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习惯性地用“胡萝卜加大棒”压制对手，让其他国家敢怒不敢言时，伊斯兰圣战者就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让美国丝毫不敢松懈。无论是冷战的结束还是南斯拉夫的解体，既有格局的打破使得伊斯兰运动更加活跃。“9·11”的发生更是将美国拖入伊斯兰世界的泥淖，使得两者更加势不两立。面对新世纪ISIS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死灰复燃，未来美国又将如何应对？
美国时代始于1991年12月，当时，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美国也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但21世纪的历史真正开始于在此10年之后的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数架飞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那一刻。这是美国时代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美国是否真正已经赢得了这场与伊斯兰圣战者的战争尚且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它已经实现了自身的战略目标，还有一点也非常明显：这场战争和其他所有战争一样，正慢慢走向终结。
人们都预测这是一场持久战，甚至有观点认为，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将持续一个世纪。但是，就像通常所见到的那样，那些看似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事情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插曲。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所使用的20年周期分析法：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但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战略性的挑战。基地组织未能实现目标，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赢得战争，但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美国能击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已经足够了。21世纪伊始，美国就赢得了开门红，但这个成功从表面来看不但像失败，更像是一场深深的政治和道德尴尬。 ［1］
基地组织2001年袭击美国，其目的不在于对这个国家发动一次攻击，而是想证明美国的软弱和自己的强盛。基地组织相信，揭露美国的弱点会削弱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亲美的伊斯兰国家的实力。基地组织想要颠覆这些国家的政府，因为它知道，只有控制一个比阿富汗强大的国家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他们看来，阿富汗与世隔绝且过于弱小，只能作为一个临时基地。
点燃火药桶的南斯拉夫很明显，苏联的解体给国际体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尤其让人意外。势力相当的美苏两大强国实质上已经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这种情况在苏联的边境线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当时，边境线两边的国家都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例如，在被冷战冰封的欧洲，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战争，因此，苏联和美国都极力遏制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冷战最有趣的一点就是美苏双方相互遏制，但都不会诉诸武力，苏联既没有袭击德国，美国也没有入侵波斯湾。最重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核战浩劫”。
仔细审视过去20年非常必要，这20年是此后100年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在这一章花费更多精力探讨过去，而非展望未来。苏联的解体犹如在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中，一方突然变弱松开了绳子，没有放手的一方虽然获胜，但也失去了平衡，因此，这种胜利掺杂着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此前被双方锁定的缆绳突然松弛下来，并且开始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运行，这种情况在两大集团的接壤边界上尤为突出。
一些变革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德国统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重获自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摆脱了苏联统治。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原来的基础上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其他变革则要血腥得多，罗马尼亚经历了喧嚣的国内革命，南斯拉夫则四分五裂。
事实上，在所有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是人为拼凑痕迹最严重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由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交织而成，矛盾重重。“一战”的获胜者在理论上认为，为了避免巴尔干再次发生战争，应该创建一个统一实体，使所有分裂的部分组合成一个单一国家。这是个有趣的理论。但南斯拉夫是一系列僵化、陈腐的国家的集合体，那些由远古征服者留下来的、充满历史积淀的小国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
