對古代遺址的研究與保存有重大的貢獻。但年輕一輩的埃及學家漸漸對這種情況感到不自在。先前在在阿拜多斯發掘出錢幣與神像的布朗大學學者羅瑞兒．貝斯多克，甚至會質疑自己考古熱情的出發點。她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都是小時候便激起了熱情：自從讀了幾本關於埃及考古的奇幻小說之後，她就夢想前往撒哈拉。「我想，『不去面對殖民主義』就是我們文化遺產中的一環。」她說：「我們自己的興趣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那不是經過考慮的、成年人的那種關心，而是孩提時的魂牽夢縈。學術的興趣就從這種魂牽夢縈中發展出來。我們很難理所當然說自己的興趣是對的，畢竟那種意圖本質上就很幼稚。」

說不定這反映了古埃及作為文化根本的特性。那失落的世界多麼令人感到熟悉，其中又有多少觀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實在讓人很難去思考所有權的問題。但貝斯多克愈來愈不自在，於是她不再到阿拜多斯工作。她不僅認為那個遺址受外國人掌控太多，對馬修．亞當斯也抱持批判態度──亞當斯的發掘雖然徹底但鮮少發表，這意味著別人──無論是外國人還是埃及人──無法得知他在阿拜多斯的細節發現。「馬修是位了不起的現場考古學家，但你得把東西發表出來。」她說。

如今，貝斯多克發掘在蘇丹的古埃及遺址。她說，自己雖然計劃回埃及進一步研究，但研究的模式必須改變。「我不曉得我這一輩的學者有誰會立志像這樣只待在一個遺址，大動作進行挖掘。」她說：「讓外國人主管整個遺址的作法，跟從一開始就進行規模比較小、合作比較密切的計劃，這兩者是有區別的。」

我不太確定要怎麼勾勒我家女兒們跟埃及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某種層面上似乎非常根本，我也漸漸相信小小孩最接近古人所過的時間。對她們來說，事情以「循環」的步調重複著：遊戲、學字、上床睡覺，日復一日。此外也有「永恆」的當下。我女兒對於我們家來埃及之前的生活沒有概念，也不曉得在埃及的生活有一天會結束。她們從來不會問我們到底屬於哪。革命年間，我常常感受到需要保護她們的壓力，但她們那種一切如常的模樣卻也讓我覺得放心。在娜塔莎為小學一年級寫作課準備的日記裡，停電只不過是「循環」的一環：

有一年，我們回了美國一趟，有個叔叔向愛麗兒問起她的寶貝貓咪。她講貓咪的事講了一會兒，接著她說：「還有另一個穆爾西，是人，不是貓。他以前是總統。」

叔叔問穆爾西如今何在。

「他在監獄裡。」

「怎麼了？」

「他派人殺了別人。」愛麗兒一副道出事實的模樣。「現在有別的總統。我不知道他人好不好。不過他的名字叫塞西。」

經過這事之後，萊絲莉和我意識到我們必須停止在女孩面前討論政治。但她們似乎不受環境中負面的部分影響，還常常逢人就說自己是埃及人。先前有朋友從德國來訪，他覺得這兩個小小的華裔美國人一直說「我們好愛開羅！」實在很荒唐。她們學會了小小開羅人的肢體語言。如果是堅決的「不」，她們會說「la'a」，配上颯爽的搖頭與揮手，同時發出埃及人人都會的嘖嘖聲。每當薩伊德來我們家，她們都會熱情喊他「'amu」──「叔叔」。他總是用她們的阿與小名Aro和Nush-nush稱呼她們。在女孩們的所知範圍內，下面這句知名埃及成語是準確無誤的：這個國家是「um al-duniya」──「世界之母」。

但我卻驚訝發現，隨著女孩們愈長愈大，她們的阿語卻漸漸丟失了。萊絲莉和我原本想像女孩們未來能流利使用阿語，況且她們還小的時候，學習字彙的速度就很快。可一旦她們到了進學校的年紀，就讀的學校最看重的卻是英語。外國人不可能念本地的公立學校，所以我們想找一間用阿語教學的私立學校。但這種學校並不存在，至少扎馬萊克附近沒有。

送小孩到法語或英語教學為主的學校念書，是開羅上層家庭的悠久傳統。這種傳統可以回溯到殖民時代，但日子一久，加上埃及教育體系日益惡化，連中層、下層家庭也開始送子弟到外語學校念書。經營我們院子隔壁那間「Ｈ自由」販賣亭的人雖然沒受什麼教育，而且住在非法棚戶區，但他卻把孩子送去英語學校就讀。你不難遇到把孩子送去讀法語中學的計程車司機。有一刻，薩伊德也考慮讓孩子念英語學校，但他最後覺得學費太貴了。

