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76年美国的诞生以杰斐逊为代表的众多先驱的开垦，到里根时期刺激投资的“补给边缘经济”，美国一直以50年为周期的循环模式向前发展。作为一个移民型国家，来自世界范围的移民在美国的历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显现及有效劳动力的减少，美国将率先打响移民争夺战并维护其霸主地位。
美国南部边境正在修建隔离墙，目的是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移民造就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美国却呼吁限制移民，以确保工作不会被外人抢走。绵延于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正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世界正处于人口加速膨胀的时期。美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汹涌的劳动力洪流。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流向发达国家。面临潜在移民冲击的美国，决定限制移民入境，以防止工资下跌。
在21世纪，美国并不会建立限制移民的制度。随着人口增长巨浪的逐渐消退以及人均寿命的逐渐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将日益明显。这意味着美国将从2020年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并且这种趋势将在10年内持续加剧，因此，利用移民资源来填补这个漏洞就很有必要。而且，随着可利用新劳动力的日益减少，不仅美国需要新劳动力，其他工业国家也同样需要劳动力。20世纪的问题是限制移民，21世纪的问题将是如何吸引足够的移民。
俄罗斯第二次经济瓦解将为美国开启黄金时代之门。但与俄罗斯对峙结束后，将会出现由于劳动力紧缺而引起的大规模国内经济危机。
如今，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此类危机已经初见端倪。引起危机的原因，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社会性的：几世纪以来一直变迁的家庭结构将继续瓦解，从而导致众多老年人无人看管。正如上文提到的，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照顾。社会保守主义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之间将会产生尖锐的政治斗争。从脱口秀到政论访谈的大众文化中，我们已经见到斗争的端倪，以及该斗争持续升温的迹象，直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危机爆发。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么我们可以预见此次危机将在2028年或是2032年的总统选举期发展到顶峰。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中有一种难以诠释的奇怪模式。美国大概每50年必遭遇一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在危机出现的前10年就开始露出苗头。接下来的10年甚至更多的岁月里，就得由具有决定性的总统选举来改变国家的政治面貌。只有危机解除，美国才能繁荣。到下一代，旧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措施，但这种新措施本身又会产生新问题。随着矛盾的加剧，又会导致下一次的危机，如此循环往复。
我认为美国将在21世纪20年代经历危机是有原因的。了解这些原因对于全面了解这一模式至关重要。就像不了解股票的运行模式就不能投资股票一样，不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循环模式，你就不能理解我的推测。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经历了四次这样完整的循环，目前正是第五次循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这种循环模式通常始于一届众望所归的总统而终于一届失败的总统。因此，华盛顿（Washington）时期的循环终于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杰克逊（Jackson）时期的循环终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海耶斯（Hayes）时期的循环终于赫伯特·胡弗（Herbert Hoover），罗斯福（FDR）时期的循环终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危机总是隐藏于政治外衣之下，这是由衰落的统治阶级及其建立的经济模式与新兴阶级及其建立的经济模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每个派系都代表一种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合格公民不同的定义，反映了生存方式的变迁。
1776美利坚的诞生：从创始人到拓荒者随着《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问世，美国于1776年成立。从那一刻起，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军队和国会。美国主要是由单一的种族（英国人以及少数的苏格兰人）组成。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人们将自己视为新政权的捍卫者。他们与那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非洲农奴完全不同。
