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忠”，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忠君”“忠臣”这样的词语，接下来可能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有毒的陈腐观念了。明朝有个叫沈炼的锦衣卫，七品小官。他喜欢喝一口，“少饮辄醉”，醉了之后会用筷子敲着碗沿打拍子吟诵《出师表》《赤壁赋》，吟罢几声长啸，以抒胸中郁气。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炼越职上书，弹劾权臣严嵩，被贬到西北戍边，又调查、揭发当地驻军劫杀平民谎报军功之事。最终，严嵩父子与边防将领合谋，捏造罪名，对沈炼处以极刑。
沈炼作有《臣事君以忠论》，其中写道：“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不义，妇不可以不贞；朋友不孚，吾不可以不诚；而曰‘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此儒者之误也。”意思是：父亲可以不慈爱，儿子却不能不孝顺；丈夫可以不仁义，妻子却不可以不贞洁；朋友可以不讲信誉，我却不可以不诚实。可是竟然有人为臣对君的忠设置了条件，说什么“只有君主遵循礼义来使用臣子的时候，臣才需要用忠诚来侍奉君主”，这就是儒者的不对了。他认为，子对父的孝，妻对夫的贞，自己对朋友的诚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么，臣对君的忠也理应如此。
这就是沈炼所理解、信奉并且用生命践行的绝对的“忠君”观念。即便是身处贬谪之中，他仍然一面“思亲太行道”，一面“忆主敬亭山”；一面“骂贼心偏壮”，一面“思君意未灰”。那个天天躲在西苑炼丹，偏听偏信，不理国政的嘉靖皇帝，从来没有上过沈炼心中的黑名单。沈炼只恨奸臣，不怨昏君，忠君之心，日月可鉴。这位“有明忠臣”沈炼，非常符合现代人对传统中国愚忠的认识。
朱元璋曾经创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用严刑峻法打击那些拒绝与新政权合作的士人，剥夺了中国读书人隐居的自由，试图把他们都变成驯服的工具。朱元璋以强权暴力求而不得的，在一百八十年之后的沈炼这里，竟然内化成了一种信仰。只可惜，像沈炼这样真信的人不多。忠君绝对化到了这样一种完全“无我”的地步，已经背离了人性，除了一二忠臣烈士，大多数人就只能嘴上说说了，说得越响的越是不信。远离人性的，只能走向虚假，越严格越孱弱。
沈炼在那段话的最后，批评了一种“异端邪说”——竟然有人说“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忠君竟然敢谈条件，这是哪里来的儒者，竟然混沌至此？沈炼很气愤。那么，这位儒者究竟是谁？
《论语·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没错，沈炼反对的这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孔子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没那么多曲折：臣子对君主的忠诚是要讲条件的，君主以礼待臣下，才配获得臣子的忠诚；反过来，就像南朝梁代的皇侃所推论的：“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义换忠诚，这就是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说。这里的“忠”指的是在君臣关系中居于“臣”位置的一方的行为方式。但是，这还不是“忠”的本意。“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晚，甲骨文、金文当中都没有“忠”，可以确定为西周作品的《尚书》各篇以及《诗经》《春秋》中也没有“忠”。最早出现“忠”这个字的，是春秋时期的私人著述：在《论语》中，“忠”出现了十八次；其后，《左传》中有七十二处“忠”。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忠”都是它最初的含义。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忠”最初的意思？南朝梁代的皇侃解释说“忠者，中心也”，把忠解释成内心所秉持的。宋朝的陈祥道在皇侃的解释上加了一个动词，说“忠谓尽中心也”，也就是说，“忠”就是按照内心所秉持的原则行事，尽力而为。换句话说，“忠”所强调的，不是一个人在“关系”或者说“名分”中的外在的行为规定，而是“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正是在这种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之中，这个人才由内而外地生发出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这是新生的儒者在那个礼坏乐崩、新旧交替的时代对自身提出的最高要求。旧秩序在崩塌，人欲横流，儒者没有权势可以依凭，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过去所遗留的知识与智慧。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儒者自以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钥匙，他们以道自任，身体力行，试图通过对自身的高标准、严要求影响感化他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行道”是儒者的人生理想。