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资本蓄积，并论生产的和不生产的劳动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别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的；后者可称为不生产的。⑥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自身生活所需和雇主利润上应有的价值，加在制造的原料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由雇主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是毫无所费。劳动投在物上，物的价值必增加。这样增加的价值，通常，可以补还工资的价值，兼供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复还的。雇用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但奴仆的劳动，亦有它本身的价值，那应得报酬，如制造业工人。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着并且实现在特殊的可卖的商品上，可以持生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用。那物品，或者说，那物品的价格，在必要时，日后尚可用以雇用劳动。其量，至少，也可等于原为生产这物品而投下的劳动量。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着，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之上。家仆的劳动，随起随灭，要把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万难的。
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能生产价值，那既不能固着而且实现在固定物或可卖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备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上自王公，下至官吏兵役，都是不生产的工人。他们是公仆，其生计由他人勤劳年产物的一部分而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获得同量职务之用。他们治理社会，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治平，买不到明年的治平；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下流。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伶人歌妓舞女。在这一类劳动中，最下流的，亦有若干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一般劳动价值的原则。但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像伶人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韵律一样，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
生产劳动者，不生产劳动者，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劳动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量虽甚大，但决不能无穷，它是有限的。用以维持不生产工人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工人的部分，必按比例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按比例愈小；用以维持不生产工人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工人的部分，必按比例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按比例愈大。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的劳动之结果。
固然，无论在那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到底都不过供国内居民消费，给国内居民以收入，但其收获，无论出自土地，或出自生产劳动者之手，都是一出来就自然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来换还资本，补充从资本取出了的食料材料和熟货；别一部分，则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生产物说，一部分是用来换还农业家的资本，别一部分，就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大制造厂的生产物说，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换还营业家的资本，别一部分则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用来换还资本那一部分年产物，只能直接雇用生产劳动者，那只能支付生产的劳动之工资。别一部分，既然作为利润或地租的收入，所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固然可以，但要用来维持不生产的，亦未尝不可。
把资财一部分当作资本而投下的入，莫不望资本偿还，兼取利润。他投资，只雇用生产劳动者。对于所有者有资本作用的资财，对于生产的工人，始能充为收入。用来维持不生产工人的资财，不是资本，只能算作目前享乐的支费。
不生产劳动者，不劳动者，都须仰给于收入。这里所谓收入，可分为两项。一，在年产物中，原有一部分，须在地租或资本利润上，归作这类人的收入；二，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想用来换还资本，只雇用生产工人，但一经归到这类人手上，他们除去维持生产工人所必要的部分，就会把剩余部分，不问究竟，拿出来用了，就算了，所维持的是生产工人，抑是不生产工人，就不一定。大地主，富商，不用说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雇个把家仆，看回把戏，亦算不了回事。这样，他就拿了一部分收入，来维持不生产的工人了。并且，他纳一些税，亦不是不可能的。这时，他所维持的工人，虽然尊贵得多，但不生产，却是一样的。不过，按照常情，原想用来换还资本，只雇用生产工人的那部分年产物，大概，在尚未充分雇用生产工人以前，决不致移作不生产工人的维持费。工人非事先作工获得工资，那他要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不生产的工人，是决不可能的。并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工人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但他们总有一些。就赋税一层说，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各各所纳，虽甚有限，他们这一些阶级所纳，却也可观。无论如何，不生产者生活所赖的主要资源，总归是地租和利润。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他们可以用来雇用生产者，亦同样可以用来雇用不生产者，但大体上，似乎特别喜欢用在后一方面。大领主比较更喜欢供养游惰阶极，而不大愿意供养勤劳阶级。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阶级，但他随在大领主后面，他的收入，却大都用来豢养不生产的游民。
我们讲过，从土地，从生产劳动者手里生出来的年产物，一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派定作换还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我们现在又知道，随便在哪一国，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即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并且，这比例，在贫国，又极不相同于富国。
今日欧洲各富国，固然往往以土地生产物的极大部分，用来换还独立富农的资本，而以其余支付利润与地租。但在昔日，封建政府繁立，年产物的极小部分，已经足够换还耕作的资本。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须的资本，不过是几头老牛马，他们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草。荒地在那时，又大都属于地主，而由地主借给土地耕作者。所以地内所出，有余，几乎悉归地主，那可说是荒地的地租，亦可说是这个无价资本的利润。耕者大都是地主的奴仆，他们的身家财产，都同样是地主的财产。即令不是奴隶，是无自由佃人，他所付纳的地租，亦每每少在免役租以上，但事实上，他所纳的，依然等于全土地生产物。并且，在和平的时候，雇主可随时征取他们的劳役；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又须出去征战。所以，家奴固然是领主的隶属，住得远些的他们，一样是领主的隶属。他们的劳役既然都须听他支配，土地生产物，不用说，是全部属于他。但现在，现在欧洲，却大不同了。在全土地生产物中，地主所占比例，不常在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以上了。但以量计，改良国土地的地租，却大都已三倍四倍于往日；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来，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亦似乎已经三倍四倍了。当此农功日进时代，就数量说，地租虽是日增，对土地生产物比例而言，却是日减。