如果是辦學品質不高的私校，老師的外語通常講得很糟，孩子們學到的會是奇怪的口音與文法規則。通常這些孩子中學畢業後，無論是阿語或外語都無法流暢寫作。就連好的私校有時也覺得沒有方向。幼稚園來說，我們是把雙胞胎送去開羅不列顛學校（Cairo British School），她們穿著小小件的不列顛式制服，左胸有個校徽。課堂上，她們就像英格蘭小小孩一樣，要寫每日天氣記錄表。上面有一格讓她們為每天的天氣作分類：豔陽、下雨、多雲或下雪。昨天豔陽，今天豔陽，明天豔陽──紀錄永遠不變。

隔年，開羅不列顛學校遷往其中一座沙漠城市，於是我們送女孩們去吉薩岸的開羅愛爾蘭學校（Irish School Cairo）讀一年級。不列顛、愛爾蘭──有什麼差別嗎？在不列顛學校，她們沒有不列顛同學；現在念愛爾蘭學校，還是連一個愛爾蘭學生都沒有。每天早上，我開車過河，停在一棟以酢漿草裝飾的建築物前，送我這兩個一半華人血統的愛國埃及小小孩跟她們的同學莎莉法（Sharifa）、胡賽因（Hussain）、哈姆札（Hamza）、穆哈美德與阿布杜瓦薩（Abdulwassa）一起開心上學。

雙胞胎的阿語理解能力很好，但她們變得不太說這種語言。當阿緹雅對她們講埃及阿語時，她們常常用英語回話。有時候她們也會這樣對薩伊德叔叔。萊絲莉和我嚇壞了；畢竟我們起先會來埃及，對阿語的興趣正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小小孩對於「別人重視什麼」卻有強大的直覺。有時候兩人在家裡院子玩，還會假裝自己在講法語。

一天早上，薩伊德整理蜘蛛網大樓的垃圾時，發現有個袋子裝了一些女性衣物、一大堆筆記本和一支iPhone。他把手機連同吃掉半排的「奪久」──孟加拉的山寨版威而鋼──拿到我們公寓。那些剩的「奪久」是從街上另一棟大樓的垃圾裡找到的。這是好一陣子以來薩伊德撿寶最有收獲的一天。

我拿我的充電器插進這支iPhone。一看桌面，我就知道這手機屬於我朋友。她是美國人，在開羅當記者，不久前才換新工作前往倫敦。她不住在我們這條街上，但飛機起飛前，她曾經在樓上的公寓住過幾晚。我寄了封電子郵件給她──如今，這已經成為我身為垃圾顧問的固定工作內容之一。我常常打電話給某些大使館，不然就是拿著一本進了垃圾桶的護照到使館拜訪。

我朋友很快便回信。她確定那是她的舊手機；是因為出於匆忙，才把手機丟掉了（「我以後再也不會這樣連眼都不眨就把電子產品給扔了」）。她說手機可以留給薩伊德沒關係。

「萬贊歸主，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助人。」薩伊德說。他解釋說，當地有個管理員的兒子不久前出了嚴重意外，薩伊德和其他人捐了錢作為他的醫藥費。薩伊德付了五百鎊，相當於平常一星期的收入。

他說：「在伊斯蘭信仰中，助人是會有好報的。」他相信這就是自己發現手機的原因。他請我暫時幫他保管；他不想帶著這麼貴重的東西四處跑。另外，他也需要時間考慮該怎麼把手機賣掉。「人家一知道就會嫉妒我，用邪眼詛咒我，」他說，「拜託不要告訴別人手機在你這裡。」

我把手機放進書桌抽屜，發誓我一個字都不吐露。

不到一天，附近送茶水的那個人便問我關於iPhone的事。他說，「阿布．伊斯瑪儀！」薩伊德給我取這個綽號，向那個如今進了監獄的狂熱薩拉菲傳道者致敬。「那支手機多新啊？阿布．伊斯瑪儀，我想看手機！」我尷尬告訴送茶人，手機不在我這裡。