历史上，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是罗马通往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是土耳其进入欧洲的中转站。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巴尔干，每个征服者都留下了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彼此之间互相仇视、充满敌意；每个战争集团都对这里其他的民族和宗教实施了大规模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受此虐待的民族和宗教又都将仇恨铭记于心，就好像这些事情刚发生在昨天。这个地区根本不存在遗忘和原谅。
南斯拉夫在“二战”中分裂，克罗地亚站在了德国一边，而塞尔维亚则成为同盟国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二者被共产党联盟领导下的铁托统一。南斯拉夫也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反对苏联，它不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夹在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南斯拉夫组成了一个单一国家，但极不稳固。 ［2］
1991年，当这个角力场瓦解之后，南斯拉夫分崩离析，犹如一个政治断层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地震。这个古老并且被冻结已久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马其顿以及斯洛文尼亚等一战前从未听说过的国家突然冒了出来。在这些国家内部，从邻国移民来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活跃起来，纷纷要求独立。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将极大地影响21世纪早期的世界局势。
南斯拉夫战争以前一直被误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局部现象，一次独特的事件，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它是对苏联解体做出的最早也是最轰动的反应，此前被压抑了50年之久的激情突然被重新点燃，固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甚至一定是全球体系转变带来的一个地区现象。除此之外，南斯拉夫战争也绝非一个单一现象，它只不过是第一个断层（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群山以北方向的延伸线）引发的结果。南斯拉夫战争拉开了由苏联解体引发的更大动荡的序幕。
冷战结束，伊斯兰世界动荡开始？美苏冲突的区域横跨苏联外围区域。冷战结束时，苏联的边境有三个不同的地段：从挪威一直延伸至德国和捷克边境的欧洲段，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直到中国的亚洲段，以及从阿富汗北部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的地段。苏联解体对第三个地段的影响最大。南斯拉夫率先解体的混乱状态将逐渐蔓延至整个地段，甚至殃及一些与之不相邻的国家。
从南斯拉夫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广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被卷入冷战。虽然冷战期间，有些地区也发生了一些区域冲突，比如伊朗从原来的亲美立场转变为同时反美和反苏、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两伊战争，但该地区却因冷战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维持着自身的稳定。不管这里发生过多少国内冲突，但从未完全爆发，也未升级为全球“热”战。
随着苏联解体，这个地区的稳定态势不复存在。这片从南斯拉夫延伸至阿富汗，向南深入阿拉伯半岛的区域是全球三大穆斯林主要聚居区之一，其他两个聚居区是北非和东南亚。这一区域面积广大，国家众多，而且民族分歧非常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一地区，但我们将其看做单一地区，因为这里是苏联包围圈的南线。
冷战的分界线从这里直接穿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苏联加盟国，后来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了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也有一些穆斯林地区，比如车臣。
上述整个区域历来就极不稳定。穿过这一区域需要历经周折，它也是从亚历山大港到英国的征服者们的贸易和入侵路线。这个地方一直是地缘政治的一个火花点，但直到冷战结束，这个火药桶才真正被点燃。苏联解体后，它的六个加盟共和国突然宣布独立。南部的阿拉伯世界不是失去了靠山（伊拉克和叙利亚），就是失去了敌人（沙特和其他波斯湾国家）。印度也失去靠山，而巴基斯坦则感觉到从印度的威胁中解放了出来——至少是暂时的解放。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被扔到九霄云外，任何极其微小的稳定状态都会被破坏。
1992年，苏联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撤军，犹如退潮。许多已经遭受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奴役的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它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没有功能齐全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也日趋减小。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美国认为阿富汗这类国家似乎作用不大。冷战已经结束，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之前美苏激烈争夺的地区已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发展了。
详细描述这个地区（尤其是阿富汗）是如何陷入混乱状态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它不像南斯拉夫发生的频繁战端那样具有借鉴意义，但可以被总结为如下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苏联解体，美国帮助阿富汗创建了一支能够抵抗苏联的力量，而在苏联解体后，这些力量反过来又将矛头对准了美国。这些经过秘密训练并且熟知美国情报机构运作过程的人员发动了一系列反美行动，而这些行动在2001年9月11日达到高潮。美国以入侵行动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首先是阿富汗，而后是伊拉克，很快，这个地区就变得面目全非。
