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秋天，里法阿特都在和腳上的痛處奮戰。萊絲莉把我們認識的一位扎馬萊克醫生的電話給他，還提議陪他去看診，但里法阿特沒有接受。因為工作忙，這段期間我們沒有去上阿語課，不過我時不時會打電話或寫電子郵件，跟里法阿特問好。國會大選結束後不久，我打電話給他，而他談到自己的醫療問題時，人沮喪到聽起來彷彿快哭出來一樣。這個一個小傷口實在沒道理會如此折磨人，所以我以為他只是正好這一晚心情不好。那年秋天的新聞多半讓人讓人憂心忡忡：十月底，埃及遭遇自「阿拉伯之春」以來最嚴重的恐怖攻擊。某個伊斯蘭國附屬組織在一架從南西奈起飛的美捷航空（Metrojet）班機上裝炸彈，超過兩百人喪生。我認識的受過教育的埃及人，多半對國內情勢走向都非常擔憂。
二○一六年一月，我們全家人最後一次長途開車去上埃及玩，穿越整個國家，到達靠近蘇丹邊境的阿布辛貝（Abu Simbel）。政府實施新的要求：亞斯文以南所有自駕者都必須接受警方護送，表面上是因為恐怖主義問題。每天早上十一點，護衛車會從名叫「未完成方尖碑」（Unfinished Obelisk）的遺址出發。未完成方尖碑是古埃及所雕鑿出最大的方尖碑，命人製作這個岩石紀念碑的人，很可能是十八世紀的偉大女法老哈特謝普蘇特。但建造者發現花崗岩上有些裂縫，因此被迫放棄。這個方尖碑至今仍躺在採石場。假如當年真的有立起來，可是會比倫敦塔還高。
只有三輛私家車出現組成車隊，而且沒有其他外國人。一輛尾燈壞掉的警車開在最前方，幾名警察則乘坐一輛老雪佛蘭卡車拖後。他們都攜帶卡拉什尼科夫步槍。開了幾英哩，警車便調頭返回亞斯文。不久之後，那輛配備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雪卡也以大約每小時一百英哩的時速咆哮而過。他們可能覺得無聊吧；基本上該國所有恐怖活動都發生在西奈，上埃及的這個地區從來沒有出現任何問題。不消多久，那輛雪卡就從地平線上消失了。
私家車組成的小車隊迅速解體，接下來三小時路上都只有我們。這裡的沙漠比阿拜多斯周遭更多沙且平坦。我看到東邊有不少明晃晃的藍色水塘，還以為是納瑟湖的湖灣。後來我才意識到那些水塘是海市蜃樓──它們一再出現，跟著我們一起前進。我從沒看過如此逼真的自然幻覺；有些水塘中間還有岩石竄出，彷彿湖中的島嶼。
當天下午，我們是阿布辛貝唯一的遊客。阿布辛貝神廟是拉美西斯大帝的宏偉建築，從岩壁往內鑿出四座國王的坐像。這些雕像原本位於尼羅河畔，但在納瑟指示下興建的亞斯文水壩會將遺址淹沒。一九六○年代，埃及本國與外籍文物保存專家、工程師組成團隊，將神廟與雕像成功移到高處，高於新人工湖的湖面。
我們一到遺址，雙胞胎馬上奔向雕像──這是她們對這些空無一人的空間所做出的反應。此時女孩們已經五歲半，而這麼久以來我也已經在好多埃及南方的遺址幫她們照過相了：塞提一世神廟、大阿頓神廟、考姆翁布（Kom Ombo）、伊斯納（Esna）、卡納克（Karnak）。每張照片裡都只有她們兩人。我知道，有一天這些照片感覺也會像海市蜃樓──在阿拜多斯的雙胞胎，在拉美西姆（Ramesseum）的雙胞胎，在國王谷的雙胞胎。平原上的兩個粉紅色小點，仰頭凝視門農巨像。
回到開羅之後，我試著撥電話給里法阿特，但電話沒接通。我傳簡訊給他──沒有回應。幾天後，我寄了封電子郵件：
嗨，我一直試著打給你，但手機都是關機的。還好嗎？身體有沒有舒服點？我希望你已經康復了。……如果你有空堂，我想排星期二早上上課。這樣你方便嗎？我們課程進度落得太嚴重了。我的電話號碼沒變，有空打給我。
