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缅甸人曾经告诉我，仰光的名字意思就是“战争的终结”。无论是不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仰光肯定不是战争的终结。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首先，缅甸的日军并没有被全歼，我们的情报人员估计在萨尔温江以西依然有六七万日军，更不要说在泰国和印度支那地区尚有大批日军，仍可以增援在缅日军。虽然完全从缅甸驱逐所有敌人可能是一项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次要问题了。而我们马上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是，制订计划、重整装备和整编部队，准备立即进攻马来亚和收复新加坡。第14集团军的各个师已经撤退到印度来准备此战，其他师将随后而来，而留在缅甸的那些师，一些将很快撤出战斗，准备与攻击部队一起从仰光渡海进攻马来亚。我们同时追求两个目标：肃清缅甸之敌和准备进攻马来亚。若有冲突，则以新战役优先。
在缅甸的战术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木村的军队溃散于广大的地区，在密铁拉以南，到处遍布着大大小小且处于不同混乱程度的日军部队。我的地图显示蓝色的日军和红色的英军部队相互交错和混杂在一起，好像他们是胡乱摊在桌布上的彩色筹码。我们向仰光的两路攻击分割了敌军，好像在日军的身体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切口。东部切口是我英印第4军的进攻，我认为，如前所述其是历史上最长和最狭窄的进攻路线，长达300多英里，平均宽度不足2英里，公路两侧常常不过几百码。在伊洛瓦底江河谷，英印第33军的进攻路线与东路类似，长达200多英里，但是比较宽。这两个狭长的长条是真正的创口，因为其位于敌占区，长条两侧都有敌军，而且我们需要使用经过敌占区的公路，不得不维持整条公路的安全畅通。当然，不可能把部队连续部署这么长的距离；沿着公路每隔一定距离驻守部队，驻点之间则派出巡逻队，同时派出部队打击活动在道路两侧的小股日军。在闷热、潮湿多雨的季风雨季天气里，这对于部队是个费力熬人的差事。除此之外，从北到南分别形成两条长长的走廊，即同古至勃固，仁安羌至卑谬。英印第19师则沿着密铁拉—东枝和同古—茂奇公路两条东西走廊推进。新登陆且位于仰光及其周围的英印第26师，已经与英印第4军取得了联系，正计划和一个英印第33军也取得联系，这样就完成了从南到北的对日军的切割。
根据当时已知情报，我们可以判断日军正在或者试图集结成四个主要的集群：
1.在伊洛瓦底江河谷，在伊洛瓦底江两岸是日军第28军，在卑缪以北，是第54师团、第49师团和第55师团的一部，以及独立第72旅团和印度国民军第2师的残部。在更南一些，主要在勃固山脉的第55师团残部及兵站部队大部。我们估计在伊洛瓦底江河谷的所有日军兵力大约是1.5万人，都在向东艰苦跋涉以跨过密铁拉—仰光公路，企图与锡当河以东的敌人会合。
2.在密铁拉以东的掸山中，第56师团和第15师团，第18师团和第53师团残余的一个联队或旅团，总共大约6000人，正在南进。
3.在锡当河以东，我军同古至良礼彬警戒线对面的是日军第33军残部，包括来自第2师团、第18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第55师团的混合部队，仍在更东面萨尔温江河谷里的是被击溃的第31师团和第33师团，以及大量的兵站部队。我们估计这两部敌军有大约2.5万人。
4.在锡当河河口以东的莫巴林（Mokpalin）—毛淡棉地区和莫塔班湾的东海岸上，木村已经在自己周围集中了独立混成第24旅团、撤退的仰光守备部队、来自勃固战役的幸存者和一些兵站部队。我们认为，全部约2.4万人。
当然，上述主要集结区内的日军不包括众多小股部队和零散残兵，日军估计总共约有六七万人。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大大低估了敌军兵力。所有这些敌军部队都陷入无序状态，缺少运输工具、给养和武器装备，但是如果他们能够集中到锡当河以东，就可能再次变得不好对付，显然他们正在如此行事。正如我们可能在季风雨季遇到的困难，敌军的情况只会更糟，而且，尽管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部队陷于疲劳，加之未来的马来亚作战行动的各种需要，但是我们必须毫不给予在缅甸的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因此，现在我的意图如下：
1.在敌人企图到达锡当河东岸的时候，截击并且尽可能多地歼灭之。
2.阻止日军在毛淡棉地区集结与重整。
3.进军毛淡棉，并歼灭已集结在该区域的敌军。
为此，我下达了以下命令：
给英印第4军：
1.歼灭企图从西到东翻越勃固山脉的所有敌军。
2.攻占莫巴林。
3.以现已转隶英印第4军的英印第19师向同古以东20英里的陶当（Thaudaung）进攻，以确保我们交通线的安全。
给英印第33军：
1.歼灭伊洛瓦底江河谷的所有敌军。
2.打通从卑缪到仰光的公路和铁路。
3.攻占勃生（Bassein）。
给英印第26师：
1.确保仰光及周围地区的安全。
2.在卑缪以南，与英印第20师建立有效的连接。
在这时，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日军对我军已经不构成太多困扰，在那里只有第55师团和印度国民军第2师残部，但西岸情况却不太一样。西岸日军尚有第54师团大部，且秩序相对良好，还有山本的7个大队的兵力和炮兵，我们估计总共大约一万人。在西岸，樱井显然已经把他的部队组织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北，由山本的部队组成，用以阻挡我们的英印第7师；南面的部分是第54师团，其寻求完整地渡过伊洛瓦底江进入勃固山脉。如果东渡失败，这个师团就会在西岸日渐衰弱下去，但是如若成功，其就可能扑向我们正在沿卑缪公路向仰光推进的部队侧翼，或者，最差的情况也能穿过勃固山脉向东逃窜。
英印第33军为阻止西岸日军重渡东岸，而发生了两次重大战斗。第一次战斗是从5月11日到15日发生在阿兰谬西北约35英里处。在此战中，英印第7师的部队消灭了山本的后卫部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缴获了敌人75辆卡车的物资，于是敌军的物资迅速减少。山本部队主力于是夺路逃向伊洛瓦底江边的卡马（Kama）村，其位于卑缪上游大约20英里处，第54师团那里的东岸上构筑了一个桥头堡，山本部队遂匆忙开始渡江。第二次战斗发生在卡马，伊洛瓦底江两岸都发生了激烈的战事：在西岸，英印第7师的两个旅和英印第268旅分别从北面和东北面接近卡马；在东岸，英印第7师的第三个旅，以及英印第20师一部，在东面设置了一内一外两条警戒线，包围了日军的桥头堡。