就像“二战”后苏联遇到的情况一样，美国将伊斯兰圣战者作为打击目标，不得不应付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怪物”。但这还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更加严峻的两难处境在于，苏联解体打破了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该地区秩序的国际体系。不管有没有基地组织，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其南部的穆斯林国家都将变得动荡不安，就像南斯拉夫一样，这种动荡不安必将以某种方式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拉进泥潭。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从奥地利边境到印度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都动荡不安，美国试图使它们处于可控状态，但结果很难预料。
这一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值得关注，尤其是考虑到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人口趋势问题。穆斯林世界内部极不稳定性。在人口趋势变化的推动下，伊斯兰传统人士对改变习俗（尤其是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的抵制，是该地区不稳定性背后的重要推动力。穆斯林传统人士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破坏了这个地区的稳定，而美国则对日益增长的世俗化情绪负有责任。这像是对该地区状况的肤浅解读，但就像我们将看到的，这比第一眼看到的表象有更深、更广的意义。家庭结构的改变、对这种改变的抵制，以及“9·11”事件，三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看，“9·11”事件终结了从冷战结束到下一个时代（美国—伊斯兰圣战者战争）开始前的真空期。如果我们将胜利定义为重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帝国的话，那么伊斯兰圣战者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伊斯兰世界难以克服极为严重的内部分歧，而强大的美国又不可能被轻易击败，如此混乱的局面永远也不可能使伊斯兰圣战者获胜。
事实上，这场战争是大国角力场转移造成的，它不会持续太久，只是暂时爆发的区域冲突。 伊斯兰世界的种族和宗教分歧意味着，即使美国不能继续控制这个地区，伊斯兰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权。伊斯兰世界的分化和动荡已经持续超过一千年，很难立即变得团结。而且，即使美国在这个地方被打败，也不会削弱它统治全球的基本国力。一如越南战争，它仅仅是过眼云烟。 ［3］
同时，美国和伊斯兰圣战者之间的冲突似乎又是如此激烈和势不可挡，因此，很难想象这场战争将草草收场。一些言辞谨慎的人都认为这场冲突将支配整个世界，但从本书此前阐述的20年周期的观点来看，到2020年，美国和伊斯兰圣战者之间的冲突依然主导世界走势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实上，目前正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事件最终将无足轻重。如果美国能继续保持国力的上升趋势，那么到2020年，美国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伊斯兰世界打乱了美国的世界大棋局美国的活力还包括另一个我们必须阐述的元素：促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战略。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看起来一团糟，而且很随意，但实际上，这都是按计划行事。如果一个人能出来盘点全局的话，那么美国这些看起来随意的行动实际上都颇有深意。
美国还没有在心理上为“9·11”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不管是否准备好，这场“地震”都已爆发，而美国则以适合其总体战略的方式给予了积极回应。从巴尔干半岛到伊拉克，美国都自动对当地局势做出了回应，而它似乎没有仔细审视自己正在做什么或者这么做的原因。美国就好像是在自动领航仪上进行操作，不论是克林顿总统，还是布什总统，他们都一直在运作这种模式。
政策结束之时，就是总体战略开启之日。设想，假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没有在1940年第3次参选总统，那么日本和德国的做法就会有所不同吗？美国会容忍日本统治西太平洋吗？会接受英国战败以及英国军舰落入德国之手吗？战争的细节可能会不同，但很难想象美国会袖手旁观，或者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或者这场由美国总体战略决定的冲突的大体轮廓发生改变。
冷战期间，除了遏制苏联之外，美国还可能存在其他总体战略吗？首先，美国不可能入侵东欧，因为苏联军事力量非常雄厚；其次，美国也不可能允许苏联占领西欧，因为如果苏联占领西欧的工厂，长期下来，苏联的国力就会凌驾于美国之上。因此，遏制苏联不是随机性的选择，而是美国能对苏联所做的唯一反应。
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总体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能够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立陶宛的目标是摆脱外国的干涉（尤其是俄罗斯）和占领从而恢复自由，但其经济、人口以及地理状况决定了它不可能永久性地实现目标，只会偶尔达成心愿。西班牙的战略目标以16世纪自身的经济地位为后盾，但受到军事实力的限制。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已经实现大多数的战略目标（我将在后面对此进行阐述）。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开足马力向这一总体战略目标挺进。
