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诫”这个想法有着深厚的吸引力。它结合了铭刻在我们人类本性中的两种冲动：写出包含十项的列表，还有告诫别人应该怎么做。
最著名的这样一个列表可以在希伯来圣经中找到。这是为以色列人民所编纂的指示，由上帝亲手传给当时在西奈山上的摩西。这些诫命可以在两个地方看到，《出埃及记》一次，《申命记》一次。在这两个地方的列表都没有编号，而两次出现的措辞略有不同。结果就是人们对于“十诫”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犹太人、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不同的新教派别引用的列表都稍有不同，比如说路德会的列表就不包括关于偶像崇拜的传统禁令，但将关于觊觎邻居房屋的禁令独立为一条诫命，而不是将它和对邻居妻子和仆人的觊觎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诫命有十条。
传统主流宗教以外的思想流派也借用了十诫的想法，提出了它们各自的列表，这也是难免的。我们有无神论十诫、世俗主义十诫，如此等等。“社会主义周日学校”（Socialist Sunday Schools）是一个起源于英国的组织，目的是提供代替基督教主日学校的另一个选择。他们也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诫命的列表。（“要记住地球上所有的好事物都是通过劳动制造的。不劳作却享受这些事物的人，无论是谁，都相当于盗窃工人的面包。”）
合格的诗性自然主义者能克服这种到处宣传诫命的诱惑。俗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如何好好过活的问题上，诗性自然主义不能授我们以鱼，连教我们怎么钓鱼也做不到。诗性自然主义做的更像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有种东西叫“鱼”，如果我们希望的话，也许还能去调查一下各种不同的抓鱼的方法。我们想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及如果抓到鱼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些都取决于我们。
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个合理的想法，放下“诫命”的概念，转而提出十条思考：它列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当我们塑造并体验自己衡量和关怀人生的方法时，记住这些事情可能会大有裨益。通过仔细聆听宇宙，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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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并非永恒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在他的小说《10½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½Chapters）想象了天堂的一种可能的模样。一位生前属于劳工阶级的英国人，他死后在一个新环境中醒转过来，那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妙。他想要什么都能得到，这里有一个暗藏的陷阱，那就是他必须能想象出这个东西才提得出要求。他这样的人提出的要求可以想象到，他与数不清的性感尤物缠绵过，一顿又一顿吃着精美的大餐，见过各种名人和政治家，连打高尔夫球都提升到了这样的水平：一杆进洞的次数比不进的还多。
最终他也开始烦躁厌倦。在问过天堂的一位工作人员之后，他发现有这样的选项，可以停止这种生活直接死去。他问的是，天堂的人是不是真的会选择死亡？
“每个人都这么选了，”工作人员回答，“就是迟早的事。”
人类一直在想象肉体死亡之后仍能继续生活的方法。在仔细检查过之后，没有一个方法真正成立。这些叙事不能解释的一点就是，不断的改变，包括死亡，从来不是什么可以选择避开的处境，它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你不会真的想永远生活下去。永恒比你想象的更长久。
生命会终结，而这正是它特殊之处的一部分。所谓存在，就在这里，就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能看见能碰到能影响的东西。我们的生命不是计划中的彩排，我们也不是在一边测试一边期盼着真正表演的开始。只有这场表演，这就是我们唯一一场演出，它取决于我们。
2.渴望是生命的组成部分
尝试想象自己努力达到完美的静止状态。闭上眼睛，减慢你身体的节律，让心情平静下来。某些人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但没有任何人能达到真正的静止。你肯定在呼吸，你的心也还在跳，上亿ATP分子在你体内合成，然后用于驱动你体内那些看不到的运作过程。坟墓之外不存在完全静止。（即使在坟墓之内也是如此，但这算是稍微卖弄了一下文笔。）
不妨和电脑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建造一台拥有巨大处理能力的机器，把它打开，看看它会自己做些什么：结果就是什么都不做。它就这样待在那里。我们可以给它编程，向它提交任务，然后让它去做点什么。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台机器不会因为拥有进行计算的能力就拥有了自己的意愿。你可以忽略它，它也不会不耐烦；损坏它，它也不会自卫；蔑视它，它也不会恼火。
生命的特征就是运动和改变，这些特征在人类中以各种渴望的形式体现。我们的演化起源让我们拥有了想要做的事情，从吃顿好饭到帮助他人，还有创造动人的艺术作品。正是这些渴望塑造了我们，让我们关心自身关心他人。但我们不是这些渴望的奴隶；我们能反思有自觉，还能决定我们到底应该关心什么。如果我们选择去做的话，我们也能够将我们的关怀放在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件事上。
3.人们关心之事最重要
宇宙是个令人生畏的地方。跟它最小的部件相比，我们相当庞大，在人体中大概有1028个原子。但跟它的总大小相比，我们渺小得可笑，要有超过1026个人手拉手，延伸的距离才能跨越可观测宇宙。在人类这个种族彻底消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宇宙还会在那里，根据背后的自然法则静静向前驶去。
