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暴力的胜利

第三节 暴力的胜利 一

到1930年，年轻的褐衫军积极分子霍斯特·韦塞尔已经惹得柏林的共产党准军事成员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是个理想主义者，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得到了约瑟夫·戈培尔的赏识，于1928年上半年被派往维也纳，向组织完善的纳粹青年运动学习。回到柏林之后，韦塞尔很快升至褐衫军组织在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区的高层职位，领导一支“冲锋队”，即纳粹党的准军事分支。他发动了一场特别激烈的挑衅性街头运动，其中包括褐衫军对当地共产党总部的一次袭击，导致4名共产党工人重伤。共产党党报《红旗报》在柏林的编辑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被称为共产党的戈培尔，他对此次袭击的回应是向党内干部发布一个新口号：“在哪里发现法西斯分子，就在哪里痛击他！”[81]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韦塞尔的女房东，一位共产党员遗孀，于1930年1月14日到当地一家酒馆请人帮忙摆平她的房客，据她说，韦塞尔不但不肯支付同居女友的房租，还以暴力相威胁。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另当别论，因为有证据显示，纠纷的真正起因是她想涨韦塞尔的房租。女房东并不是房主，而是租户，她还担心，如果韦塞尔的女友不搬出去，自己将失去对公寓的合法使用权，主要因为那位女友是妓女（她是否仍然接客，后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桃色话题）。这里的关键是女房东与共产党有关系。尽管共产党不赞成她在丈夫去世时坚持在教堂为他举行葬礼，但还是决定帮她摆平房客。就在前一天，共产党宣称一位本地党员在与褐衫军交战时被枪杀，房租纠纷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报复机会。他们觉得韦塞尔可能有武器，于是派人到附近的酒馆找来本地恶棍阿里·赫勒尔（Ali Höhler），由他充当打手去公寓讨伐韦塞尔。谁都知道赫勒尔有枪，他不仅是邻区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支部的成员，还曾因轻罪、伪证罪和拉皮条被判过刑，是组织有序的柏林犯罪集团的成员，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共产党与犯罪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很可能形成于该党以德国各大城市的贫民区和“犯罪高发区”为根据地的时候。赫勒尔与共产党员埃尔温·吕克特（Erwin Rückert）一起爬上楼梯，来到韦塞尔的公寓，其他人站在外面放哨。当韦塞尔打开门时，赫勒尔开了枪。韦塞尔倒下，头部受重伤，在医院里撑了几星期之后，于2月23日不治身亡。[82]

共产党匆忙发起一场宣传战，将韦塞尔描绘成皮条客，将赫勒尔的行为说成是黑社会纠纷引起的，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无关；与此同时，戈培尔也对此事大肆渲染，把韦塞尔塑造成一位政治烈士。他采访了韦塞尔的母亲，从她对儿子的描述中提炼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他把女友从皮肉生涯中解救出来，并且满怀豪情地投身于祖国的事业，最终牺牲了生命。戈培尔宣扬说，共产党则相反，招募赫勒尔这样的惯犯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恰恰显示了该党的本来面目。韦塞尔刚死不久，戈培尔就开始加紧对他进行全方位的神化，全国的纳粹刊物上有无数的文章称颂他是“为‘第三帝国’牺牲的烈士”。肃穆的送葬队伍走在街上，如果不是警方限制了人数，队伍还会壮大得多。据戈培尔说，多达3万人在通往教堂的街道两边目送灵柩。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喊口号、袭扰、企图打断葬礼，导致葬礼现场的外围出现野蛮的暴力场面。在戈林、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Prince August Wilhelm of Prussia）等各路贵宾的注视下，戈培尔在墓前盛赞韦塞尔，其措辞有意让人们想起基督为世人做出的牺牲——“通过牺牲实现救赎”。他宣告：“你与德国同在，霍斯特·韦塞尔！”然后一支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韦塞尔数月前所作的几首诗：

高举旗帜！同志们紧密团结！

冲锋队员在进军，脚步勇敢坚毅。

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并肩前进的灵魂，是那些

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射杀的同志！

把街道清空，让褐色的队伍通过，

把街道清空，让冲锋分队的男子汉通过！

卐字旗上汇聚了万众希冀的目光。

自由的曙光和面包就在我们手中！

此时，决战的号角终于吹响！

因为我们厉兵秣马，已经万事皆具！

希特勒的旗帜即将遍地飘扬。

我们受奴役的日子即将过去！[83]