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已经根植于它的DNA中，而且看起来十分自然，以至于政治家和将军们都没有特别留意到它，只是在潜意识的逻辑中深受总体战略的影响。但从地缘政治或者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和逻辑都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推到了风口浪尖。
总体战略并不总是与战争相关，它涉及能提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所有进程。但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总体战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涉及战争，以及战争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美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自宣布独立后，美国有10%的时间都处于战争时期。这个数据还只是包括了一些主要战争，如1812年美英战争、美墨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并未囊括美西战争以及“沙漠风暴行动”这类小规模的冲突或军事行动。整个20世纪，美国有15%的时间都在打仗；在20世纪后50年，这一比例升至22%；而21世纪以来，美国更是不断卷入各种战争。战争是美国历史的核心，它的频率正在不断增大。战争渗透进美国文化，并且深植于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理解其目的。
美国诞生于战火之中，而且还在以更快的步伐进行战斗。挪威的总体战略可能更多的是关于经济而非战争，但美国的战略目标及其总体战略都涉及战争，这主要是出于恐惧。其实，许多国家也是如此。罗马并没有打算征服世界，它只是想保护自己，而正是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罗马逐渐成为一个帝国。可能最让美国满意的地方在于自己不会被英国击败，就像1812年的那次战争一样。不过，每当一种恐惧消失之后，美国又会产生新的弱点和新的恐惧。每个国家都会受到一种恐惧感的驱使，那就是害怕失去现有的东西。以下提到美国总体战略的部分，我们不妨从“恐惧”这个角度来理解。
美国有五个地缘政治目标来推动其总体战略。从下文中你可以发现，其重要性、野心和困难程度都在递增。
美国军队称雄北美大陆如果美国依旧是一个坐落在海岸和群山之间、由互不相关的各州组成的国家，那么它绝不可能生存下来。它不但需要统一，而且还需要将国土延伸至阿勒格尼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广大区域。这不但给美国提供了战略纵深（指作战部队由边界至中心可做战略性运动的地域空间，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的重要因素。——译者注 ），而且还赐给了美国全球最肥沃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使美国拥有可通航河流的优越地理位置。这条河流把美国的过剩农产品运送到全球市场，并因此创造了一个商业农场主（businessmen-farmers）阶级，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803年买进路易斯安那使美国在名义上拥有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然而，直到1814年的新奥尔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领导的军队击败了英国]，美国才拥有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因为新奥尔良是当时整个河流体系中的一个盲点。如果说约克镇战役造就了美国，那么新奥尔良战争则为美国经济打下了基础。而对这一切提供安全保障的是新奥尔良以西几百英里远的圣哈辛托。墨西哥军队在那里被击败，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威胁。墨西哥军队的战败并非必然。那时，墨西哥在许多方面都比美国更发达和强大，它的战败使得美国军队成为北美洲的统治力量，也使这个大陆成为富饶辽阔且无人匹敌的美国的囊中之物。
绞尽心思做西半球的“老大”在北美洲的地位得到保障之后，拉丁美洲便成为唯一紧迫的威胁。事实上，南北美洲都是岛，没有实际相连，大规模军队不可能跨过巴拿马和中美洲。将南美洲统一为一个实体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看看南美洲的地形图，就可以发现当中有一大块都是无法通行的地带。
因此，南美洲不可能出现横跨大陆的力量：美洲大陆被一分为二。也正因如此，南美洲不可能出现一个威胁美国的本土力量。
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欧洲国家在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域的海军基地，以及墨西哥的陆上力量。这也就是门罗主义的核心。很久以前，阻止欧洲在上述区域建立基地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事实上，直到“二战”前，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1940年之前，英国海军遍布美国东海岸，但在这一年后，美国以向英国租借驱逐舰和其他装备为条件从英国手中换来这些基地的使用权。至此，在拉丁美洲，唯一能让美国担心的就是其他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
用强大的海军为美国打造“金钟罩”1812年，英国海军驶入美国的切萨皮克湾，并火烧华盛顿。整个19世纪，美国都害怕英国会对北大西洋实施高压政策来关闭自己的海洋通道，围困自己。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英国不止一次考虑过这种做法。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也是美国从美西战争到冷战期间对古巴心存成见的根源。
在19世纪末确保西半球的安全之后，美国又转移兴趣，致力于控制能够抵达美国海岸线的航道，使其免受外国海军力量的侵扰。美国首先保证了它的太平洋航道的安全。在南北战争中，美国得到了阿拉斯加，而后在1898年取得夏威夷。通过掌控补给舰的停泊地点，这两步行动消除了任何敌方舰队从美国西岸接近其陆地而造成的威胁。美国又借用“二战”中英国的弱点控制了大西洋，将英国从美国近海岸驱逐出去。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创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甚至连英国海军都不能在没有得到美国允许的前提下在大西洋实施行动。这使得美国能够有效地避免外敌的入侵。
