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第三节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一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使之被奉为思想家的，主要是1927年出版的巨著《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这部专著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与人性。此书深奥难懂，行文之晦涩常常令人生厌，它运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来解释困扰着古希腊以还的哲学家的问题，胡塞尔是他的老师和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的前任系主任。此书一出即被誉为经典。在后来的岁月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书的悲观气质更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尔已逐渐从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来（他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转向一种更受新教思维方式影响的思考模式。尤其到魏玛共和国末期，海德格尔逐渐相信有必要重建德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开启精神团结与民族救赎的新时代。到1930年代初，海德格尔开始认为自己已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他所寻觅的答案。[62]

海德格尔在1932年已暗中与弗赖堡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联系。他毫无大学管理经验，但在纳粹党掌权之后，教授中的一小群纳粹党员认为校长职位非他莫属；海德格尔的学术声望和政治信仰，也使他成为取代预定于1933年4月就任校长之职的自由派教授威廉·冯·默伦多夫（Wilhelm von Möllendorff）的合适人选。海德格尔渴望得到这个职位，遂与刚刚纳粹化了的巴登教育部接洽；而默伦多夫则迫于本地和地区级报纸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而选择退出。纳粹教授们推举了海德格尔，在大学内外共同施压之下，他获得了几乎全体教授的支持票，于1933年4月21日正式当选为校长。实际上，在弗赖堡大学的93位教授中，有12位犹太人，他们是仅有的不支持海德格尔的教授阵容，但他们无法参加投票，因为巴登地区的帝国行政长官、纳粹党支部书记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援引4月7日颁布的法律，已将他们作为“非雅利安人”予以停职。[63]

5月27日，海德格尔发表校长入职演说。他对汇聚一堂的教授和身穿褐衫的纳粹要员宣告：“‘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国大学生活的准则，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它意味着缺乏关怀、观点武断、主观倾向性明显、行事首鼠两端。”他说，时代要求大学在德意志民族中寻找精神支柱，在德意志民族此时正履行的历史使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德国学生正在做开路先锋。海德格尔的演讲充斥着“领袖原则”的新式语言，开篇头一句就对听众说他接任了“这所大学的精神领袖”，并且借用封建用语“侍从”指代学生和教师，这与纳粹头目当时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普遍做法如出一辙。从新校长使用的上述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出，学术自由（无论它的定义是什么）确实已成往事。[64]为了用有象征意义的方式强调这一点，在典礼结束时，与会的教授和来宾齐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典礼节目单背面印着歌词，并且提示唱到第四段时应该举起右手，唱毕应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65]

海德格尔不久就着手把弗赖堡大学纳入一体化进程。他已于5月1日“劳动节”那天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中正式加入纳粹党，此时又在大学管理中采用领袖原则，绕开或者压制大学里那些按照民主代议制运作的团体，并且参与起草巴登地区的一部新法律，该法规定校长为不经选举产生、不限任期的大学“领袖”。不久，他知会巴登教育部：“我们现在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征服智识阶层和学术界，使之支持国家政治的新精神。这场交锋将不会轻松。胜利万岁！”[66]海德格尔用不实的指控向州政府告发了同事、化学家赫尔曼·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并协助政治警察调查他，不过警察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指控，而且施陶丁格申辩说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遂得以留任。海德格尔还乐于执行解聘大学教师中犹太人的规定，仅要求对两位国际知名的学者网开一面：一位是语文学家爱德华·弗伦克尔（Eduard Fraenkel），但他还是被解雇了；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韦西（Georg von Hevesy），他拥有广阔的国际人脉，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巨额研究资金的接受人，他得以留任，直至翌年移居丹麦。那些被迫与大学断绝关系的犹太人包括海德格尔的助手维尔纳·布罗克（Werner Brock）和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有人说海德格尔亲自下令禁止弗赖堡大学图书馆保存胡塞尔的著作，但这个一再被转述的故事并无根据。胡塞尔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其子在一战中阵亡，他认为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有私谊，因此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深感失望。他在5月4日写道：“唯有未来可以对此做出评判：在1933年，何处是真正的德国，谁是真正的德国人——是那些赞同如今大行其道的、或多或少带有唯物主义虚无感的种族偏见的人，还是那些心地纯良、思想纯正的德国人，即德国伟大先贤的传人，他们尊敬并传承着先贤的传统。”[67]胡塞尔于1938年去世时，海德格尔没有参加葬礼。[68]

