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自大与深度忧虑构成了美国文化的独有特性。当相信宿命的美国人还在为自己国家命运担忧时，殊不知自己的国家已经站在世界之巅：美国的国力强大到其他国家无法撼动，美国的海军已经统治全球，控制了全球贸易，并将曾经风光一时的欧洲帝国赶下神坛。特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得美国国力在21世纪势头不减。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莽撞的少年，纵然内部分歧不断，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勇猛向前。
美国民众的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信念：美国正濒于毁灭。读一读杂志的读者来信，浏览一下网页，听听公众的言论，你就可以大致了解情况。灾难性的战争、居高不下的赤字、飞涨的油价、校园枪击案、企业和政府的腐败，以及无休无止的其他问题（所有这些都非常现实），都不由地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美国梦已经破碎，美国的鼎盛时期已经逝去。如果这还不能说服你，那么听听欧洲人是怎么说的吧。他们将确信无疑地告诉你，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奇怪的是，早在尼克松时代，美国人已经有这种不祥的预感，那时的问题也和现在一样。人们一直担心美国的繁荣昌盛只是南柯一梦，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环保主义者和基督教保守派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除非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可能现在悔改都为时已晚。
焦虑的年代：美国时代正在谢幕？有趣的是，相信宿命的美国人不但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而且还隐隐觉得自己的国家今不如昔。现在的美国人都有深深的怀旧情结，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单纯美好的时期。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信念。50年代，先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卡锡主义（McCarthy，极端的反共主义者、美国共和党人麦卡锡在全美掀起反共运动，打击和迫害进步人士。——译者注 ）盛行，而后是轰动一时的“小石城事件”；到了末期，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升空，东德竖起柏林墙，加上核战威胁几乎贯穿了整个年代，因此，5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和不祥的时期。在此期间，一本名为《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 ）的书广为流行，而当时的人们都怀旧地追忆早期的美国，就像我们现在怀旧地追忆20世纪50年代一样。 ［1］
美国文化是骄傲自大和深度忧虑的狂热结合体，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自信不断被恐惧感所侵蚀，比如美国人害怕会被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极地冰盖融化所淹没，会因同性恋惹怒了上帝而被鞭笞致死，反正没有人能辞其咎。美国人的不稳定情绪使其很难在21世纪初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精神。但事实是，美国的国力极其强大。或许，美国会遭遇大灾难，但当你面对最基本的事实时，就很难再得出这种结论。让我们来比较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数据。
美国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但提供了全球大约26%的商品和服务。2007年，美国GDP约为14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GDP总规模（约为54万亿美元）的26%。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其GDP（约为4.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1/3。美国经济规模是如此巨大，甚至超过了排名在美国后面的4大经济体——日本、德国、中国和英国的规模总和。
许多人提出，美国的汽车业和钢铁业正在衰退，而这两个行业在20年前还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因此，他们将此看做是这个国家当前的工业空洞化的例证。的确，许多产业已经将生产移到海外，使得美国的工业产出仅为2.8万亿美元（2006年），但这依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是全球第二大工业产出国日本的2倍多，甚至比日本和中国的工业产出总和还多。
也有许多人谈论石油短缺，这的确是事实，而且这个缺口还将扩大，但同时也要意识到，2006年美国石油日产量达到830万桶。同年，俄罗斯的石油日产量为970万桶，沙特阿拉伯为1 070万桶。美国的石油产量为沙特阿拉伯的85%，高于伊朗、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大得惊人，但考虑到其工业生产规模，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比较2006年的天然气产量，俄罗斯以22.4万亿立方英尺的年产量高居全球榜首，美国以18.7万亿立方英尺紧随其后，高于排在其后5个生产国的产量总和。换句话说，尽管有些人担心美国完全依赖外国能源，但实际上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之一。