今日欧洲各富国的资本，大部分投在商业制造业上。古代贸易稀疏，制造业简陋，所需资本极少，但所供利润，却是很大。古时利息率，罕有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可证明他们的利润，至少也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呢，欧洲各进步国的利息率，已罕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的利息率，且有时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百分之二。固然，因为富国的资本，比较贫国更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比较贫国，亦是更大得多。但若与资本比例来说，那就通常是更少得多。
与贫国比较，富国用来换还资本的土地劳动年产物的部分，当然要更大得多。但不仅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亦必更大得多。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更大得多。但亦不仅此。我们讲过，一国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作雇用生产劳动的基金，其余是用来雇用生产劳动，抑是用来雇用不生产劳动，虽不一定，但常惯是用在后一用途。现今，我们又知道了，与这一部分年产物比较而言，富国雇用生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是更大得多。
这两个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抑是游惰。和我们祖宗比较，我们是更勤劳；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的基金，与维持游惰的基金比例面言，已经更大得多。我们祖宗，因为没有教他们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游惰了。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工商业都市的下等居民，大都仰给于资本的雇用，他们大都是勤劳的，真挚的，兴旺的。英吉利荷兰的大都市，便是很好的例。建都的地方，王侯贵族集居，下等人民的生计，大都仰给于收入的支出；他们大都是游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华赛尔，康本尼，方屯布洛，是很好的例。讲到法兰西，除了鲁昂波都二市，其他各议会都市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下等人民，大都吃衙门饭，吃诉讼饭，所以，大都是游惰的，贫穷的。鲁昂波都二市，则因地势关系，商业颇为发达。鲁昂为巴黎门户。举凡巴黎所需物品，由外国或沿海各省输入的，都须经过卢昂。波都则为葡萄酒出口的门户。街罗流域所产的葡萄酒，世界闻名，外国人都喜欢吃，所以输出特多。这样好的地势，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这两个都市的工业，才骎骎知道日上。其他各议会都市的情形，便不同了。他们投下资本，都只为了要维持本市的消费，换言之，投下的资本，实甚有限，决不能超出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玛德黎，维也纳的情形，都是如此。在这三城中，巴黎要算最勤劳的了，但巴黎就是巴黎本市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场；巴黎本城的消费，就是一切营业的主要对象。既为王公驻节之所，又不妨为工商辐辏之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不妨为外市及外国消费而营业的都市，在欧洲，要算伦敦，里斯本，哥本哈根了。这三个城市所处的地位，都很便利，有一大部分远方消费的物品，都把它们当作一个出户。但我们知道，在王公所在的收入消用场，下等人民并不渴望资本的投下。那不比工商大市，人民生计，单靠投资家的雇用。所以，不仅仅为了供给本市消费而投资于王公所在地，也许比较难于有利。那里，人民游惰惯了，他们不愁没有饭吃，王公的给养，使一般人民腐化，就连一班应该勤勉作事的人，亦不免同化。投资如是，当然更少利益。英苏未合并前，爱丁堡工商业很不发达。后来，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苏格兰的大理院，关税部等机关，不会迁移，所以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消用。就工商业讲，爱丁堡实远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生计，大都靠资本的雇用。再者，我们有时看到，制造业大进步的乡村居民，每因公侯贵族起宅卜居其间，而日趋于游惰贫困。
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的勤劳量，增减生产的工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追加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亦可以借给别人投下，而分其利润，得利息为酬。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那当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之物，均由勤劳而得。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可以增加维持生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以推动较大量的勤劳；较大量的勤劳，可以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的东西，像每年消用的东西一样，照例是要被消费的，而且，几乎是同时被人消费。但消费者不同。富家每年消用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游惰的客人和家用的婢仆消费，那是消费完了就算了，一无报酬。至若，因要图利而直接转为资本的每年节省下来的部分，当然会同时被人消费，但消费的人，是劳动者，制造者，手工匠。他们可以再生产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并供利润。现在，假定他的收入都是货币吧。如果他把全部花掉，他由全部收入购得的食品衣服住所，就是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一部分，为图利而直接转作资本，亲自投下，或借给别人投下，那，他由这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住所，就将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消费者不同。
节俭之家，以每年所省，固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追加的生产工人，然不仅此。好像建立工厂一样，那是一种永续的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依照原样，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这种基金之永续的划定，虽无法律保证，更无盟约强制，不过，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是很明白很显著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原理。谁都不能违抗。如果你侵蚀了这个基金，你就非吃亏不可。一经这样划定的基金，永远都要这样用法。他们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基金，永远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
在奢侈之家，侵蚀资本的事情，是常有的。他的用度，不限于他的收入，结果，当然是蚕食资本。从正当用途移收入到不正当用途的他，往往不顾恤父兄节省下来打算作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工资是付的，事业却没有做。雇用生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亦减少了，结果，全国的土地劳动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亦减少了。奢侈者，夺勤劳者的面包来豢养游惰者。如果别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要陷他自身于贫穷，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奢侈之家，纵令所费全系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结果亦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每年总有一定量的食品衣服，本应该用来维持生产工人的，将移用来维持不生产者。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不免年有减损。这种浪费，诚然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金银是确实不会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确实不会减少，但是，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反过来，分配给生产的工人，他们就不仅可以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以兼供利润了。这同量的货币依然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物品。不只一个价值，是两个价值。