紧掐“世界咽喉”的海洋霸主美国在“二战”中崛起，它不但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而且其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这一事实改变了世界的运行方式。就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在海洋中航行的任何船只（无论军用还是商用，从波斯湾到中国南海），美国海军都不会对其进行直接监控，但可以选择监视、拦截或击沉对方。自“二战”结束后，与美国的制海权相比，全世界现存海军力量的总和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这强化了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现实：美国控制了全部海洋。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全球海洋的控制不但是美国安全的基石，也成为美国左右国际体系能力的基础。如果美国不允许，任何人在海洋上都寸步难行。因此， 保持对全球海洋的控制是美国唯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
“胡萝卜加大棒”压制潜在对手在完成统治全球海洋这一前所未有的伟业之后，美国当然想保持这种优势。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阻止其他国家建造海军，而这又可以通过确定没有任何国家存在建造海军的动机或者拥有建造海军的资源来实施。美国的策略之一是“胡萝卜政策”，这项政策确保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没有海军的前提下有权使用海洋；另一项政策是“大棒政策”，其宗旨是以陆地对抗来束缚潜在敌手，迫使他们将大部分军费花在陆军和坦克上，而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海军方面。
冷战中，美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崛起：不断膨胀的利益和坚定不移的策略。不断膨胀的利益在于破坏任何亚欧大陆国家的陆上安全，从而使它们无暇建造海军。既然亚欧大陆已经不存在单一国家的威胁，美国就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地区性大国的崛起上，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区域安全程度可能足以使它们开启自身的海洋势力。因此，美国致力于创建一系列不断变换的联盟，试图束缚任何潜在的地区性大国。
美国必须准备好对整个亚欧大陆进行常规或突发干预。苏联解体后，美国确实参与了一系列旨在维持区域平衡，阻止地区性大国崛起的行动。第一个重大干预发生在科威特，美国通过干预科威特战争击溃了伊拉克的野心。当时，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其影响力还未彻底消除；第二次干预是在南斯拉夫，目的是阻止塞尔维亚控制巴尔干半岛；第三次的一系列干预行动是在伊斯兰世界，目的是遏制基地组织（或其他任何人）创建一个牢固的伊斯兰帝国的欲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都是这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
相对于美国的总体战略来说，这些干预都微不足道。在伊拉克，美国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仅用了不到20万军队，而阵亡士兵更是不到5 000人，是越南战争中伤亡数量的6%～8%，更只占“二战”伤亡数量的1%左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2.5亿的大国来说，这点损失真的不算什么。美国倾向过分夸大小规模干预，这是因为美国是个不太成熟的国家。
上述内容使我们理解了美国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应，以及许多其他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实现战略目标之后，美国还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阻止亚欧大陆上崛起任何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的大国。不过，就像下文将阐述的那样，还存在一个矛盾， 美国实施这些干预的目的永远都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抛开政治辞令的粉饰），而是为了阻止。美国想要阻止，甚至破坏某些可能会崛起的另一个强国的地区稳定性。这也就解释了美国对伊斯兰恐怖袭击所作的回应，它想阻止一个幅员辽阔、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国家的出现。
美国对亚欧大陆的和平丝毫没有兴趣，那只不过是政治辞令。美国也没有兴趣在一夜之间赢得一场战争，就像越南和朝鲜战争。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目的就是阻止一个国家的崛起或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性，而非强加一种秩序。即使美国彻底战败，但如果是在合适的时候发生，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不过，动用最少的力量（当绝对需要时）来维持亚欧大陆的力量平衡——现在是，以后也仍然是美国21世纪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未来将有无数个科索沃和伊拉克在未知的地方和未知的时间出现。对于美国而言，将稳定巴尔干和中东当做自身的首要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既然美国的首要目的可能仅仅是遏制或破坏塞尔维亚及基地组织的稳定性，那它的干预行动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在这些地区，似乎永远不会有任何接近“解决办法”的办法出现，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决定胜负。
对“全球公敌”敢怒不敢言现在，国际体系已经严重失衡。美国如此强大，以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控制其行为。国际体系的自然趋势是走向均衡。在一个失衡的世界中，弱小国家都面临来自强大国家的威胁。因此，它们倾向于与其他国家结盟，以致能在力量上与强国相抗衡。越战败北之后，美国与中国结盟以遏制看起来正在变得极其强大的苏联。
在21世纪创建一个联盟来遏制美国将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弱小国家会发现，与美国共处比加入反美联盟更容易——创建一个团结一心的联盟并非易事，而且一旦这个联盟分崩离析（通常情况都是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宽宏大量了。
