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危机

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危机 一

大萧条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是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它于1928年胜选后上台，是共和国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之一。大联合政府是一次罕见的尝试，它力图折中社会民主党与不包括民族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促成它们联合的主要是在民族党和极右翼的激烈反对下确保杨格计划获得通过这个共同目标。杨格计划于1929年底被批准后，这些政党之间的纽带基本上也就不复存在。1929年10月大萧条开始之后，关于如何解决急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大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无法达成共识。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10月去世，失去了这位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之后，人民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拒绝削减失业救济金而与之决裂，大联合政府被迫于1930年3月27日解散。[35]

大联合政府的解散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当时极少有人意识到这点。此后的各届政府执政时再也没得到过国会多数的支持。其实，那些在兴登堡跟前说得上话的人把大联合政府的倒台看作通过行使总统专制权来建立独裁政权的一个契机。在这方面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军方，其代表人物是威廉·格勒纳将军，他于1928年1月受命接替民主党政客奥托·格斯勒出任国防部长，这标志着军方已完全从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权力得到了加强——军方首脑有权不经内阁而直接向总统汇报。尽管《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军的员额和装备，但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德国最强大、最守纪律、装备最充足的武装力量。当包括政党和立法机构在内的各种平民组织和文职机构纷纷解体时，军队依然团结一致。自卡普暴动失败以来，军队在1920年代的多数时候一直保持低调，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法扩充装备和人员，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危机中，它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格勒纳的政治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将国家从议会制联合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整军备，重建德国的大国地位。德国越是陷入政治混乱和极端主义暴力局面，军队的地位就会变得越重要。格勒纳在1930年秋就已经这样告诉军官们了：“在德国的政治进程中，一砖一瓦也已无法挪动，除非起决定性作用的军方发话。”[36]

军方倾力影响政治进程，最初是为了防止军费被削减，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就在政府各机构的预算均遭大幅削减时，军费丝毫未受影响。但军方依然普遍漠视纳粹党。在普鲁士君主制时代接受了严格传统教育的资深军官们普遍排斥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的民粹主义宣传。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公开支持纳粹党，比如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校。[37]而且，青年军官非常容易受纳粹宣传的影响。早在1929年，许多初级军官就已经与纳粹党人讨论问题、辩论“民族革命”的前途了。格勒纳和施莱谢尔领导下的军方高层极力打压这类趋势。他们展开反宣传活动，并下令逮捕领头参与讨论的三位军官，于1930年以谋划严重叛国行为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激怒了其他青年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无意与纳粹党合作的军官。其中一人写道：军队领导层屈从于“十一月党人”，被他们送上审判席的那些人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对祖国无私的爱”。他接着写道，百分之九十的军官都是这样认为的。[38]

希特勒利用庭审的机会在证人席做了一场被广泛传播的演讲，传召他到庭作证的是其中一位被告的辩护人、纳粹党律师汉斯·弗兰克。希特勒宣称：纳粹党无意犯严重叛国罪，也无意从内部策反军队；纳粹党旨在通过合法手段上台执政，而且他已将那些主张发动革命的人开除出党，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纳粹党将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并组建一个合法的政府。在旁听席的一片喝彩声中，他说，到那时，真正的叛国者，即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将被送上审判席接受惩罚；但是直到那时，纳粹党依然会遵守法律。法庭让希特勒对其证词的真实性起誓。据报道戈培尔说：“现在我们绝对合法了。”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当时刚刚受命负责希特勒与外国媒体的关系，他设法使此次演讲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报道。希特勒在三篇文章中概述了纳粹党的目标和方法，汉夫施丹格尔把精心删改过的文本卖给了美国传媒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每篇售价1000帝国马克。这笔钱使希特勒此后每次在首都逗留的时候，都能够把柏林市中心的凯瑟霍夫酒店（Kaiserhof Hotel）作为他的总部。在国内，希特勒的保证驱散了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对于纳粹党意图的恐惧。[39]

法庭没有被希特勒打动，申斥他滥用证人的身份，并判处那几位青年军官18个月徒刑，革除其中二人的军籍。[40]法官的保守立场基本上注定了法庭站到军方一边，然而判决并未遏制住青年军官继续与纳粹党暗送秋波。施莱谢尔试图反驳纳粹党的观点、抑制青年军官的激进思想、在军队中恢复政治纪律，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他公开对军官团承认自己认同纳粹纲领中的“民族部分”，尤其认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反叛国、反淫秽书刊等怒潮。在这方面，”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具有极其鼓舞人心的功效。”[41]认同纳粹党意味着与之合作，但军方高层过于傲慢自负，以至于他们依然认为可以任意驱策纳粹党，使之成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附庸，就像他们在1920年代初驱策其他准军事团体那样。时间将会证明这个策略真是大错特错。