尽管如此，建设国家不能光靠他们自己来完成，还需要一批先驱向外扩张，去开垦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土地。与杰斐逊或华盛顿完全不同的是，这些先驱大多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是典型的贫穷而又没受过教育的移民。他们想要寻找一小块土地来耕种，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19世纪20年代，随着创始人的理念与开拓者利益之间的不断碰撞，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激化。社会矛盾演变为经济危机。1828年，危机以创始人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失败和新一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当选而告终。
林肯的时代：从拓荒者到美国小城镇杰克逊当选时期，美国最动荡的人群是农民拓荒者。他们中有许多在美洲大陆的中心定居下来。上一代的创始人并没有销声匿迹，政治权力的平衡逐渐转向不计其数的贫穷的西部开拓者。杰克逊的前任总统倾向于用稳定的货币政策来保护投资者。杰克逊却提倡降低利息来保护为他投票的债务人。华盛顿，这位绅士、农民、战士、政治家，是首次循环的英雄代表，而第二次循环的英雄代表则是出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小木屋里的亚伯拉罕·林肯。
到这次循环结束，即内战后，美国西部摆脱了第一代拓荒者的贫瘠的农场经营模式。到1876年，农民不仅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还靠耕作为生。城市布局也有所改变，为了服务于日益富裕的农民，一批小城镇应运而生。小城镇的银行可以受理农民的存款，并在华尔街进行投资，而华尔街的大银行家们又反过来将这笔钱用在铁路和工厂建设上。
但问题仍然存在。持续了15年的低廉货币政策或许曾有利于拓荒者，但却损害了他们下一代人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孩子已将西部农场商业化。到19世纪70年代，由低廉的货币政策引发的危机已经失控。低利率使得农场，或是服务于农民的商业投资无利可图。
美国若想发展壮大，其根本是建立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1876年，继尤利西斯·S.格兰特失败卸任后，卢瑟福·B.海耶斯当选总统。海耶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财政部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用金子支撑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并且提高利率，刺激投资。贫农的利益受损，但富农、大牧场主以及小城镇的银行家们却大大受益。这项金融政策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之后的50年里，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就如同前两次的循环那样。
罗斯福的改革：从小城镇到工业城市正如人们称赞当选的丹尼尔·布恩那样，美国民众也格外喜欢小镇生活。几百万的移民到煤矿和工厂工作，并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数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或是东欧。这批移民与之前的移民完全不同。
这样，一个以白人和新教徒为主的民族，突然间充斥了大量的移民，而且这些移民无论是外貌特征、说话方式，还是行为习惯都与他们完全不同。所以，美国小城镇居民对这些移民持怀疑和敌对的态度。这些新移民定居的大城市，被看做是外来腐朽文化的中心。
但是，小城镇的价值观与美国建国时的价值观已渐行渐远。自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采取紧缩银根（tight money）的货币政策，这无疑将鼓励存款和投资，但却抑制消费及信贷。高出生率和移民的双重原因导致大城市人口膨胀，随之降低的工资使新移民生活更加困难。随着投资的增长，工人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的能力受到严重抑制。这就导致经济大萧条，即消费者没钱购买必需品，工厂不得不靠裁员来降低损失。勤俭和节约是美国小城镇居民的美德，但却无力对抗宏观经济的巨大力量。
1932年，继赫伯特·胡弗失败的任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罗斯福着手扭转前任政府的一些政策，通过促进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资金流通来寻求刺激消费途径。他以小城镇及其价值观的衰落为代价，赢得了工厂和城市工人的拥护。
最终，虽然新政没能结束经济萧条，但“二战”却做到了，因为战争迫使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建造工厂以及雇佣工人。“二战”的余波对于经济大萧条的结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结束后，一系列的法律出台允许退伍军人贷款买房，并轻松获得大学教育资助，成为职业白领。联邦政府构建了州际公路网，开放城市周边地区来建设住宅。这些措施转移了大量资金，增加了工厂及工作岗位，并维持了战时经济收益。美国中产阶级就这样产生了。迫于“二战”，罗斯福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这使得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中产阶级的市郊居民。