接下來，常在「Ｈ自由」出沒的其中一個熟面孔提起那支iPhone，之後我開始從這條街上工作的停車收費員口中聽到這件事。不久又有幾個艾哈邁德．赫什馬提街的管理員提起來。這些人是從薩伊德那裡知道我的，因為我有時會在周四用黑色塑膠袋裝幾罐啤酒給他，讓他跟朋友共享。現在他的友人都喊起「阿布．伊斯瑪儀！阿布．伊斯瑪儀！」，然後把想像的手機貼在自己耳朵邊。

過幾天，開始有訪客來到我們公寓參觀iPhone。晚上時，薩伊德會在雙胞胎們上床睡覺後，陪同這些訪客過來。來的人多半是管理員與停車收費員，他們就在我們家客廳坐下，圍成莊嚴的圓圈。我覺得自己有沏茶的義務。他們慎重對待這支手機，每個人都仔細端詳過才傳給下一個人。不時有人提起價錢。等到他們離開，我再把手機放回抽屜。

一天晚上，一群人離開之後，萊絲莉問了：「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多久？」

我說我不知道，但感覺這事不會善了。

每逢參觀期間，薩伊德便緊張動著嘴，彷彿嚼著什麼吞不下去的東西，跟他在法庭攻防戰時一模一樣。他一直擔心會有人騙他。但他自己又忍不住一直提起那支手機，偏偏此舉只會增加遭人邪眼以對的風險，讓他加倍擔心。他到我公寓來看手機的次數，多到害我也發現自己像中了邪那樣一直念著它。每次我拉開抽屜，我都希望那鬼東西消失。

最後，薩伊德跟一位名叫艾哈邁德的年輕停車收費員談妥五百鎊的價格，跟薩伊德捐給兒子受傷的那位管理員金額一樣。這似乎讓他安下心來──這個數字代表神的義。

成交後，薩伊德把手機交出去。艾哈邁德給他兩百鎊。

「另外三百呢？」薩伊德問。

「我現在沒有，」艾哈邁德說，「也許之後會有。」但從他說話的方式來看，顯然是不打算付尾款了。

上阿語課時，我有時會對里法阿特提到薩伊德，於是有一周他就準備了一課談札巴林人。我們談起開羅許多區域缺少公營事業服務，也談到自從豬隻大屠殺以來垃圾堆積的情況。他厲聲抱怨。「我不會只怪政府，」他說，「我也怪民眾。但領導人受過比較好的教育。要是你把民眾當畜牲對待，民眾舉止就會像畜生。這一切實在醜陋至極！」

現在他常常發出類似的不平之鳴。埃及醫療體系經常成為目標，因為他有腳痛的毛病。情況遲遲不見恢復，他擦了醫生開的藥膏之後反而還惡化了。於是里法阿特找了第二個醫生，對方說第一個醫生誤診。第三個醫生則對前兩個醫生都不同意。或者是潰瘍，或者皮膚癌，或者根本沒病；似乎沒人能做出明確的診斷。里法阿特第一次讓萊絲莉和我看痛的地方時，大概是五分硬幣大小，但已經痛到害他睡不好。在他為上課準備的對話中，人物似乎比以往更不開心，而年輕人對於以退為進、執著於要孩子結婚的雙親也更沒耐心：

課堂上，里法阿特喜歡找朋友或鄰居過來，讓我們有機會聽不同的口音與詞彙。而且我看得出他很享受拿我們炫耀給人看。無論萊絲莉或我都沒法流利講埃及阿語，但我們已經達到能從容以對的程度，這對我們這年紀的學生來說並不容易。此時我也寫到第七本阿語筆記本了。縱使里法阿特提供的詞彙愈來愈黑暗，但看著它們累積起來還是很讓人滿足：

一天早上，里法阿特介紹我們跟一位住在卡利瑪學校同一棟樓的中年婦女認識。她衣著昂貴，我們聊的則是政治。過沒多久，她開始抱怨那些抗議塞西的年輕人。她說：「他們該給他個機會處理問題啊！」並提到塞西上任還不到一年。里法阿特點頭表示同意，但她卻接著開始對窮人發牢騷。

「這種人什麼都想要免費，」她說，「食物免費，電免費。難怪國家這麼落後。」

里法阿特開始變臉──他的嘴閉得愈來愈緊，眼睛也瞇起來。但這名女子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一直都有好好工作，這些問題又不是我們造成的，」她說，「他們就是希望給他們東西。我們打造了這個國家，如今他們正在摧毀它。」