结果，我们看到了以下这种矛盾：一方面，各国都对美国深感愤怒和恐惧；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仍试图寻求一种与美国和睦相处的方法。这种失衡状态将主导21世纪，各国将费尽全力遏制美国的发展。21世纪危机重重，尤其是对那些美国之外的国家而言。
地缘政治学中有一个核心衡量指标：误差幅度（margin of error）。它预测一个国家能够犯错误的空间有多大。误差幅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个国家所犯错误的类型以及这个国家的国力大小。一些国家的误差幅度非常小。这类国家很容易被外交政策中的细枝末节所困扰。它们意识到，即便非常小的失误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为它们的国土面积狭小，而且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与此相反，爱尔兰却拥有很大的误差幅度。它的国土面积虽然也很小，但周围空间广阔。
美国拥有的误差幅度非常大。它在北美非常安全，而且国力十分强大。因此，美国倾向于在全球以随意的方式炫耀其实力。美国并不笨，只是不需要那么谨慎——事实上，太过谨慎经常会降低效率，就像一个银行家准备发放不良贷款，是因为他希望自己能放长线，钓大鱼。在其他国家看来，美国的政策常常很鲁莽，而且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但美国一切照旧，进行得轰轰烈烈。
这种情况在越南出现过，现在，这一幕又在伊拉克重新上演。在美国历史上，这些冲突都只不过是一些个别片段，几乎没有任何持续性的影响——除了对越南人和伊拉克人自己。美国仍是一个年轻和野蛮的国家。它很容易变得情绪化，并且缺乏一种用历史观点去看待问题的意识。实际上，这也提升了美国的国力，因为可以通过提供情感资源来使它克服逆境。美国经常采取过激行动，那些在某一时刻看似是巨大灾难的事件却能激发美国去果断地解决问题。 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会采取过激行动，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寻求平衡，而一个衰退的国家则会失去恢复平衡的能力。
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作为统治全球的大国，它甚至只是个新生儿。就像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青少年，它会对一些事产生过激的情绪，而这些事会在几年之后被忘得一干二净。黎巴嫩、巴拿马、科威特、海地、索马里、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等一些国家在当时看起来都格外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但现实是，在美国，很少有人记得这几个国家，即便记得，他们也不能清楚地解释当初自己到底为什么卷入那些冲突。美国常因一时的冲动而过快地消耗了自己的实力。
反过来看，上述现象的关键在于，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清楚地记得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各种纠葛。在美国看来如过眼烟云的事却是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这里我们发现了21世纪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不对称现象。美国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它将自己置于大量的全球冲突之中，任何其他国家的参与都不甚重要。不过，对于那些作为美国利益目标的国家来说，任何干预都是一次大变革。通常，这些利益目标国在面对美国的行动时都显得很无助，而且这种无助会逐渐演变成愤怒，即便冲突并不激烈。当作为“公敌”的美国刀枪不入而又冷漠无情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不断膨胀。21世纪历史将呈现出两种面貌，一方面，美国对自己的行动结果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全球其他国家都对美国进行抵制并心怀怨愤。
美国与穆斯林的战争才刚刚开始随着美国—伊斯兰圣战者战争的逐步终结，美国对抗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第一防线将深入穆斯林国家内部。这些国家是基地组织的最终目标，但不管伊斯兰和西方的观点如何，穆斯林国家都不打算将政权交给基地组织。与此相反，它们将运用自己的国力（如情报、安全以及军事力量）来镇压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的失败就相当于美国的胜利，一个混乱分裂的伊斯兰世界意味着美国已经实现其战略目标。自2001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伊斯兰世界制造混乱，制造对美国的憎恶，或者将在未来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但该地区的动荡不安使其没有衍生一个联合的区域性超级大国。事实上，这个地区比以前更加破碎，这也可能就是它在这个时代的最终结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似乎都将以“败北”或“僵局”等不利于美国的结局而告终。毫无疑问，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技巧是笨拙的、失之优雅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不老练。事实上，美国在弱化冲突以及使用力量方面都还很莽撞幼稚，但从一个更加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水平上来看，这无关紧要。只要穆斯林相互争斗，美国就赢得了战争。 ［4］
这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在未来不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对美国利益形成挑战的单一民族国家。历史上，土耳其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国，我们将在下面几章看到，它将再次崛起。它的崛起不是苏联解体引发混乱的结果，而是源于新的活力。愤怒不会创造历史，但国力的确会。国力可能会因愤怒而得到提升，但它更多地来源于基本的现实，如地理、人口、技术以及文化等。所有这些都将决定美国国力，正如美国国力将决定21世纪的历史一样。
注释［1］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55～256.