在西岸，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山本各大队残部之大部。在东岸，从5月21日到30日，敌第54师团不断大胆行动，以图突围。我们的内部警戒线设置在茂密的丛林中，虽然日军对这条警戒线上的阵地的几乎所有攻击都被击退了，但敌人还是能够从我们的岗哨之间突围过去，尽管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敌人还是在那两条警戒线之间集结起来。英印第7师师长埃文斯，于是把西岸部队带到东岸，以增强外层警戒线。5月27至28日夜，日军开始进攻外层警戒线。日军攻击持续了几个夜晚。日军以狂热的勇气，重复了他们用以对付我们的内层警戒线的战术，同时攻击我军几个阵地，其他部队则企图从我军阵地之间突围而逃入山中。我军截击了许多突围的部队，并予猛击，但是第54师团大量官兵，分成小股部队到达了勃固山脉的丛林之中。我军统计日军留下了1400具尸体，还有更多的尸体躺在看不见的丛林之中，还俘虏了74名日军，这表明敌人的士气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次作战行动以后，第54师团失去了全部运输工具和绝大多数大炮，再也不能发动猛烈的反击，只能一心一意向东逃跑了。英印第33军瓦解了伊洛瓦底江河谷的日军部队，数量达到了日军第28军的三分之二，这是英印第33军司令官斯托普福德及其部队创造的一个辉煌战术胜利。
除了对日作战，我们在缅甸还有需要迅速解决的其他问题。随着季风雨季增强，我们的空中和公路的补给困难也在增加。除了天气，美军运输机中队也在迅速调走，而且我们自己的英国皇家空军各中队也急需休整和维修保养，然后参加马来亚作战。因此，仅仅出于补充原因，须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重新开放仰光的港口，这甚为重要。这也很快要求为马来亚的远征而接收和装卸船只。因此，所有的工兵和劳工马上被派去修复因我军轰炸而严重毁坏的码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包括码头的修复，而且还有一个现代港口的无数设备的建造和修理——铁路侧线、仓库、发电厂、起重机塔吊和桥梁引路等。三个损坏最轻的泊位几乎马上做好了接收船只的准备，到5月8日，仰光河的扫雷完成了，几天后，更多的泊位投入运营。6周后，我们每天有3000吨货物通过码头，维修保养危机也过去了。鉴于这些码头在我们接管的时候还是一片混乱，而且我们的修理资源严重不足，这是我们的工程与输送部队创造的一个辉煌成就。而且这不仅是一种辉煌的成就，甚至也是艰苦卓绝的成就，这是我们的运输官兵和部队的功勋，他们通过公路、铁路和河流维持一条持续不断的补给运输线，从900英里以外的迪马普尔铁路终端开始，扩展了空运补给线，直到各个码头开放为止。那些公路，几百英里的公路是没有硬化路面的，在成千上万辆卡车、坦克运输车和大炮的碾压下，尤其是在持续不断的滂沱大雨的击打之下，正在变成一段段的碎片。我们可以使用的铁路线也很短，而且极为破烂不堪，甚至几乎没有可用的机车。至于河运船只，我们还是依靠葛礼瓦造船厂的生产以及打捞的沉船。那些克服上述困难而给我们运输给养和补给物资的官兵，应该得到我们的感激和尊重。此外，这条交通线上的大部分运输都容易遭遇绝望的日军残兵，他们要么是要向东穿过这条公路，要么是埋伏在公路的两边，因此怎么赞扬这些公路护卫者的决心、才能和勇气都不过分。他们能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与作战部队一样高昂的士气。
我们非常突然地面临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于平民的关心和管理。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夺取了缅甸的绝大部分，及其80%的居民，约1300万人口。我们发现，并没有任何文官政府可以接管，其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遍地都是不安与抢劫。广大的土地上没有了农业耕种，同时随着交通的中断以及治安的崩溃，贸易活动也消失了。生活消费品的完全短缺使得日本纸币陷入疯狂的通货膨胀。全体老百姓都缺少棉布和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的确，绝大部分人处于饥饿的边缘。城镇被烧毁了，很多成了废墟，城镇居民纷纷逃到丛林里去了，在那里他们危险地生活在贫困之中。日本人在他们占领期间都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满足平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在那些免遭炸弹和战争涉及的地方，由于日本人的冷酷无情，公共事业、自来水供应和公路的修建都恶化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毫无意外，我们的归来受到缅甸人民的欢迎。只有在一些北方地区，在那里的解放部队是中国人，平民对于中国军队在1942年的大撤退中的行为仍然记忆犹新，所以还会有一些紧张。对于绝大多数的缅甸人来说，问题在于他们都期望我们立即把他们带回到战前那个幸福而无忧无虑生活的缅甸。这一点我们不能马上做到。
首先必须做到的是，全国恢复政府组织框架，但是由于严重短缺合格官员进驻我们迅速解放的一个一个解放行政区，使这项工作举步维艰。原来的英国文官，或在过去的几年进入其他政府，或进入武装部队。在我看来，也有很多人进入印度的英缅流亡政府。我们自己的民政人员，都配属给了我们在最后攻势之前解放的缅甸区域。随着日军的撤退，也带走了曾在日治政府服务过的众多缅甸官员，但绝大多数是不愿意跟日本人走的，而那些支持巴莫傀儡政府的人已经逃跑，逃避自己同胞和我们的惩罚。各级缅甸文官逐渐开始从隐藏的地方出来，报道履职。我们也找到了其他人并劝说其回来服务，但是所有文官在能够重新上岗之前都必须接受审查，在令人意外的短暂时间之后，我们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建立了一个文官政府，虽然某种程度只是框架但效率日益提高，步入了正规。
欲使缅甸的经济生活再次运转起来，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事情。我们不仅缺乏军队必需品，而且在缅甸以外的世界，平民急需的必需品也极其缺乏，尤其是棉织品。即使可以从国外进口物资，在缅甸境内交通恢复以及港口重新开放——特别是仰光港——之前，这种短缺的状况无法缓解。然而，甚至在恢复军队的全额口粮配给之前，我们就将一些给养以及十分宝贵的空运物资转用于救助最贫困的地区。
除了内政管理问题，还有一个较小的缅甸政治军事问题。如何来处理缅甸国防军？这支军队最初得到日军的支持，而现在却武装反对他们。我一直认为他们会给日本人带来麻烦，但是除非他们与我军密切合作，否则未来他们可能同样会成为我们的麻烦。在我看来，唯一能够控制住他们的方法，乃是控制其总司令昂山，并且使他接受我们的命令。就我对于昂山以及缅甸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了解，我认为这可能存在困难，但是值得一试。