这首歌在党内本来已经逐渐流行，此时戈培尔更是将其四处传扬，预言它将很快在学生、工人、士兵的口中，在每个人的口中传唱。他说对了。那年尚未结束，此歌即被发表，灌录成唱片，正式成为纳粹党党歌。1933年之后，它实际上成为第三帝国的战歌，与历史悠久的国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并用。[84]由于纳粹党的宣传，韦塞尔成了受到近乎宗教式崇拜的世俗偶像，在电影中受到赞美，在无数仪式、纪念馆和朝圣地受到纪念。

此歌如此公开赞美野蛮的武力，却能成为纳粹党的战歌，充分说明暴力在纳粹党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戈培尔这类手腕高明的宣传者不择手段地对它加以利用，使暴力成为像韦塞尔这样的普通褐衫军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暴力之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年轻失业工人。其他歌曲则更加露骨，比如流行的《冲锋纵队之歌》（‘Song of the Storm Columns’），它是1928年以后褐衫军在街上行进时高唱的歌曲：

我们是冲锋纵队，个个全力以赴，

我们是开路先锋，人人英勇作战。

辛劳中汗湿双眉，腹无充饥之物！

粗糙黝黑的双手，紧紧握住枪杆。

为了种族之战，冲锋队枕戈待旦。

只有血洗犹太人，我们才得解放。

不再谈判；谈也没用，毫无作用：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我们英勇作战。

阿道夫·希特勒万岁！我们在前进。

我们以德意志革命的名义冲锋陷阵。

跃上路障！只有死亡能够打倒我们。

我们是独裁元首希特勒的冲锋纵队。[85]

这种攻击欲在经常与敌方准军事组织发生的街头冲突中找到了发泄渠道。在共和国中期，从1924年开始，各方确实都有所收敛，政治暴力的规模不及1919年1月的起义、1920年鲁尔区的内战和1923年的多起冲突。不过，他们虽然收起了机关枪，却换上了橡皮棍和指节金属套。即使在相对稳定的1924—1929年，据称仍有29名纳粹积极分子被共产党杀死，而共产党方面则宣布有92名“工人”死于1924—1930年与“法西斯分子”的冲突。1924—1928年，据说有26名“钢盔”成员在与共产党的斗殴中倒下，有18名帝国国旗团成员死于各种政治暴力事件。[86]这些只是敌对的准军事团体之间不断争斗的最严重后果。此外，争斗还造成了数千人受伤，其中许多人的伤情要比鼻青脸肿或伤筋动骨更严重。

伤亡数字在1930年急剧增加，纳粹党声称有17人死亡，1931年增至42人，1932年增至84人。1932年纳粹党还报道说，有近万名基层党员在与对手的冲突中受伤。共产党报道说死于与纳粹党战斗的党员，1930年有44人，1931年有52人，1932年仅上半年就有75人。帝国国旗团在1929—1933年有50多人死于与纳粹党的街头冲突。[87]官方资料基本上证实了这些说法，国会的一份估算显示，截至1931年3月，死亡人数不少于300，无人对此数据提出质疑。[88]共产党也在挑起街头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它的投入程度不亚于纳粹党。例如，当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一支百人小分队的负责人、水手里夏德·克雷布斯受命前往不来梅，去干扰由赫尔曼·戈林发表演说的纳粹党集会时，他周到地给“每个人都配备了金属棍或者指节金属套”。克雷布斯起身发言，刚开口说话，戈林就下令把他扔出去。大厅里连成警戒线的褐衫军冲入中心区，于是：

可怕的混乱随之而来。金属警棍、指节金属套、棍棒、嵌着沉甸甸搭扣的皮带、酒杯和酒瓶都被用作武器。玻璃碎片和椅子在听众的头顶横飞。双方人马掰下椅子腿当棒子用。女士们在混战的冲撞和尖叫声中吓昏过去。打斗者在恐惧却无助的观众中间左闪右躲，已有数十人头破血流、衣衫撕裂。冲锋队员狮子般地战斗着。他们有条不紊地把我们挤到主出口。乐队奏响了一首军乐。赫尔曼·戈林平静地站在台上，双拳叉在腰上。[89]

这种场面在1930年代初的德国全境到处上演。暴力在选举期间尤为严重：1932年，在普鲁士死于政治冲突的155人中，至少有105人死于6、7月选举期间；在选战开始后的7个星期里，据警方统计，有461起政治骚乱，400人受伤、82人死亡。[90]抑制政治暴力的任务难以实现，因为斗得最狠的几个政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达成协议，大赦一次政治犯，于是被释放出狱的人又加入新一轮斗殴与杀戮。最后一次这样的大赦于1933年1月20日生效。[91]