海德格尔加入了四处蔓延、迅速升温的希特勒崇拜，他告诉学生们：“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现在与未来的德国现实，以及德国的法律。请记住：从今以后，遇事要有决断力，行动要有责任感。希特勒万岁！”[69]他的雄心甚至膨胀到试图与志趣相投的其他大学校长合作，从而成为全国大学体系中的领军人物。在1933年6月30日的演讲中，他抱怨“民族革命”尚未触及多数大学，鼓励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学生发动一场激烈的运动，驱逐校长、保守派历史学家维利·安德烈亚斯（Willy Andreas）。在一个星期后的7月8日，安德烈亚斯被纳粹党人选威廉·格罗（Wilhelm Groh）取代。[70]但海德格尔毫无政治经验，很快陷入大学里司空见惯的关于聘任事务的纠葛，不敌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了褐衫学生的嘲笑，他们认为海德格尔不过是个空想家而已。

在柏林有报道显示，到1934年初，海德格尔已确立了其“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地位。但在纳粹思想家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过于抽象难懂，似乎用处不大。他在同事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倡导重新关注知识与真理的基本价值，进而主动把德国的大学生活与国民生活重新联结起来。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宏大。尽管他的介入受到了许多纳粹党徒的欢迎，但细究起来，他的想法与纳粹党的目标似乎并不真正合拍。难怪他的敌人能够争取到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支持，罗森贝格本人的志向就是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校园政治的琐屑在海德格尔看来，可悲地显示出大学里所缺失的正是他希望弥漫于校园的那种新精神，他对这种琐屑越来越厌倦，加之无缘发挥国家级作用，海德格尔遂于1934年4月辞职，但他继续支持第三帝国，始终拒绝反思自己在1933—1934年的所作所为，直至1976年去世仍不肯为此道歉。[71]

二

纳粹领导层在各大学行事较为便利，因为不同于有些国家，德国的院校全部由国家出资，大学教师都是公务员。因此他们直接受1933年4月7日法律的影响，该法律规定开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到1933—1934学年开始时，编制内的7758名大学教师中共有1145人被解聘，占总人数的15%，其中包括313位教授。在柏林和法兰克福，解聘比例达到近三分之一。截至1934年，5000名大学教师中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被解职的教师多数是出于政治原因，大约三分之一是由于被归类为犹太人而被解聘。[72]学术界出现了移民潮，15.5%的大学物理教师移居国外，在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辞职或者被辞退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人数之多，已到了严重影响教学的程度。[73]而且，离职者通常比留任者优秀；针对大学中生物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1945—1954年的科学论文引用标准指数，45位活到二战后的离职者人均被引用130次，而292位幸存的留任者的相应数据仅为42次。[74]

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如果本人或妻子有犹太血统，或者公开批评纳粹党，都被逐出了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包括20位曾经的或者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马克斯·玻恩（Max Born）、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爱因斯坦已在柏林工作20年，他的相对论为现代物理学带来了突破性进展。1933年1、2月份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从遥远的异国谴责了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党的残暴行径。作为报复，纳粹政府没收了他的财产，同时，教育部要求普鲁士科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驱逐他。爱因斯坦在被逐之前主动辞职，招致一场公开叫骂，科学院指责他在国外散布关于暴行的传言。他再度赴美，余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75]爱因斯坦于5月30日写信给他的同事、同样流亡国外的马克斯·玻恩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对德国人从来没有特别的好评（就道德和政治层面而言）；但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残忍和怯懦程度还是让我吃惊不小。”[76]

化学家弗里茨·哈伯不具备爱因斯坦那种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秉性，实际上，他是1914—1918年研发毒气作为战争工具的主要负责人。他虽是犹太人，但因其在战争中的贡献而免于被解聘。然而，许多犹太裔同事被他供职的研究所解雇，促使哈伯于1933年4月30日辞职，并公开声明说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应该选择与谁合作以及不该与谁合作。哈伯离开德国前往剑桥大学，在那里过得并不如意，于翌年去世。[77]上述这类知名人物的流失，在德国科学界令许多人深感忧虑。非犹太裔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于5月当面向希特勒提出了抗议，他也是著名科学家，当时已成为德国首要科研机构威廉皇家学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的主席。普朗克后来回忆道，希特勒对他大谈了一番犹太人全是一丘之貉的道理：“犹太人全是共产党，这些人是我的敌人……犹太人都爱抱团。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一个犹太人，各类犹太人就会立即聚拢过来。”[78]

有些犹太裔科学家与哈伯一样，按照一战犹太老兵的特殊待遇本可以留任，但他们公开抗议其他犹太裔科学家所受的待遇并且选择辞职，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哥廷根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他在一封由42位大学同事（其中仅有一位来自物理学与数学领域）签署的集体抗议信上签了名，为此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无奈之下离开德国赴美工作。海德堡大学医学系对犹太同事遭到解雇的反应备受瞩目，因为它实在非同凡响：在1933年4月5日发表的致巴登教育部的正式声明中，系主任里夏德·西贝克（Richard Siebeck）指出犹太人对于医学所做的贡献，批评了无视大学的自主权和责任感的“冲动型暴力措施”。[79]西贝克及其医学系同仁的例子基本上后无来者。那些留任的非犹太裔科学家中的大多数，以马克斯·普朗克为首，尽力在科学研究上保持正直和政治中立，只在口头上敷衍纳粹政权。普朗克开始安排在威廉皇家学会的会议上行纳粹礼、向希特勒致敬，以此规避进一步的清洗。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因在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进展而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重要的是留在德国，以保持科学价值的完整。然而不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80]