里根的补救：从工业城市到服务郊区一种解决方案往往会引发另一种问题。通过扩大需求，增加工作岗位，赢得社会支持以及转移资金，美国民众顺利地度过了萧条时期。对富人征收高税率，给房屋买卖者提供低利息贷款，向大批购买者推荐消费贷款，这一系列措施使美国经济得以恢复。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模式不再有效。企业家被高税率隔在资金市场门外，从而倾向于投资效率低的大企业。对富人和企业征收的支付比例最高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s）已经超过70%，这项税率政策大大抑制了投资。虽然积极的消费贷款政策刺激了消费，但工厂严重老化衰落。没有投资，工业及整个经济效率低下，全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日益严重。
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婴儿这时已经进入适婚年龄，这正是对贷款需求最旺盛的时期。所有的因素再加上能源危机，使得情况日益严重。吉米·卡特任职总统期间，整个经济摇摆不定。长期贷款利率正处于它的“青春中期”。通货膨胀超过10%，与失业率持平。虽然卡特通过削减中低阶层税率的手段拉动了消费，却给整个经济体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所有前50年里曾用于刺激经济的手段虽然仍然有效，但是却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总统，等待他的是萧条的投资市场以及由于过分消费而引发的危机。里根采取的措施是保持消费的同时增加投资数量。里根通过“补给边缘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降低税率来刺激投资，其目的是使上层阶级和企业能够通过投资实现经济现代化。里根不想抑制需求，使得消费者无力购买商品。这项举措引起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剧烈重组，并为90年代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里根的政策使得政治经济力量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由于罗斯福—卡特时期的改革，大量人口迁移到郊区，从而改变了城市布局。州际公路网以及其他良好的公路设施不但使人们能够轻松地与城市保持联系，还可以方便地到达欠发达且地价较便宜的地区。20世纪后半叶，这些郊区居民越来越富裕，正是因为受益于80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
里根远离新政且不计一切偏向城市工人阶级消费的原则是，重整美国经济，侧重郊区职业人群及企业家人群。因此，有些人认为他这是对美国社会中心、城市、美国劳动力灵魂以及工会的出卖。与罗斯福、海耶斯，以及杰克逊受到的待遇一样，里根被诽谤为美国人民的叛徒，但最终里根与他们一样，别无选择，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益于整体发展的政策。
“50年循环模式”的延续：从服务郊区到永久移民阶层现在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如果根据持续了220年的一系列循环总结出的“50年循环模式”准确的话，我们现在就正处于1980年当选的罗纳德·里根带领下的第五次循环的中期。这一模式表明当今美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合理，这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不论是总统还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改变最基本的经济及社会趋势。
1952年，罗斯福当选20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当选总统。但是他却无力改变新政时期建立的基本模式。伟大的罗斯福没有大幅改变海耶斯设定的模式；林肯则坚持杰克逊的原则；而杰斐逊则继承了华盛顿时期建立的体系。每次循环中都是反对党获胜，有时可能会选举出一位伟大的总统，但基本原则仍然不变。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无法改变1980年以来的基本事实，如今任何一党的总统也都无法改变。这种模式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深植于美国的立国根基之中。
但是，我们正在处理这些最终都会结束的循环。如果这一模式停滞，等待我们的将是21世纪20年代高危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然后是2028年或2032年的某次决定性的大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21世纪2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更不知道其解决方案。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解决前一次危机的方案必然会引发下一轮的问题，而接下来的解决措施将彻底改变美国。
当今美国经济以消费性支出与商业发展的信贷系统为基础，其利率处于历史低潮。大部分财富来自房屋、401（K）计划和土地的股票增长，而不是传统储蓄。储蓄利率虽然降低，但财富增长速度却大大提高。
这种增长速度没有任何人为因素。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重组开启了企业活动促进大规模生产力的繁荣景象。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同时也增加了商业的实际价值。微软和苹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新工业的典型模式。在先前的循环模式中，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目前的循环模式则更加侧重于创造企业型（entrepreneurial）的工作岗位，而非资本型（capital-intensive）的工作岗位。