昂山的过去经历是变幻无常的。1930年，他毕业于仰光大学，像绝大多数亚洲学生一样，他对政治具有一种积极的，有时候相当强烈的兴趣。1939年，他成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少数派组织的书记，并且因其活动而在监狱服刑17天。大约在这个时候，日本间谍联系了昂山，他们认为这个精力充沛而且有能力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可以成为实施其成熟计划的有力工具。1940年，昂山的组织遭到查禁，他和大约30多名成员为了逃避追捕，前赴日本。在日本，他们在一所日本军官学校里接受了军事训练，并且被灌输了一种信念，即日本很快就会把英国驱赶出缅甸并且给缅甸人民带来自由。当日军入侵缅甸时，昂山及同伴们也一起回来了。日本人以其为核心，招募了非正规缅甸部队，并在作战区域组织了第5纵队。他们无疑在很多方面为其主力提供了帮助，在1942年的大撤退中，有一两次他们奋勇对我军作战，虽然他们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伏击和杀害我军落伍官兵。
昂山的知识和勇气使他崭露头角，并急于要建立一个缅甸人的政府，但是日本人虽然想要一个傀儡政府，却不准备让他出任傀儡政府的首脑。也许日军人已经意识到昂山不会是他们需要的柔顺且唯命是从的傀儡，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人更想任用巴莫。于是取而代之，他们任命昂山为缅甸防卫军的总司令，即后来的缅甸国防军，其建立在日本人的最严密控制之下。
不久之后，昂山就发现他想要的独立与日本人准备给予的东西没有多少关系，他已经把一个旧主子换成了一个更为无限专制的新主子。正像他的一个主要追随者曾经对我说过的：“如果说英国人是吸我们的血，那么日本人就是嚼碎我们的骨头！”他对于日本人变得越来越不抱幻想，1943年初，一位最英勇的英国军官西格林（Seagrim）一直留在克伦山，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消息，得知昂山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在1944年8月1日，他大胆公开蔑视日本人所标榜的独立，很显然，如果日本人不马上清算他，他可能是对我们有用的。136部队通过其间谍已经建立了通信渠道，在缅甸国防军发生兵变的时候，昂山显然已经烧毁了他的船只，到了直接与他打交道的时候了。在得到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完全同意的情况下，136部队的间谍在4月21日主动向昂山提出安全护送他到我的司令部来，而且我承诺，保证无论我们是否能够达成相互谅解，我都会让他毫发无损地回到他的人民那里去。他犹豫到5月15日，但那天有人向我报告说，昂山及其一名参谋已经在阿兰谬渡过了伊洛瓦底江，并且要求见我。我派了一架飞机，第二天载运他们到我在密铁拉的司令部。
昂山穿着一身与日军少将近乎相同的军装，并且戴着佩剑，由于没有事先通报，他的到来使我的一两个参谋大吃一惊。然而，他的行为极为彬彬有礼，我希望我们也是如此。他是一个身材短小，体格健壮，动作敏捷的中年男人，完全是一副干净利落的军人风范，脸上具有普通缅甸人的特点，看上去似乎戴着一种冷漠的面具，但是有时候会闪射出智慧和幽默的光彩。我发现他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这是他在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学的，陪同他的参谋军官的英语也说得很好，有人告诉我，不知是否是真的，这名参谋军官的父亲是一位高级英国官员，娶了一位缅甸夫人。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中，昂山开始表现出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他说，他是缅甸临时政府的代表，这个政府是由缅甸人民通过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建立的。他和他的缅甸国防军隶属于这个临时政府，并接受其命令。他还说，他是盟军的指挥官，他准备与我合作，他要求承认其盟军地位，而不是英军的下属指挥官。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代表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所知的只有一个缅甸政府，就是英王陛下的缅甸政府，现在通过盟军东南亚最高统帅行使职能。我指出他没有资格获得其地位。我并不需要他的部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正在相当顺利地消灭日军，并且能够继续下去。我会接受他的合作以及他的军队，但必须清楚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临时政府。他将是下级指挥官，须接受我的命令，并监督他的官兵也要服从这些命令，以及服从我任命的任何英国指挥官的命令。他对此表示失望，并且再次重复他要求得到盟军指挥官的地位。
我赞赏他的大胆，并且告诉了他这一点。“但是，”我说，“你身为一个英国的臣民，曾经与英国政府作战，除了这个事实，这个司令部里还有些人告诉我，这里有一个指控你的平民谋杀案，证据确凿，证人完备。为此有人催促我将你送到法庭受审。关于我让你和朋友回去的事，你没有任何书面的承诺，只不过是一个二手的口头承诺。你不认为你到这里来并且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么？”
“不。”他简短地回答道。
“为什么不？”
“因为你是一个英国军官。”他回答道。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理由极为有力，而且我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无论如何，他只是顺着我的话说而已。我大笑起来，并且问他，既然他对于英国人这么想，那么他为什么过去那么热衷于摆脱我们呢？他说并不是他不喜欢英国人，而是他不想要英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任何别的外国人来统治他的国家。我告诉他我很能够理解这种态度，但是不应该由我们这些军人来讨论未来的缅甸政府。英国政府已经宣布要在英联邦范围之内给予缅甸一个自治政府，我们最好把我们的讨论限制在如何将日本人赶出缅甸，下一步才是自治政府的问题。
我们恢复了会谈的良好气氛，我要求他告诉我他的部队的兵力以及当前的部署情况。他抑或是不愿意做，抑或不能做，而我觉得这二者可能都有一些。我催促他提供情况，但是无法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给我的印象是，他并不太确定他的部队有多少以及在哪里，或者他们到底正在干什么。我说我得到一些报告说，有很多缅甸人的武装团伙在附近游荡，并且声称是他的军队，他们比那些掠夺他的国人的土匪强不了多少。令我相当吃惊的是，他表示同意，并且说我们双方应该严厉地处理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他的部队。他继续说道，曾希望日本人会给予缅甸真正的独立。当他发现日本人并不愿意给，而是收紧了对缅甸人民的束缚的时候，由于依赖于我们的诺言，于是转而将更好的希望寄予我们。“接着说，昂山，”我说道，“你来找我们只是因为你看见我们即将获胜！”
