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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连获大奖

画作连获大奖

灯影惨淡。常书鸿一动不动地坐在窗下的那张硬木靠背椅上。

他的恩师劳朗斯猝然去世了!三天前,他和艺术学院的一群学生在墓地送别了这位杰出的教授。三年前,正是教授的青睐,他得以实现再来巴黎深造之梦,与斯百和临乙重续同窗之缘;正是这三年在教授门下的悉心学习,他才一点点地重新认识了巴黎;正是教授的亲炙,他才得益多多。教授在课堂上对众多学生的教诲也好,茶余饭后对他说的那些关于艺术的言论也好,现在细细回味,都是那样鞭辟入里令人玩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师恩,老师竟因为一场流感撒手人寰!天人永隔真是无从言说的悲哀。

教授夫人握着他的手,泪花晶莹:“你知道吗,常,教授在世时常常对我说,你是他所有学生中最听话、最用功、最有成就的一个!你要继续努力,教授在天之灵也在望着你呵!”

他被震撼了。这话语、这泪光都令他心痛。他要怎样才能不辜负教授的在天之灵呢?

“常,我希望辉煌的是你们。”——这是教授常说的话。

常书鸿掌着灯,心烦意乱地从画室的这头走到那头。

四壁墙上,挂满了他这些年来的作品:《塞纳河畔》《吴夫人像》《神父》《浴后梳妆》《人体习作》《两姐妹》《苏联姑娘》《静物》《巴黎菜市》《巴黎卢佛公园》《鱼》《紫葡萄》《火腿》《同学》《顾维钧大使像》《特弗利夫人像》……

他的目光在《特弗利夫人像》上停住了。在这以后,就应该是《病妇》和《裸妇》。可这两幅画,现在并不存在他的手边。

《病妇》依然以陈芝秀为模特。那回他因画事出门。芝秀受了风寒竟发了高烧,待书鸿闻讯赶到医院时,躺在病床上的她,高烧刚退,头上包着一块雪白的手帕,两颊潮红。

“哎呀,你呀你,你真是个女巫,我一不在你就生这样的毛病吓我!”从医生嘴里,他知道她已经脱离了危险,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便故意逗一逗她。

他终于赶回来到她身边,陈芝秀心里立刻熨帖了。她见他连画夹都还背在身上,便也回报他一个玩笑:“你才是魔怪呢,总不会我生毛病了你也来画我吧?”她有气无力地说着,努力想做出一个微笑,谁知只是龇了一下牙。

“别,别动!你这一说倒提醒我了!你这会儿瘦嶙嶙的样子很美,真的很美,怪不得人说病了的‘西施’是最美的!”书鸿凝神注视着她,真的放下了画夹动起手来。

“讨厌!”她终于笑出声来。尽管那声音还是软软而无力的,却有说不尽的娇媚。

《病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画出了草稿,然后在家里加工完成了。

她注定了要成为他的“对象”,她成为他的“对象”,他就获得极大的成功——《病妇》再次被选送去里昂参加春季沙龙展,获金质奖。

“好,如果我的病容也能使你获得灵感和幸运,那我哪怕病死了也心甘情愿!”

“嘘!”常书鸿举起一根指头按着了她的嘴。他不迷信,但也不想听这不吉利的话。

与此同时,在教授画室里所作的《裸妇》也享殊荣——在次年的春季沙龙,也获金质奖。

1934—1935年,常书鸿在法国获得的金质奖章。1939年,寓居贵阳时住处遭日机轰炸,书画尽毁,奖章从灰烬中找出。

《裸妇》的模特是法国女子洛丽特,她的美貌足使任何看见的人一见而倾心。在常书鸿的笔下,“这位模特的裸体活脱脱是又一位出浴的维纳斯……”这是劳朗斯教授和评委们的赞语。