宇宙不关心我们，但我们关心宇宙。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如此特别，而跟非物质的灵魂或者宏大宇宙规划中的特殊目的没有关系。数十亿年的演化创造了能够思考世界的造物，他们能在心中构筑世界的图景，并对它进行彻底的验证。
我们对世界感兴趣，无论是它的物质表现还是我们的人类同胞以及其他生物。这种包含在我们心中的关怀，就是在任何宇宙意义上“意义”的唯一来源。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自问某件事是否有意义，答案必须来自这件事对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有没有意义。我们看着这个世界，给它附加上价值，这是一项成就，我们应当为之自豪。
4.我们总能进步
理解通过犯错的过程不断进步。我们对世界做出猜测，将这些猜测与我们的观察进行比较测试，多数会发现我们错了，然后尝试改进我们的假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的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认识并珍视自己很容易犯错误这一点，无论尝试什么事情都努力去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就能把犯错误变成一种美德。数学证明在逻辑上是完美的，但科学发现通常是一长串试错的结论。在有关价值观、关怀、爱和善的问题上，完美更是异想天开，因为连能够用于判断我们是否成功的客观标准都没有。
虽然如此，我们仍在进步，无论是对世界的理解还是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还说我们取得了道德上的进步，这似乎很奇怪，但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的确发现了这一点。进步并非来自想象中所谓道德科学的发现，而是来自对自身更诚实更严谨的考量——我们揭露了自身会尝试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并且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而我们也承认这些行为一开始就值得被批评。要做个好人很难，但通过不断审察我们的偏见，并且对新想法虚怀若谷，我们行善的能力也会进步。
5.聆听总有回报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总会犯错，那么合理的做法就是向别的人类同胞敞开心扉，聆听他们想说的话。我们都有自己的偏见，所以得到来自外界视角的意见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目的和道德并非早已存在只待我们发现，在构筑意义的过程中，我们也许能从同胞那里学到什么东西。
这也包括古老的智慧。数千年来，人们曾面对如何做个好人这个问题苦苦挣扎。在绝大部分的历史中，主要是宗教或者灵性传统在做这项工作。仅仅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更新更准确的本体论，也没有理由抛弃与过去的伟大思想家有联系的一切东西。当然也没有理由遵守那些早已脱离本意的伦理戒律。我们的灵感可以来自古老的教诲，更不用说那些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了，但不要被它们束缚。
意识给了我们自身的内在模型，它也让我们能对其他人建立模型，开启了同情的大门，最终能到达大爱。不仅单单聆听别人，而且想象自己是他们，考虑他们关心的事情，这有力推动了道德上的进步。一旦我们看到意义来自人们心中，对他人的理解就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6.没有什么自然的生活方式
演化鬼斧神工，发明的许多机制连人类设计师也难以望其项背。但它不存在设计者，这也有它的缺陷。不存在简单而不可分的人格，大脑中也没有什么小人在根据无可通融的规则操纵着我们。我们就是一堆吵吵闹闹互相竞争的冲动组成的最终产物，其他人也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忍不住觉得“根据自然行事”很不错。这是倒果为因：我们只能根据自然行事，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自然并不会引导我们或者给我们设下规则，甚至不会向我们展示良好行为的范本。自然基本上充满混乱。我们能从中得到启示，偶尔也会令我们震惊，但自然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动物亲戚中寻找人类关怀和道德本性的线索，得到的结果有好有坏。黑猩猩的社会群体由雄性主导，而倭黑猩猩则是雌性主导。大象会哀悼死去的同伴，而我们知道诸如老鼠和蚂蚁的许多物种会去拯救处于困境中的朋友。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和莉萨·沙尔（Lisa Share）研究了肯尼亚的一群狒狒，它们在附近一间旅客寄宿处的垃圾堆中觅食。这个家族由高等级的雄性主导，雌性和低等级的雄性经常挨饿。然后有一天，这个家族吃了来自垃圾堆受到污染的肉，这导致了绝大多数占支配地位雄性的死亡。后来，这群狒狒的“性格”就完全变了：个体的攻击性下降了，更可能互相梳理毛发，也更倾向平等。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这些行为一直持续着，时间超过十年。
这里的教训不是我们应该向狒狒学习（尽管如果它们也能改善生活方式，可能我们也有希望），而是我们并不是什么简单统一固定不变的生物。我们有偏好也有渴望，部分出自我们天生的性情，但我们也有改变的机会，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社会。
7.我们需要参差多态
如果我们的生活需要有意义和目的，我们就要去创造它们。同时人各有差异，所以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一种应该称颂的特点，而不是需要根除的麻烦。