“如果你们不获胜，你们的未来也不会很好，对不对？”他简单地回答道。
我无法质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我感到他又得分了，而且我喜欢他的诚实。事实上，我正开始喜欢上昂山。
我告诉他，在战后我们要恢复原来的缅甸正规军，即在英国军官的领导下，以现有的缅甸步枪团各营为基础。不可能再让另一支军队存在，他必须走人。他马上强调，他的军队可以作为部队集体并入新的军队。这显然不是一位将军对其士兵们的关心，而是一位政治家想要在战后的缅甸保持个人权势的欲望。我回答说，我认为缅甸政府最不可能接受他们以部队的形式集体并入，但是我认为为什么不能经过审查之后，以与其他应召者同等的条件，作为个人加入缅甸军队。他坚持要求以部队形式集体成为缅甸正规军的一部分，但是我断然拒绝。他随后问我，是否可以向其在战场的部队提供补给与军饷？他显然发现了这超出了他的权力，而且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责任，他的士兵就会逃跑，正像很多部队已经出现的情况，以勒索人民为生，实际上成了土匪。我说，除非他们完全服从命令，否则我不会考虑向他的部队提供给养或军饷。在我们最后的谈话中，他已经开始更为现实地看待他处的地位，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做出明确保证。他说，在他接受一个下级指挥官的职位之前，他必须征求“政府”的意见，他请求再回来，建议他可以在大约一周之后再来见我。我同意了，提醒他拒绝条件的后果，鉴于他的过去，这些条件是很慷慨的，我们握了手，并且又用飞机把他送走了。
昂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个我原来预想的野心勃勃且不择手段的游击队领袖。他当然是雄心勃勃的，想要保证自己在战后的缅甸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判断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一个明智的现实主义者——这些品质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以更真实的角度看待英国人。他准备与我们合作实现缅甸的解放和光复，而且我认为，在这完成之后可能还会继续合作。他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他的诚实。他从不随便做出保证，他在做出自己的保证时十分犹豫，但是我认为如果他同意做什么事情，他会遵守自己的诺言。我可以和昂山打交道。
广大的区域里都在对日军作战，在昂山和我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之前，我想要明确昂山的部队的角色。我向上级报告了这次会谈的结果，以及我于其可靠性的意见，因此我没有等待他的再次来访，而是在几天后发给他一些确定的条件。
如果缅甸国防军所有部队向其最近的英国指挥官报告且无条件服从其命令，我将为作战的部队提供给养和补给。我建议缅甸国防军中适格的个人可以志愿加入未来的缅甸防卫部队。昂山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且没有讨价还价，只是要求在缅甸国防军的使用以及其成员加入正规部队方面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予以协商。5月30日，我的民政副主任告诉昂山，我已经将我们的协定报告了最高统帅，并且已经生效。因此，有些令他们吃惊的是，我们的部队开始会见一些穿着日军制服的缅甸人，他们开拔进入我们的防区，他们的一些军官宣布向英军述职。即便我们有些人最初严重怀疑，但是几乎毫无例外，他们很好地服从了命令。事实证明在获取情报和消灭小股日军上，他们确实十分有用。昂山遵守了他的诺言。我总是认为，给予适当的对待，昂山必将成为一位缅甸的史末资。
在我们准备进攻马来亚之际，这些战备与缅甸的作战行动同时进行，一个因素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担忧，且很快严重失控，有可能使我们的计划陷于瘫痪。这就是英国军队返回本土。我的很多英籍官兵已经持续在东方服役了4年到5年，绝大多数人经常处于缅甸前线令人心碎的条件之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始终没有见到过自己家人。危险和不安使人紧张，他们遭受着士兵无言的分离痛苦。信件总是迟到，有时候则没有规律，遥远的距离和漫长的时间使他们心爱的人变成了陌生人。在来自本土的几个月前的旧报纸上，他们读到士兵妻子的不忠，看见英国姑娘们和意大利战俘在丰收的原野上嬉戏的照片。他们听说在别的战线上的士兵回家度假的事情。在他们自己的报纸《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上，登满了催促在东南亚长期服役的士兵回家的文章和信件。他们听说了抗议的情况，并且读到遥远的政治家们做出的许诺，对于这些，他们过去的经历以及常识使他们产生了怀疑。若“被遣送回国者”成为一种渴望，那是危险的事。当我问一个在自己的单人掩体里或者坐在小路边的士兵他是哪支部队时候，他不再回答我说“我是兰开夏郡燧发枪团的”，“我是前进炮兵观察队（F.O.O）的通信兵”，或者“我是这个班的布伦机枪手”，而是说“我在这里4年2个月了”，或者“我在这里3年10个月了”。他们说的是在远东服役的年数和月数，而他那双眼睛中没有流露出的问题是：“还有多长时间？”我无法回答他。服役时间最长的英国军官、士官们以及列兵们，正是我们的骨干。如果我们送他们回家而没有补充，那么无论是我们的英国部队还是印度部队都无法继续有效地作战。
最高统帅以下的指挥官并没有要求这些士兵留下来；他们的补充人员则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尽全力加快返回本土的进程，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同时尽一切可能少谈这件事，那才是更明智和更人道的。然而，当所有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我们依然有一些士兵已经在远东服役了4年甚至5年，而仍然没有返乡，这超过了一个士兵应该承受的考验。英国士兵比任何其他人更习惯于较长的海外服役期，然而毫不奇怪，关于返回本土的谈论越来越多，在这些曾经那么长久地展现出锐气的士兵中，这种锐气也开始减退了。为了保持他们的荣誉，我的英籍军人们——军官和士兵们——坚持到了最后，他们从来没有逃避职责或者拖延参战，但是他们承受的巨大压力正诉说着他们的一切痛苦。