二

面对这种迅速恶化的乱局，负责维持秩序的警方对魏玛民主制度显然不够忠诚。与军队不同，警方在1918年之后不断被分权。然而，柏林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普鲁士州政府未能抓住机会建立一支维护公共秩序的新力量，使之成为共和国执法机构的忠仆。警察不可避免地从退伍兵中招募而来，因为适龄人群的绝大部分都曾入伍参战。新组建的警察力量由退伍的军官、前专业军士和自由军团成员管理，他们从建制之初就定下了带有军事色彩的基调，对于维护新的政治秩序没什么热情。[92]他们的后盾是政治警察。政治警察在普鲁士有着悠久的传统，就像在德国的其他州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它的主业是监控和侦查，有时也镇压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93]与其他警察部门的警官一样，政治警察部门的警官也认为自己超越政党政治。他们像军队一样，服务于抽象的概念“国家”或者帝国，而不是服务于新共和国的具体民主机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政治警察的监视对象依然既包括极端政治团体，也包括社会民主党，即普鲁士州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治警察的雇主。于是，主要在政治光谱中的左翼阵营搜寻颠覆分子的古老传统得以延续下去。[94]

警察和法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案子表现出了特别明显的偏见，例如，西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后来曾悲愤地回忆冲锋队员自1931年12月以后是如何在他演讲时捣乱的。褐衫军在他的集会上占座位、高声辱骂他，有一次还朝他开了一枪，惊吓了听众，导致冲锋队员与帝国国旗团成员之间发生斗殴，双方又互开了几枪。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有不少人被送往医院，大厅中的桌椅没有一张完好无损。在这之后，布赫维茨早上出门上班时，8至10名纳粹冲锋队员组成的团伙在其住宅外骚扰他；午餐后他返回办公室时，20或更多的人围堵他；下班回家时，又有一两百人在路上滋扰，高唱一首专门为他写的歌，歌词是“左轮手枪一响，布赫维茨听天由命！”纳粹的示威者总是徘徊在他家门外，反复呼喊：“布赫维茨去死吧！”他报警寻求保护，但警方置之不理。不仅如此，当1932年他因国会解散而失去议员豁免权时，即被拘送法庭，罪名是在1931年12月的斗殴中非法持有武器，被判监禁三个月。参与斗殴的纳粹党徒无一受到起诉。获释后，布赫维茨的持枪申请遭到拒绝，但他还是一直随身带枪，如果褐衫军靠得太近，他就张扬地拉开保险栓。他向普鲁士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韦林诉苦，对方的答复是，他当初就不该卷入枪战。有一件事让布赫维茨更强烈地感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背叛：他打算在一位被纳粹党枪杀的帝国国旗团成员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演说前，一大群共产党基层积极分子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褐衫军已制定了暗杀计划，他们是来保护他的；警察和帝国国旗团却都没有出面。[95]

在警方眼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就是罪犯。这不仅是警方长期把犯罪与革命混为一谈的结果，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的据点往往设在贫民区，那里是有组织犯罪的中心区。对警方来说，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是寻求物质利益的恶棍；对共产党来说，警方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铁拳，必须予以摧毁，他们经常把警察当作暴力攻击乃至谋杀的目标。这意味着在与共产党的冲突中，疲惫、紧张、恐惧的警员往往轻易地使用他们的配枪。1929年发生在柏林的旷日持久的斗殴以“血腥五月”（Blood-May）著称，包括无辜路人在内的31人被杀，其中多数死于警察枪下；共产党在工人阶级聚居的威丁区举行示威游行的过程中，有2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捕。报道这些事件的报纸记者遭到警察的殴打，又招来了媒体更加严厉的抨击，而警察们对此的反应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对民主政治秩序的蔑视，因为这种秩序无法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与侮辱。[96]

共产党不断就警权问题发起论战，社会民主党也试图抑制警权，导致警方与共和国渐行渐远，加上受困于晋升的缓慢，许多年轻警察感觉职业前途受阻。[97]与在其他国家一样，指纹鉴定、照相术和法医学作为效果惊人的辅助侦查新手段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刑侦人员的职业化在德国取得长足发展。有些警察凭借个人才华成为著名侦探，比如柏林凶杀案侦缉队队长恩斯特·格纳特（Ernst Gennat），而且警方在1920年代中期侦办重案的破案率令人赞叹。但报刊等新闻媒体却对警方恶评如潮，因为他们未能在接连有人遇害之前及时抓住连环杀手，比如汉诺威的弗里茨·哈尔曼和杜塞尔多夫的彼得·屈滕。而警方则认为，泛滥成灾的政治暴力和混乱的时局正在迫使他们把侦办上述罪案的宝贵资源抽调出来。[98]因此，警方开始认同纳粹党对魏玛共和国的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1935年的一份报告称，有700名穿制服的警察在1933年之前成为纳粹党员，汉堡的240名警官中，有27人在1932年之前加入纳粹党。[99]