兴登堡主要根据施莱谢尔等高级军官的建议来任命接替米勒的总理人选，军队新取得的显要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成立一个基于代议制的民主政府，而是要安置一个“专家内阁”，旨在通过由兴登堡行使紧急状态下的专制权而绕开国会。当然，专制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许多法案，尤其是预算案，仍须由国会批准。为了让新上任的政府看起来不像独裁政权，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延揽著名的国会政客进入新内阁，包括前总理、代表中央党的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代表民主党（1930年7月更名为国家党）的赫尔曼·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代表民族党的马丁·席勒（Martin Schiele），代表人民党的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Julius Curtius）和代表经济党这个小型政党的维克托·布雷特（Viktor Bredt）。但是不包括社会民主党，兴登堡及其幕僚不愿意把专制权委托给该党。缺了社会民主党，新政府不再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成，然而这似乎已不重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政府总理的任命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总统提名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德国总理，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布吕宁生于1885年，是国会中的中央党议员领袖，其所代表的政党曾经是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度的中坚力量。然而到他被任命时，中央党已在新党魁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的影响下转向较为专制的立场，关注的范围更加局限于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而且，布吕宁本人充其量只是魏玛民主制度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曾当过军官，对十一月革命感到震惊，终生是君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布吕宁确实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当上总理后，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君主制度。但他这样写，也许是在回顾往事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所做的连贯性描述，其实与许多政客一样，主导着其政治生涯的尽是些短期的当务之急。[42]尽管布吕宁在内心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但并没有制定恢复君主制的具体计划，更别提让皇帝复位了。然而无论如何，他在本质上是专制的。[43]布吕宁打算修改宪法，办法是削减国会的权力，由自己身兼德国总理和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两职，从而解除社会民主党对德国最大州的控制权。由于没有得到兴登堡的充分支持，布吕宁无法把这个设想付诸实施，但它仍在议事日程上，随时可供取得兴登堡支持的人使用。布吕宁还开始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44]例如，他在1931年3月严令限制新闻自由，尤其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到7月中旬，据自由派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估算，全国每个月被禁的报纸多达上百版。到1932年，共产党的《红旗报》（The Red Flag）不到三天就会被禁一次。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新闻自由就已受到了严重损害。[45]

所以，纳粹党当政期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遗余力的破坏，其实在布吕宁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有人认为，布吕宁在经济危机期间饱受诟病的经济政策，其设计初衷实际上部分是为了削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是魏玛民主制度得以维持的两支主要力量。[46]诚然，布吕宁不是独裁者，他的就任也并不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的终结。布吕宁在中央党内能够升到高位，必然精通政治算计和政治手腕、善于建立政治同盟。他是一位极有声望的金融和税务专家，在这些技术性相当强的领域里游刃有余，这两个领域在1930年显然需要掌舵人。但在1930年之后，布吕宁可操作的空间很快变得越来越小，主要是由于他灾难性的政治误判。就连其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从不认为他是个有魅力、鼓舞人心的领袖。布吕宁表情严肃、颇有城府、难以捉摸，总是不经充分磋商就做决断，加上缺乏口才，因此无法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选民们越来越惊骇地看到，经济混乱和政治暴力正在把国家拖入一场危机，其严重程度甚至远超1923年那次。[47]

二

布吕宁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急剧恶化的经济状况，为此他选择了激进的紧缩措施。首先是削减政府开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减少，而靠贷款来支付政府债务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其次，虽然1923年大通胀之后，德国的货币通过与黄金价格挂钩而一直保持稳定，但这绝不表示它稳定在了恰当水平。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储备金外流，货币被过高估值，而币值已达到的水平被认为是神圣不容更改的，因此唯一的对策是在国内降低物价和工资、提高利率。[48]最后，尽管1930年夏的杨格计划对赔款进行了重新安排，并实际上大幅降低了数额，但战争赔款依然是笼罩在德国经济领域的阴云。布吕宁希望通过减少需求来降低德国国内的物价，从而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此政策当然受到了出口制造商的欢迎，他们是布吕宁的铁杆支持者。[49]在全球市场需求已跌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之时，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