不久之前，英国战争部已决定，东方英籍官兵的持续服役时间是4年。在缅甸，我们有很多人服役的时间比这更长，但是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推迟了返乡。在1945年，服役期从4年减少到3年8个月，虽然我们竭尽所能安排官兵们回家，但是由于交通运输的原因，以及因为补充骨干的人员没有来，那些早就应该返回本土的人开始积压起来了。服役期限减少到3年8个月导致部队的框架解散了，必须实施重大改编。于是，我们着手实施了很多改编和重训，几乎所有的英国部队以及众多印度部队和非洲部队不再具有作战价值。这导致原来计划的马来亚的登陆作战被迫推迟到9月9日。然后，在事先通知的情况下，6月7日，战争国务大臣告诉最高统帅，第二天他要在议会宣布，在东方的服役期减少到3年4个月，涉及的士兵将被尽可能快地送回家，无须等待其补充人员到达。
这个消息是一颗“炸弹”，炸碎了我们一直以来正在制订的所有计划。受影响的人数十分庞大，在盟军东南亚司令部辖下三分之一的英国官兵，以及大部分最有经验的士官，将不得不在10月1日以前回到英国。蒙巴顿海军上将和奥金莱克、利斯将军马上致电抗议，他们强调，除非他们被授权根据作战需要逐渐地执行这个有严重后果的减期命令，否则整个马来亚作战行动就不得不被无限期地推迟。尽管如此，战争国务大臣按时做出了声明而没有规定任何附加条件，并且在整个东南亚广播这个声明。在军队中的每一个人现在都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返回英国，而且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超过了应该归国的日期。战争国务大臣认为在他的声明中有根据“作战需要”而延迟返回英国的规定，但是被这样留下的士兵当然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反而会觉得我们违背了明确的承诺。让这些士兵登陆马来亚海滩，不仅不公平而且不明智。在所有高级指挥官的支持下，蒙巴顿海军上将拒绝这样做。当时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在欧洲补充人员到来之前，无限期推迟马来亚作战，或者冒极大的风险，以大为减少且经验不足的部队进攻马来亚。在原定的9月份的日期进行登陆存在很多优势，而推迟必然意味着日军准备和抵抗的增加。利斯将军和我都赞成冒险，而蒙巴顿海军上将也同意了。当长期服役者撤回印度等待返回本土时，部队又一次进入紧急备战状态。一些骨干，绝大多数是军官，不得不根据作战需要的规定而被留下来，而他们冷静地接受了这个命运。另外一些人，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团和士兵而不是他们自己，志愿留下来。我们鼓足干劲，在印度和缅甸，怀着比以往更大的紧迫感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更高的指挥机构也一直在进行重大变革，并且在几周之后完成。我已经把我的第14集团军司令部搬到了仰光。我现在则前赴印度计划马来亚战役，第14集团军结束了其与缅甸的漫长而不平凡的联系。
我已经继任利斯将军成为盟军陆军部队司令官，而克里斯蒂森暂代印度的第14集团军司令官一职，英国中将迈尔斯·邓普西爵士（Lieut.General Sir Miles Dempsey）将正式出任此职，邓普西在欧洲曾经极为出色地指挥过第2集团军。没有人比邓普西更让我心甘情愿把我的第14集团军托付给他。同时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12集团军，由斯托普福德出任司令官，将负责缅甸的所有地面作战行动。斯托普福德下辖英印第4军，有英印第5师、英印第17师和英印第19师，英印第268旅和英印第255坦克旅。同时节制英印第7师、英印第20师、第82西非师、第22东非旅和昂山的缅甸国防军。在这些部队当中，英印第5师几乎马上要回到印度，而英印第7师和英印第20师与许多其他部队一起，离开仰光登船，参加马来亚的进攻行动。英印第33军司令部现在结束了最为杰出的使命，而被解散，并以英印第33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新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
我已经有7年多没有回过英格兰了，赶在开始新的战役之前，趁此机会申请短期的探亲假，新的战役我想将会是漫长而艰巨的。我的假期比较快就批准了，也许是因为在一个狭窄的军事圈子之外，在英格兰的当局，我相当无名吧。我从来没有见过首相，我怀疑他可能是在同意任命我出任如此重要之职前，想要看看我长得什么样。我看到计划工作在德里顺利进行之中，于是我和妻子一同飞回国内。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繁忙而又快乐的一个月。
在我度假的时候，缅甸战役的最后战役，突破战役打响了。显而易见，除非日军甘心在勃固山脉的危险、疾病和饥饿中死去，樱井的第28军早晚必须要从山区突围出来，越过曼德勒—仰光公路，孤注一掷，以便在锡当河以东与木村残部会合。樱井的士兵们处境恶劣，其受到我英印第33军猛烈打击，交通运输工具大幅减少，只剩下驮畜以及他们从村民们那里抢来的牛车。他们残存的给养匮乏到了极点，主要靠着搜刮贫穷的缅甸人勉强维生。他们的炮兵只有几门轻型小炮，根本没有任何装甲车辆。季风雨季全面肆虐，每一条河川都在暴涨，大雨无休无止，日军难得有遮风避雨之处。病员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护理，只能放任其死去。少数部队的处境除了投降别无他途。然而，当我们的飞机在这些地区号召他们投降并保证会受到良好对待的传单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反应。恰恰相反，樱井却在收容士兵，准备要突围。
我们的部队，像日军一样，被遍地的洪涝妨碍了行动，特别是在曼德勒—仰光公路和锡当河之间地势比较平缓的区域。6月1日，所有美国飞机不得不从东南亚撤退，因而造成空中运输的大幅减少，若非如此，本来不会遇到如此之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我们几个中队的飞机也离开了缅甸，准备实施马来亚作战行动。在梅瑟维不在职的期间，F.I.S.图克中将（Lieut.General F.I.S.Tuker）临时代行英印第4军军长之职，下辖英印第19师和英印第17师，部署在彬马那至勃固一条细长的防线之上。这些师和“V”部队的一些侦察队进入山区之中，但是日军在太远的西面，与敌侦察队发生了众多小规模接触战。我军抓住了几个战俘，从他们身上我们逐渐摸索出敌人集中兵力的模式。樱井在勃固山脉深处按以下五个模式收容集中残兵：
1.日军第54师团在最北面。
2.独立混成第72旅团。
3.日军第28军司令部，以及其他各类部队与兵站部队。
4.第55师团，欠约一个联队。
5.独立混成第105旅团。