多数德国教授留住了职位，其中绝大多数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保守派，他们大致认同希特勒的合作伙伴民族党的观点，即认为魏玛民主制度是一场灾难，早就应该恢复旧帝国的统治集团和等级结构了。但许多人超越了此立场，积极拥护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3月3日，约300位大学教师联名发表呼吁书，号召选民支持纳粹党；5月，不少于700位大学教师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阿诺尔德·贝格施特雷瑟（Arnold Bergsträsser）阐释了纳粹政权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正当性，说这种方式可以克服民主制度显而易见的缺陷。法律系的律师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为1933年的“革命”辩护，说它反对的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并且指出，公民只有服从政府，才可能获得完整的人类尊严。作为德意志人民党党员、强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翼人士，耶利内克认为政府的反犹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学术界已人满为患。他还认为（这预先道出了后来的史家观点），希特勒的权力将由于帝国内部其他权力中心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这在其他方面或许是事实，但在对待犹太人的政策上却并非如此。耶利内克本人就是犹太裔，他恰恰是在自己所热烈拥护的民族主义革命进程中被依法解除了教职。同系的其他教授提出，法律应该表达人民的心声，法官应该根据纳粹思想做出裁决。德语教授宣称，纳粹革命为德语学习赋予了爱国的新意义。他谴责“犹太思维”和“犹太文学”损害了德国的“生存意志”。[81]

很快，刚刚纳粹化了的各地教育部不仅针对聘任事务，也针对教学与研究制定了政治标准。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把这方面的权力统统把持在自己手中。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1933年在慕尼黑对汇聚一堂的教授们说：“从今以后，需要你们做出判断的，不是某事真实与否，而是它符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82]纳粹头目既不关心传统的教学与研究自由，也不关心传统的大学价值。实际上，他们对科学本身并不关心。法本公司董事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卡尔·博施（Carl Bosch）于1933年夏面见希特勒，当他抱怨驱逐犹太裔教授的做法损害了德国的科学利益时，遭到了无礼的对待。博施说，物理学领域的解聘比例特别高，占被逐大学教师的26%，其中包括11位诺贝尔奖得主，化学领域亦然，比例高达13%，这严重削弱了德国科学界的实力。希特勒粗鲁地打断了老科学家，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况且德国根本用不着物理学和化学也能在未来的百年里继续取得进步，然后按铃唤来副官，对他说博施要告辞了。[83]

三

在大学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是学生。学生们组织舆论战，在本地报纸上抨击不合时宜的教授，成群结伙地在他们的课堂上捣乱，带领冲锋队小分队搜查和突袭他们的住宅。还有一个招数用来反衬某些教授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就是安排客座讲座时邀请政治正确的人物，比如海德格尔，他保准会对纳粹政权表示热烈拥护，而别人不见得每次都有这样的表现。在海德堡大学，有位纳粹积极分子指挥冲锋队在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Walter Bothe）的研究所楼顶、他办公室的正上方长时间地走队列，以此干扰他的工作。[84]在一所又一所大学里，受人尊敬的校长和资深行政人员遭到排挤，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平庸人物。这些人之所以上位，仅仅因为他们是纳粹党员而且受到纳粹学生组织的支持。其中的典型人物是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他是坚信男性至上论的纳粹理论家，于1933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在突然升迁之前，他一直在法兰克福市一所师范大学讲授教学法，是个无足轻重的教授。[85]在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兼职讲师卡尔·利泽尔（Karl Lieser）于1933年初入党，因在5月份向黑森州教育部检举许多同事而激怒了他在建筑系的同事们；大学理事会对这种行径感到愤慨，取消了利泽尔的教师资格，请求教育部开除他，并且暂时关闭大学以示抗议。然而第二天，学生们重新打开学校大门，占领了教学楼，与此同时，教育部任命达姆施塔特市市长为代理校长。教授们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利泽尔复职，1934年成为教授，并于1938年升任校长。德国各大学都发生了类似事情，这些事件标志着教授群体骤然失去了传统的权力。莱比锡的纳粹学生领袖爱德华·克勒姆特（Eduard Klemt）宣布：“大学已经在咱们手里啦，可以按我们的意思办事了。”[86]