在获得众多的赞誉后,他终于举办了令人瞩目的个人油画展,展品50余幅。

画展之后,常书鸿当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参加了法国巴黎肖像画协会。

这些殊荣,同时带给了常书鸿又一种幸运——《病妇》和《裸妇》这两幅画,在展出后都被收藏在了里昂博物馆。

画完《裸妇》后,他又为小沙娜画了一幅肖像。这幅肖像,也和那两幅画一样,被收购珍藏在法国国家博物馆。

现在,在事业上,常书鸿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在生活上,更是高枕无忧了。

可不知为什么,他却又渐渐陷入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巴黎和里昂的沙龙展一次又一次,画家们像各路神仙似的在这儿施展拳脚,精彩和不太精彩的作品走马灯一般展露在公众面前,各大画室的咖啡馆里日日聚集着一群又一群的高谈阔论者。常书鸿有时也是热心的听众,有时则对一些装腔作势的过火言论感到厌恶。他常常一回家就开始写文章。他已经成了《艺风》的专栏作者之一,《法国近代装饰艺术运动概况》与《中国新艺术运动过去的错误与今后的展望》发表后,反响强烈,使他备受鼓舞。于是,他又发表了《巴黎中国画展与中国画前途》以及《雷诺阿的胜利》。

这些文章都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缜密之作。上万字的篇幅,纵横捭阖地述说他的观点。

当他兴致勃勃欲罢不能时,吕斯百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吕斯百寄了一张《欧华时报》给他,报上刊登着一篇文章,语气很尖刻,讽刺他们这些在外头吃洋面包的好汉,是又一种邯郸学步者,学的步也是自我标榜的浪漫派加印象派的小碎步,他们于国家于人民于艺术,都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他们的才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群夸夸其谈的踯躅在蒙巴那斯街头的可怜虫为大家端来的一杯不伦不类的“鸡尾茶”罢了。

“当然,这冷水也不是专向你泼的……”斯百在信上写道。

常书鸿愣怔了半晌,拿着报纸反反复复地看。说实在,开始的那么一点刺痛感消失后,他越来越觉得人家“刺”得并非全然无理。

他转身往王临乙家跑。合内见他来了就起身要为他冲一杯红茶,临乙提醒说:“冲绿茶嘛,你忘了书鸿是喝绿茶的。”

“家里的绿茶没了。”合内抱歉地说,她拿出那个见了底的茶罐。

常书鸿却自个儿动手,快手快脚地将罐底的一点绿茶末倒在杯里,又将一小袋红茶包丢了进去,说:“没关系,我就喝这两种混合的……哦,对,我就爱喝‘鸡尾茶’!”

他哈哈大笑。临乙一愣,也笑了:“书鸿,别在意报上的话,有些人是出于无聊和妒忌。”

“临乙,我倒觉得这些话不无道理。真的,我们来这里快十年了,可都做了些什么?”

“你不是也画过《乡愁曲》那样的好作品吗?”

“那,微不足道!那幅画从思想到意境都很苍白,很无力。看了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再看我的《乡愁曲》,真是为它惭愧都来不及呢!临乙,《欧华时报》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尚彼隆的观点……”

“人家是法国人嘛,感受深切,有那样的观点是很自然的。”

“不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觉得尚彼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当今画坛上五花八门的艺术倾向,反映了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几乎崩溃的危殆现象,你说对不对?你知道的,整个欧洲的艺术不是完全操纵在那些画商手里吗?现在,欧洲画坛热闹倒是很热闹,今天是这几个红极一时,明天又是另一些人红得发紫,可真正为人民所关注所接受的艺术呢?在哪里?在哪里?一会儿立方主义,一会儿超现实主义,昨天还在为浪漫派引吭高歌,今天又在大唱印象派的赞美诗!一转眼,又冒出个‘涂鸦主义’,真胡闹!如果‘涂鸦主义’也可以成立,那么,谁提个油漆桶,拿个拖把,谁就是画家了!”