尽管如此，总理布吕宁还是决定动用警察遏制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暴力，因为街头的混乱吓得外国银行不敢给德国发放贷款。[100]1931年发生的两起严重事件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4月，褐衫军在德国东北部的负责人瓦尔特·施滕尼斯（Walther Stennes）与纳粹党总部发生纠纷，并且短暂地占领纳粹党在柏林的中央机关，痛殴了驻守在那里的党卫队，戈培尔被迫逃往慕尼黑。施滕尼斯谴责党内大佬的奢侈作风，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尽管施滕尼斯无疑清晰地表达了某些冲锋队员的感受，但真正支持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实际上，有迹象表明他暗中接受了布吕宁政府的资金，为的是在纳粹党内制造分裂。希特勒罢免了未能阻止这场乱子的褐衫军负责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从玻利维亚召回流亡的恩斯特·罗姆接管该组织，并强制每位褐衫军成员向他宣誓效忠。施滕尼斯被开除，此事的连带结果是，许多保守派商界人士和军事将领开始认为，纳粹运动已失去它的大部分颠覆力。[101]然而，在冲锋队员不懈的行动力与纳粹党领导层的政治考量之间，依然存在着切实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在未来一再显现。[102]更严重的是，施滕尼斯的叛逆行动表明许多褐衫军成员热衷于诉诸大规模的革命暴力，神经紧张的德国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931年11月曝光的博克斯海姆文件（Boxheim documents）证实了人们的怀疑。这些由黑森州警方起获的纳粹文件显示，冲锋队正在策划一场暴动，然后实行食物配给制，废除货币，强制所有人参加劳动，不服从命令者杀无赦。事实与警方的说法有些出入，因为博克斯海姆文件实际上仅仅具有地区性意义，它们是黑森州纳粹党的一位年轻官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在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的，一旦共产党企图在黑森州发动起义，这些文件将用于指导纳粹党制定对策。希特勒迅速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并且命令冲锋队的所有指挥官停止拟定此类应变计划。由于缺乏明显的证据以叛国罪起诉贝斯特，刑诉程序最终不了了之。[103]但是破坏已经造成。在布吕宁的推动下，禁止穿政党制服的总统令于12月7日颁布。为了表达对禁令的支持，布吕宁措辞强硬地攻击纳粹党的不法行为。在谈到希特勒一再承诺要通过合法途径掌权时，布吕宁说：“如果某人声称要靠合法手段上台，然后却逾越法律的边界，那就不是合法的。”[104]

制服禁令收效甚微，因为褐衫军依然游行，只不过换上了白衬衫，暴力行为在冬季继续发生。关于共产党即将举行起义的谣言，加上来自施莱谢尔的压力，使布吕宁暂时罢手；但是共产党在汉堡、黑森和奥尔登堡的选举失利，又在1932年春季使他相信，全面取缔褐衫军的时机到了。在其他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压力和忧心忡忡的军方的支持下，布吕宁和格勒纳将军（布吕宁于1931年10月任命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勒纳兼任内政部长）说服犹豫不决的兴登堡于1932年4月13日颁布法令，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警察突袭了褐衫军在全国各地的办事机构，没收了军事装备和徽章。希特勒怒不可遏，但束手无策。尽管有禁令，然而冲锋队的队伍仍在许多地区暗中发展壮大。例如在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冲锋队的人数在1931年12月为17500人，到翌年7月发展到不少于34500人。取缔褐衫军仅稍稍起到了抑制政治暴力的作用，基层警察中的纳粹党同情者给了纳粹党准军事组织相当大的自由度使其可以继续运行。[105]因此，认为禁令如果能够持续执行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基本上就会销声匿迹，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着边际的。[106]

纳粹党在大选中取得突破性胜利之后，新形势不仅使街头暴力急剧升级，而且彻底改变了国会程序的性质。国会的议事秩序在1930年9月之前就已经相当吵闹混乱，此时基本上失去了控制，107位身穿褐衫制服的纳粹党议员与77位纪律严明、组织完善的共产党议员一起，不停地引发议事程序问题。他们大喊大叫，打断对方的发言，时时刻刻展示他们对立法机构的全然蔑视。国会的权力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几乎每次会议都在骚乱中结束，召集议员开会变得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从1930年9月开始，议案的讨论均以多数票否决而告终。国会议事规则得到修改之后，阻挠议事比原先困难了，于是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一次辩论中公然离席退出，国会意识到自身已无法正常运行，遂于1931年2月宣布休会6个月。议员们直到10月才重返国会。[107]1920—1930年，国会平均每年开会100天。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国会开会50天。此后直到1932年7月选举，仅开会24天。从1932年7月至1933年2月的6个月内仅开了3天会。[108]