考虑到美国的巨大经济规模，其人口密度仍然偏低（以全球标准衡量）。若以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计算，全球平均人口密度为49，日本和德国分别高达338和230，而美国仅为31。若剔除很多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如阿拉斯加，美国的人口密度也只有34。与日本、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口密度很低。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人口和可耕用地（适合农业种植的土地）之间的比例，就会发现，美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量是亚洲的5倍，几乎达到欧洲的2倍，也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一个经济体由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构成。以美国为例，上述数据表明，这个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有许多答案可以回答美国经济何以如此强大的原因，但最简单的一个莫过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个国家完全占据着一个几乎不可能遭到袭击或侵略的大陆，它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周边国家。在20世纪，全球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遭受过战争毁灭性的摧残，但美国是一个例外。军事力量和地理位置成就了美国经济的辉煌。当其他国家都在忙于治疗战争创伤的时候，美国却能够独善其身，它实际上是历次战争的受益者。
考虑一下这个我以后将多次重复的简单事实：美国海军控制了全球海洋。不管是中国南海的舢板、非洲沿岸的小帆船、波斯湾的油轮，还是加勒比海的游艇，全球每一艘船的任何举动都逃不过美国太空卫星的法眼，这些船只能否得到保障或者通行也取决于美国海军的意愿。全球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合起来都不能与之抗衡。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尽管也出现过一些区域性的海军统治力量，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能够统治全球。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入侵他国，而永远不会被入侵，也意味着美国最终会控制国际贸易。海军力量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财富的基石。美国对海洋的控制始于“二战”后，在欧洲时代的末期得到巩固，现在它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保证，也是军事实力的基础。
撇开美国存在的问题不谈，国际局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力量的严重失衡。对21世纪所做的任何预测如果不以美国实力的独特性为基础，就会偏离现实，但同时，我还要提出一个更大胆且更出人意料的论断：美国目前仅处于婴儿期，21世纪才是美国的世纪。
有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论断。过去500年，全球体系完全依赖于大西洋欧洲的实力，也就是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甚至荷兰。这些国家改变了世界，创立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众所周知，欧洲强国随着欧洲帝国在20世纪的瓦解而轰然倒塌，留下的权力真空被北美的统治力量、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所占据。北美替代了欧洲已经占据了500年（从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位置，成为国际体系的重心。 ［2］
何以如此？为理解21世纪的历史，我们必须理解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基本结构的转变，这些转变将为一个新世纪的创立搭建平台。就形式和本质而言，这个新世纪与以往迥然不同，正如美国和欧洲的区别。我所说的与政策无关，只是客观的地缘政治力量的一种运作方式而已。
被割裂的“欧洲帝国”直到15世纪，人类都生活在自我的封闭世界里，不知道自己只是沧海一粟。中国人不知道阿兹特克人（Aztecs），玛雅人（Mayas）不知道祖鲁人（Zulus），欧洲人可能听说过日本人，但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们，也从未与日本有过联系。巴别塔（The Towel of Babel，《圣经》中提到的一座通天塔。人类起初只有一种语言，彼此交流畅通，所以有很强大的力量，他们想利用这种力量，造一座通向上天的高塔。结果上帝不乐意，他将人类的语言打乱，使人们无法沟通，于是巴别塔最终没能造成。——译者注 ）阻碍了人类的沟通，也使得文明无法得以传播。
生活在大西洋东岸的欧洲人打破了地域界限，世界统一成一个整体，使得各地区密切相连。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与英国和爱尔兰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一切似乎源于英国需要为流放犯人寻找一块殖民地（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安放流放囚犯的殖民地。——译者注 ）；而阿兹特克国王们的命运则与葡西关系息息相关。大西洋欧洲以帝国主义缔造了一个单一的世界。
大西洋欧洲成为全球体系的重心。欧洲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看欧洲的眼色行事。从16世纪到20世纪，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脱离欧洲的势力和影响而独立存在。无论是好是坏，当时世界就是在围绕着欧洲运转，而欧洲的轴心又是北大西洋，因此，谁控制了这片海域，谁就掌控了通向世界的钥匙。 ［3］
当时，欧洲既不是文明程度最高，也不是最先进的地区，那么，到底是什么成就了它世界中心的地位？早在15世纪时，欧洲还是全球技术和知识的盲区，与当时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为什么这些面积狭小、地理位置偏远的国家能够统治全球？为什么它们恰恰在那时开始统治全球，而不是之前的500年或之后的500年？
