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译自1930年德文版。
德文原版的第一章比本书其余部分在《精神分析运动》（Psychoanal Bewegung）上发表得略早一点，发表在1929年11—12月第1卷第4期。第五章单独发表在同一杂志的下一期——1930年1—2月第2卷第1期。在1931年的版本中增加了两三个脚注，本书最后一句话是新增的。这些增补的内容在早期的英译本中均没有出现过。
弗洛伊德于1927年秋完成了《一个幻觉的未来》的写作。在随后的两年期间他著述甚少，毫无疑问，主要的原因是疾病缠身。但是，在1929年夏，他开始撰写另一本书，这仍然是一本以社会学为主题的书。初稿于1927年7月底完成，11月初送去印刷，实际上于当年年底发表，尽管在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30年”（琼斯，1957，第157—158页）。
弗洛伊德最初为本书选定的题目是“Das Unglück in der Kultur”（Unhappiness in Civilization），即“文明中的不幸”，但是后来“Unglück”（不幸）被改为“Unbehagen”（不适）——我们很难为这个词选取一个英文的同义词，但是可以用法文的“malaise”（不适）。弗洛伊德在写给译者利维尔夫人（Mrs.Riviere）的一封信中建议译为《人类在文明中的不舒适》（Man’s Discomfort in Civilization）；但正是利维尔夫人自己才发现了解决这个困难的理想方法，最后采纳了本书名。
本书的主题——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某些早期的心理学著述。因此，在1897年5月31日，他写信给弗利斯（Fliess），指出“乱伦（incest）是反社会的，文明的存在就是要逐步地抛弃它”（弗洛伊德，1950，手稿14）。一年之后，在一篇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地位”的论文（1898）中，他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我们的文明应该为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的流传负责。”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中，他似乎并没有把压抑（repression）视为完全受外部社会的影响。虽然在《性学三论》（1905）中，他谈到了“文明和性欲目的自由发展之间有相反的关系”，但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他对为抵御在潜伏期（the latency period）出现的性本能的抑制（dam）做了如下评论：“从文明化的儿童身上，人们会得到一种印象，这些抑制的建立是教育的产物，而且毫无疑问，教育与此大有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发展是受器官（organically）决定的，是通过遗传（heredity）而固定下来的，而且有时根本无须教育（education）的任何帮助它就能出现。”
有一种“器质性压抑”（organic repression）的观念为文明铺设了道路——这个观念在第四章开始和末尾处的两个很长的脚注中得到了扩展——而且可以把它追溯到同一早期阶段。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他常常猜想，“有某种器质性的因素在压抑中起作用”（弗洛伊德，1950，第75封信）。正是在这些脚注的意义上，他继续指出，采取直立的姿势，用视觉取代嗅觉作为主要感觉，是导致压抑的重要因素。他对同一种观点的更早的暗示出现在1897年1月11日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第55封信）中。在弗洛伊德已出版的著作中，在本书之前提到这些观点的，是在一篇分析“鼠人”（Rat Man）的短文（1909）中，以及在《爱情心理学》（1912）的第二篇论文中一个较短小的段落中。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弗洛伊德早期对这一主题所做的最冗长的讨论中，还没有发现对文明的较深刻和内在根源的分析，[2]他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这篇论文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文明的限制是一种无中生有地强加于人的东西。
但是，直到弗洛伊德对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做了研究，导致他得出超我（super-ego）的假设，并且认为超我起源于个体早期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才确实有可能对内部和外部影响在这些限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做出明确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用如此大的篇幅（特别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所关注的就是进一步探讨和澄清罪疚感（sense of guilt）的性质，而且弗洛伊德宣称，他的“意图是把罪疚感视为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一点又反过来成为本著作的第二个较重要的问题（尽管它们事实上都不只是一个方面）——破坏本能（destructive instinct）。
