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8—1990年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内在机制

二、危机五：1988—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中国1988年发生了以年度CPI高达18.6%（“物价改革”提出之后月度最高上涨率为26.7%）为标志的恶性通货膨胀。接着，1989年发生的是以企业“连锁负债”为表象的生产停滞。此二者结合，是为典型的滞胀危机。随后的1990年则属于典型的萧条阶段。同期，高增长时期趋紧的经济关系和累积的社会矛盾爆发为危机压力下的1989年“政治风波”，带来了西方封锁的后果和“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

（一）1988—1990年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内在机制

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也是国家工业化六十年的第五次危机，于1988—1989年爆发，从其基本特征看，属于以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因而具有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意义）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增长速度从1987年的11.6%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8%。并且伴有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等事件发生。同上次经济危机一样，在经济增速大幅下落的同时，以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从1985年的41.79%下降到1989年的-8.23%。

我们此前曾发表文章对这场危机的发生过程和传导机制进行分析，这里只从比较的视角，对这次危机的特点再进行阐述。

从物价水平看，高通货膨胀是此次经济危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1987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已趋明显，而进入1988年，1月份物价上涨幅度为9.5%，以后逐月加大，上半年物价上涨幅度平均每月加大1.4个百分点。随着当时领导人采纳了“物价闯关”的改革建议，并且由中央媒体公布准备推行，引发官倒公司带动的全社会大抢购，遂使7、8月份物价涨幅分别比上月加大3个百分点，几呈直线上升趋势（图3—3）。中央政府于9月份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以计划手段实行“双紧”随着物价调控、投资抑制、信贷紧缩、银行利率调整等一系列治理通胀措施的实施，9月份以后物价涨幅趋缓，但仍处于26.7%的恶性通货膨胀状态（图3—3）。全年零售物价指数达到18.5%，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基础产品购进价约上升19%，工业品出厂价总水平也上升15%，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20.7%。就在物价飞涨的1988年，国家银行现金投放达到679.5亿元，而1987年的货币投放不过236.1亿元，而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货币投放才不过16.6亿元。

伴随通货膨胀，应运而生的另外一个具有经典理论意义的特征是“生产停滞”。究其原因，应该说主要在于强硬的紧缩政策造成了“连锁负债”——1988年末政府为整治高通货膨胀而开始的紧缩性调控中，随着存款、贷款利率的相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被称为“三角债”的严重的债务链问题。

形成三角债的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生产部门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的局面；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加剧了相互拖欠的状况；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一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形成三角债的新原因则主要在于“资金极度短缺条件下企业行为扭曲”：占有流动资金最多的商业零售企业突然遭遇政府大幅度提高银行利率、资金成本急速增加的压力，遂凭借垄断地位保护三级批发和零售的商业利润，却对生产企业代销以直接占压生产资金；而商品生产企业依样画瓢占压上游零部件企业生产资金。最终，使得原体制下国有经济各部门之间长期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凸显出来，导致连锁负债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不过，那时候有关部门的经验不足、认识水平有限，官方文件一般认为是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结算纪律松弛和信用观念淡薄加剧了“三角债”。综合来看，此次危机与上次危机虽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根本性的差别在于出现了以大规模增发货币为基础、以年率18.5%的高物价指数为代表的过高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停滞，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发生的危机所没有的特征。

从货币投放结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危机压力下政府以“拨改贷”等方式实行财政与金融分家的改革之后，1986—1989年，由于经济过热、投资消费需求旺盛，尽管M2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19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但MO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得非常集中，主要是在1988年，当年该层次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高达46.72%：而同期Ml和M2层次的货币增长率却明显滞后，仅为13.13%和22.38%（图3—4，图3—5）。这意味着，1988年新增货币的大部分以现金形式存在，实际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的数量则相对较少，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一旦需求过旺必致物价飞涨。是年，总需求增长的结构则可进一步对此加以佐证——1988年投资需求增长16.1%，而消费需求增长26.5%。

198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不仅货币投放的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资金的投放也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态势。1986年尽管政府账面上的赤字规模不足百亿，但以全口径核算的话，即将财政系统自身收不足支的部分（包括国内借款、国外借款和财政账面赤字）都算上，赤字已达到200多亿，相当于财政收入的9.8%。进入1988年，财政全口径赤字已达到300多亿，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4.8%，财政调控能力远远不足。到1989年，全口径财政赤字相对财政自身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5.1%，全部财政支出有1/5没有实际收入与之相对应！

如果人们愿意对中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作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解读，那么，不论从危机周期过程还是从财政赤字的比重看，1988—1989年的危机与改革前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图3—6）

综上所述，此次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二，这又跟当时政府所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1988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

专栏9 1988年价格改革决策过程

进入1988年以后，同时暴露出来的几个方面的尖锐矛盾进一步揭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决定从4月1日起，调整部分粮、油的收购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主要副食品（肉、蛋、莱、糖）暗补改为明补；从5月以后，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价格，国产的一般机型上浮20%—30%：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与此同时，制定价格改革的系统方案也提到了日程上。 5月30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提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通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这次会议还特别强调，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时期。进行价格改革、工资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问题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很大。然而现实情况却与此次会议的政策结论有着极大的差距。

在人们终于有条件摆脱当年深陷于“改革派”和“保守派”意识形态化争论之羁绊，得以实事求是地讨论在那个年代还认识不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下的分析，也就具有“超越左右翼”的创新性了——政府为甩掉价格双轨制的隐形制度成本而推出激进的价格闯关，所引爆的，其实主要是两个被双轨制的内部化机制所掩盖的制度成本：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二者都必然造成高水平通货膨胀（对此，过来人应该有勇气承认，大家当年都不可能有先见之明）。

于是，政府在不得不参照以往紧缩信贷的政策经验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之时，实际上也在市场化进程中促使利益集团分化和矛盾显化，这进一步导致企业连锁负债。

尽管此一时期的政府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通过刺激增长以表现改革合法性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国家金融仍处于各级政府高度垄断控制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减少货币发行量、提高利率之外，还不具备其他调控地方政府经济的金融手段（1994年分税制之后则更不具备对地方政府起有效调控作用的手段）。因此，同上次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一样，此次危机期间中央政府也只能是通过减少财政对国有单位工业企业的投资加以调控。不过，投资的减少直接导致了以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为特征的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