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至上的真实观

真实观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怎样才算是“说实话”，什么样的记录才被认为是“真实的记录”。人们眼里的“真实”，不管是“实话”还是“实录”，都是主观对于客观的反映和表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真实的标准不尽相同，如果说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真实标准的话，那就是“不造假”。在此底线以上，“说实话”其实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政治实践中的真实观。宋真宗三十岁即位，副宰相王旦四十一岁，宰相李沆五十一岁，老中青三代结合。李沆主政，报忧不报喜，每天都向真宗报告各种坏消息，哪儿发大水了，哪儿干旱了，哪里又出现小股“盗贼”了，搞得真宗忧心忡忡，愁眉苦脸。王旦不理解。李沆解释说，皇帝还很年轻，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知道天下事是很艰难的。不然的话，他要么沉溺女色，要么大兴土木，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会去打仗，去求神拜佛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了。李沆的解释，王旦当时并不完全服气。李沆过世之后，宋朝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北部和西北边境问题，天下太平，真宗果然就做了李沆最担心的事情，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大修宫观，还认了一个道教天神做祖宗。这期间的宰相正是王旦。他想要劝阻，可是势所难为，力不能及；想要隐退，真宗待他又是天高地厚。王旦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愧疚，至死都无法安顿。这个时候，王旦想起李沆当年的话来，不禁由衷地佩服。

从真实观的角度来看，李沆的报忧不报喜，就是选择性地提供事实。换句话说，他报告了一些事实，但同时隐藏了另外一些事实。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当中，这种有选择性的真实报告，是会受到嘉许的，比如李沆就被宋人称为“圣相”，因为他的目标是高尚的——约束皇帝。为了高尚的目的选择性地披露和隐藏事实，并不违背真实，这就是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真实观。因为这种选择性的事实披露是与“动机之善”和“德行之美”相关联的。反之，如果这种选择性的事实披露是出于恶的动机，那么，它就不再为人所接受，而变成了“欺上瞒下”“蒙蔽圣聪”。可是，谁来判断动机的善恶与德行的美丑呢？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传统历史记载中有不小的篇幅就是在纠缠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种真实观，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至上的真实观”。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不仅存在于政治实践当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历史书写当中。我这里所说的“历史书写”指一切有关过去的有目的的记录，包括墓碑墓志等私人传记的书写。宋朝最高军事指挥官冯守信一生当中最光辉的事迹就是指挥修复黄河决口。冯守信的《神道碑》出自王安石之手，文字写得漂亮极了，翻译过来就是：当此之时，黄河在滑州决了口，皇帝忧心忡忡，问谁可以领导抗洪抢险的工作。冯守信挺身而出，毛遂自荐说，我从小就生活在黄河边上，熟悉黄河的性情。于是冯守信就临危受命，担任了抗洪总指挥。在抗洪现场，“河怒动埽，埽且陷”，黄河怒吼着冲向堤坝，堤坝好像就要塌陷了。而冯守信安坐堤上，临危不乱，指挥自若。一天工夫，决口就堵上了。

这形象是不是很伟岸？这就是我们在冯守信的《神道碑》里看到的。但事实是，冯守信治河的第二年夏天，修好的河堤又被冲垮了。而冯守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他是把皇帝让他堵的口子堵上了，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就有很多人建议综合治理，可是冯守信说，皇上给我的命令就是修西南河堤，别的我管不着。

冯守信的《神道碑》作于冯守信死后三十九年。冯守信修河的不负责任及其灾难性后果，王安石肯定是知道的，可是他在作《神道碑》的时候却选择性地展现了冯守信一生中最辉煌的瞬间，给了一个大特写，然后定格于此。至于第二年发生的事情，《神道碑》绝口不提。那么，王安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肯定会觉得《神道碑》的记载是不真实的。然而，王安石所遵循的，恰恰是宋代社会文化中碑志书写的真实观。有学者总结说，碑志只能书写“部分的真实”，选择性地记录善行，忽略恶行。因为墓碑墓志的功能就是表彰死者的善行，为的是让后世子孙记得他的好，它遵循的就是“死者为大”“孝思优先”的原则。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会损害真实，而这种损害在当时社会思想背景下是受到默许和鼓励的。这样的损害，绝不仅仅发生在私人记载当中，官方的历史书写可以走得更远。

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宣布独立，试图摆脱宋朝的控制，宋夏开战。开战之后，契丹又趁火打劫，派使者来重启边界争端，勒索财物。这两件事情对宋朝来说，都是关系存亡的大事。然而，到了1051年，年轻的史官司马光却赫然发现，当时的《时政记》和《起居注》都没有记载这两件事。《时政记》是宰相亲记的君相政务会谈纪要，《起居注》是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档案。这两种记载，是未来写作本朝史的基础。可是这样的大事，竟然漏记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他请求调阅档案，想要补全历史，还原真相，结果却遭到史馆负责人的怒拒，理由是“国恶不可书”——为了塑造本朝的光辉形象，给未来的人一个正面的教育，只能赞美讴歌，那些政治家脑子里进的水、战场上士兵和百姓流的血，那些屈辱的和谈，都必须回避。在这种真实观的观照之下，大段事实的漏略在所难免。