现在的情况是消费需求与股票价格基本持平。只要消费需求因某种原因而降低，房屋或商业的价值就会降低。无论是在消费贷款，还是商业贷款的信贷额度方面，这些有价交易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在有价交易过程中，个人和商业的净价值都能得到确立和体现。如果股票下跌而导致消费需求下降，那么也会引发经济的螺旋式下降。直到目前为止，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步增长。如今面临的挑战是防止经济下滑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理想的情况是即使人口数量下降,经济也应该继续增长。
现在，距离21世纪出现第一次危机还有10多年，但我们已经能够窥见其发展源头。三次风暴即将来临，首先是人口风暴。21世纪头10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部分人口步入70岁，其收入主要来自股票和出售房屋。其次是能源风暴，最近激增的石油费在25年的低能源价格后，只会呈现周期性的良好态势。这些风浪可能只是油气经济结束的前兆。
最后，上一代改革创新带来的高生产率将到达顶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企业公司，诸如微软、甲骨文以及谷歌等已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大公司的利润率下降，反映了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总的来说，过去25年的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想要保持过去20年那惊人的增长速度绝非易事。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给房地产和股市施压。管理股票价格的经济手段并不存在。过去的100年里，控制信贷——这一管理利率以及货币供应的手段已经建立，但是管理股票价格（例如房地产和股市）的手段根本不存在。2008年抵押贷款体制的崩溃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已经有人谈到了住房和股市的投机泡沫，但目前还未真正到来，最糟糕的时刻将出现在15～20年以后。一旦这次循环到达高峰期，由人口、能源以及改革引起的危机将彻底捣毁美国经济。
一旦谈到经济危机，我们就会想到令人恐惧的大萧条时期。事实上，从历史观点来说，循环期里的危机发展到末期时产生的极度不适比起萧条时期更让人痛苦。比起20世纪30年代长时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或19世纪70年代短暂而深刻的危机其实更糟糕。21世纪20年代的危机也是如此。在面临历史转折点的时刻，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大萧条的出现。
美国建国后前100年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权的结构问题，之后150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构成与消费关系的管理问题。其解决方案摇摆于资金构成和消费两者之间，有时又处于平衡状态，但在美国250年的历史中，劳动力从未成为问题。人口一直在增长，而且年轻人总比老员工更受欢迎。
隐藏在2030年危机背后的事实是劳动力将不再是可靠因素。“二战”后的生育高峰期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大量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丧失工作能力但却继续消费。值得思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61岁。这不得不使我们意识到社保资金是多么微乎其微。后来，平均寿命达到70多岁这一事实已经完全改变了退休年龄。
如何养活更多的退休人员？随着人口从业时间的推迟，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下降的出生率使得退休人员的数量减少。到了21世纪20年代，这一趋势将变得更加严重。工作者要赡养退休的老人，而那些依靠房产股权以及退休金的老人将继续保持高水准消费，他们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商品和服务需求的稳定增加，通货膨胀将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劳动力成本将超标。这将加快退休工人消耗财富的速度。
退休人员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那些足够幸运、足够精明，并且在房屋及401（K）计划中有股票储备的人，他们将被迫变卖固定资产。另一组退休人员没有或只拥有少量的固定资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也不能让这批人群摆脱贫穷。婴儿潮一代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和医疗标准的压力将更加沉重。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退休人员是极为庞大的选举人群，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选举权利来获利。
不仅在美国，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将被迫增加税收或外债。如果是前者，政府的增税对象是那些因为劳动力短缺而工资上涨的人群。如果增加外债，政府将进入资本萎靡的市场，同时，人们将从市场撤回资金，进一步加剧高利率，重演20世纪70年代由于货币供应量激增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危机。唯一不会重演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失业。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有高报酬的工作，但是高税收或通货膨胀会导致工资真实价值的急剧缩水。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将在2013年陆续退休。如果我们假设平均退休年龄是70岁（根据健康和经济因素制定），那么几年后退休高峰期将会到来，直到2025年或2025年以后才会有显著下降，但其经济影响将继续蔓延。出生于1980年的人将在35～45岁之间应对这些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处于日益失调的经济当中。从广泛的历史角度看来，这只是一个过渡问题。那些1970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人不仅仅将承受生活带来的压力和痛苦，自身发展也将受到很大限制。这或许不是下一次大萧条的预兆，但是那些铭记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人将会引以为戒。