他沒回應，這太不尋常，於是我打給他弟弟拉阿法特。我跟他打招呼之後，出現了一段很長的沉默。
「里法阿特，」他終於說，「逝世了（itwaffa）。」
這個字對我的打擊實在太沉重，因為教我字義的人，就是里法阿特。
萊絲莉和我驅車前往卡利瑪學校。拉阿法特看起來很糟──不僅體重輕了，臉看起來也很憔悴。我們剛說起話，他就開始掉淚。過去這半年發生許多壞事，他哥哥的死就是其中之一。幾個月前，拉阿法特的太太突然離他而去，而他也因為椎間盤滑脫而臥床好幾星期。他家依然在開羅外的沙漠城市，但長途開車進開羅對他來說實在太痛苦。於是前一段時間他都住在語言學校裡。反正在這多災多難的一年裡，學校也幾乎沒有學生。「一定有人用邪眼詛咒我。」他說。
他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害死了里法阿特。開羅的醫生提出太多互相矛盾的診斷，里法阿特先前甚至一度趁著到倫敦短期旅遊時看外國醫生。這位不列顛大夫認為只不過是皮膚問題，於是把他轉診給皮膚科醫生。
「醫生給他另一種藥膏擦，但沒有比較好。」拉阿法特說：「我又因為背的關係很難下床，沒辦法想去看他就去看。你也曉得里法阿特這人──他喜歡自己一個。他不想麻煩任何人。」
拉阿法特雖然臥床，但還是請一位俄羅斯醫生友人去看他哥哥的情況。醫生因自己所見而大吃一驚。原本已經很瘦的里法阿特如今看來體重嚴重不足，而且還有呼吸急促的問題。他流汗流不停。白天他常常沖澡，把汗水沖掉。這位醫生告訴他，溫度的變化會讓他身體吃不消，並叫他一定得去醫院。但里法阿特拒絕。他表示自己已經開始好轉了。
等到拉阿法特和另一位兄弟終於到他的公寓看他時，里法阿特已經快要無法呼吸，但他還是不想去急診室，因為他擔心自己的腳得截肢。他的兄弟們堅持把他送去附近的醫院，院方立刻把他送進加護病房。隔天早上，他就過世了。
正式死因寫的是肺結核，但拉阿法特懷疑其正確性。就算他哥哥有照Ｘ光，片子上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不曉得要相信誰，」拉阿法特說，「他們說的都不一樣。我甚至動用過關係，找了開羅大學的名醫來看他。他去里法阿特家。但他沒有提到任何肺部問題或結核病。我超氣那個白癡。」
他認為那個開羅大學的醫生，以及在里法阿特過世前看診過的幾個醫生都不願採取積極治療，因為擔心自己得負責。拉阿法特也責怪自己，要不是破碎的婚姻和背部問題纏住自己，他就能更留心注意自己的哥哥。萊絲莉和我也因為在這段沒有上課的日子裡，沒能更密切注意里法阿特的近況而萬分難過。但誰想得到事情會這樣結束？
喪禮已經舉行過了。我告訴拉阿法特，他哥哥是個了不起的老師，先前錯過上課的那幾個月，我們都很想他。
「他一直在說你們的課，」拉阿法特說，「他已經幫你們準備好一大堆新課文。不管你們什麼時候回來，他都做足準備了。」
里法阿特在埃及「阿拉伯之春」滿五周年的前四天過世。時局至此，已經沒有人用充滿希望的口吻談論這場政治運動，政府對於異議人士的鎮壓也遠甚以往。這是我頭一年沒有對周年紀念日做任何報導──連參加零星發生的小型示威都變得過於危險。這年春天，每當我載愛麗兒和娜塔莎上學，我都會聽我的字彙錄音。無論什麼時候聽到革命初期情勢樂觀時的單字，我都懷念不已：
地方選舉 إنتخابات المحليات
人民集會 مجلس الشعب
協商會議 مجلس الشورى