欧洲的实力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金钱和地理位置。欧洲依赖于从亚洲进口商品，尤其是印度，这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到处都是欧洲需要的奢侈品，后者也愿意为这些奢侈品买单。在历史上，亚洲商品能够通过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和其他路径抵达地中海，但崛起后的土耳其封闭了道路，这使得地中海国家进口商品的成本大为提高。
欧洲商人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绕过土耳其抵达亚洲的道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非军事方法选择了一条避开土耳其通往印度的道路，那就是沿着非洲海岸南下，而后北上进入印度洋。他们还在理论上假设地球是圆的，只要一直向西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
在历史上，这是一段独特的时期，如果换作其他年代，大西洋欧洲只会在落后和贫穷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迫于经济上的困境以及虎视眈眈的土耳其，他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而在心理上，这段时期也尤为关键。西班牙人刚刚将穆斯林赶出他们的国家，狂妄之气正盛。最后，航海所需的工具也已经完备，如果能正确运用的话，就能为土耳其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伊比利亚人有一种小吨位的轻快帆船，能够帮助他们进行深海航行。此外，他们还有指南针和星盘等大批航海工具可以使用。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枪，尤其是大炮。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从其他文明社会借鉴过来的，但伊比利亚人能把它们有效地应用于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体系。因此，他们能航行到很远的地方。所到之处，他们都有能力开战并赢得战争。一旦开战，看到建筑物被大炮炸毁的对手很容易在谈判桌上屈服。当伊比利亚人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就会强行闯入，并将其占为己有。在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人用探险船、枪炮以及金钱统治了世界，并创建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体系。 ［4］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人统治了全球，但却未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横行世界的500年中，欧洲在无休止的内战中将自己撕得四分五裂，从未形成一个“欧洲帝国”，取而代之的是不列颠帝国、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葡萄牙帝国等。这些国家在入侵并逐渐统治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同时，也在彼此无休止的战争中消耗殆尽。
导致欧洲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很多，但最终却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因素：英吉利海峡。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都先后费尽周折统治过欧洲大陆，但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过这道海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击败英国。因此，前赴后继的征服者都未能将欧洲统一成一个整体，这期间的和平时期也仅仅只是临时的休战。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下伤痕累累，在这场战争中，1 000万人失去生命——几乎占到整整一代人的总人口。随着欧洲经济日益下滑，欧洲人的自信也灰飞烟灭。在人口、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此时的欧洲已经与过去相差甚远。糟糕的情况还远不止于此。
地缘政治决定了美国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但美国那时才刚刚崭露头角。从地缘政治上看，“一战”是欧洲引发的另一次内讧，而且美国也没有从心理上准备好永远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这一状况。在一战中，美国借助令人瞩目的实力宣告了它的存在，还在欧洲留下一颗能够在下次战争继续维持其影响力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就是《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 ），这份合约结束了一战，但未能解决引发战争的核心冲突。《凡尔赛合约》使下一轮世界大战的发生成为可能。
战争在1939年再次打响。此时，距“一战”结束仅仅21年。德国再次挑起战争，6周后占领了整个法国。美国在开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参战，但承诺不会允许德国成为最后的赢家。英国未能置身事外，但美国给它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们都只记得好的那一面，美国通过为英国提供大量驱逐舰和战争物资来对抗德国，但很少有人记得英国人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为了得到美国的帮助，英国几乎将西半球的所有军事设施交给美国。美国控制了这些军事设施，并获得了英国北大西洋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正是欧洲通往世界的入口。与此同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上败北，可以说，这条浅浅的水道再次拯救了英国。