在寻求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产出绝大部分的文字的人都乐于对这种事情进行深入而仔细的思考，也乐于写下他们思考的事情。结果就是我们看到被赞扬的是其中某些美德：想象力、多样性、激情、还有艺术表达。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美德。但令人满意的生活，它的另一种刻画也可以是可靠、服从、名誉和知足。有些人会在全身心投入帮助别人中找到满足感；其他人则会专注于他们自己每天的生活。对于一个人来说正确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
对于那些喜欢告诉别人什么生活方式才正确的人来说，诗性自然主义并不能带来什么安慰。它允许目的和意义上的多元性，允许一个由各种美德和美满人生组成的丰富生态系统的存在。
我们面对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生活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客观而言最优秀的人生在等着人们通过理性或者启示来发现。我们拥有以各种方式塑造我们生活的机会，这些方式可算真实而美好。
8.宇宙就在掌中
我们是一堆堆原子和其他粒子，它们互相碰撞，通过自然的力相互作用。我们也是一堆堆生物细胞，不停来回传递电信号和化学信号，同时还代谢来自环境的自由能。同时我们也是能思考能感知会关心各种事情的生物，能够考量自身的行动，决定应该做出什么行为。
正是这最后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跟宇宙的其他部分一样，都由相同的原材料构成，但这些材料组成我们的方式正好能让我们用另一种恰当的方式谈论我们自身。我们拥有衡量不同选项并且作出选择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神秘或者超自然的能力，能让我们拥有蔑视物理法则的权利；这只是谈论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方式，它捕捉到了我们称为“人类”的复杂系统的某些能力。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思考的能力让我们能对周围的世界施加莫大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避免宇宙的热寂，但我们能改变身体，改造行星，终有一天也许能在银河中遍洒生命。做出明智的抉择，将世界塑造成更好的地方，这取决于我们。
9.我们能超越幸福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对幸福的探求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中心位置。无论是书籍、电视节目还是网站，都在不断提供指引，告诉我们如何最终达到并且维持这种难以捕捉却被众人寻求的生存状态。只要我们幸福，一切都没问题。
想象有一种药物，它能使你拥有完全的幸福，但会使你对于单纯生存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再感兴趣。对于外界来说，你会过着完全乏味的单调人生——但你的内心将会充满无上的幸福，度过各种想象中的冒险之旅，还有总能成功的浪漫奇遇。你会吃这种药吗？
想想苏格拉底、耶稣、甘地和曼德拉。或者想想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弗吉尼亚·伍尔夫[24]。当你要描述这些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词语是不是“幸福”？他们可能很幸福——而且肯定曾经在某些时刻很幸福——但这并不是刻画他们的特点。
我们强调幸福时犯下的错误，就是忘记了生命是一个过程，是由活动和运动所定义的，却反而去寻找一种完美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不可能存在，因为改变就是生命的本质。那些研究生命意义的学者会区分所谓的共时意义（synchronic meaning）和历时意义（diachronic meaning）。共时意义依赖于你在时间的某一个瞬间中所处的状态，比如你快乐是因为你沐浴在阳光下。历时意义则依赖于你踏上的旅程，比如你快乐是因为你正在通往大学学位的路上取得进步。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从学到的有关本体论的知识中汲取灵感的话，得到的提示可能是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历时意义而不是共时意义。生命的本质是改变，而我们的目标可以是让改变成为对生命意义寻求的一部分。
在最后的最后，或者说在生命的尽头，你是否在绝大部分时间中感到快乐，这其实并不重要。你难道不想宁可拥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可以诉说？
10.现实指引我们
在1988年，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和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发明了“正向错觉”这个术语，用于描述人们拥有的那些不正确但能让自己快乐的信念。一般人认为他们优于平均水平；对于未来的事件，我们的想法通常会比过去经验实际指引的要乐观得多。这是我们对于认知偏差的标准补充之一。
这个效应是真实的：毫无疑问，某些错觉会让我们更快乐。我们甚至能够想出各种演化心理学的解释去说明为什么一点点对自我过高的评价可能对生存有利。我们可以想象设计一个项目，通过有针对性的虚假陈述去让人们心情更好。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拥有这样的错觉可能会让我们更快乐，但很少有人会心知肚明地刻意寻求这样的虚假信念。我们认为自己超过了平均水平，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说“我要觉得自己比实际上更好，因为这会让我心情更好”，而是因为我们真的这样认为。
我们的结论是，对各种事物的正确理解——诚实面对自身和他人，直面世界并实际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不少的努力。当我们希望某件事正确的时候，当有一个信念让我们快乐时——我们就是应该在这种时候去质疑。错觉可能令人愉悦，但真理的回报则丰厚得多。
我们渴望到达比幸福更高的地方。我们已经学到了许多有关宇宙的范畴以及运作的知识，还有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在生命中寻找意义和目的。这正是因为我们终究不愿意将令人舒心的幻觉当成最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