不管是谁当选2024年或2028年总统，都将面临严峻的问题。像亚当斯、格兰特、胡弗以及卡特一样，这位总统将用前任的方案来解决新的问题，正如卡特试图用罗斯福的原则来解决滞涨那样，可这却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这一时期最后一任总统将用里根的办法，减轻税务以刺激投资。在劳动力短缺最严重时，削减税务可以增加投资，但却会过分增加劳动力价格，并导致恶性循环。
像前一场危机一样，21世纪20年代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我们该如何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呢？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另一种是引进更多的工人。由于问题的严重性及时间的限制，当下之际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工人的数量，这就需要通过增加移民来实现。从2015年起，移民数量将持续增长，但因为增速不够快，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
1932年以来，美国一直担心失业问题会导致劳动力过剩。移民被视为是一个世纪以来低工资问题的来源，而移民的根源就是人口爆炸。能够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想法将和1930年失业不是因为懒惰的想法一样不切实际。
21世纪20年代，这种观念会再次改变。到2028年或是2032年选举时，美国的政治思想将发生巨变。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有足够的可用劳动力，只是过高的税务使得他们没有工作的动力。失职的总统将试图通过削减税务来刺激根本不存在的工人参加劳动，从而刺激投资来解决问题。
通过移民来迅速增加劳动力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这一突破有力地驳斥了传统的劳动力紧缺观念。未来，通过劳动力来增加资本的趋势将不再持续下去，取而代之的问题将是寻找资本需要的劳动力。这种危机不仅限于美国，每个发达工业国家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其中大多数国家将陷于更复杂的境地。很简单，它们将急缺新的劳动力和纳税者。同时，曾是移民主要来源的中间层国家随着其人口结构逐渐稳定，其经济将从本质上得以改变。任何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危机都将得以平息。
现在很难想象到2030年发达国家将展开移民争夺战。美国制定移民政策时将不会考虑怎样把他们排斥在外，而是要鼓励他们来美国而不是去欧洲。虽然形势严峻，但美国仍然占有优势，现在移民到美国就比到法国简单得多，以后的形势也是如此。而且，单就美国的低人口密度来说，美国比欧洲一些国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事实是美国不得不做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即创建鼓励机制以吸引移民。
很明显，退休人群将倾向于用移民来解决问题，但是劳工群体对此态度不一。那些担心由于竞争而导致自己收入减少的人群将强烈反对；而处于较为安全位置的其他工人，则会支持移民，尤其是在那些要求降低服务价格的地区。最终，政治气候将不再纠缠于移民政策原则本身，而是转向确定可接收大量移民的区域（在这些区域，移民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也致力于处理移民的安置问题，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分密集的移民区。
让我们重新回到激励机制。美国将不得不提供给移民一系列的竞争优势，从高度简洁的绿卡办理程序到专门签证，来迎合移民劳动力的需要和期望。他们还很有可能获得奖金，这是由政府或雇佣他们的公司直接发放的，还附有就业保障。移民当然会在比较之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这个过程使联邦政府的权力在根本上有所扩大。自1980年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受到侵蚀，而2030年前后需要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进行的移民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如果私人商业要参与此次移民浪潮，那么联邦政府至少要担保移民不受欺骗，公司也要履行承诺，否则找不到工作的移民将成为负担。只简单的开放边境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对新劳动力的管理，以及对于资本和信贷市场的相应管理，都会迅速扩大联邦权力，改变里根政府时期的格局。
入境的移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人群可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例如医生和管家。另一类是为了解决劳动力长期短缺问题，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人群。因此，物理学专家、工程师、医学专家和多种手工劳动者将是主要招工类型。