各地的学生会没有满足于推进教授群体的纳粹化，他们还要求正式参与教授的选聘事务，要求在纪律委员会中取得代表资格。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越界了，相当愚蠢，因为学生团体参与此类事务有悖于大学的领导原则。到1933年夏，纳粹化了的教育部和大学当局开始压制学生的骚乱：禁止学生把令他们反感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阻止了全国学生会在每座大学城搭建一个颈手枷的计划，学生们原打算把“非日耳曼”教授的出版物钉在颈手枷上。1933年上半年里的大规模干扰和暴力行为几乎使大学生活陷入瘫痪，但在此期间并无学生因政治性骚乱行为而真正受到纪律处分。不过，当局的态度此时已经明朗：普鲁士教育部宣布，学生会有责任“让每位成员遵守秩序和纪律”。[87]然而，学生们在此之前对知识自由和学术自主权进行的暴戾打击已经震惊世人、恶名远播，现在只要人们反思纳粹主义，就会想起此事。

1933年5月10日，德国学生在全国的19座大学城组织了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他们编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那些书从他们所能找到的各种图书馆里搜出来，堆在公共广场上点火焚烧。约瑟夫·戈培尔应学生们之邀参加了柏林的焚书行动，他称之为一场“有力的、伟大的、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并告诉学生们，他们“把以往的邪恶精神付之一炬，做得好”。[88]书籍被一本接一本扔进知识的火葬柴堆，同时伴着诸如此类的口号：“维护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世界观，打倒阶级斗争论和唯物主义——烧掉马克思、考茨基（Kautsky）；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纪律与道德，打倒颓废堕落和道德腐朽——烧掉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焚，是因为“贬损地夸大了人的动物性”；通俗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作品被焚，是因为“贬低”了德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激进的和平主义记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和卡尔·冯·奥西茨基的著作被焚，是因为“傲慢和自负”。焚书清单中的一个类型专门留给了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他的批判小说《西线无战事》被付之一炬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关于战备意识的国民教育，打倒那些背叛了一战将士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排比句口号所列的作品，还有许多书也被焚烧。为配合这场行动，全国学生组织发表了“12篇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论文”，要求推行审查制度、清洗图书馆，并且宣布：“我们的对手是犹太人以及一切服从于他们的人。”[89]

作为这场行动的前奏，3月12日，冲锋队洗劫了位于海德堡市中心的工会图书馆，搬出图书，在门外的一个小火堆中焚烧。这场焚烧马克思主义书籍、打倒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行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并无直接后果和后续行动。然而与之相比，5月10日的焚书行动在规模上则大得多，准备工作也全面得多。学生们从4月中旬开始仔细搜索各家图书馆和书店，为这场焚书做足了准备。行动期间，学生们胁迫各家书店在橱窗上张贴海报宣传此事，有些书商勇敢地予以拒绝，但许多书商则屈从了。海德堡市的焚书发生于5月17日，在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以及学生决斗队成员的配合下，学生们举着燃烧的火把，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徽章和书籍一起扔进火中，一边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和国歌。在现场演讲的人把焚书行动描述为对“非日耳曼精神”的一次痛击。代表“非日耳曼精神”的作家包括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他曾统计了魏玛时期右翼阵营所犯的谋杀案，1932年夏被迫放弃在大学的教席。魏玛共和国曾经接纳了这种“犹太颠覆”精神，现在它终于被打发进了历史。[90]

这一切标志着数星期前由宣传部在各地发动的“打倒非日耳曼精神”行动达到了高潮。[91]像第三帝国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表面上自发的行动，实际上是统一协调的，但这次的协调者不是戈培尔，而是全国学生会。为了便于行动，负责清洗柏林公共图书馆的纳粹干部提供了一份焚书清单，全国学生会的总部拟定并下达了行动时使用的口号。纳粹学生组织用这种办法，确保了在所有大学城开展的焚书行动采取大致相似的方式。[92]而且在全国各地，有学生带头的地方，其他人就跟着干。例如，在小镇新伊森堡（Neu-Isenburg）1933年的夏至庆祝活动上，一大群人在消防站背后的空地上围观高高堆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被焚烧，当地的女子体操俱乐部成员绕着火堆跳舞，当地的纳粹党支部书记发表演说，然后聚集的群众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焚书行动的参与者绝不限于高校学生。[93]