7月2日，英印第17师的一支远程侦察队缴获了日军第55师团的一份命令，从而知悉敌人计划的全部细节，证实了我们对于樱井作战意图的猜测。唯一不知道的是执行该计划的日期。樱井的计划是，以几个纵队在同古和良礼彬之间150英里宽的一条战线上实行突破，以越过仰光公路。根据地形状况，樱井必经几个出口，才能从山地走到主道上，缴获的日军命令上标注了守备这些出口的部队。敌军的许多逃跑路线经过英印第17师防区，我们显然必须加强警戒。
为此，第12集团军司令官斯托普福德主要从伊洛瓦底江前线抽调了大量部队，增援图克的英印第4军。接防英印第5师的英印第7师得到了英印第20师的一个旅部和4个营，而英印第17师得到了来自英印第19师的一个旅部和4个营，以及来自英印第20师的3个营。昂山的军队，现在被人们叫作缅甸爱国部队，其5个营，每个营400多人，也加入了英印第4军。这些增援部队使得图克和他的师长们能够加厚其封锁线并且纵深部署部队。我军首先派出一些侦察队，从日军可能会使用的小路上向山中前进。然后构筑据点，配备炮兵和装甲车辆，当日军从山中涌出跨过公路的时候，封锁其路线。在更东面，在仰曼公路和锡当河之间的平原上，部署了部队，截击越过公路的敌军。在锡当河的西岸上，则部署了正规部队和缅甸爱国部队的几个营，在日军试图越过锡当河的时候，捕捉歼灭之。最后，136部队和缅甸爱国部队的巡逻队也会伏击过河的任何日军幸存者。这是樱井不得不参加的一场严峻的淘汰赛。
日军第33军首先发起了突破战役中的主要行动，投入了其主力部队，即锡当河东岸的约六七千人以及西岸据守3个桥头堡的约3000人。敌人的目的是，反攻沃镇（Waw），即使不能切断我们从仰光北行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也能构成威胁，这样就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吸引我们的部队，以使其第28军能够在同古和良礼彬之间实现突破。为了应对这场预料之中的攻击，英印第7师以一个旅向前推进，向东迎击从莫巴林到密久（Myitkyo）之间几个桥头堡，这是一条12英里长的战线。其余两个旅在一条5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向西部署，警戒从勃固山脉的几个出口。由于众多英籍官兵返回本土，印度籍官兵也有休假的人，我军各部都不满编。
在7月3日夜晚，日军开始反攻，猛烈攻击东面防区旅的3个阵地。我军都守住了这三处阵地，并且当更多的日军跨过锡当河的时候，一场异乎寻常的战斗——在更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流动作战——开始了。整个战场都十分潮湿泥泞，在其中唯一比较坚实的地方是铁路的路基和那些不幸的村庄所在地，这些村子突出在泛滥的水面之上，好像一些岛屿，水深平均有两三英尺，在一些地方，英印第7师报告说：“水太深致使廓尔喀部队无法作战。”由于日军付出了沉重伤亡的代价也没能夺取我军阵地，遂转而采取包围战术，把我们的一些阵地分隔开，并且予以猛烈炮击。在我军受日军反攻之际，英国皇家空军前来救援，给予最近距离及最猛烈的支援，但是下雨降低了能见度，即使在白天，能见度也只有100多码，经常导致无法飞行。由于我军伤亡增加，7月7日，我军前线部队奉命撤退。他们趁着夜色撤退，排成一个中空的方形队伍趟过水面。他们带着很多伤兵，在漫长的夜晚里，那些抬担架的人，走在方形队伍的中间，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跋涉，从未放下担架休息一下。如果他们放下担架，上面的伤员就会淹死。很奇怪的是，日本人受够了这一切了，同时也撤退了，虽然后来他们试图跟上来，但是却被我军坚决地击退了。当双方同时前进到锡当河旧河道弯曲处的一个“岛屿”时，发生了不止一次无结果的战斗。这时，日军已经完全放弃了夺取沃镇的希望，于是战斗沉寂下来，这时重心转移到了更北方，敌人第28军开始了期待已久的突破。
图克十分明智，没有因日军第33军的反攻而牵制其阻击日军第28军向东突围。根据缴获的敌军命令，图克所部在每一条敌人的逃跑之路上都设置常备岗哨，“V”部队的侦察队更是向西深入山中。因此，我军足以预计敌军的突破动向，日军可能会在7月20日实施突破。实际上日军提前一天行动，约100名日军进攻了英印第17师一个排驻守的哨所。此后，勃固山脉中企图突围越过公路的日军，每天以200人至500人或600人的敌军部队实施进攻。幸运的是这些日军并不是同时到达的，因而能够予以各个击破。典型的日本人是固执且愚蠢的，他们走了同一条路线，一个人跟在另一个的身后，发生模式固定的大量遭遇战。首先，日军部队攻击了阻挡出路的我军分遣队。在歼灭我军分遣队的企图失败并损失惨重之后，敌人便把兵力分成一些更小的队伍，从我们阵地的两边通过。在我军部队的追击并遭第221大队空中袭扰后，日军就会躲到村子里等待天黑。我军部队切断了往东且仍高出水面的道路。然后炮兵部队就会集中炮轰日军所在的村庄，由于洪水导致日军无法构筑战壕，从而造成其损失惨重。在一两天的包围之后，损兵折将的日军分成小队，试图趁海逃跑，但只会遇到我军在锡当河西岸的部队，并受到缅甸爱国军的跟踪和伏击，还会遭到我们现在组织各村成立的武装抗日队的攻击。渡过锡当河是敌人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但很少能够获得成功。当他们乘船渡河时，受到突袭，在他们游泳和抱着木头渡河时遭到射击，或者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淹死。几天后，我们部队在河岸上的一个哨卡发现，从上游日军几个主要渡河地点漂下来600多具尸体。
最后试图突围的是日本帝国海军驻缅甸港口与海岸根据地队的第12警备队和第13警备队。他们总数达到大约1200人，很奇怪的是，7月31日，他们选择最后和单独突围。当他们蹒跚越过公路时，损失惨重，在附近的我军所有部队都转向了他们。由于我军部队和炮火予以重创，他们的人数急剧减少，当接近锡当河时，发现他们的道路被我们的一个营阻挡住了，前有重兵，后有追兵，受到两面夹击。这片区域洪水泛滥，靠近这条河的许多小河河水暴涨。一个印度营和一个廓尔喀营几乎花了一周的时间才包围了这股日军，日军现在减少到了400人，因为日军后来告诉我们，只有三个人逃跑了。到8月4日，因为这些曾经进行最后拼搏的日军逃命者已经越过了锡当河，在缅甸的最后一战结束了。
由于缺少运输和通信，加之所部当时的状态，樱井发起各类有组织的渡河，确实表现出色，但也遭遇了毁灭性的损失。当时，我们难以精确估计日军的伤亡人数，但是我军部队找到了6000多具尸体，缅甸的非正规军声称发现了数百具尸体，还有更多的尸体躺在水里和深深的野草中没有被人发现。日军第28军有1.7万或1.8万人从勃固山脉出来，日军自己后来声称不到6000名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疾病缠身的日军，后来到达了锡当河东岸。此外，约有一两千患病的士兵，因为实在太虚弱而无法行军，弃死于勃固山脉之中。
这场战役有两个令人惊叹的显著特点。首先是日军投降者的规模。相对于英印第4军找到的6000具敌军尸体，他们还俘虏了740名日军，这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比率，至少是以往的10倍。同时，我们自己的伤亡人数惊人之少。对比日军承认的1.2万人阵亡或者失踪，我们只有95人阵亡和322人负伤。日军与我军的阵亡比率达到一百比一以上。实际上，这场最后的灾难性战役，不仅歼灭了敌第28军，而且沉重打击在缅日军的作战士气。
