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危机与成本向“三农”的转嫁

产业资本扩张促推政府信用扩张造成的以通货膨胀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理所当然地发生在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并且，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措施，本质上仍旧有向“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特征，且与1979—1980年危机发生时转嫁代价的方式相同。

一方面此次转嫁的对象也是乡镇企业，具体则表现为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这两个方面都使农民在收入和消费连续下降的同时，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开支刚性而转嫁给农民的负担大幅度增加，遂促使乡村的社会矛盾越发突出、群体性事件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最为历史性的后果是：这次城市利益取向的调控，由于很大程度上人为地压抑了处于上升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消费，遂导致内需不足，带来的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愈益显著，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都不得不由此前的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转而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这个变化，也可以作为一个脚注，用以配合解释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何要迫不及待地纳入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向“三农”转嫁危机相对以前而言，消极效果更为明显。

早在1987年11月，时任总理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便要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他认为乡镇企业是“有能力参加国际竞争的，乡镇企业无疑应当再上新台阶，跻身外向型经济的行列”。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领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1988年1月，中共中央就上述意见正式发文。

现在看来，这些文件如果带有具体的配套政策的话，还是能表达积极的政策取向的。

然而，那个时候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多数都还不可能认识到，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

据此看待八十年代产业资本扩张时期城乡对立矛盾，其关键背景仍然是七十年代社队企业问世以来的老问题：以国有资本为主、负债过重的城市企业，试图规避与新兴的、几乎没有社会成本负担的农村企业的竞争，而那时的乡镇企业正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尚未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实际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难。

第一，技术装备落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到1988年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这短短10年时间内，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其中不乏技术先进、设备精良的骨干企业，但就整个乡镇企业而言，设备还是比较陈旧、工艺比较落后的。由于大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初大都通过接受周边城市工业淘汰的机器设备起家，以江苏省的乡镇企业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设备占85%以上。而作为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的无锡市，20世纪70—80年代的设备也仅占28%。技术装备的落后直接影响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而影响到产品的出口。这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稍有技术含量的机械加工行业。如无锡市1988年自行车商品出口的检验表明，每次检验几乎批批都不能顺利过关，1至5月不合格的自行车达3700辆，占出口数量的90%。 第二，资金和外汇短缺。乡镇企业从开始起步直到改制一直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社队工业发展之初主要通过集体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的机制加以解决，后期则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扶持和干预下通过向地方金融部门借贷得以实现。即便如此，乡镇企业仍旧难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特别是伴随1988年底中央针对经济过热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整，问题更加严重，以至于很多企业出现“三角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国内资金来解决设备落后的问题，对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并不现实。尽管中央已经出台“企业出口产品可以进行外汇留存”的相关政策，但对于多数出口企业来说，因出口规模普遍偏小，很难利用留存的外汇向国外购买先进设备。事实上，这还没有考虑此一时期国家也因为外汇短缺而经常发生中央直接扣留地方外汇的现实。 第三，外贸人才缺乏。作为乡村社会土生土长的工业，尽管其跟城市大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绝大部分乡镇企业职工都是来自乡村的农民，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差。从企业职工的文化程度看，以无锡市为例，据统计，1988年该市1.1万家乡镇企业中，有中专学历和正式评定为技术员以上职称的专门人才仅有600多人，只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0.75%。在出口创汇企业中，懂外语又懂业务的人才更是缺乏。乡镇企业职工的这种文化素质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毋庸讳言，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现实问题，乡村工业“两头在外”政策的相关决策者也是非常清楚的。但在出台该政策时，中国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就如同八十年代初期发生的关于社队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争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主要仍旧是因经济危机导致城市工业再次陷入原材料和资金供给的高度紧张的状况。从政策的最终落脚点看，又同样出于城市工业优先的考虑。 于是，已经由社队工业更名的乡镇企业再次遭到中央政府危机应对政策带来的新的“排拒（Exelusive）”。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危机带来的制度成本的直接承受者，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很多企业因此破产倒闭。 总之，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受挫，不仅直接导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显著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从而导致农民收入下降；而且，由于乡镇企业本来具有的“以工补农”的作用也随大批企业的停产歇业而明显减少，导致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福利缩减。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科研团队已发表文章整理。

这一政策客观上产生的另一个既成事实则是，从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在九十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现象。而作为应对措施，国家也开始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从1988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进城兴办服务业和提供各种劳务，要求城市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并要求对因故返乡的农民应准予迁回落户，不得拒绝；允许企业招用国家允许从农村招用的人员；将劳务输出作为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的重点，要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劳动部门有计划地从贫困地区吸收劳动力；允许民间劳务组织和人员进入贫困地区劳务市场。

尽管政府在1988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实施了治理整顿政策，在1989年新一轮经济紧缩时，又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出的限制，但由于1985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已经出台了4年，因而政策调整确实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刀切地清理、清退农村劳动力，而只是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管理，并保留了大部分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措施。

1992年春季，邓小平南方谈话促推了初步复苏的中国经济迅速高涨。

此时，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又进一步放开，其基本点是：承认流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在流动的方式上，反对无序失控的流动。要求多部门携手，采取多方面措施，对无序失控的流动加以引导、调控；在流动的方向上，提倡就地、就近和小城镇间流动。

放松劳动力流动的最重要的配套措施是，到1992年4月1日，国家因农业主产品全国性积压造成财政对库存的补贴压力加大，而决定取消粮票。于是，农民进城只要有钱挣就不担心没饭吃，这也为劳动力自由进城务工直接消除了制度障碍，遂使1993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陡然增加到4000万以上，直接弥补了因乡镇企业停产倒闭而带来的收入降低的问题。

一般人很少意识到，1992年因财政压力而取消票证制度的这一政策，派生了一个更为吊诡的结果，就是中国由此使货币真正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也由此进入了货币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