每一次她說出「ehn」這個字──「我們」──里法阿特的臉色就多沉一分。她離開之後，他爆發了。

「Ehna, ehna, ehna!」他大聲說。「我們、我們、我們！這就是她的想法──是我們跟他們的對抗。但就是這種人毀了一切！不是要求東西的窮人，是有錢人。有錢人在沙達特和穆巴拉克統治之下攫取了一切！」她對走上解放廣場街頭的窮人與年輕人缺乏同理心，里阿法特為此七竅生煙。「我年輕時從來不喜歡這些有錢人，」他說，「我們想要受教育，想過舒服的生活，但我們不會理所當然認為一切都是我們的。」

萊絲莉和我常常揶揄里法阿特的懷舊心態，但那天早上他似乎過於心煩意亂。儘管我不同意他對納瑟的崇拜，但他對埃及社會分化的看法是正確的。而那樣的鴻溝──一邊是無數的窮人，另一邊是少數的富人──讓夾在中間的人都很氣餒。對於一個自視受過教育、世俗而堅貞的中間階級來說，埃及已經成了一個孤獨的國度。

塞西擔任總統的第一年時，他的重點建設是拓寬蘇伊士運河。這項計劃將花費超過八十億美元，經費則來自賣給埃及民眾的高利率銀行定存單。大多數經濟學者都認為一個危機中的國家不該以此為首要之務。該國貨幣因為缺乏出口而遭受沉重壓力，但如果將埃及鎊貶值，並實施刺激製造業的政策，或許能吸引大幅外資，創造工作機會。只是塞西和其他軍人心態的人，似乎都為大型建設魂牽夢縈──拓寬運河、全新的首都。

與此同時，政治鎮壓卻遠比穆巴拉克統治下發生過的一切更無情。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其中一個詞是「國中之國」，民眾用這個詞來描述埃及的治安部隊以更強大之姿重回舞台的情況。里法阿特不會說自己後悔投給塞西，但他確實很失望。在他看來，納瑟雖然極權，但至少有願景。「如果你當了獨裁者，結果事情還是行不通，那何必呢？」他說。

課堂上，他偶爾會準備塞西的演講與訪談錄音，有一天我們聽的是總統談革命的事。他提到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變前不久，他曾經與兄弟會領導層會談。塞西宣稱這些弟兄在會議期間威脅要讓埃及陷入動盪。他們警告他，如果讓「起義」與其他示威團體攻擊穆爾西，兄弟會便會從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亞、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支持者帶來埃及作為反制。

此時，這種「外部勢力介入」的陰謀論已經成為定本。穆爾西等人的審判秀所主打的也是相同的看法，藉此將塞西的鎮壓正當化。他的演說內容多半很模糊──他甚至沒有提到據說與他會面的那些弟兄的名字。但他不斷複誦當天的日期：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他一直這樣講，好讓他的話聽來真有其事，」我上課時說，「只要他把日期講得夠多遍，民眾就會相信那是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

「有個新聞主播說他們握有會議的錄音檔。」里法阿特說。

「那他們為什麼不播出？」

「這倒是。」他說。

他重播演說，我們討論起塞西運用埃及阿語，而非標準阿語的這種說話風格。「他不善辭令，」里法阿特說，「他的用語非常簡單。但他很會溝通。他講話的方式讓埃及民眾感覺非常熟悉。」

里法阿特喜歡用演講與廣播逐字稿當教材，因為很難找到有報紙引用政治人物的發言時，是以他們真實的埃及阿語說話方式來報導的。有一回，他帶了份革命之前蘇珊．穆巴拉克接受訪問的報紙給我們看。記者問她吃什麼當午餐（「我其實不吃午餐，就算吃，也只吃一小盤水果」）和晚餐（「我平常完全不吃晚餐，就算吃，也就喝個一杯果汁」）。對里法阿特來說，這堂課的重點是政治，他把自己搞得激動莫名：「這些人偷了幾百萬、幾千萬的錢，結果她就吃個水果！」

不過，去注意誰講的話人家會以埃及阿語的形式引用，這也挺有意思。蘇珊．穆巴拉克的公關說不定認為埃及阿語能讓她看起來更貼近庶民，而她身為第一夫人的地位也讓她能使用比較非正式的言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伊朗裔美國語言學家妮路法．海利（Niloofar Haeri）曾經為了分析這種公關操作而耙梳埃及的各家報紙。她提了幾個例子：喜劇演員阿德．艾曼姆（Ade Imam）的言論完全以埃及阿語刊行，地位崇高的奧馬．莎李夫（Omar Sharif）則是夾雜幾句直接的引用，其他意見則轉寫成標準阿語。與此同時，穆巴拉克以埃及阿語進行的演說，隔天在國營的《金字塔報》刊登時則完全變成標準阿語。