纳粹的焚书行动刻意模仿了一次先例。1817年10月18日，图林根的瓦尔特堡（Wartburg）举行了宗教改革300周年庆典，纪念马丁·路德发表抨击天主教会的论文、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当天庆典的尾声，持激进民族主义立场的学生们把权威的象征以及《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等“非德意志的”书籍投入火堆，象征着执行火刑。这次行动也许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提供了先例，但其实与后来模仿它的1933年行动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因为瓦尔特堡纪念活动主要关心的是表达对波兰的支持、声援德国的新闻自由——梅特涅亲王创立的警察制度所实行的大规模新闻审查限制了报界的自由。不过，1933年5月10日，在刚刚纳粹化了的大学当局的鼓励或纵容下，当烈焰在德国历史悠久的学府腾空而起的时候，肯定有不少人想起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个世纪前对瓦尔特堡事件的评论：“在焚书的那个地方，最终也将有人被焚。”[94]

四

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在纳粹以暴力、恐吓和野蛮手段打击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遭受到特别强烈的仇视和敌意：德国犹太人。这既不是因为他们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属于纳粹党的劲敌，也不是因为需要胁迫他们像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样，融入纳粹迅速建立一党独裁政权的进程。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有着相当不同寻常的特点。把犹太人逐出普鲁士艺术学院等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型交响乐团、艺术学校和博物馆，触目惊心地显示出，纳粹把犹太群体视为外来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渊薮，把驱逐犹太人视为一场可以使德国恢复“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反犹主义”与“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间，一向仅有非常牵强和间接的关系，多数犹太人过着无可指摘、循规蹈矩的生活，总体而言在政治上颇为保守。但是纳粹党刚刚上台，犹太人就开始感受到冲锋队倾泻而出的积恨。实际上，褐衫军早在1932年秋就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犹太会堂等场所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数星期里，冲锋队闯入犹太会堂，亵渎宗教用具；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随意羞辱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发明的惩罚措施，强迫他们喝下大量蓖麻油。[95]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达到了新水平。库尔菲斯滕路（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时尚购物街，许多纳粹党徒视之为犹太人喜欢聚集的区域。选举后第二天，褐衫军团伙沿着这条街横冲直撞，搜寻犹太人，殴打他们。在布雷斯劳，一伙冲锋队员绑架了剧院的犹太裔导演，用橡皮棍和狗鞭打得他差点儿丧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座犹太会堂被焚烧，一位犹太商人被劫持、狂殴，后来重伤而死。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在许多地方涂抹、封锁犹太人的商店。[96]

在布雷斯劳，冲锋队员于3月11日袭击了法院大楼的犹太裔法官和律师。各法庭休庭三天，等到重新开庭时，迫于褐衫军的压力，法院院长裁定，仅允许此前在布雷斯劳执业的364名犹太裔律师中的17人进入法院大楼。冲锋队员在德国全境冲击法庭，把正在庭审的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拖走，殴打他们，不许他们再出庭。这些行动造成的扰乱，连希特勒也觉得过于严重，他在3月10日要求停止这种“个人行为”，以免扰乱公务或者损害经济。关于这个问题，他已收到包括帝国银行在内的重要商业机构的投诉。希特勒还亲自强令莱比锡的纳粹党头目取消了以揪出犹太裔律师为目标的突袭帝国法院计划。[97]但帝国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未加干预。纳粹报刊继续发表疯狂的煽动文章，要求清洗司法界的犹太裔专业人士，支持此事的请愿书潮水般涌向帝国司法部，它们来自“民族主义”律师团体。事实是，尽管对犹太商店和企业的袭击使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的民族党伙伴感到不安，然而对犹太律师的攻击却基本上没有引起不安。在司法界，极少有人抵制这种攻击行为，或者说无人抵制，就连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不曾抵制。见习法官雷蒙德·普雷策尔正坐在柏林法院的资料室里，褐衫军冲进了大楼，高声驱逐所有犹太人。“有个褐衫军走到我的桌前，”他后来回忆道，“‘你是雅利安人吗？’我来不及多想，应声说：‘是。’他凑上来端详我的鼻子，然后走开了。血涌上我的面颊，我感到了耻辱和挫败，刚才太迟钝了……用那样的回答换取留下来安静查阅文件的权利，真丢脸！”[98]

希特勒的干预仅仅使一系列暴力事件暂时有所减少，却根本未能全面制止。刚过两个星期，它们又开始了。1933年3月25日，来自外地的30名冲锋队员闯入西南部的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的犹太人住宅，把里面的成年男子拉到市政厅，用几乎不加控制的残暴手段殴打他们；同日上午，在附近的小镇克雷格林根（Creglingen），类似的事件导致18位遭到殴打的犹太裔男子中的2人死亡。在威斯巴登（Wiesbaden），成群结伙的青年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下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在3月30日汇报：

本月15日清晨，快6点的时候，一辆卡车载着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人出现在犹太商人奥托·泽尔茨（Otto Selz）位于施特劳宾（Straubing）的住宅前。还穿着睡衣的泽尔茨被带出家门，塞进卡车绑走。大约9点半，泽尔茨在兰茨胡特区的翁格（Weng）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已被击毙……几个村民说，看见卡车上的人当中有一些佩戴着红色卐字袖标。[99]

