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及全书设计
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是这样的一个基金，它原始地，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总是由这个劳动的直接生产物，或是由用这类生产物从其他国家购得的物品构成。
一个国家对于它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就看这个产物或用这个生产物购得的物品对消费者的人数持有更大的或更小的比例，而或是更好或是更坏地得到供给。
但就每一个国家说，这个比例，都必须受支配于两种不同的事情。第一，是它的劳动通常是用怎样的熟练，用怎样的技巧，用怎样的判断力来应用；其次，是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和不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成什么比例。不管一个国家有怎样的土壤气候或领土面积，它的常年供给的丰啬，在这个特殊的地位上，总是取决于这两种事情。
这个供给的丰啬，在这两种事情中，取决于前一种事情的比之取决于后一种事情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每一个能够工作的人，都多少会被雇用在有用的劳动上，尽其所能，以生活上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于自身，或供给于他家族内或部落内因过于老幼病弱而不能出去渔猎的人。但这样的国家是极其贫乏的，以致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者至少是觉得迫不得已，有时竟忍心直接去损害他们的幼儿他们的亲人或沾染痼疾的人，有时则把他们遗弃，让他们饿死，或被野兽吃掉。反之，在文明富庶的国家，虽然，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工作，其中许多人往往比大多数从事工作的人，会消费十倍那样多乃至百倍那样多的劳动的生产物，但因社会全部劳动的生产物极丰之故，以致一切人都常常有丰富的供给，以致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也只要他是节省的勤劳的，就能比任何一个未开化人享受到更大一份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这种改良的原因，以及这个生产物在社会各个阶级各个状况的人间自然而然地依照来实行分配的次序，就是本篇第一篇的主题。
不管在一个国家，实际上是用怎样的熟练，怎样的技巧，怎样的判断力来应用，只要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它的常年供给的丰啬，就取决于常年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对不被这样使用的人数，持有怎样的比例。以后会看到，有用的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无论在何处，总是看有多大的资本被使用来推动他们去工作，它这样被使用时，又采取什么特殊的方法。所以第二篇就要讨论资本财的性质，讨论资本渐次积累的方法，讨论因为资本使用的方法不同，被推动的劳动量也不一样。
劳动运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已有相当进步的诸国，对于劳动的一般的支配和指导，持有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大，并不是同样有利的。有些国家的政策，以特别奖励农村的产业；别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奖励城市的产业。不偏不倚地同样看待各种产业的国家，怕还是没有的。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政策是更有利于工艺，制造业，商业，即城市的产业而更不利于农业，即农村的产业。本书第三篇，就要说明，是些什么情形，使这种政策发生而至确立。
这各种计划最初也许由特殊阶级的私人利益和偏见出发，而不曾顾及或预料对这各种计划，将如何影响于社会的全般福利。可是。这些计划后来却惹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其中，有的人力说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则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学说，不仅对于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大的影响，而且左右着各国王公的政治行动。我在本书第四篇曾尽我所能，充分明确地，解说这种种学说，并解说它们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已经生出了什么主要的结果。
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人民大集团的收入是怎样构成，并说明各时代各国家逐年消费所征出的基金的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篇，我要努力说明：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经费，其中，哪一些应该出自全社会一般的赋税，哪一些只应该出自社会上特殊的阶级或特殊的人员；第二，有哪一些方法，使全社会来负担那些应该由全社会负担的费用，是怎样征集的，这各种方法，又有什么重要的利弊；第三，为什么几乎近代各国政府，都常惯把这个收入的某些部分，作为债务的担保或订约借债，并且这种债务，对于现实的财富，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又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