据合理估计，全球大约有5 500万人在“二战”中殒命（包括军人和平民）。欧洲在战争中已被撕得粉碎，参战国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战争中仅损失了大约50万名士兵，而且几乎没有平民伤亡。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厂数量远远超过战前，这种情况在参战国中仅此一例。美国没有哪座城市遭到轰炸（除了珍珠港），没有哪片土地被占领（除了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小岛），美国的伤亡数量不到战争伤亡人员总数量的1%。
美国以如此小的代价在“二战”中崛起，不仅控制了北大西洋，还掌控了全球的海洋；不仅占领了西欧，还掌握了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以及英国等国的命运；与此同时，它还征服并占领了日本。欧洲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帝国版图：
部分原因在于精疲力竭，部分原因在于它已经无力承担作为帝王的成本，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不希望它继续占据帝王宝座。
欧洲帝国在此后20年里逐渐瓦解，期间只是零零星星做些抵抗。地缘政治现实使得欧洲以灾难性的方式终结了自己（几个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也面临过同样的困境）。
问题来了：美国在1945年明显崛起为一支全球性决定力量，是不是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浪漫喜剧剧作家，主张君王要工于心计，用威胁、利诱、恫吓等手段巩固权势，统治天下。——译者注 ）导演的一出戏呢？美国崛起的成本仅仅是牺牲了50万人，相比于整个战争5 500万生命的代价，简直微乎其微。是罗斯福总统异常杰出，还是美国在追求“四项自由”以及推动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都不是。在地缘政治学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并不少见。
美苏冲突，也就是冷战，就是一个现实的全球冲突。从本质上来说，这场冲突是为继承欧洲的帝王宝座而展开的竞争。尽管双方都有巨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拥有天然的优势。苏联国土面积广大，但地处内陆。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其相当，但能轻而易举地通往全球海洋。苏联不能遏制美国，但美国无疑能遏制苏联。而这也是美国的策略：遏制并绞杀苏联。从挪威的北角到土耳其，再到阿留申群岛，美国的盟国建立了范围广泛的包围圈，这些盟国都与苏联接壤，从1970年开始，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包围圈。苏联每个拥有港口的据点，都被美国的盟国以及美国海军所包围。 ［5］
麦金德VS马汉：陆权与海权的较量地缘政治学在地理和国家实力方面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他认为控制了亚欧大陆就意味着控制了世界。就像他所说的“控制了东欧（俄罗斯欧洲部分）也就是控制了亚欧大陆的中心区域，而控制了这个中心区域就控制了亚欧大陆，进而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一思想在冷战时期主导了英国和美国的战略，促使他们寻求遏制和绞杀俄罗斯欧洲部分。
持有另一个观点的是美国人艾德米拉·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dmiral Alfred Thayer Mahan），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在他名为《海军实力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 ）一书中，马汉阐述了一个与麦金德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控制海洋才等同于控制全球。
历史证明，两人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正确的。麦金德的观点之所以正确，在于苏联解体将美国提升到了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马汉这个美国人则理解了两个关键因素：苏联解体是因为美国海军力量的强大，而前者也为美国海军打开了统治全球的大门。此外，马汉认为海运是最廉价的货物运输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马汉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就比斯巴达人富裕，因为他们有港口和商船，以及保护港口和商船的海军。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拥有海军的国家一直都比没有海军的邻国富裕。随着全球化在15世纪出现，这个事实越发接近人们在地缘政治学中得到的绝对真理。 ［6］
美国控制海洋，意味着这个国家不但能参与全球海上贸易，还能对其进行控制。它能制定规则，或者至少打破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它以非公开的方式来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世界贸易路线来限制海上贸易（尽管它偶尔借助制裁来实施这一策略）。总之，美国借助其他国家进入巨大的美国市场这一杠杆，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决定了国际贸易体系。这是理解美国是如何靠强大的海军力量称霸全球的关键。除却自身的天然资源外，美国依靠其海军力量变得无比繁荣，而被陆地包围的苏联则无力与之竞争。
此外，控制海洋还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政治优势。美国可免于被他国入侵，但却具备侵犯他国的实力——无论选择何时以及何种方式。1945年以来，美国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战争给养而不必担心补给路线被切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北美大陆上发动战争。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未得到美国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海陆空军事行动。英国和阿根廷1982年因福克兰海峡而大动干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只有得到美国的默许，两国才可以兵戎相见。而在另一个例子中，由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1956年入侵埃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的意愿，它们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结束战争。