候選人 مرشح
潛力 محتمل
開羅的交通常常讓人壓力很大，但是聽里法阿特念這些字彙卻能平撫心情。對我來說，他的性格──易怒、矛盾、可愛──將永遠跟埃及人所說的這種語言分不開。每天我都聽著他的聲音駛過尼羅河：
我絕對不會原諒你做的事。
我明天會跟你解釋一切。
拜託，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們要花一整天討論這部蠢電影嗎？
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革命五周年當天，一名二十八歲的義大利籍研究生朱利歐．雷傑尼（Giulio Regeni）失蹤了。雷傑尼就讀於劍橋大學，到開羅為以勞工運動為題的博士論文做研究。他並未參與任何以革命周年為主軸的政治活動，但他的朋友因為找不到他而抓狂。失蹤九天後，雷傑尼的屍體終於在開羅亞歷山卓沙漠公路（Cairo-Alexandria Desert Road）路旁的排水溝中被人找到。
警方一開始宣稱雷傑尼死於交通事故，但公訴檢察官辦公室披露他身上的骨折與瘀青不可能是車禍造成的。他的臉上滿是香菸疤和小的穿刺傷。一名埃及法務官員估計他曾遭到虐待長達七天。
三月下旬，內政部宣稱綁架雷傑尼的犯罪集團中，有四人在與警方駁火時身亡。官員展示雷傑尼的護照與其他所有物，表示是在幫派成員身上找到的。但是在埃及與外籍記者的調查下，這個故事很快就站不住腳，最後政府官員公開承認這些物件與據稱的幫派沒有明顯關聯。雷傑尼的研究課題不算太敏感，而且也沒有充分的理由能解釋為何要虐待他。義大利召回駐埃及大使以示抗議。
事情一曝光，塞西便上電視對全國發表演說。他主張埃及是陰謀的受害者，還說：「不要聽信我以外的任何人說的話。」他不僅批評示威者，還在一場軍事數學節目中責怪埃及民眾，對某個成立以緩和財政持續危機的基金所做的捐款不夠。他說，「只要埃及九千萬手機用戶中的一千萬人每天早上都捐一鎊，我們每天都能得到一千萬。」
上里法阿特的阿語課時，我們常常會看一些重要談話節目主持人的影片，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堅決支持塞西。但如今卻有少數幾人公開批評他。「我認為總統已經不再跟人民溝通。」民營電視台ONTV主持人尤賽夫．胡西尼（Youssef Al-Hosiny）在節目中如此表示。胡西尼過去忠於塞西的程度，讓塞希甚至要為他提供一份工作，但現在這位主持人面對鏡頭說：「閣下，你是不是對叫喊感到厭煩，而殺人或施虐卻不會讓你厭煩？」
我跟安華．沙達特（Anwar Sadat）提到這個案子──他是國會議員，也是前總統的姪子。沙達特在國際社群中備受尊重，而他的家族歷史也讓他能比大多數的埃及公眾人物更加敢言。不久前他才接受任命，擔任新國會的人權委員會主席。「每天都有，不是只有雷傑尼。」沙達特說的是自從塞西掌權以來，成千上百消失的埃及公民。該國目前已有超過四萬名政治犯。
沙達特說，在前政權底下絕對沒有人能想像到會有外國人遭虐待致死。據他看來，指揮鏈一定有某些環節嚴重失靈。「事情之所以會發生，恐怕是因為有些年輕軍官不夠專業，」他說，「這是失誤。不會是故意的。」
他見過塞西幾次。「在我看來，他是軍人，不是政治家。」他接著說：「對，他很真摯，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事。這我很肯定。但納瑟也很真摯誠實，卻做了很可怕的事情。光是真摯誠實還不夠。我媽也很真誠，但這不代表得讓她當總統。」