因此，到1931年，决策已经不再真正由国会做出。政治权力旁落：落到了兴登堡周围的圈子，因为他有权签署总统令、有权任命内阁；也落到了街头，那里暴力继续升级，国家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贫困、痛苦和无序，越来越迫切地需要采取行动。权力向这两个方向的分流，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影响力。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军队最重要的政治代理人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才会成为随后那场大戏的主角之一。施莱谢尔野心勃勃、思维敏捷、十分健谈，而且过于热衷通过政治阴谋牟取私利。他原先不甚知名，1929年突然显赫起来，执掌了“军政联络办公室”（Ministerial Office）。这是一个为他而设的新机构，其功能是代表军方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施莱谢尔是格勒纳多年的密切合作者，而且是1920年代初的军方首脑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的门徒，当时刚刚接管国防部的陆军处。他通过掌管协调军务与政务的各种机构积累了许多政治人脉。俄国共产党内的异见人士列夫·托洛茨基将他描绘为“佩戴着将军肩章的一个问号”，同时代的一位记者将他视为“穿军装的斯芬克斯”。然而，施莱谢尔的大多数目标和信念是足够清晰的：像1932年的许多德国保守派一样，他认为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利用并驯化纳粹党的民众力量而获得。这样，施莱谢尔为之代言并依然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德国军方就可以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达到自己的目的。[109]

1930年9月的选举之后，布吕宁政府与施莱谢尔和总统兴登堡周围的圈子越来越格格不入。共产党和纳粹党扬言要对他暴力相向，民族党试图罢免他，极右翼边缘团体为是否支持他而发生分歧，布吕宁别无选择，只好依靠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依然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其领导层由于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而承诺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对预算案。布吕宁的政策依赖于社会民主党的默许，这导致他根本无法获得兴登堡圈子的认可。兴登堡圈子由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Oskar）和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Ⅰ领导，他们认为布吕宁的做法是可耻的，是向左派妥协。[110]总理布吕宁此时的当务之急主要是外交政策，他在中止战争赔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债宣言》宣布中止赔款，并在1932年7月的洛桑会议（Lausanne Conference）上正式生效，布吕宁为洛桑会议打下了主要基础。尽管没能实现德奥关税同盟（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的建立，但他确实在日内瓦进行了成功的谈判，使各国最终在1932年12月承认了德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平等地位。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巩固布吕宁的政治地位。执政数月之后，他仍未赢得民族党的支持，仍然依赖于社会民主党。这意味着无论是布吕宁，还是兴登堡的圈子，如果打算把宪法的关键内容朝着专制的方向修改，必会遭到有效的阻挠，因为这是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同意的事情。在施莱谢尔这类人看来，把政府的群众基础从社会民主党转移到纳粹党，似乎越来越成为更优的选择。[111]

三

进入1932年，备受尊崇的保罗·冯·兴登堡的7年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考虑到自己84岁的高龄，兴登堡不愿意再参选，但他露出口风：如果不经选举而直接延长他的任期，他是愿意留任的。自动延长兴登堡总统任期的谈判失败了，因为纳粹党拒绝参加国会投票以决定是否对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除非同时罢免布吕宁，并且重新举行大选。纳粹党显然盼着在大选中成为更大的赢家。[112]兴登堡因此不得不屈尊再一次向选民展现自己，然而这次的形势与他1925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截然不同。台尔曼当然再次代表共产党出面竞选。但此时在右翼阵营中，兴登堡远远落后；实际上，自1930年9月纳粹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各个政治阵营全部向右翼偏转。一旦宣布举行大选，希特勒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作为候选人出面参选。然而，他为此犹豫了几个星期，担心竞争不过这位民族主义偶像、坦嫩贝格战役的英雄。而且从法律上来说，希特勒甚至不具备参选资格，因为他尚未取得德国公民身份。于是有人急忙为希特勒做了安排，他被任命为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的公务员，通过这个途径自动赋予他德国公民身份，此身份在1932年2月26日他宣誓效忠（像所有公务员必须做的那样，对着魏玛宪法宣誓）时得到了确认。[113]他的参选使大选变成右翼与左翼之间的竞争，希特勒无疑是右翼阵营的候选人，这让兴登堡出人意料地、不可思议地成了左翼阵营的候选人。