我在英国休假期间，得知盟军有意向日军投下具有毁灭性威力的原子弹。对此，盟军存在巨大的分歧，即使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的狂热分子是否会决死抵抗，将日本本土和其他地方推到全国性自杀的边缘。在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毁灭了广岛，在9日，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所以，当我的妻子和我飞回我的司令部途中，14日在罗马听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时，我们都毫不惊讶。
两天后，我到达了东南亚盟军陆军部队司令部，其安静地坐落于锡兰的康堤（Kandy），靠近最高司令部。在那里我接任了新职位以及更大的战区。除了曾任利斯将军的参谋长且一同离开的沃尔什（Walsh），其他参谋人员都没有变化，派曼少将（Major-General Pyman）则代替了沃尔什的职位。即便没有改变，但是想起他们曾经怎么替换了吉法德将军的军官，也会有点担忧新的头头会像扫帚一样把他们扫走，而为自己喜欢的第14集团军人腾地方，一些关于哪些军官将首先被打发走的赌博正在进行。然而，因为我只带来我的军事秘书、我的副官和我的廓尔喀传令兵巴比尔，而他不会顶替任何人，所以大家的焦虑很快平息了，虽然我确实做了一些人员削减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员顶替的事情，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如果我们相处得不好，那就是我的错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第一流的参谋班子，他们在派曼和后勤部长巴斯琴的领导下，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很快就忙得不可开交。东南亚盟军陆军部队负责的地区突然扩大到马来亚、新加坡、泰国、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香港、婆罗洲和安达曼群岛。在每一个地区，我们都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和紧迫的问题。在其中的两个地区，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民族主义运动者受日军武装，趁日本人投降而造成权力真空之际，已经夺取了政权，并且正在抵抗法国或者荷兰政权的复辟，战斗已经开始或者似乎不可避免。在所有这些地区，完好无损的日军部队总量达到50万人，他们是否接受投降的情况并不确定，还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美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正在残暴野蛮的日本人战俘营里挨饿，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我们应该尽早进入所有日占区，这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要受降，而且要救助那些不幸的人们。
法国和荷兰盟友的请求、大声的救援、派兵的需求、日军继续抵抗的威胁、大屠杀的担心、经济崩溃的先兆、全民饥饿的预警，都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的司令部，而且都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我们迅速应对每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乐于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缺少空中运输，以前的飞机配额已减少了一半多，而且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已经装载了马来亚进攻行动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这妨碍和迟滞了我们想要快速把兵力派遣到各地的计划。在这些互相冲突的众多要求之中，我们的首个决定是，立即按照既定计划实施马来亚登陆作战，战争似乎还在继续。如果我们卸载和重新分配部队和物资储备，那就意味着将陷入巨大的混乱。除此之外，在这时候，日军在马来亚的司令官坂垣（Itagaki）苟延残喘，我们很可能会遇到抵抗。无论如何，将登陆视为一次作战是派出部队登陆的最快途径，而且这将和平地进行，可为其他地方的后续梯队树立典范。
与此同时，使用一切空军资源，准备将英印第7师从缅甸空运至泰国，将曼谷机场作为一个中转站，再将英印第20师的一部空运到印度支那以控制驻西贡（Saigon）的寺内寿一的最高司令部。如果无须登陆马来亚，英印第5师则经海路被运至新加坡，第3特战旅则被海运到香港。占领新加坡之后，英印第26师则尽快登陆爪哇和苏门答腊。所有这些作战行动都即将开始，参加马来亚作战部队的第一批船只实际上已经停泊海面了，所有的司令部里都是一片繁忙，8月19日，在他们繁忙的工作之中，一个相当巨大的麻烦来临了。
美英联合参谋本部忽视了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最高统帅蒙巴顿海军上将，而授权太平洋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日军投降事宜。他宣布，在自己战区完成受降仪式之后，然后再在东南亚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这样，虽然不方便，但总比没有命令要好，而且在他亲自接受大日本帝国投降之前，不得登陆或重新进入日占区。受降仪式定在8月31日，比东南亚部队确定的出发日期晚了12天，实际上是14天，因为受降仪式又被推迟到9月2日。
东南亚敌军正式投降的延迟，并没有阻止我们与日军全权代表在盟军占领区举行一些预备性会议。会议一开始，总是会有一些争吵，但我方迅速予以坚决压制，那些日本人才表现出适当的谦恭，并准备服从命令。但是，这种推迟可能会给我们还在日本人手里的战俘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蒙巴顿海军上将确定日军不会抵抗了，不顾禁止登陆的命令，仍然决定空运部队至敌占区，以帮助盟军战俘。我军官兵以及盟军官兵每一天都在他们的恶臭的战俘营里死去，成千上万人都处在极度虚弱和筋疲力尽的状态。假如他推迟几天送去给养和解救人员，那么更多的人很可能就会在被解救的时刻可怜地死去了。解救部队怀着大无畏的勇气空降至日军战俘营里，但是因为无法确定日本人会对他们的到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不能随身携带大量的物资，包括医药和被服。那么，必须等我们部队到达之后，才能将战俘疏散到缅甸去。由于受降安排而导致解救战俘的工作推迟了两个星期，我们的战俘也不得不在战俘营里待更长时间。