這些改寫常常會去掉政治人物發言時的贅字。塞西任總統之初曾參加一場圓桌會談，會上有人問他關於政治改革可能性的問題。他講的是埃及阿語，講得磕磕絆絆：

在《金字塔報》見報時，引文已經變成標準阿語：

埃及人或多或少對他們雄渾的阿拉伯語感到自豪，而且從納瑟到塞西，政治人物在演說時也能把阿語講得很有效果。但人們向來並不情願看到這些言談化為文字。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是第一位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阿語作家。馬哈福茲雖然以描繪開羅日常生活聞名，但卻從未試圖捕捉埃及人實際說話時所用的俚語和文法形式。他曾經將埃及阿語比作「貧窮與疾病」，而組成他小說中對話的標準阿語措辭，也是正港開羅人絕對不會吐出口的。甚至連最基本的埃及阿語用詞──好、我要、你好嗎？──都沒有出現在馬哈福茲的《宮間街》（Palace Walk）裡。埃及阿語沒有標準的正字法，因為沒有人把它當成文學語言嚴肅以待。

妮路法．海利在她的《聖言微人》（Sacred Language, Ordinary People）一書中指出這些議題。我和海利聊天時，她提到世界上還有其他地方──例如瑞士德語區──也採取這種雙層語言（diglossia），亦即日常生活講一種語言，書寫與教育時用另一種語言。但差別在於瑞士德語和高地德語都是有人說的活語言。另一方面，標準阿語已經至少有一千年時間並未作為日常語言之用，而且事實上恐怕也未曾是任何人的母語。連阿語學者都不可能出於本能講這種語言而不犯點錯，因為文法實在很艱難。

「我真的想不到世界上還有其他地方的孩子，會陷入大多數阿拉伯小孩所面臨的這種處境。」海利說。她表示，只要某種語言從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過，其文法肯定會讓人感到複雜，而且也更沒有引進新詞彙與觀念的彈性。在埃及多年的研究期間，她注意到多數人跟標準阿語的關係都很消極：沒有理解問題，但講不出口。

海利相信，這種現象恐怕對文字表現和政治生活影響深遠。她研究時，當時的埃及仍由穆巴拉克政權統治。過程中，她遇到一位成為政治積極分子的工廠工人。這名工人想投稿有關勞工議題的文章給報紙與政治刊物，但他就是無法以他說話與想事情的方式下筆。於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報名標準阿語課程。「你是在把你自己翻譯成一種中介，但你對這種中介卻距離精通甚遠。」海利說。

多年來，一些埃及人也提出類似的論點。哈佛神學院教授蕾拉．艾哈邁德（Leila Ahmed）寫了回憶錄《過境》（A Border Passage），她在書中描述自己還是個一九五○年代的開羅女學生時，有多麼痛恨標準阿語。「在整個埃及，都沒有能讓我以我的母語讀書、寫作的學校可以就讀，」她寫道，「埃及阿語為什麼不能當成書面語言？這完全沒有語言學上的理由，只有政治上的理由。」書中，艾哈邁德想起有個納瑟派的阿語老師批評她標準阿語講得很爛。「你是阿拉伯人！」老師大吼。「你不懂自己的語言！」艾哈邁德吼回去：「我不是阿拉伯人！我是埃及人！我們才不會這樣講話！」老師搧了她一耳光當作回答。

艾哈邁德遭到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嚴詞批評，他認為這是一種對阿語的東方主義式理解。在一篇身後出版的文章中，薩伊德等於搧了艾哈邁德另一個耳光：「讀艾哈邁德的沒用批評，讓人為她從不願意學習自己的語言感到可悲。」這個議題在西方學術界非常敏感，任何對標準阿語的批評，都會被人當成殖民主義心態。可就連薩伊德尖酸刻薄的評論──「她自己的語言」──也會引來「語言究竟屬於誰」的問題。我注意到，提倡多使用口語的學者多半是女性。證據顯示女人不大會像男人那樣把標準阿語的元素融入自己日常的言談中。這也難怪，畢竟這種語言多半用於男人主導的環境中。男人恐怕也更容易認同納瑟等人的泛阿拉伯理念。開羅大學阿拉伯語言學學者瑪蒂哈．多斯（Madiha Doss）告訴我，當她在一九七○年代開始研究埃及阿語時，系上的那些男人都在批評她。她還記得：「他們說，『妳不該研究那種會分裂阿拉伯人的東西。』」