中央党和自由派支持兴登堡，但是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社会民主党对他的大力支持。这不仅因为该党认为他是唯一可以阻止希特勒的人——这一点是该党在整个选战期间一再宣传的，同时也有积极的原因。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渴望兴登堡再次当选，因为他们认为他会让布吕宁留任，这是恢复民主常态的最后机会。[114]普鲁士州部长会议主席、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宣称，兴登堡是“沉着与忠贞的化身，体现了男子汉为全民族尽职尽责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他有着纯洁的愿望和稳健的判断力，他所做的工作为后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15]正如这些令人惊讶的句子所显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此时已开始与政治现实脱节。布吕宁以防止形势恶化的名义削减开支，社会民主党对此忍耐了18个月，结果导致该党被排挤到政坛的边缘，失去了决策权。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普遍感到幻灭、感到被出卖了，但他们那纪律严明的政党机器仍然适时地将800多万张选票投给了一个将要从上层瓦解共和国的人，为的是让此人保住布吕宁的总理职位。兴登堡实际上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布吕宁，而且布吕宁的政策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标准，使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那个群体中的人失去了工作。[116]

纳粹胜选的威胁是真真切切的。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找到了既能打击兴登堡又不致侮辱他的措辞：他已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现在到了该让贤给年轻人的时候了，否则国家将继续滑向经济混乱和政治无政府状态。纳粹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包括举行公众集会、示威游行和会议，辅之以海报和传单，并且没完没了地在报刊上撰文说教。但这尚不足以成事。在第一轮投票中，希特勒仅赢得30%的选票。尽管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选举班子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兴登堡仍未能顺利获得所需的绝对多数选票，仅得到49.6%的选票，胜选所需的票数近在咫尺，却可望而不可即。左翼阵营的另一个人选是台尔曼。在右翼阵营，兴登堡的竞争者不仅有希特勒，还有“钢盔”推出的候选人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6.8%的选票。兴登堡如果能得到这部分选票，胜选将会绰绰有余。[117]

为了备战希特勒、兴登堡和台尔曼之间的决胜投票，纳粹党全力以赴。希特勒租了架飞机，从德国的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纵横全国发表了46场演讲。这个史无前例的、被称为希特勒的“飞越德国”的举动，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努力得到了回报。台尔曼的得票率降至微不足道的10%，而希特勒的得票率激增至37%，即1300多万张选票。兴登堡得到除共产党和纳粹党以外所有大党的支持，得票率却仅增至53%。当然，尽管第一轮投票有点儿不顺利，但兴登堡的再次当选是从一开始就可预见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党的一路高歌猛进。希特勒没有当选，但他的党赢得了多于以往的选票，开始显露出锐不可当之势。[118]1932年，在组织上和资金上都比1930年更有实力的纳粹党采取了美国式的总统竞选策略，着重宣扬希特勒是德国全体人民的代表。纳粹党没有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赢得工人阶级选票上——1930年的选战基本就败在此处，而是侧重于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这部分选票原先流向了从大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小政党，以及信奉新教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经历了失业率越来越高、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18个月，这部分选民的立场趋于激进，因为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感到失望，而过去7年来在共和国主政的恰恰是兴登堡。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比以往更加精确地把目标受众锁定为几个特定的选民群体，首先是女性群体。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农村人口的不满情绪已积聚到相当程度，以至于第二轮选举时希特勒在波美拉尼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东汉诺威事实上已经战胜了兴登堡。[119]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这种新取得的地位又由于纳粹党翌年春天在州选举中的获胜而得到加强——在普鲁士州的得票率为36.3%，巴伐利亚州32.5%，汉堡州31.2%，符腾堡州26.4%，最重要的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xony-Anhalt）赢得40.9%的选票，获得了组建州政府的权力。希特勒再次搭乘飞机，短时间内接连发表25场演讲。纳粹的宣传机器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效率与活力。

布吕宁试图抑制纳粹党的崛起，他的努力显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对兴登堡总统的许多幕僚来说，改变策略的时机成熟了。虽然选举获胜，但兴登堡对结果根本不满意。他越来越把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他曾服务过的、不经选举产生的皇帝，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他自然十分恼火。布吕宁的主要罪过在于没能说服民族党人支持兴登堡连任，当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希特勒时，布吕宁的日子也就所剩无几了。在许多人看来，高龄的陆军元帅代表着普鲁士的君主制传统和新教保守主义传统，虽然总理布吕宁不知疲倦地为他助选，但兴登堡非常反感自己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选票的依赖，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像是左翼和神职人员推出来的候选人，实际上他最终也的确如此。此外，军方越来越无法容忍布吕宁的经济政策对军工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且认为布吕宁取缔褐衫军的做法妨碍了军方将他们收编为后备部队，褐衫军招募到的人数越多，收编他们的计划就越有诱惑力。最后，兴登堡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东部地区州政府所提出的一种温和的土地改革措施上——拆分破产的田庄，作为小农场提供给失业者。兴登堡是土地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且拥有自己的田庄，他被说服接受了这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120]当时，幕后阴谋盛行，施莱谢尔正在削弱格勒纳的军界地位，希特勒承诺接受新政府，前提是它解除对褐衫军的禁令，并下令重新进行国会选举。在这种环境下，布吕宁很快变得越来越孤立。当格勒纳被迫于1932年5月11日辞职时，布吕宁的处境一目了然。兴登堡的幕僚使用诡计继续挖布吕宁的墙脚，除了辞职，布吕宁别无选择，遂于1932年5月30日递交辞呈。[121]