这次移民浪潮比1880～1920年的移民浪潮更加猛烈，其数量比之前任何移民潮都多。这会改变美国的文化特点。但由于美国处于野蛮之地，没有固定文化，因此可塑性非常强就是它的优势，这对于吸引移民至关重要。我们也应该预想到吸引移民过程中将会引发的国际摩擦。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达成自身的战略目标：出高价从发展中国家吸引知识型工人，针对劳动力短缺问题从策略上战胜他国。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将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这只是历史上另一个成功的50年循环，也是另一个由于大量机会而引来的移民潮。不管这些移民来自印度或是巴西，他们的孩子将和之前美国历史上的移民大军一样，成为一代美国人。
但墨西哥人是个例外。美国占领着一块墨西哥曾宣布占有的土地，两国边境划分问题一直都很棘手。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不同寻常，尤其是在边境地区。这一地区将是21世纪30年代手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本世纪末，这将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战略问题。
到2030年，使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劳动力紧缺问题将迫使美国必须将移民美国这一过程规范化，美国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着手行动。一旦获得成功，美国将继续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将在21世纪40年代加速，而这一时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已死亡，人口结构开始再次回归于正常的金字塔式，而不是蘑菇式。21世纪40年代将出现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浪潮。这一时期将成为2080年的经济危机的伏笔，那么在此期间，许多大事将会陆续上演。 ［1］
注释［1］ 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219～221.
当墨西哥人北上的时候，他们未必和墨西哥以及家乡的亲人割断联系。实际上，在美墨边境线南北几百英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文化差异，因此，这些墨西哥人在北上过程中无须克服文化差异。只有迁徙到很远的城市时，他们才需要像传统移民那样，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同化自己。但是在同一文化疆界内，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保持原有的语言和国籍，而对当地的合法身份不予理会。这种状况就可能导致法定边界与文化边界之间形成深刻的冲突。
这也是美国目前对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感到惴惴不安的根源。有批评家认为，美国人的这种顾虑是对所有墨西哥移民的嫌恶，而对他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分析显然还不足以真正理解这种担心的根源。边境地区以内甚至是以外的非墨西哥人担心移民人口的增加会让自己变成少数群体，让他们生活在墨西哥文化氛围之中。此外，他们还担心这些北上的移民会成为墨西哥人夺回以前领土的前锋。尽管这些担心有点杞人忧天，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而且更是无法规避的忧虑。
当然，最具讽刺意义的还是美国经济确实需要这些移民，因为他们毕竟属于廉价劳动力。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肯定能在美国找到工作。如果美国不需要这些移民补充其劳动力资源，而且所有岗位均已填满，移民也就不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种反面观点则认为，这些移民夺走了其他人的工作，或者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已经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虽然说这种辩说并非无稽之谈，但说服力不强。在美国，10%的失业率相当于1 500万人失去工作。根据皮尤西语裔研究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的估计，美国非法移民的总数约为1 200万人。如果“置换理论”成立的话，彻底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将留下1 200个空缺职位，失业人口就会减少至只有300万人，失业率仅为2%左右。按照这种貌似不合逻辑的置换说法，我们可以从直觉上得出结论，大多数外来的低成本、非技能型劳动力无力与现有劳动力竞争上岗。尽管美国经济需要外来劳动力，但却不希望大幅增加居民数量，而墨西哥则有大量需要出口的富裕劳动力，最终的结果可以想象。
目前，这个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因为非移民女性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置换率，而且人口平均寿命明显增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老龄化程度明显提高，而劳动力则大幅萎缩。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发达工业国家的普遍状况。为了照顾老龄人口和补充劳动力资源，就需要国家输入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因此，美国输入劳动力的压力不是正在缓解，而是正在不断激化，另一方面，尽管墨西哥国内经济始终处于增长态势，但它仍将拥有大量可输出的富裕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