首先削减的是政府开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高潮是1931年6月5日和10月6日颁布的紧急总统令，要求以各种方式削减失业救济，限定领取的期限，对越来越多例申请者展开经济状况调查。长期失业者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从领取失业保险，变成领取政府资助的危机补助，然后转为领取地方政府的福利救济，最后什么救济都领不到。到1932年底，只有61.8万人可以领取失业保险，123万人领取危机补助，250万人领取福利救济，100多万人因失业救济期限已满（此时各种救济均设置了领取期限）而失去稳定的收入。[50]无论布吕宁的目标多么远大，民众的日益贫困依然使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民众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当然谈不上花费足以刺激工业和服务业走向复苏的钱。此外，由于人们对通胀极度恐惧，因此即使不存在要求帝国马克保值的国际协议（比如杨格计划），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捷径）也有可能在政治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布吕宁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货币贬值，因为他想让国际社会看到，战争赔款正在德国造成真切的不幸与痛苦。[51]

然而在1931年夏，形势变了。随着资本外逃达到新高，经济受到新一轮危机的冲击，导致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Darmstadt and National Bank，简称Danat Bank）于7月13日倒闭，产生引发更大范围信贷崩溃的危险。[52]用国外贷款帮助德国政府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显然已荡然无存：据估算，填补德国预算赤字所需的资金量，比美国的全部黄金储备还要多。金本位制的严格要求使国际金融合作无法有效开展。布吕宁及其幕僚别无选择，只能取消帝国马克的可兑换属性。政府原先一直不愿意走这一步，因为担心引起通货膨胀。于是，帝国马克自此不再能够兑换外币。[53]

因此金本位制对德国而言已毫无意义，这让政府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缓解政府的经济困境，使政府能够着手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经济。[54]然而不幸的是，布吕宁不肯走出这一步，因为他担心印出来的钱如果不与金价挂钩，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德国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所有长期影响中，这种担忧可能是最具灾难性的。不过，布吕宁在有其他可行方案可用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并非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关键的原因是，他还希望利用持续的高失业率来彻底瓦解魏玛福利制度，削弱劳工的影响力，使之无力反对他当时正在酝酿的计划——朝着独裁、复辟的方向修改宪法。[55]

银行业的危机把另一张布吕宁不愿意用的牌交到了他手中。鉴于1931年春季和夏初外国资本从德国经济体外逃，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债宣言》（Hoover Moratorium）宣布暂停战争赔款的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这解除了德国政府的另一个政治限制，使之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在此之前，政府采取的几乎每一个经济政策，比如增税或者用其他方式增加政府收入，都面临被极右翼指责为用于支付令人痛恨的战争赔款的风险。此时，这个风险被解除了。但对布吕宁来说，这还不够。他认为危机结束后，《延债宣言》可能被撤销，战争赔款可能被要求继续支付。[56]因此，尽管出路已摆在那里，而且已经有人公开主张由政府出资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需求，但布吕宁仍未采取任何措施。[57]

布吕宁的通货紧缩立场无法撼动。1931年的形势使大萧条比原先更加严重，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布吕宁亲口告诉民众，他预计大萧条将持续到1935年。不光是失业者和赤贫者，这个前景也令许多人深感震惊，简直不敢去想。[58]不久，布吕宁就得了个“饥饿总理”的绰号，因为他在12月8日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要求将工资降到1927年的水平，同时命令降低各种商品的价格。[59]讽刺作家把他比作1920年代初的杀人狂弗里茨·哈尔曼。哈尔曼杀人之后碎尸的习惯曾被编成儿歌，时不时被拿来吓唬小孩儿，如今在德国仍然有人会唱：

待会儿请睁大眼睛

看布吕宁到你跟前

带着九号紧急法令

看不把你打成肉饼。[60]

第九号紧急法令从未出现；然而，仅颁布了4个法令，布吕宁就已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不受欢迎的总理。[61]

三

像许多传统的保守派一样，布吕宁想要抑制或削弱极右翼狂热的激进思想，并且时常表现出试图这样做的勇气。然而与他们一样，他也低估了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布吕宁恪守他所认定的普鲁士美德，即虔诚、客观、超越党派偏见以及无私为国，这主要源于1870年代俾斯麦抨击天主教徒不忠于国家之后，中央党所奉行的爱国传统。基于这种人生态度，布吕宁长久地不信任党派政治，本能地相信总统兴登堡等普鲁士政治偶像的政治可靠性，他的信任最终被证实完全是所托非人。[62]而且，这并非布吕宁唯一的致命失误。上任伊始，他就威胁说要动用宪法第25条赋予兴登堡的权力要求重新进行国会选举，以此逼迫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就范。当社会民主党与民族党和共产党联手拒绝批准一项苛刻的财政紧缩预算时，布吕宁毫不犹豫地将威胁付诸行动，宣布解散国会。纳粹党在地方和地区选举中曾赢得大量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无视这个明显的事实，以为选民还会继续走老路，一心期待选举的结果是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的政纲。布吕宁及其左翼政治对手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纳粹党的极端论调以及在街头的恐吓手段依然重视不起来，仅仅将其视为纳粹党必然沦于政治边缘的证明。他们认为纳粹党不遵守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因此无望取得成功。[63]