在整个冷战过程中，与美国结盟的利益永远大于与苏联结盟的好处。苏联能够提供武器、技术、政治支持和其他东西，但美国却能够提供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途径，以及将商品销往美国的权利。这令其他的一切条件都相形见绌。被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意味着贫穷，而进入这个体系则意味着富裕。朝鲜与韩国以及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差异就是最好的例证。
有趣的是，在冷战过程中，美国在心理上一直处于防御姿态。朝鲜、麦卡锡主义、古巴、越南、人造卫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左翼恐怖主义，以及欧洲盟友对里根政府的严厉批评，都使美国产生了持久的沮丧和不安。外部环境使美国不断感觉到：自己在冷战中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然而，在忧伤的表象以及客观权力关系的现实中，苏联永远没有取胜的机会。
记住，美国人的心理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脱节至关重要，原因有二：第一，这表明美国国力还没有成熟；第二，这也揭示了美国巨大的潜能。因为美国人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更发奋进取。在冷战期间，美国人民（上至政治领导人，下至工程师和军事情报人员）一直都没什么信心。
这也是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美国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及其盟国包围了苏联，后者无力承担在海洋上挑战美国的成本，只好转而致力于陆军建设和导弹研究，但他们根本不能在经济增长率上与美国相匹敌，更不用说拿经济利益引诱其盟国。因此，苏联越来越落后，最终以解体收场。
苏联在1991年（也是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探险后的第499年）的解体，终结了一个历史时代。500年以来，世界的权杖首次没有驻足欧洲，欧洲也不再是全球竞争的焦点。这一年之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美国，它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体系的中心。
美国正处于莽撞的青春期我们已经了解了美国成长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历程，但还有一个我之前提到过的，不起眼但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数据需要提及：到1980年，随着美苏冷战步入白热化，跨太平洋贸易的规模与跨大西洋贸易的规模达到同等水平，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仅仅在10年之后，随着苏联解体，跨太平洋贸易的规模已经比跨大西洋贸易规模超出一半。整个国际贸易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全球体系都经历了惊人的转变。
这又如何影响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答案很简单，控制海洋航道的成本非常庞大。许多贸易国家都负担不起这种成本，因而只能仰仗那些拥有这类资源的国家。因此，海军强国都拥有巨大的政治筹码，而且其他国家不打算对其进行对抗。控制邻近水域的成本已经非常高昂，控制全球数千公里以外水域的成本更无法估计。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这些开支。直到今天，这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成本也没有更低。了解一下美国的国防成本和海军开支，以及与之相关的太空系统方面的支出，你会发现，维持航母战斗群在波斯湾战斗能力所要花费的成本甚至高于许多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如果国家并不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而又想控制这两个大洋，其成本可能会超出任何国家的经济负荷能力。
北美能够独立供给一个横跨大陆的国家，又能够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部署兵力。因此，北美成为国际体系的重心。在美国时代初期，这个国家不但早已是北美的超级大国，而且能在1944——1945年间同时进攻欧洲和日本。它用武力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且至今依然享有控制权。这也是美国为何能够主宰新时代的主要原因。
但也要记得，西班牙也曾主宰欧洲，并开创欧洲时代。虽然我认为北美将在未来几个世纪成为全球重心，而且美国将至少在未来一个世纪统治北美，但就像西班牙一样，北美成为全球重心的论断并不能保证美国将永远统治北美，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内战、对外战争以及邻国的崛起等。
不过，我的观点是，在短期内（也就是未来几百年），尽管会受到战争和危机的侵扰，美国的国力依旧会很强大，这种强大根植于其经济、技术和文化现实之中，而且在21世纪势头不减。
美国人容易产生一种自我怀疑，但这与美国的崛起并不矛盾。实际上，美国是极度自大和深度忧虑的奇怪结合体。有趣的是，这类似于对青少年心理的描述，但的确是美国21世纪的现状。这个领导全球的国家正在经历不断增长的青春期认同危机，以及对其新生力量的不信任和非理性情绪波动。历史上，美国就是一个年轻而不成熟的社会。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对美国期望太高。除了它的自大和深深的不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还应该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什么其他的认识呢？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现在还处于青春期——其整个历史的早期，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不管美国如何看待自己，它都将慢慢成熟起来。成年人会比青少年更加成熟、更有稳重。因此，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美国还处于其强盛的最早期，没有完全走向文明。现在的美国依旧处于野蛮时期（这是对现象的描述，而非道德判断），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未完全成型，它的意志非常坚定，激情将驱使它向不同以及相矛盾的方向发展。