归根结底，这样一种真实观，是功利主义的真实观，它追求有道德的“用”，并不追求客观、全面的“真实”。这样一种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如果再向前推的话，会演变到制造事实的地步——用书写来制造事实。

还有一个故事，主要人物有四位：一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官至副宰相，主持中央工作；二是宰相吕夷简，比范仲淹大十一岁，是更老一辈的政治家；三是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同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同辈政治家，官至副宰相；四是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后来也官至宰相。

故事梗概如下：范仲淹年轻的时候，与宰相吕夷简有过激烈冲突，并为此受到了贬官的处分。宋夏战争爆发之后，吕夷简把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还，派去西北守边。范仲淹等人上前线之后，慢慢地稳住了局势，也积攒了入朝的资本。范仲淹去世之后，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神道碑》，写到吕夷简起用范仲淹时说：“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也就是说，这两位胸怀宽广的政治家为大局放弃了个人恩怨。对于这个令人感动的情节，范纯仁坚决否认：“‘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而欧阳修则坚持说这是他亲眼所见：“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最后，范纯仁擅自修改了《神道碑》的碑文，“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删除了二十多个字，才刻到石头上，又拿了拓片送给欧阳修。而欧阳修大怒，说这不是我的文章：“非吾文也！”所以，范仲淹的《神道碑》是有同一作者的两个版本的，区别就在“二公欢然”这个情节上。

图四三：《范仲淹神道碑》（局部）

《范仲淹神道碑》，又称《褒贤碑》。碑文由欧阳修撰写，碑额由宋仁宗亲题“褒贤之碑”四字，碑文由王洙书丹。此碑碑额与碑身由一块石料制成，尺寸为40厘米×408厘米×141厘米。出土于河南省伊川县彭婆乡。碑文共有隶书30行，满行为72个字，现在尚存1511字。北宋后留存下来的隶书碑文已不多，而王洙的隶书作品除此外更难寻觅。《宋史》本传载王洙“篆隶之学，无所不通”。欧阳修也曾评其写的《范仲淹神道碑》“峭劲，多带篆体，真出唐人隶书之上”，故更为珍贵。

“欢然”情节究竟是真是假？这桩公案，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到今天，纷纷扰扰讨论了一千多年。我个人觉得，这种感受性的东西，孝子之说应当更加真实。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坚持“此吾所目击”呢？

因为他希望传递政治和解的信息。年轻的时候，欧阳修和范仲淹一起，参与了对吕夷简的攻击，也一起承受了被贬的挫折。他们不满老一代的作风，急于获得权力，渴望改造政府，所以攻击政敌不遗余力，疾恶如仇，完全不在乎是否会激化矛盾，引起分裂。中年之后，随着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流产和对从政经验的反思积累，欧阳修领教了治国理政的复杂性，开始认识到保持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明白了“欢然”和解的重要性，而分裂则更容易把群臣变成皇权的工具和奴隶。所以，他坚持认为范仲淹和吕夷简应当和解，必须和解。这是基于政治反思所产生的智慧，经历了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按我的理解，欧阳修的行为，更准确地说，是在“制造事实”。他希望把吕、范之间的政治和解通过他的书写固定下来，传播出去，用文字来矫正政治风气。

这样一种用书写制造真实的努力，其实在中国传统当中一直存在。最典型的是“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晚唐罗隐的《馋书重序》里面有一句话：“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这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希望他的书写能干预政治风气。这番道理，年轻的范纯仁不懂。然而，到了晚年，范纯仁眼睁睁看着宋朝的政治走向进一步的分裂，甚至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回忆起欧阳修书写“欢然”时的良苦用心。

用书写来制造事实，就本质而言，已经背离了客观真实。但是，在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之下，则是受到默许和鼓励的，只要它是出于善的目的。而我们从现代看过去，以客观真实（是否真实发生过）为标准来衡量的话，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真实观并不追求客观真实，它讲究的是道德至上，主张说话人或者记录者可以通过自以为道德的目的选择或者（通过解释）制造事实，因此是功利主义的。真实的历史川流不息，过去、现在、未来从未间断，每个人驻足的瞬间都在成为历史。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个人，群体和个体都是带着过去走向未来的。历史书写将流动的历史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独立出来，加以记录，主观性在所难免，我们要了解真实的过去，就必须接受它并不追求客观真实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