“行道”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得君行道”，得到君主的信任，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而推行道德理想。“得君行道”让“儒者”与“君”之间发生了关系。从儒者的角度来看，“道”和“我”，或者说“我心中的道”是第一位的，“君”是第二位的。“我”以“忠”的态度“行道”，若“君”能行我之道，我则“以道事君”“事君以忠”；如若不然，我可以弃权位如敝屣，退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所谓“君臣义合”。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不稳定的，可以随时解除，而决定是否解除的权力在臣，而不在君。这样的主张，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打了来问”，本人凌迟，满门抄斩的。所以明朝有清洁版的《孟子》，删掉了上面那些扎心之论，阉割了儒家残存的锐气与风骨，也消除了实现政治改良的最后一点可能。当然，明朝会如此，我们不能只责备朱元璋气量褊小，他虽是汉人，可受的是元朝蒙古人的教育，所继承的也是金元落后文化改造之后的文化中国。
传统的君臣关系走到明朝这里，就进了死胡同，它的后果必然是皇权无限膨胀，走向专制，臣子失去尊严，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这样的君与臣，如果彼此都认同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倒也可以相安无事。麻烦就在于，由这样的君臣所运行的国家机器，基本是不可能有什么生机与活力的，它缺乏自我修正、应对内外变局的能力。
当然，原始儒家所说的那种自由结合的君臣关系，其实在秦汉以后已经难以为继了。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同时并立，他们彼此承认为华夏，但同时又互相竞争。所以，周游列国寻求可以合作的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既有可能性，又不违反大的族群认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舍此之外皆异族荒蛮，“找工作”已经没得选了。秦汉以后国家制度的巨大变革彻底改变了君臣关系，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意思是，士人的地位下降，君主越来越张扬，臣子变得像仆人一样，得到官位就欢喜得不得了。功名利禄，趋之若鹜，哪管什么是非毁誉。
但是，即便如此，在宋朝，原始儒家那一套“君臣关系论说”在原则上仍然是有效的。朱熹曾经跟他的学生讨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朱熹说，从人臣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可以不尽忠。但是，君主又怎么能不遵循礼义来驱使臣子呢？如果我们只强调臣下要尽忠，却不提人主应当怎么样，那么那些无道之君听了就会说，人臣就应当尽忠，就算我无礼，他们也得尽忠。这样一来，在上位的人就会肆无忌惮了。后来的人要避君主的忌讳，大多不肯把这一层明说。却不知这样做会让君主不遵循礼义，最终导致君臣双方都不能善终，这分明是害君主啊！
在宋朝的名臣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介于原始儒家和明朝那种绝对忠诚之间的“忠”。这种“忠”，又分为“大忠”和“小忠”（后者是我在《百家讲坛》讲寇准时所造之词，下文会细说）。“大忠”这个词，是范仲淹在颂扬他的前辈名臣寇准的时候说的：“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这句话的背景就是澶渊之盟，辽朝大军打过来，有人主张逃跑避敌，宋真宗略有摇摆，宰相寇准坚持皇帝亲征，最终把真宗带到了黄河前线，扭转战局，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赢得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在整个亲征过程中，寇准比皇帝立场更坚定、态度更坚决，最终把皇帝和国家都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大忠”寇准忠诚的对象，是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而不是皇帝个人。在人格上，“大忠”与皇帝平等，在见识上，“大忠”可以高于皇帝；因此，他可以纠正皇帝的错误，从而保证国家的利益。寇准的政敌王钦若、丁谓的选择与寇准是相反的，他们忠诚的对象是皇帝本人。因此，当皇帝害怕的时候，他们会为他寻找逃跑的名义和路线；当皇帝因为跟“夷狄”签订合约觉得没面子的时候，他们也能敏感地捕捉到皇帝的情绪，为他寻找纾解的药方。然而，皇帝的心情舒展了，天下苍生却遭了殃。
或许有人认为王若钦、丁谓之流是奸臣，而我以“小忠”一词来概括他们。因为从学理上讲，奸臣应当有里通外国、损害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王钦若、丁谓之流，主观上并没有直接损害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对于皇帝本人，他们仍然是忠诚的，只是这种忠诚最终伤害了国家——这就好像皇帝本人也可能伤害国家一样。“小忠”忠于君主，也是一种忠诚。而且，如果按照明朝的统治思想来看，这才是最纯粹的忠诚。“大忠”忠于国家，对君主有要求，这样的忠诚，宋朝可以有，到了明朝就要“打了来问”——先拖出去打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