據多斯所見，試圖保護阿拉伯文化的可悲之處，在於這種作法只會把埃及人推向其他語言。如今這個國家已經到了「受阿語教育相當於低級的標誌」的地步了。「彷彿你是用阿語囚禁人。」她如是說。而標準阿語之艱澀，加上教學品質之低，便阻礙了文字表達能力。「大家都不寫，因為有一種語言上的不安全感。」她說。

她自忖，要是埃及阿語能早點成為眾所接受的書面語言，情況會不會有不同的發展。識字率想必會比現在更高。由於非正式的溝通主宰了簡訊與網路，埃及人最近才開始更常我手寫我口。多斯注意到自家大樓的管理員原本不識字，如今卻能傳簡訊給家人與朋友。他甚至會用埃及阿語在多斯的臉書塗鴉牆留言。多斯認為，這一步雖然正面，但其實為時已晚，因為許許多多的埃及家庭與教育機構早已轉變為以外語進行教學。

我觀察到薩伊德的識字能力出現類似的轉變。我剛認識他的時候，他才剛開始透過文字介面使用手機，而且還需要別人幫忙才能理解他太太與其他人傳的簡訊。但他的識字能力與時俱進，如今他已經可以讀懂出現在他手機螢幕上的大多數文字了。這不是因為他專心致志，或是受了正式教育，抑或是報名識字教學。唯一的差別在於，只要文字採用他日常說話的方式，就更容易他理解。

薩伊德賣掉那支iPhone之後，心裡還是念茲在茲，因為對方沒把錢付清。不公平的感受讓他很不痛快，好幾次他路過我家時都在講這件事。「也許你可以跟艾哈邁德說，你朋友得把手機要回去。」有一晚他這麼說。我告訴他我試試看，接著我腦海裡便浮現一些阿語課上學到的詞彙：國中之國、陰謀論、外國干預。

我們走去艾哈邁德工作的那棟大樓。他坐在大門口，旁邊還有兩名管理員。艾哈邁德二十多歲，是個捲髮的英俊男子。我們這條街上的管理員和停車收費員多半是穿罩衫的上埃及人，但艾哈邁德穿的是牛仔褲與polo衫。他是開羅本地人，這是他目中無人的部分原因──他出身的社會階級比薩伊德高。

艾哈邁德跟我們打招呼，我們互相講了些場面話。接著我說薩伊德工作辛苦，人又誠實，要是沒有拿到他這支手機該有的價格，實在很不公平。

「我付了兩百，」艾哈邁德說，「那東西就值這個價。」

現在我說明那支手機原本是我朋友的，而她得把手機拿回去。我從皮夾裡掏出兩百鎊。艾哈邁德看著錢。

「我沒辦法，」他說，「總之電話不在我這，在我朋友那邊。」

這很聰明：我朋友，你朋友。現在只剩一張牌可打。

「我朋友是記者，」我說得很慢，「她常常訪問美國大使館。有些資料在手機上，美國大使館的人需要那些資料。要是我們拿不回手機，美國大使館會很麻煩。」

這就叫塞西修辭法：只要把「美國大使館」重複夠多次，聽起來說不定就像真的。但艾哈邁德還是拒絕。

「那我恐怕得告訴美國大使館，」我說，「我會把這邊地址告訴他們，美國大使館會想辦法來處理。他們會跟埃及警方講。」

他的臉閃過一陣緊張，但旋即恢復。他從坐著的椅子站直身子。兩名管理員與薩伊德看著他。

「真主啊！」艾哈邁德大聲說。「真主明鑑！我誰都不怕。我不怕美國大使館。我不怕埃及政府。我不怕美國政府。我不怕歐巴馬！我不怕塞西！」

他堅定地看著我。「我的畏懼是唯一的──」他手指夜空。「真主！」他說：「我只畏懼真主！真主啊！真主啊！真主啊！」

接著他坐下，悄聲說，他朋友明天晚上會把手機帶來。

我向他道謝，我們還握了手。薩伊德和我起身準備離開。

「還有一個條件。」艾哈邁德說。

我問他是什麼條件。

「你能不能給我們帶三罐啤酒？」

那支手機又回到抽屜了。我跟薩伊德說他只有一星期時間。這一回，我們家客廳再也沒有iPhone巡禮團了。他低調洽談，找到一個願意付五百鎊的買家──跟他捐給受傷男子的金額一樣。正義實現，銀貨兩訖，手機再見。真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