四

兴登堡任命的新总理是他的老友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帕彭出身土地贵族，曾是普鲁士州议会中一位默默无名、不太活跃的中央党议员，在立场上甚至比布吕宁更加偏向右翼。一战期间，担任德国驻美大使馆武官的帕彭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从事间谍活动——用惯用的外交辞令说，就是“与身份不符的活动”——回国后进入德国总参谋部（German General Staff）。他娶了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的女儿，在1920年代用妻子的嫁妆买下中央党党报《日耳曼尼亚报》（Germania）的大部分股份。帕彭因此与魏玛共和国的一些主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括土地贵族、外交部、军方、企业家、天主教会和新闻界。事实上，施莱谢尔当初是把他作为军方利益的支持者引荐给兴登堡的。帕彭甚至比布吕宁走得更远，他是盛行于1930年代初整个欧洲的天主教政治独裁主义的代言人之一。帕彭与他所属的中央党长期存在分歧，在1925年总统大选中公开支持兴登堡、反对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马克思。中央党与帕彭划清界限，帕彭随即交出党员证，宣称他所寻找的是这样一种组织：“容纳一切真正的民族主义力量，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阵营，他们的身份不是党员，而是德意志人。”[122]双方就此彻底决裂。[123]

这些事情显然标志着德国议会民主制度的终结，事后回想起来也相当明显。除了几位至少在名义上是民族党党员外，新内阁中的多数成员都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帕彭和施莱谢尔等一干空想家认为自己创建的是超越党派的“新政府”，但它其实与多党执政的原则背道而驰，民选产生的各级议会所拥有的权力，甚至比布吕宁构想的弱势议会的权力更加有限。他们设计的这种政府，灵感来自帕彭的内政部长威廉·冯·盖尔男爵（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他曾在1918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割让给德国的土地上参与创建了一个专制的种族主义军政府。[124]盖尔的提案包括，把选举权限制在少数人手中，大幅削减议会的权力。[125]帕彭自我设定的任务，一是要倒转历史的车轮，他所要扭转的，不仅是魏玛民主制度，还包括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政坛所发生的一切；二是要重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以此取代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126]作为这种意图的一个小而有力的象征，他在普鲁士州的一些地方废除使用断头台执行死刑，因为断头台是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象征，在19世纪被普鲁士州采用，而代之以传统的普鲁士工具——手持斧。[127]同时，以一种更为立竿见影的方式，帕彭政府开始把前任政府用以限制激进报刊的禁令扩展到民主派报纸，在几个星期内两次查禁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等受欢迎的左翼自由派出版物，两度取缔《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zeitung）等受欢迎的左翼自由派报纸，这些做法使自由派评论者相信，新闻自由已被终结。[128]

帕彭的乌托邦式保守主义不足以应对1932年的政治现实。组成帕彭内阁的人都资历较浅，其中许多是无籍籍名的贵族，因此常被称为“男爵内阁”。在布吕宁辞职之前，帕彭与施莱谢尔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他们应该把纳粹党争取过来，从而为新政府的反民主政策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征得兴登堡的同意，解散了国会，下令重新选举。这是希特勒一直要求的事情，他期待借此进一步增加纳粹党的得票数。选举定在1932年7月底。此外，他们还答应希特勒的要求，解除了对褐衫军的取缔令。施莱谢尔认为，这样做可以驯化纳粹的极端主义，再加上其他手段，可以说服褐衫军充当军队的后备力量，从而一劳永逸地规避《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武装力量所施加的限制。[129]但事实证明这是又一个灾难性的误判。成群的冲锋队员以凯旋的姿态涌回街头，斗殴、激战、伤害和凶杀即使在从前一年4月开始的取缔期间也从未绝迹，此时迅速达到了创纪录的新水平。尽管如此，有一件事仍然引起舆论大哗：1932年7月17日，数千名纳粹冲锋队员进军共产党的大本营阿尔托纳，那是普鲁士州靠近汉堡边界的一座工人阶级十分活跃的城市，结果遭到数千名全副武装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的暴力阻击。里夏德·克雷布斯当时指挥着800名共产党员水手和码头工人，随时准备将纳粹党徒赶出码头区，据他后来汇报，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奉命在街头打击冲锋队，他们把石头、垃圾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掷物砸向路过的进军者。据一些报道，共产党的神枪手埋伏在房顶上，准备对下面的冲锋队员大开杀戒。不知是谁开了一枪，警察立即仓皇开火，能用的武器全用上了，惊慌的人群在弹雨中四散奔逃。共产党与各色人等都被赶跑了，他们阻挡褐衫军队伍穿越其地盘的努力惨淡收场。[130]18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大多殒于警用手枪射出的子弹。德国的政治冲突此时在暴力中越陷越深，显然已到了需要政府采取行动的程度。[131]