他抱怨這個政府完全沒有章法。沙達特是少數擁有真正幕僚團的國會議員，在我們會面之前，他的兩名助理便已經跟我交流過。其中一人是律師，一人是經濟學家，兩人也一起參與我跟沙達特的對話，就像美國或歐洲的國會助理一樣。沙達特知道，他之所以能擁有專業團隊，是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讓他做好踏入政壇的準備，而他也有能力籌到錢。
但是，只要他回到尼羅河三角洲，回到自己所代表的選區，他就回到了真正的埃及。民眾在他的辦公室大排長龍，要求的事情就跟他們對任何地方官的要求一樣。「他們以為人權委員會照顧的是『所有的』權利，」沙達特說，「我前天在我的選區，有個結不了婚的人出現。他說，『討老婆是我的權利。你能為我做些什麼？』」沙達特搖搖頭。「這就是他們對人權的認識。」
儘管沙達特對塞西批評有加，但他不希望看到這位總統遭人推翻。「我認為，無論塞西是不是完美的人選，我們除了等別人繼位之外也別無選擇。」他說。「埃及經不起第三次革命。」
那些時候，我常聽到年輕的政治積極人士發出類似的評論。很少人表現出對推翻政權的渴望，有些人告訴我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接替塞西當總統的人。「他會當一任，也許兩任，就這樣。」沙達特說：「我其實不太關心他的問題。我更在乎這個國家的結構，這個國家的制度。這是我們得試著看看能做什麼的地方。」
雷傑尼的遺體尋獲之後，官員試圖對埃及媒體灌輸各種理論，其中最早見諸報端的一種，就是說這義大利人是同志。我常常從想幫現政權找台階下的埃及友人口中聽到這種解釋。說不定雷傑尼去了某個幽會地點，或是跟某個男的睡了，結果對方後來抓狂。
這個理論撐不久。雷傑尼並非同志，他人在埃及期間經常和人在烏克蘭的女友聯絡。但這個理論卻有其影響力，畢竟這是最早解釋這起死亡事件的其中一次嘗試。國家能因此脫罪，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事情會發生在同性戀身上。而且這樣就有一部分是雷傑尼的錯：任何前往尼羅河宮殿大橋，或是其他尋芳地點的人，都在冒險。
這段期間馬努開始恐慌症發作。他告訴我，自己後來必須停止讀雷傑尼的報導，因為每讀一次都會讓他心臟跳到彷彿失去控制。如今他比較少為《衛報》工作，對於接不接兼職也非常小心。他現在只有一個目標：遠走高飛。
雷傑尼遭到殺害前不久曾參加一場勞工會議，注意到某個人用很刻意的方式拍攝他。這件事情困擾他的程度，讓他決定跟友人提起這件事。我讀到這個細節時，想起投票日那晚在拜勒耶納，那個流氓樣的人堅持跟我照相的一刻。那些照片去哪了？看照片的人會怎麼詮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照片在治安部門的混亂與無能中消失了。畢竟，負責執行護衛任務的警察會以時速一百英哩轟隆隆開走，獨留帶著兩名五歲孩童的一家人自己開車穿越沙的，正是同一個國家。
警察國家可以殘暴，可以無能，可以懶散，甚或有點可笑。但在警察國家，你別無選擇。你碰到什麼就是什麼。至於雷傑尼，雖然錯完全不在他，但他碰上的卻是最糟糕的可能下場。身為登記在案的外籍記者，我比一名年輕研究生擁有更多保障，跟埃及一般人經歷過的威脅更是無法相提並論。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受到一絲馬努的恐慌。無論萊絲莉和我為了工作前往何處，我們都開始頻繁跟對方更新自己的所在位置。一直以來，我們都計劃在埃及待個五、六年，如今我們自己也開始為離開做準備了。