选战呈白热化，人们异常兴奋。戈培尔和纳粹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各大城市一场接一场举行的、听众多达2万人的演说中，希特勒怒斥魏玛共和国的不公正、致命的内部分裂、层出不穷的派系内讧和党派利益之争、经济凋敝、制造国耻。他疾呼，为了改变这一切，就要战胜民主制度，回归个人独裁，彻底清洗掉1918年的革命者、1923年的奸商、支持杨格计划的卖国贼，以及公务员中的社会民主党食禄虫（“革命寄生虫”）。希特勒及其政党用语义含糊但铿锵有力的措辞，向民众承诺了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德国、一场超越社会界限和社会矛盾的运动、一个全体德意志人携手合作的种族社会、一个能够重建德国的经济实力和恢复德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新帝国。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许多人，他们眷恋着俾斯麦所缔造的帝国，梦想有一位新领袖能够恢复德国已然失落的荣耀。这番话全面总结了许多人所认为的共和国的失误，为人们表达对共和国的绝望提供了机会：投票给一个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的政党。

在这个整体层面之下，纳粹党的宣传机器技巧娴熟地将目标对准了德国选民中的特定群体，培训竞选班子如何针对不同的听众做不同的演讲，在集会之前广而告之，根据场合安排演讲题目、挑选合适的演讲者。有时，为纳粹党主要演讲人站台的，还有当地的纳粹党外人士和来自保守派背景的知名人士。纳粹党精密的分支机构深谙德国社会在大萧条期间已逐渐分化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于是针对特定的选民群体设计了专门的演讲词。反犹标语只用于对此感兴趣的人群；如果打动不了对方，就弃用。纳粹党人根据收到的反馈调整宣传策略，他们密切注意听众的反应，印制了各种各样的海报和小册子用以争取各类选民。他们放映电影、举行集会、唱歌、用铜管乐队演奏、示威和游行。选战由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约瑟夫·戈培尔策划。他设在慕尼黑的宣传总部源源不断地向地方党支部和区党部发出指令，经常为选战提供新鲜的口号和材料。与共产党相比，纳粹党使命感的强烈程度犹有过之，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随着选战达到高潮，纳粹党持久而狂热的行动力以及宣传的密集程度，都超出了其他所有政党。[64]

1930年9月国会选举的结果几乎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产生的地震波从诸多方面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造成了决定性打击。作为布吕宁政府背后的选战主力，中央党对于选票从370万增加到410万确实还算满意，由此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62席增加到了68席。布吕宁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失去10席，从153席降至143席，但仍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就此而言，选举对布吕宁的助益微乎其微。布吕宁原先可能希望以中间派和右翼政党为基础组建他的政府，但它们在竞选中惨败，民族党从73席降至41席，人民党从45席降至31席，经济党（新组建的中产阶级特殊利益团体）从31席降至23席，国家党从25席降至20席。也就是说，布吕宁首任内阁中的政党总共失去53席，从236席降至183席。况且这些政党也不是一致支持总理的：人民党对于是否支持他产生了严重分歧；民族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强烈批评布吕宁政府，逼迫那些立场温和、仍想给政府一个机会的议员退党。1930年9月之后，民族党中基本上已无人反对胡根贝格的政策——谋求与纳粹党合作，颠覆共和国，由立场更趋右翼的人物取代布吕宁出任总理。[65]

这表明，在1930年选举中实力大增的，是那些有望持续不断地反对布吕宁政府及其全部政策，并相信这样做可以加速共和国之灭亡的政治力量。共产党由于在失业者中间的支持率上升，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但最令人震惊的是纳粹党得票数的飙升。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仅有80万人支持纳粹党，因此该党在国家的立法机构中仅得到12席。而在1930年9月，该党获得的选票增加到640万张，所得议席达107席。约瑟夫·戈培尔在193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了不起……不可思议的进步……我真没想到。”[66]支持纳粹党的报纸把选举结果说成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宣告德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只有共产党不屑地说这是昙花一现（“接下来它只会走向衰亡”）。[67]