这些战俘营和关在里面的战俘状况，只有当时亲眼看到过的人才知道。除了废弃的茅屋和竹棚，那些战俘营只有四周围着的棘篱铁丝网，在那里面可能群养过一些野兽。日军和朝鲜看守，几乎没有例外，往最好了说是对受折磨之人冷酷无情，往坏了说，就是野蛮地把折磨人当成乐趣。食物的质量和数量仅仅能够让人活着，根本不顾战俘们被迫从事的艰苦劳动。看着他们在这些肮脏的战俘营里慢吞吞地走来走去，景象凄惨。战俘都十分消瘦，很多人就是行走的骷髅架，很多人身上还带着流脓的疮痍，几乎赤身裸体，身上只穿着已经穿了多年的褴褛短袖衣衫或者麻袋缠腰布。所有人中最为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躺在烂草垫子上的人，他们的体力衰退的速度已等不到救援了。一个国家绝不能采取这样的政策对待战俘，无论日军多么英勇，但都毫无荣誉可言，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使自己成为残酷对待无助者的工具。
麦克阿瑟将军在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之后，我们就能自由地接管日占区。9月3日，我们首批分遣队，主要是救援战俘的医疗部队，乘飞机在曼谷附近着陆，紧跟着的是英印第7师师部及一个旅。9月11日，格雷西及其英印第20师的一支小分遣队中转至西贡，控制了日本陆军元帅寺内寿一的司令部。泰国的形势顺利地在掌控之中，因为摄政王及其政府在日占期间已经秘密地与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了，组织了一个抵抗运动，通过双方协议为解放之日安排了一些措施。在印度支那，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者与很快得到解放的法国人之间已经开始了战斗，格雷西面临着盟军占领区最为困难的政治军事形势，他以一种坚定、冷静和完全令人钦佩的方式处理那里的问题。
9月9日，作为一次战术性作战行动，罗伯茨的第34军在马来亚西海岸的巴生港（Port Swettenham）—波德申（Dickson）地区的海滩上登陆。我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即使我认为这次作战必定可以成功，但我们事后发现，日军计划在我们登陆的地方驻军。当地的居民——那些马来人和华人——热烈欢迎我军的到来。略晚些时候，我亲自到达马来亚，看看事情进展得如何，我见到的第一个英国军人是一个皇家通信团的巡线兵，他肩上挎着步枪，一只手被一个中国小男孩拉着，另一只手被一个中国小女孩拉着。被这些咧嘴笑着的小家伙们缠着的还有其他六七个士兵，他们都大笑着，喊叫着。当他被发现带着平民护卫巡视电话线时，略有些难堪，但是孩子们却对此欢天喜地。无论怎么样，士兵和孩子们总能快乐相处。
9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已经从日军守备部队手里接防了槟榔屿（Penang），并继续前进，9月5日，英印第5师在当地人民的巨大欢呼声中抵达新加坡。随后，英印第26师途经新加坡，登陆爪哇巴达维亚（Batavia）[43]，以处理荷属东印度群岛十分复杂且不太乐观的形势。9月10日，第3特战旅收复了香港。我们随后准备开始解除占领区内50万日军部队的武装，并将其收容进战俘营。
在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之前，我就已向所属全部指挥官发出了命令，规定了如何处理我占领区内投降的日军。我要求所有日军的高级指挥官都要在他们自己的部队队列前，把他们的军刀递交给适当的英军指挥官。我们的日本专家反对此种受降方式，他们认为：
1.日本军官的荣誉与他的武士刀紧密相关，从而不会交出武士刀，反而会继续战斗。
2.换言之，正如律师们所说的，如果他在自己的士兵面前交出了武士刀，他就再也不能指挥他们了。
3.事实上，他不会这样当众受辱，而会选择自杀。
我回答了这些令人忧虑的问题：
1.如果日本人想要继续战斗，我奉陪到底。
2.如果那些军官失去了士兵们的尊敬，我也毫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将离间军官与士兵。
3.如果军官们自杀，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将广播告知，为任何想要自杀的日本军官给予一切方便。
我坚信，通过交刀仪式将使日本人真正认识到他们已经战败于沙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所有亲眼看见将军迈步向前交出武士刀的日军士兵，将会认为这支曾经不可战胜的军队已经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德国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演了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们不想历史重演。我是这么想的。当有人告诉我麦克阿瑟将军在其关于投降的总命令中已经决定，不必强制实施那种“过时的”交刀仪式，这使我非常沮丧。我担心自己会不顾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东南亚的所有日本军官都向与其同级的或者更高级别的英国军官缴出其武士刀。日军师团长或者军司令官在已经缴械的部队的庞大队列前面缴出其武士刀。日本陆军元帅寺内寿一的武士刀在蒙巴顿海军上将手里；木村将军的武士刀现在在我的壁炉台上，我曾经总是想着，有一天要拿到他的武士刀。
1945年9月12日，在新加坡，我坐在最高统帅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左面，各位总司令和主要参谋人员坐在一排，这时，在东南亚的陆、海、空所有日军部队向他正式无条件投降。坐在我们对面的是面无表情的日军将领们，我看着他们，他们所处的困境一点也没有打动我。对于他们，我丝毫没有军人对军人的同情，我曾经对战败投降的德国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也是如此。我非常清楚，这些军人以及执行其命令的军人都对战俘们做了什么。他们带着残存的人性坐在那里。如果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感情，那么他们看上去就似乎没有任何感情。继任寺内寿一之职的坂垣弓着腰迈步向前，然后将他的印章按在投降文书上。当他重重地按压着那张纸的时候，一种愤怒而绝望的痉挛在他脸上抽动。然后那表情消失了，他的面部又像其他人一样毫无表情。在外面，曾经在1942年的投降中被日本人降下来的同一面英国国旗，现在又高高飞舞在旗杆顶上。
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