而且，年生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决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料材料与熟货，才可实行卖买，而配分给真正的消费人。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受决定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的直接劳动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在国内流通界以外的货币，决不能弃无所用。货币所有者的利害关系，决不愿自己的货币歇闲。国内没有用途，它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繁荣时代积下来的一点东西或可拿出来购买金银，而在这逆境中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在这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蔽的原因，只是民生凋蔽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还暂时减煞了民生凋蔽的痛苦咧！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自然会增加。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追加了，当然需要追加货币量来流通。有一部分追加生产物，当然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追加量的金银。但在这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会繁荣的结果，不是原因。购买金银的条件，是到处一样的。在英格兰购买金银，出价同于在秘鲁购买金银。从矿山掘出，再搬到市上来，总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事业而劳动而投资的人，总需要衣食住的供给与收入。这一定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此缺乏。反过来说，不被需要的金银，亦不能长此抑留于国境之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土地的年产物价值，抑是依随通俗偏见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同于奢侈。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制造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企谋，对于雇用生产劳动的基金，都有减损的趋势。固然，投在这种企谋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的工人消费，但因为不谨慎，所以，他们消费的价值，必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投资谨慎的场合比较，似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能有多大影响。别一部分人的俭朴慎重，不难赔补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
讲到奢侈，一个人所以会浪费，当然因为他有现实享乐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热烈，有时，简直难于抑制，但一般说来，那总是暂时的偶然的。再讲节俭，一个人所以会节俭，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希望。这希望，虽然平淡，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不会把它一刻放弃。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总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总想进步，总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有增加财产之必要。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但增加财产的最明白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贮蓄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浪费的欲望，并且，有一种人，是随时都有，但一般平均说来，在我们人类生命的长途中，节俭的心理，不仅常占优势，而且大占优势。
再讲妄为。无论哪里，成功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破产的没有时运的失意者，但在无数的经商营业家中，失败的总是全数中的极小部分。一千个中，没有一个吧。破产的灾祸，对于一个清白的人，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当然哪，不知道避免它的人，也并非没有。
地大物博之国，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致大国于穷困。随便哪个国家公众的收入，都是全部，或几乎全部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再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获偿战时的军费。然而，亦就因为他们一无生产，才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是冗员杂设的话，所费当更不少。因之，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劳动者，反有难于生活的危险。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果情形继续糟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我们只应拿人民的剩余收入，来维持这一类不生产者的生存，现在，在人民收入中，他们消费了这样大的部分，结果，当然是人民的资本受蚕食。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必受损失。这样的蚕食，太厉害了。个人的节俭慎重，决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
然而，就经验所得，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又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像个人的富一样，社会富，国民富，亦赖各个人民有不绝改良自身境况的努力。这不断的努力，可以战胜政府的浪费，可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增加国民土地劳动年产物的方法有二，一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一增进受雇工人的生产力。但要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工人的生产力，又计惟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配分，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追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械，少不了追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配分，亦少不了追加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比较由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定须追加不少资本。试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我们如果发觉那里的土地劳动年产物，后代是比前代大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制造业增加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委实增加了不少。那里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足可补偿别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而有余。讲到这里，我应该声明一句，只要国泰民安，就使政府不是节省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要正确判定这种进步，不宜比较两个相离太近的时代。进步是如此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令国家是一般的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见某种产业的凋零，某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比较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现在英格兰土地劳动的年产物，当然是多多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五年前，仍有几本小书的发行，说英格兰的国富是在速减，人口是在减少，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制造业凋零，商业衰落。这类书籍的作者，不见得全是党派的宣传品，全是骗人的贼种。我晓得，他们里面有许多是极诚实极聪明的作家，他们相信什么，就叙述什么。他们著述，只因为他们相信。