“书鸿,别光激愤,还应该再写东西,将这些丑化、恶化文化的现象加以抨击和揭露。”

“你也写吧,临乙,写文章你比我还强。”

“不行,不行,我这里有她呢!”王临乙悄声说着,睨了合内一眼,“人家可是法兰西艺术的坚决维护者。”

“不不,我这样说决不是要否定我们在这儿学到的一切!”常书鸿为了让合内听得明白,干脆用法语大声嚷起来,“我是说,我一方面既厌恶文学艺术上的那些形式主义的没落和颓废现象,另一方面对我们学院派的一些陈陈相因趑趄不前的绘画理论与实践也非常失望。”

“常,您是不是认为我们学院的老师包括劳朗斯教授的理论也有问题了?”合内插话道。

“不,劳朗斯先生关于艺术来自生活真实的教导没有错,我是认为现在嚷嚷得很厉害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老现实主义的简单改良而已!我很奇怪巴黎这个笼罩着最美丽面纱的大都市,这个世界艺术的奥林匹斯山,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上也很贫乏呢?”

“嘘!”王临乙刚向他示意,合内的脸色就倏地由白变红了,大而蔚蓝的眼睛盯着常书鸿,愤愤地说:“常,幸亏这话是您说的,要不,我还真以为是一个从来没到过巴黎的人在口出狂言!常,要知道,死心塌地热爱法兰西和法兰西艺术的不仅仅是我,连您的夫人都是罗丹和米开朗琪罗的忠实门徒!”

“不,你听我说……”常书鸿着急地说。要想用法语让合内完全明白并接受他的观点是困难的,他无法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这些在他脑海里旋风般的思想。“合内,这我一点都不怀疑。我是说,越是感受到这些艺术的不可替代,我就越想要……”

要什么呢?难道欧洲和法国的艺术家们都没有这样那样的“痛感”吗?要不,怎么解释为了追求真理离开巴黎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埃及、印度去的那些画家呢?巴黎的沙龙里,不也日日传递着他们的这些消息吗?

“如果日后果然成得了凡·高和高更,我宁愿我们今天也吵得天翻地覆!”常书鸿嘟嘟囔囔地说。画坛的人没有不知道凡·高和高更曾经在阿尔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争吵。象征派的创始人之一高更,就因为不满于绘画的种种形式主义的陋习,在将所有的亲戚朋友邀集在一家咖啡店中,慷慨激昂而又戏剧性十足地向大家发表了一篇告别演说后,次日就整理行装到非洲的塔西堤去寻找他的艺术天国去了。而凡·高也是在到了阿尔后才成了一架疯狂的绘画机器。他的《秋天的花园》和那些令人一见血液都要燃烧起来的向日葵,就是在阿尔诞生的。

哦,凡·高的阿尔!高更的塔西堤!那么,他,常书鸿的塔西堤和阿尔又在哪里呢?

他在临乙家呆了许久才起身告辞。几次的话题都让合内大光其火,可是这些争论一点也不影响友谊。临出门,他还没忘了玩笑地大嚷,下回非让合内再给他冲一杯“鸡尾茶”不可!

常书鸿到家一进门,芝秀就递给他一封信。

他一看,原来是他的母校——浙江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李熙谋写来的。李院长不久前曾与教育部参事郭有守一块儿来巴黎考察,看了他的画展。信中说,郭参事回去后一直在教育部夸奖他在巴黎取得的成就,他们力荐他回国从事高等教育,为国出力,至于待遇条件将是最优厚的。教育部王世杰部长听了他的情况介绍也很为之动心,授意李院长来信询问他的意向。信的末尾还说,国内正需用人,希望他不要错失机会云云……

“这个李院长也是的,上次在这里时你不是明确对他表示过不回去了吗?”陈芝秀说,“怎么又来信提这件事呢?”

“作为院长,他有这个职责呀!我出来时是带职自费的,这个‘职’现在还在嘛!”

“那么,难道你心动了?真想回去了?”陈芝秀惊觉地问。

常书鸿摇摇头。“不,不到时候嘛,现在我回去能做什么?”他矜持而自语般地说,是在劝慰芝秀也是在鼓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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