這整個春天，我跟拉阿法特見過幾次面，談他哥哥的事。藥石罔效的回憶折磨著他，也折磨著萊絲莉和我。對於一位活力充沛的聰明人來說，這感覺實在是種毫無道理的死法。里法阿特的生命即將結束前，他弟弟把他腳上的傷口給拍了下來。照片中，那隻腳腫脹成正常的兩倍，而且整個正腳背都不見了。在原本位置上的，不是你無意識間會伸手去搔抓的、緊繃而脆弱的那種皮膚，而是一個網球大小的洞。洞的周圍都是壞死的組織，有黑有棕有綠。
我把照片給幾個在美國的醫生看，希望能了解發生什麼事。他們說，這很可能跟里法阿特十年前得到的淋巴瘤有關。病人即便成功戰勝了癌症，免疫系統也會受到永久的傷害。眾醫生最有把握的猜想是，里法阿特遭到感染，情況蔓延失去控制，最終導致致命的敗血性休克。但他們也不敢說死，畢竟他們從來沒見過跟照片中一樣嚴重的創口。
一天早上，我前往舒布拉區，走訪拉阿法特與里法阿特的父親六十年前蓋的公寓大樓。這棟樓蓋得很好，天花板挑高，還有寬敞的中央樓梯，但建築物本身卻跟我們住的蜘蛛網大樓一樣黯淡無光。半數的單位都租出去了。由於納瑟統治時擴大的租金控管法律使然，他們每個月收到的房租總共才折合十二美元。
我和里阿法特的手足中至今還住在這裡的兩人──塔里克和瓦蒂雅見面。瓦蒂雅在六人中年紀最長，也是唯一的女兒。這幾年我跟他們家的其他人見過面，而瓦蒂雅是其中最像里法阿特的人。每當我看著她，就會認出那銳利的眼神和骨感的臉，只不過看著這樣的五官圍在保守的黑色希賈布之中，感覺有點奇怪。她穿著一襲黑色長洋裝。現在是拉瑪丹月，這家人正在齋戒。他們出於禮貌端了茶給我，我也出於一樣的原因婉拒了。這是里法阿特準備的其中一講──絕不能在正在齋戒的人面前吃喝，就算他們堅持也不行。
瓦蒂雅比里法阿特大十三歲，也是照顧他長大的人。她說：「但其實他才是那個教訓我、教育我的人。」她的正式學校教育在小學五年級結束，因為父母認為沒必要投資女兒的教育。
瓦蒂雅和塔里克都說他們身為大人，對里法阿特的很多想法都不贊同。「有些女孩對教育有誤解，」塔里克說，「我們有我們的傳統。但有些女孩想要像外國人。」
「我認為情況應該有所節制，」瓦蒂雅說，「不要那麼開放。里法阿特在這點上意見不同。」
「他覺得女人出門沒什麼關係，出國也可以。」塔里克說：「但我們不覺得。」
「我們不喜歡他的做法，」瓦蒂雅說，「但他比我們更優秀，真的。最近我們才曉得他說的都是對的。」
里法阿特常常對她教育孩子的方法提出建議。「他叫我不要管得太嚴、太多，」瓦蒂雅說，「給他們空間表達自己的意見。還有不要打他們──他很討厭小孩挨打。」因為里法阿特的影響，她送自己的女兒們念大學，而她的兒子如今已成為一位阿語老師。
瓦蒂雅也是烏姆．庫勒蘇姆的歌迷，只是自從里阿法特過世之後，她就沒辦法聽庫勒蘇姆唱歌，畢竟這位絕代女聲會讓她太動感情。她比以前更能體會弟弟的特立獨行──拒絕吃肉，拒絕上清真寺。他堅持宗教要從你對待人的方式，而非你禮拜的方式中尋找。「他有他自己的意見，我也有我自己的意見。」他說：「他的意見是新的，我的是舊的。」她時不時提到自己弟弟的名字，每提到一次就向真主祈禱一次，我也囁嚅著里法阿特幾年前教我的回答。
「願真主令他的靈魂安息，願真主令他的靈魂安息，願真主令他的靈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