文化存在于以下三种状态之中：
第一种是野蛮状态。原始人相信他们村庄的习俗就是自然法则，如果哪个人不遵守这种法则将会受到众人唾弃，而且会被要求改正，否则将遭遇灭顶之灾。
第二种就是文明状态，同时也是最罕见的文化境界。文明人能够在他们的意识上平衡两种相互抵触的思想。他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真相，而且他们的文化已经接近那些真相。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可能存在的错误持包容态度。信念和怀疑的结合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在怀疑主义削弱自我肯定的过程中，文化就经过野蛮主义的洗礼形成文明，而后陷入第三种状态——颓废。文明人会有选择地进行有效的战斗。通常，所有文化都包括野蛮人、文明人和颓废者，但每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都被同一种原则所支配。
第三种是颓废状态。颓废主义者以怀疑的态度认为，万事万物都差不多，没有什么事物更好，也没有什么事物更差。他们对那些坚守信念的人都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去战斗。
欧洲在16世纪还处于野蛮状态，当时，基督徒自视甚高的态度煽动了第一波侵略。欧洲在18～19世纪进入文明社会，而后在20世纪陷入颓废时期。美国则刚刚开启文化和历史之旅。截至目前，它还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来形成一种定型的文化。在成为世界重心的过程中，美国也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带有野蛮特质的文化。在美国社会，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人士都看不起穆斯林，前者是针对穆斯林的信仰，后者则是不认同穆斯林对待女人的方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都一致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好的。就像野蛮状态的文化那样，美国正准备为了自己确信的真理而战。
这样说不是要批评美国（正如青少年不能因为他是青少年而受到批评），而是说这是美国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种状态。美国文化才刚刚起步，它笨拙、直率，有时候也很野蛮，并且经常被深深的内部分歧所困扰，所以美国的异议人士只有在确定“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好的”这一点上才团结一致。美国就是上述事物的结合体，但就像16世纪的欧洲一样，尽管有时会横冲直撞，但你仍不得不叹服它的发展速度。
注释［1］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9～30.
如果说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关乎普遍性，是对世界上其他地人民的眷顾，对越南战争的类比则是一种自我关怀。5.8万人在那战争中死去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就在于，盲目的热情会导致事情向误方向发展，而悲剧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悲剧。事实上，一开始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冲突中。当时的美国处于和平盛世，享受着“二战”后繁荣的顶点。还有比这更应该参与的战争吗？地理和距离被抛诸脑后，当军队进入越南战场时，人们心目中最近的战争往事，是60年前菲律宾丛林的残影。
越南战争是每当美国遭受重创后就容易引以为戒的战例。现实并不精彩，血淋淋的教训只有在事情恶化后才再度得到尊重。事实上，有近5 000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3万人重伤，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另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截至本书发稿时尚在统计中。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如此过度的代价仍显得得不偿失，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一些思维定式，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向国外部署军力时，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常“善”无善报。在现实主义重获尊重的同时，知识舆论界重新燃起了对17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兴趣。他对于“恐惧”的道德优势大加颂扬，并认为暴力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的主要威胁。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自我利益的觉醒。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违法者才需要面对的恐惧。然而，这样的概念很难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理解，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任何与人类自然状态接触的机会。
［2］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08～109.