然而，帕彭不但没有再次取缔准军事团体，反而利用阿尔托纳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事件，解散了由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和卡尔·泽韦林领导的普鲁士州政府，理由是它已无力维护法律与秩序。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关键一击，帕彭被扶上位正是为了实现此目的。帕彭此举有个差可比照的先例，即艾伯特在1923年解散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州政府，但帕彭的目标是远比这两州重要得多的普鲁士州，其面积占帝国国土的一半以上，居民人数比法国人口还多。在1932年纷争频仍的政局中，军队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开上柏林街头，宣布整个首都进入军事紧急状态。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警察力量干脆被排挤出局，普鲁士州政府每每试图调用警察来抗衡军方的武装力量，无不以引发混乱而告终。警察人手太少，而且高层和中层警官要么对共和国感到失望、支持帕彭，要么就已经被纳粹党争取了过去。[132]

如果帕彭和施莱谢尔害怕的是工人暴动，那么他们就错了。帝国国旗团的许多基层成员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他们已将机关枪、手枪和卡宾枪组装就绪，以便在发生暴动而警察尚未赶到现场时保护社会民主党总部，该党以为警察会出面制止任何企图颠覆共和国的行动，但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随着帝国国旗团力量的壮大，其麾下的共和国护卫队（Republican Defence Units）成员当时增至20万以上，但远远低于褐衫军与“钢盔”加在一起的约75万人，如果前者举行暴动，后二者肯定会动员起来进行反击。帝国国旗团缺乏训练、准备不足，不可能是装备精良的德国陆军的对手，而装备较好的共产党肯定不会拿起武器保护社会民主党。[133]

在1932年7月的政局中，兴登堡、军方领导层和保守派都极力避免挑起德国内战，帝国国旗团如果发动武装起义，有可能会招致帕彭的镇压或者总统的干涉。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抵抗的号角从未吹响。社会民主党一向遵守法律，不许党员武装抵抗由政府首脑以及合法组建的政府所批准的、军方所支持的、警方所不反对的行动。[134]布劳恩和泽韦林所能选择的，仅剩下口头抗议和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帕彭。州法院于1932年10月10日做出的裁决，至少部分地支持了布劳恩内阁，使它得以留在帝国参议院（即国会的上议院）代表普鲁士州的利益，继续做中央政府的肉中刺。[135]同时，帕彭被总统任命为帝国行政长官，负责普鲁士州的政府事务，而循规蹈矩的公务员们在法律地位得到解决之前，一直在观望、不做事。[136]

帕彭的政变给了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它破坏了联邦原则，为国家全面实行中央集权开辟了道路。此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太可能完全恢复议会民主制度。1932年7月20日之后，现实的选项仅剩下纳粹独裁体制或者由军方支持的保守派专制政权。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帕彭政变进行丝毫认真的抵制，作为民主制度尚存的主要捍卫者，他们的消极表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保守派和纳粹党据此断定，民主制度的毁灭不会遇到任何认真的反抗。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变前已收到大量警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束手无策，不仅因为政变的后盾正是他们刚刚在总统选战中支持过的保罗·冯·兴登堡，还因为他们在1932年4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惨败。纳粹党在普鲁士州议会中的席位从9席增至162席，共产党从48席增至57席，而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三分之一席位，从137席降至94席。此时，没有哪个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布劳恩和泽韦林领导的当届政府以少数党的身份继续执政，其政治合法性也相应减弱。此外，在社会民主党被迫忍受布吕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政策的几个月里，其领导层普遍有一种无力感。工会没有力量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政变，因为大量的失业导致总罢工不可能实现；数百万绝望的失业者没什么选择的余地，肯定会接手罢工者的工作，工会知道这一点。因此，1920年挫败卡普暴动的那种总罢工不可能再次发生。纳粹党徒欢欣鼓舞。“只需对赤色分子露出牙齿，他们就会服软”，纳粹党宣传首脑约瑟夫·戈培尔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满意地看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连一个指头也没动”。不久之后他又写道：“赤色分子错过了有利时机。机会不会再来了。”[137]

注释

Ⅰ 奥托·迈斯纳（1880—1953），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和希特勒政府初期的德国国务秘书（1923—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