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本能或破坏本能的观点很复杂，在这里我们只能总结性地加以说明。在他的全部早期作品中，他看待这一概念的前后关系的背景主要是施虐狂（sadism）。他第一次对此所做的冗长的讨论是在《性学三论》（1905）中，在那本书里，破坏本能似乎是性本能的“组成本能”（component instinct）之一。因此，在第一篇论文的第二节中他写道：“因此，施虐狂就相当于性本能的一个攻击性的组成成分，它已独立出来并得到了夸大，而且已经通过移置作用（displacement）而篡夺了领导地位”。但是，后来在第二篇论文的第四节中，攻击性冲动的这种原初的独立性得到了承认：“我们可以假设，这些残忍的冲动产生于实际上并不依赖于性欲的那些根源，但可能是在某一早期阶段与性欲联合在一起的。”所谓独立根源可以追溯到自我保存本能（self-preservative instincts）。这一段话在1915年的版本中做了改动，在那个版本中说“残忍的冲动产生于控制的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关于它“不依赖于性欲”这个短语被删去了。但是，早在1909年在同阿德勒（A.Adler）的理论观点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就曾做过一次更彻底的表态。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6）第三章第二节中，弗洛伊德写道：“我无法使自己得出这样的假设，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外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攻击性本能，并且和它们是平等的关系。”[3]不愿意承认有一种不依赖于力比多（libido）的攻击性本能，这种观点受到了自恋（narcissism）假设的支持。攻击性冲动，以及仇恨冲动也可以包括在内，从一开始似乎就属于自我保存本能，而且，既然现在这种本能已被归入力比多之中，因此没有必要提出一种独立的攻击性本能。而且，尽管存在着对象关系的这种两极性，尽管爱与恨经常混合交织在一起，尽管仇恨本身有复杂的起源，但情况就是如此。（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直到弗洛伊德提出“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假设，一种真正独立的攻击性本能才开始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中展现出来。（尤其是在第六章）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即使在那本书里，以及在弗洛伊德的后期作品中（如《自我与本我》的第四章），攻击性本能仍然是一种次要的东西，是从主要的自我毁灭的死亡本能中派生出来的。在本书中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更多的是死亡本能朝向外部（outwards）的表现；而且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3）第32讲的后一部分也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38）中不止一处对此做过讨论。不过，我们想从弗洛伊德于1937年5月27日写给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4]公主的一封信中引用几句话，在这封信里，他似乎想要暗示，朝向外部的毁灭性具有更原始的独立性：“当力比多从自我转向外部对象时，攻击性本能转向内部当然就是力比多转向外部的副本。如果我们假设，在人生之初，所有的力比多最初全都指向内部，而所有的攻击性全都指向外部，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幅很简洁的图式。但是，或许这种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在他的下一封信里，弗洛伊德才公正地补充说：“我请求您不要对我关于破坏性本能的说法评价过高。这些话只是偶然说出来的，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它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再者，在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因此，显而易见，《文明及其缺憾》是一部兴趣范围远远超出社会学范围的著作。
这本书的更早译本（1930）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包括在里克曼（Rickman）的《文明、战争与死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部著作选》（1939，第26—81页）中。
[1] 本文原在英文版正文之前。
[2] 在许多其他著作中也涉及了这一主题，其中有《对精神分析的抵抗》（1925），《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的前几页，以及《为什么有战争？》（1933）。
[3] 1923年增补的一个脚注不可避免地证明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弗洛伊德写道，因为在那时“我不得不主张存在着一种‘攻击性本能’，但它与阿德勒的那种本能不同。我宁愿称之为‘破坏性本能’或‘死亡本能’。阿德勒的本能实际上更具有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ness）本能的性质”。
[4] 非常感激她允许我们在这里重新引用它。这一整段话也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琼斯，1957，第494页）的附录A（第33号）中发现（一个不同的译本）。在这封信之前不久写的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的第六节中，弗洛伊德对这个主题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