但纳粹党的得势反映了许多选民群体内心深深的忧虑。在北方的一些乡村选区，纳粹党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在威悉—埃姆斯（Weser-Ems）选区的维弗尔施泰德（Wiefelstede）得票率为68%，在杜塞尔多夫西选区的布吕嫩（Brünen）为57%，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选区的石勒苏益格为62%。[68]在某种程度上，布吕宁本该预见到这个结果，因为在国会选举和全国各地的市议会选举中，纳粹党从1928年以来一直大有收获。因此，布吕宁在1930年选举中得偿所愿的可能性，甚至在选战开始之前就已微乎其微。不过，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还是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实际上，纳粹党在许多地方的胜绩远远超出了其宣传的影响力，该党在北部新教地区的偏远乡村获得25%至28%的选票，而纳粹党的组织基本上尚未渗透到这些地区。[69]

如何解释这种出人意料的胜利呢？纳粹党被视为——尤其是被各种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中下阶级的代表，但在这次竞选中，它显然突破了这个特定选民群体的界限，不仅成功赢得白领工人、店主、小企业主、农场主等诸如此类群体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许多社会阶层较高的选民，包括专业人士、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70]1930年代初，越来越多原先不投票的人开始踊跃投票，导致政治气氛过热且日益升温，从中获益的主要是纳粹党。在1930年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大约有四分之一从未投过票。在初次投票的人当中，许多是年轻选民，在1914年之前几年的生育高峰出生，但这些选民似乎并没有比例失衡地投票给纳粹党。实际上，纳粹党对老一代人有着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这代人显然认为民族党的活力已不足以摧毁可恶的共和国。1928年民族党支持者中的大约三分之一，民主党和人民党支持者中的四分之一，甚至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十分之一，都在1930年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71]

纳粹党在妇女中间特别有号召力。由于大量男性在一战中阵亡，加之女性寿命比男性长，因此在1930年，女性选民远远多于男性选民，进而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妇女原先无意参加投票的倾向骤然减弱。例如，在科隆市，女性参加投票的比例从1924年的平均53%猛增至1930年的69%；在东普鲁士的行政区拉格尼茨（Ragnitz），从62%增至73%。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样避开纳粹党这类激进政党，尽管她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支持中央党。时人以及后来的一些史家对于女性投票给纳粹党的原因做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由于女性在情感上非常容易受纳粹宣传的感染，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女性对共和国未能实现男女平等感到幻灭。实际上，并无迹象表明女性投票给纳粹党的原因有别于男性，只是许多女性此时出来投票了，并且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72]

无论选民是男还是女、是青年还是老人，纳粹党在位于易北河（Elbe）东部的德国北部新教教区特别有号召力，在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教区则影响力甚微。它对乡村的选民具有吸引力，但程度不同于对城市工业地区的选民。在位于德国北部偏远乡村、信奉新教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奥尔登堡的某些地方，纳粹党赢得了50%以上的选票。然而与当代的一个流行观点相反，纳粹党总体上在小城镇不如在大城市有影响力。在宗教忠诚的作用下，新教选民支持纳粹党的可能性是天主教选民的两倍，宗教忠诚的作用在乡村地区重要得多，也许是因为神职人员在乡村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在城市，无论其规模大小，世俗化均取得了较大进展。1930年，确实有些天主教徒投票给了纳粹党，但绝大多数依然忠实于中央党，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圈子，隔绝极右翼的影响——极右翼当时公然以敌视民主制度、犹太人和现代世界的立场拉拢选民。[73]