希特勒的干预表明，这些事件并不是任何已成型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表达了各级纳粹党徒内心对犹太人的仇恨、愤怒以及暴力倾向。冲锋队的暴虐，在此之前主要是针对帝国国旗团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但此时因纳粹党的胜选而得到全方位释放。既不受制于警方的干涉，也不受司法检控的真正威慑，于是纳粹党徒在袭击犹太人的行动中尽情泄愤。虽然纳粹领导层希望控制住暴力，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是在不断推波助澜——他们不但把反犹情绪宣之于口，还让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领衔的纳粹报刊持续刊登反犹文章。[100]据一份显然不完全的估计，截至1933年6月底，纳粹冲锋队已杀害43名犹太人。[101]

这些事件在境外并非无人关注。外国报纸驻柏林的记者报道说，看见被打得失去知觉的犹太人躺在柏林的街上，鲜血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批评性报道出现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102]3月26日，保守派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对美国记者路易斯·P.洛赫纳（Louis P. Lochner）说，境外的“暴行宣传”让人想起关于德军1914年所犯暴行的比利时传言，它很可能是一场用假消息攻击德国政府的协同行动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注定要伴随着“某些越轨行为”。与诺伊拉特不同，希特勒本人公开把这些报道描述为“犹太人用暴行故事进行的诽谤”。同日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戈培尔、希姆莱和施特莱歇尔开会时，希特勒决定把基层党员的反犹干劲引导为一场协同行动。3月28日，他下令各级党组织做好准备，在4月1日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实施一场抵制行动。这场行动在第二天获得了内阁的批准。[103]抵制行动远非出于一时冲动而对国外“暴行宣传”的一次迅速回应，而是纳粹党内人士，尤其是那些最敌视“犹太”大企业（例如百货商店和金融机构）的人筹划已久的。纳粹头目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认为，欧洲的犹太人与美国的犹太人之间有着一致的利益，甚至阴谋的勾结，但这种关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用于发表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有必要让犹太人知道，“我们决心已定，绝不罢手”。[104]

纳粹上述说法的不属实，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展示：犹太教德国公民中央协会拍电报给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要求它取消“敌视德国的示威活动”，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尽管美国的犹太群体对此存在意见分歧。美国许多城市在3月27日举行抗议集会，随后开展了抵制德国货的运动，此运动在4月1日之后的几个月里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105]这反倒使戈培尔越发认为应该“以最强硬的态度”抵制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如果外国停止诋毁，那么我们的抵制行动就会停止，”他继续写道，“否则，殊死的斗争将会展开。现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对他们在全世界的同种族同志们施加影响，以免他们在这里吃苦头。”戈培尔于4月1日驱车穿越柏林，巡视抵制行动的进展，他说自己满意极了：“犹太商店全部关闭。冲锋队哨兵站在店门前。公众表示一致支持。一派严守纪律的景象，堪为楷模。壮观的场面！”使场面更加壮观的，是下午“15万柏林工人”反对“外国诋毁”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及傍晚10万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分列式。戈培尔满意地写道：“群情激愤，不可名状……抵制是德国在道义上的一次伟大胜利。”他确实觉得获得了大胜，以至于第二天就得意地写道：“外国逐渐恢复了理智。”[106]

几个月后当戈培尔的这部分日记发表时，读到它的德国人却明白这是从纳粹的视角对4月1日的局面所做的乐观描述。当然，冲锋队员非常活跃，他们到处张贴醒目的海报告诉人们：“不要在犹太人的小店和百货商店买东西！”命令人们不要找犹太裔律师和医生，并且告诉人们这样做的所谓理由：“犹太人正在国外诋毁我们。”一辆辆卡车上贴着类似的海报、满载着冲锋队员在街道上飞驶而过，党卫队和“钢盔”小分队气势汹汹地站在犹太零售商店的门外，要求每一位进店购物的人出示身份证件。许多非犹太商店张贴海报，宣明自己是“得到认可的日耳曼裔基督徒的商号”，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误会。纳粹领导层已经向冲锋队做了重要指示：这场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将由中央统一协调，冲锋队不得擅自施行暴力。4月1日执行抵制任务的大多数冲锋队员确实避免了严重扰乱治安，其行为保持在威胁和恐吓的级别。那天，商店本身似乎极少受到真正的物理破坏，但许多地方的褐衫军在商店橱窗上涂抹了标语，有几个地方的褐衫军忍不住砸碎玻璃窗、抢劫商品、逮捕反对者，或者揪出犹太店主，押着他们游街，在他们体力不支而倒下时又殴打他们。[107]