正如霍奇森所说，某些中东国家的建立虽然是西方殖民地时代地图任意裁定的结果，但在古代也有其地理基础。这些国家的多样性，加上宗教、意识形态、民主化的力量，竞相操纵其发展进程，并进一步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提供部分具体论据。处于地球干旱地带最核心的地区，也是地球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最关键的事实。
中东看起来非常无序，令人眼花缭乱。王国、苏丹、神权、民主、军事独裁，其共同边界像是由一把没有握稳的剪刀任意裁出。整个区域包括非洲之角、北非、中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次大陆，构成一个压缩版的“不稳定轴心”（axis of instability）。在这里，各大洲、历史道路网、海上通道相互交错衔接，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各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70%和40%。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提到的所有病症，本地区都容易发生：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从众心理、重叠覆盖的导弹射程范围，还有唯利是图的传媒，其观点的偏执程度丝毫不亚于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事实上，中东是除朝鲜半岛以外核扩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2］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5.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
“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前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份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口。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但反对入侵伊拉克，就反映了这一精神的细微差别。他们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主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前南斯拉夫处于前奥斯曼帝国最西端，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处在前奥斯曼帝国最混乱的东部末梢。因为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证明只是这种影响的延伸。整个冷战期间，南斯拉夫是一个比其巴尔干邻国更加开放的社会，但是种族和宗教分歧几乎毁掉了它。
［3］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4～65.
汤因比悲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声称“在‘西方化’目力所及范围内，任何伊斯兰世界国家都难逃其手”。伊斯兰教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大文明体，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被确立为一个政体。正如霍奇森所说，文明有许多不同的人口节点，丰富多彩的前伊斯兰时代已过去，现在轮到后殖民时代粉墨登场了。伊朗高地就其本质而言，一直与美索不达米亚有政治和文化联系，历史上不乏明显的证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伊朗重新进入该地区打开大门。事实上，第3章“地理的历史轮廓”中说到，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不断转移的边界，正是幼发拉底河本身，只不过现在它正处于伊拉克的心脏地区。
［4］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41.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伊斯兰教也部分地上演了城市化剧目，其范围横跨北非和大中东，这也是2011年激进的民主示威者推翻各个阿拉伯政权的故事。忘记阿拉伯游牧民族或高原沙漠上绿洲居民的形象吧，现在的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混迹于拥挤破旧的都市民居中。城市生活的人情淡漠，更助长了宗教感情的加深。在古老的村庄，宗教是广义的大家庭之间日常传统和生活的自然延伸；但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穆斯林们逐渐走进了贫民窟式的生存环境，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为了保持家族的凝聚力，让年轻人不致滑向犯罪深渊，宗教必须经过重新改造，刻意显得惊世骇俗，或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家的职能因此被削弱了，或至少让它三分，有时甚至不得不容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行为，这些都是城市化推进的后果。最终，新的宗教社区站稳了脚跟，超越了传统的地理障碍，甚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