斯皮克曼也证实，美国最初的繁荣得益于东海岸密布的河口提供的“无数有利于建设港口的位置”，以及蜿蜒的海岸线。地理也是早期美国自由最重要的捍卫者。在确立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之后，美国就可以腾出力量应对“新世界以外的活动”，最终奠定其超级大国地位。它能够影响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也正得益于此。
这一切绝非易事，更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地理细节。地理的关键作用，使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成为占有整个半球的霸主。斯皮克曼以南美洲为例对此作出了解释，这也正是麦金德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一个地区。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心脏地带有浓厚兴趣，这对于理解冷战地理至关重要；而斯皮克曼对于地球的整体性把握得更好，因此在当今全球各地高度连通的时代，比麦金德更具现实意义。
［3］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53.
麦金德说过，欧洲的命运是由成群结队涌入的亚洲游牧民族塑造的。在21世纪，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将继续给它带来关键性影响，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欧和东欧想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繁荣稳定的国家带，从而保护整个欧洲不受俄罗斯威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在欧洲寻求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统一时，它也将继续受到其内部分歧的困扰。这些困扰从表面来看是经济方面的，如德国对于希腊债务危机的愤怒，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永恒的地理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北欧的德国、地中海的希腊和巴尔干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由于欧洲的人民运动主要是由技术促进的，因此其历史发展越来越频繁地与南边的非洲和东方的亚洲交织在一起；但是，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仍然存在。换句话说，欧洲目前虽然没有面临传统军事威胁，却可能成为自我陶醉的牺牲品。反过来讲，斯皮克曼担心统一的欧洲可能挑战美国，这显得为时过早。
尽管现在设立了许多泛欧机构，但欧洲地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海洋、半岛、河谷和群山的不同地貌，以及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民族国家，都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促进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
［4］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41～42.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实。
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个极权势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5］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22～123.
马汉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于所谓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并借助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影响大中亚地区政治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斯皮克曼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周围大陆边缘地带的看重，同时受到了马汉和麦金德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对中心地带的控制实力，让麦金德备感吃惊；马汉的著作《亚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比麦金德的“枢纽”一文还要早4年，他当时就发现了俄罗斯的弱点在于与印度洋温暖水域相距甚远。他说，俄罗斯“与任何开放性海域之间的遥远距离是其先天弱势，并使它在积累财富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既然如此，它有理由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也很容易通过侵略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马汉深入研究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其最深层的心理意识流，而地理正是他研究的基础。那些位于俄罗斯南部、印度洋北部的国家，被马汉称为亚洲的“有争议地区”，即“俄罗斯陆权和英国海权之间的冲突区”，中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强调。这里也正是40年后被斯皮克曼称为大陆边缘地带之处。事实上，马汉在1900年选定的一些枢纽国家，直到当前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这不是巧合，地理是不可改变的。
冷战期间的地理刺激，使西方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它从欧亚国家的南部梯队实施，涉及该领域内的所有大陆边缘国家。地理确定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国家的地域和文明从欧亚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温暖水域；地理也有助于将阿富汗和伊朗确定为心脏地带国家，并成为中东命运的关键力量。
［6］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91.
在麦金德看来，欧洲和中东更多地受到心脏地带的影响，而印度和中国的亿万人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保持相安无事，和平发展。由此，他预测未来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但心脏地带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呢？对欧亚内陆广阔的低洼地带和高原山脉的控制，对于世界强国来说真的举足轻重吗？没错，这些地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战略性矿产和金属，但这就足够了吗？麦金德的想法有极端机械性的缺点，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部分地解释东半球各国及其人民的空间安排。以大陆中心而非任何沿海边缘地带作为参考，会比较容易解释欧亚大陆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但是，心脏地带最好被视为世界岛的权力缓存器，而非决定性力量。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结尾处，麦金德断言，如果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并以德国的征服者面目出现，“它必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陆权国家”，因为它有能力驻守心脏地带。苏联的确这样崛起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做到了同样的事。正如麦金德预示的那样，它也因此可以迎面抗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海上力量。此外，正是出于对海上力量的追求和在印度洋上寻找不冻港，苏联最终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原应是心脏地带的一小部分，却成为超越其掌握的漏网之鱼），后因深陷阿富汗游击队的伏击圈而使整个帝国土崩瓦解。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规模已大大缩小，但仍试图重新巩固其心脏地带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麦金德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竟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主要剧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