如我们所知，在1930年的选举中，面对纳粹党的挑战，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样，得票率略有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党完全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任何选票。德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近半数选民是靠工薪生活的体力劳动者及其配偶，而在魏玛时期的历次选举中，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加起来通常仅能获得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也就是说大量的工人及其配偶在历次选举中肯定把选票投给了其他政党。这个人数众多、成分多元的社会群体包括了许多天主教工人、小企业（通常是家长式管理的企业）的工人、国有企业（铁路、邮政等）的体力劳动者，以及没有加入工会的雇员（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女工）。事实证明，新教地区的乡村劳工与比例相对较小的体力工人特别容易被纳粹党打动，而在大庄园工作的工人往往继续支持社会民主党。实际上，纳粹宣传尤以工人阶级为对象，借用社会民主党的图像和口号，既抨击“反动派”，也抨击“马克思主义”，把纳粹党展现为德国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虽然仅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里挖来了一小部分选票，但纳粹宣传依然对原先并无固定立场的工人产生了强大影响，因此在1930年9月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大约27%是体力工人。[74]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阶级构成了近半数选民，而纳粹党仅获得18%的选票，因此这依然表明该党对工人阶级不像对其他社会阶层那样有影响力，绝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投票给了其他政党。事实证明，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根基深厚、工会化程度高、劳工运动文化生机勃勃并且受到广泛支持的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聚力通常可以抵挡住纳粹党的影响力。[75]换句话说，纳粹党争取到的工人阶级是传统的左翼政党没能影响到的那部分。[76]纳粹党的影响力基于社会和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因为失业者把选票投给了共产党，而不是纳粹党。1930年9月依然有工作的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假如不是被强大的劳工运动环境所隔绝，他们通常会转投纳粹党，以保护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来自共产党的威胁。[77]

尽管纳粹党特别注重对工人进行宣传，但出人意料地忽视了白领雇员，纳粹党袭击过白领雇员工作的许多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百货商店，这很可能招致了白领雇员的厌恶。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不仅包括那些受雇于工会和其他劳工运动机构的人，还包括许多从事低薪工作的女职员，这些人因为出身于或者嫁入工人家庭而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阵营，她们也像大部分男性白领工人一样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私营企业的白领工人也是受大萧条影响最小的群体之一，因此像体力劳动者一样，1930年投票给纳粹党的白领工人比例并不高，尽管这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公务员在纳粹支持者中所占比例过高，这个现象或许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政府裁员导致数十万公务员失业，并且使更多人的收入减至熟练体力工人的水平或者更低。纳粹党对个体经营者有着更大的号召力，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尤其如此，当然，其中许多是小农场主。[78]

纳粹党在1930年9月突然令人意外地站稳了脚跟，它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因此对德国的几乎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号召力。它甚至超过中央党，成功地超越社会界限，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把极其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起来，其影响范围主要在新教教徒占大多数的社区，但并不局限于此，这是其他德国政党未曾做到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资产阶级政党已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受到削弱，事实证明，在1929年底摧毁了德国的经济灾难面前，它们没有能力留住支持者。中产阶级选民依然反感纳粹党的暴力和极端思想，纷纷转而支持右翼小派别，这样做的人比在1924年和1928年还多，遂使这些小派别在国会中的议席从20席增加到55席；但也有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于1930年9月蜂拥至纳粹旗下，与包括农场主、各种工人、公务员、初次投票者（其中有许多是女性）以及高龄选民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群体一起，投票给纳粹党，使之选票大增，用这种方式强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愤恨和恐惧。[79]

在1930年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境况中，纳粹党极力展现出坚强果敢、生机勃勃、精力充沛和青春洋溢的形象，完胜其他政党的宣传努力，共产党稍属例外。纳粹党围绕希特勒建立起领袖崇拜，其他政党也把各自的领袖展现为未来的俾斯麦式人物，二者属于相似的努力，效果却是前者远胜后者。纳粹党实现这一切，凭借的是简单而有冲击力的口号和图像、癫狂兴奋的活动、游行、集会、示威、演讲、海报、标语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这些凸显了纳粹党所自诩的，它远远不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势不可挡，席卷着德国民众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纳粹党并没有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具体方案，尤其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30年，沉重地笼罩在中产阶级正直之士心头的忧虑，是公共秩序的混乱，纳粹党承诺要通过建立一个强硬的集权国家来结束这种混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秩序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纳粹党造成的。许多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归咎于共产党，认为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在街头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或者至少是面对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暴力和挑衅行为时合乎情理的反应。

选民们在1930年并不是真的要从纳粹党那里寻求非常具体的东西，而是借此抗议魏玛共和国的失误。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小城镇、小作坊、文化上保守的家庭、高龄群体或者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政治阵营里的人，可能也在借此表达与共和国所代表的现代派文化和现代政治的格格不入。尽管纳粹党在许多方面同样展现出了现代形象，但是纳粹党纲的含糊其辞，它新旧交织的象征意义，它兼收并蓄、常常自相矛盾的特性，都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解读，并且忽略那些也许令他们不安的东西。许多中产阶级选民对纳粹党徒在街头的暴力和罪恶行径轻描淡写，将其视为年轻人激情洋溢和精力过剩的产物。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纳粹的暴行远远不止于此。[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