人们聚集在被抵制的商店门外围观。但与纳粹报刊的报道相反，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愤怒，而是大多保持消极和沉默。在一些地方，包括慕尼黑的两家百货商店，市民甚至举行了反对抵制的小型示威活动，其中有些人佩戴着纳粹党徽，他们试图穿过门口的褐衫军哨兵。在汉诺威，下定决心的购物者试图强行进入犹太商店。但在多数地方，基本上没人能够进入。至少就此而言，抵制行动是成功的。另一方面，有些小镇根本没有实行抵制。每个地方都有许多犹太店主干脆停业，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事先收到抵制行动的通知后，许多人急忙在前一天跑到犹太商店买东西，这让纳粹报刊大为光火。抵制行动的前一晚，有人在电影院听见一位年轻士兵和他的女友争论该怎么做。他说：“确实不该买犹太人的东西。”她回答：“不过他们的东西实在太便宜了。”他答：“可是质量不怎么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才不是呢，”她反驳道，“他们的东西和基督徒店里的东西一样好，用的时间也一样长，而且他们的东西要便宜得多。”[108]

只有小商店和小企业遭到了抵制；最大的犹太企业多年来一直是纳粹党徒的首要谩骂对象，此次没有成为抵制的目标，是因为它们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还因为它们是大雇主，假如抵制行动对它们的经济地位造成严重影响，它们将被迫裁员。仅蒂茨连锁百货商店就有14000名雇员。出版业巨头乌尔施泰因公司中的纳粹雇员组织指出，尽管该公司免于遭受抵制，但它的出版物大量被禁，导致“全国的好同志”有许多遭到解雇，纳粹政权的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109]这一切说明，抵制行动远没有戈培尔所宣称的那么令人瞩目。异乎寻常的是，抵制行动基本上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但公众对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热情，这种现象此后多年不止一次地再现于政府推行各种反犹措施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了抵制行动对经济和政府的海外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私下里也承认它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尽管美国报纸在随后的数星期甚至数月里依然刊登有关纳粹党暴力反犹的“暴行报道”，但希特勒和纳粹党悄然放弃了继续在全国范围进行抵制的想法。不过，抵制的观念在纳粹运动中扎了根。在随后的数月里，许多地方性报纸一再呼吁读者不要光顾犹太人的商店，而各地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则经常在犹太人的经营场所外设置“哨兵”，并且组织写信运动，指责和警告那些胆敢走进犹太商店的顾客。[110]

五

抵制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基层的纳粹党员知道，反犹政策必须由中央统一协调，而且在执行时要像希特勒多年前所写的那样，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发的集体杀戮行动和暴力行为。抵制行动为纳粹党的对犹政策铺平了道路，从此可以采取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去实现党章中的内容：犹太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因此显然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1933年4月7日，抵制行动一个星期之后，《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把犹太人加进了作为解聘对象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之列。“非雅利安裔”公务员在4月11日公布的实施细则中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公务员。这些人将被辞退，但在兴登堡毫不含糊的坚持下，退伍兵、其父或其子阵亡者，以及一战前在军中服役者没有被列为解聘对象。纳粹党员、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曾在1925年提出过类似的法案，当时他还是个无籍籍名的国会议员。在他的推动下，该法律以典型的纳粹风格，把各地区和地方级的政府机构已实施了几个星期的解聘犹太裔政府雇员的措施纳入了协调一致的进程。同时由司法部拟定了适用于犹太裔律师的类似条款，并写入同日通过的另一部法律。4月25日颁布的《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规定，所有中小学和大学的犹太裔学生限额为5%，每年入学的犹太裔新生限额为1.5%，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有资格进入专业领域从业的犹太裔德国人的数量。豁免条件意味着许多犹太人能够继续工作——例如，全部717名犹太裔的法官和州检察官中的336人，以及全部4585名犹太裔律师中的3167人。[111]根据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一部法律，魏玛共和国时期移民到德国的东欧犹太人失去了公民资格，1932年弗朗茨·冯·帕彭的政府曾考虑过采用这种措施。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措施，意味着犹太人自1871年以来在德国享有的公民平等权的终结。[112]

那些留任的犹太人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是持续不断且日甚一日的怀疑和敌视气氛。上述法令引发了一波告密潮，有的出于政治动机，有的出于个人动机，许多律师、公务员和政府雇员被迫开始核实祖先的血统，有的甚至不得不接受医学检查，以此鉴别他们所谓的人种特征。各部部长和各文官部门的首长极度敌视他们所辖机构中留任的每一位犹太人。保守派，比如普鲁士州内政部的州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与他们的纳粹同事一样，热情支持反犹措施。毕竟自1890年代初开始，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措施一直是保守党（后来的民族党）党纲中的内容。但保守派觉得反犹政策不应过于极端，希特勒适当采纳了这些人的意见，例如，他于4月7日否决了禁止犹太裔医生执业的提案，并且尽量确保清洗不致对商业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对于希特勒这个时期排犹政策的基本要义，他的民族党同事依然非常支持。[113]

有政府带头的地方，其他机构就会跟着做。各层级在整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工作，是把犹太人逐出刚刚在此进程中实现了纳粹化的机构，例如，德意志拳击协会（German Boxing Association）于1933年4月4日把犹太裔拳击手除名，德意志体操联合会（German Gymnastics League）于5月24日实现了“雅利安化”。市政当局开始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共设施，比如运动场地。[114]在德国北方小城诺特海姆，1932年仅有120位执业的犹太人，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似乎并不尽心，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且根本没有施用于有些企业。这里与许多地方一样，当地的犹太居民已被普遍接纳，人们觉得纳粹的反犹主义是抽象的言论，并不适用于他们所认识的具体的犹太人。此时，抵制行动突然间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了现实的严峻程度。诺特海姆当地的犹太裔医生收入开始减少，因为病人逐渐离他而去；当地各种自发组成的协会，不仅包括射击俱乐部，甚至还包括老兵俱乐部，都减少了犹太裔会员，通常是由于“缺席”，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很快就不再愿意参加城里的社团生活，许多人在被逐之前已主动退出。每一位继续高调地光顾犹太商店的老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到，有不少本地冲锋队员在店里赊账购物、拒绝支付账单。在德国各级政治头目、报纸和媒体持续不断的反犹宣传中，到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发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115]

有些犹太人认为反犹浪潮不久就会过去，于是理性视之，或者尽量忽视它。然而许多人则处于震惊与绝望状态。政治暴力的普遍程度与1933年1月30日之前相同，但此时的政治暴力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而且矛头公开对准德国的犹太人口，开创了一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全新的局面。结果恰如纳粹党所愿，犹太人开始离开德国、移居国外，仅1933年就有3.7万人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口从1月份的52.5万减至6月底的不到50万，而这仅仅是登记的犹太教信徒的降幅，随后数年里将有更多人步其后尘。但也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116]对老一辈人来说，在国外找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主要是因为多数国家依然深陷经济萧条之中，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一直当作家乡的德国碰运气。还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等到纳粹政权稳定下来，形势就会好转——冲锋队青年的狂野之气届时自然会被驯服，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越轨行为很快就会结束。

有一位犹太裔公民却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就是维克托·克伦佩勒。3月5日选举之前，他已在日记中表达过对“右翼恐怖”的不满，但与后来的情形相比，当时的恐怖还是相对有限的。他觉得自己无法同意那些为民族党辩护、支持取缔共产党的友人，令克伦佩勒沮丧的是朋友们看不清希特勒内阁“权力分配的真相”。他在3月10写道，选举之前的恐怖仅仅是“温和的序幕”。暴力和宣传让他想起了1918年革命，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卐字标志下进行的。他已经在琢磨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大学教职。一星期后他写道：“1918年的战败并不像当前的形势这样让我深感沮丧。日复一日赤裸裸的暴力、对法律的践踏、最可怕的伪善、野蛮的心态，就像发布法令一样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在让人震惊。”3月30日，抵制行动的两天前，他绝望地写道，气氛

就像中世纪或沙皇俄国最黑暗时期的一次集体杀戮的前夕……我们是人质……“我们”是受到威胁的犹太群体。实际上，我感到的羞耻多于害怕。为德国感到羞耻。我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而且我一直以为20世纪的中欧不同于14世纪的罗马尼亚。错！

克伦佩勒认同民族党除了反犹主义以外的多数观点，他与许多保守的犹太裔德国人一样，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德国人。他的忠诚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经受严峻的考验。

克伦佩勒在1933年3月20日写道，德国将不会被希特勒政府拯救，它似乎将迅速驶向一场灾难。他接着写道：“除此之外，我相信，德国将永远无法洗刷掉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耻辱。”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犹太裔友人和熟人的被解雇。让克伦佩勒感到内疚的是，他由于1914—1918年在前线作战而得以根据4月7日的法律留任。人们的自私、无助和懦弱令他灰心，更不堪的是他所在的大学里学生们的公开反犹活动和谩骂式反犹标语牌。他的妻子在病中，神经脆弱，令他担心的还有自己的心脏问题。克伦佩勒之所以能支撑下去，既是因为他在德累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Döltzschen）买了一小块地，准备盖座新房子，以此安顿自己和妻子以及他的学术写作，也是因为他对人类不可遏止的同情心和对知识的好奇心。6月份的时候，克伦佩勒开始私下编写一部纳粹术语词典。他在1933年6月30日收录了第一个词条：保护性羁押。[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