再者，比较二百年前的伊利沙白时代，查理二世复辟时代的英格兰的土地劳动年产物，又多多了。比较三百年前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伊利沙白时代英格兰的年产物，又多多了。再推上去，约克与兰克斯特时代，当然较胜于诺曼征服的时代；诺曼征服的时代，当然较胜于萨克森七人政治的时代。萨克森七人政治的时代，英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与鸠里·恺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大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时期中，私人很多浪费，政府亦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许多次数出费颇多的不必要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竟有许多移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有时，在内讧激烈的时候，浪费的浩繁，资本的破坏，据任何人想来，亦不但会妨碍富的自然蓄积（这是真的），而且，到底会在这时期之末，陷国家于更为贫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来，英国境况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那时又有多少紊乱与不幸事件发生呢？如果我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担心英格兰的前途，说她不仅要陷于贫困，怕还会全然破灭吧。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继以大疫，又加英荷两次战后的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后，又有一六八八年，一七〇二年，一七四二年，一七五六年四次大战，再有一七一五年一七四五年二次叛变。不说别的，单拿这四次英法大战的结果来说，英国欠下来的债务，就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呀！加以前后筹防善后的特殊经费，总共不下二亿镑吧。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就常有这样大一个部分，用来维持非常数的不生产者。假令当时没有战争，则当时当作那样用费的资本，其中定然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途，来雇用生产的工人。生产工人既能再生产他消费的全价值，兼提供利润。那我国土地劳动年产物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加下一年的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起来的房屋，一定加多了；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推广了；耕作的事业，一定进步了；制造业一定增加了，已有的制造业，又一定推广了；至若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于想象。
政府的浪费，无疑，会阻碍英格兰在财富方面在改良方面的自然进步，但不是停止。与复辟时代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劳动的年生产物，是增加多了；与革命时代此较，更是增加多了。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确实是大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诛求，但别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一般的不断的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是不作声色的，一步一步的，把资本蓄积了起来。这种努力，因为受着法律保障，得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英格兰因之，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并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体。实在说，英格兰不仅无福消受节俭的政府，就连居民亦没有节俭的特性。因之，英格兰王公大臣，竟有时不自反省，颁布节俭法令，甚而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就常常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用费就行了，人民的用费，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谈得上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所以，花费等于收入的人，不能蓄积资本，亦不能蚕食资本；不能增加资本，亦不能减少资本。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是更可以促进国富增长的。
个人的收入，或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来日。又或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今日享用了，就可以减轻或支持明日的费用，或增进来日享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的花；有些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却修饰庄园，整饬别墅，频兴建筑，广置家具、书籍、图画等等，至若有用无用，却是向不过问；有些，却明珰璎珞，灼烁满前；等而下之，还有些，则有如前数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愿衣裳满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郎，财产相等，甲则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到后来，甲的境况，就必能日渐改进，今日的费用，尚多少可以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乙的境况，决不会比原先更好。到底，甲必较富于乙。甲所有的货物，虽已价值不如当时所费，但总有多少价值。乙的费用，就连痕迹也留不下来，十年二十年浪费的结果，真是一无余物。
较有益于个人富的消费法，亦较有益于国民富。富家的房屋，家具，衣服，转瞬可一变而于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阶级玩厌了的时候，中下阶级的人民，可以把它们买来，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老富的国家，下等人民虽不能自建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不能自制上等家具，但往往占有上等家具。色莫尔的邸宅，现今已经成了巴斯道上的客寓；詹姆士第一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运来的嫁妆，作为邻国通婚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东浮林的酒店。古城内的大厦，都易了主了，如果你进里面去，还可见到许多可人的适用的老式家具。但是，它们原来的主人哪里去了？谁知道。并且，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种珍奇物品，不仅是当地的光荣，并且是全国的装饰。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名胜；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胜迹。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减落了，创造名胜古迹的大天才（也许因为没有用处），虽然似乎是湮没了，那里的名胜古迹，却仍然是意大利的光荣。
把收入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便于国之蓄积，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设有人用费过度，便可幡然改计，不致为社会人士所讥评。如果原来是婢仆成群，骤然撤减，如果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减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就不免为邻人共见，或竟为邻人窃笑，疑己自觉往昔之行为错误，始肯出此。像这样大花大用的人，若非陷于破产，恐不能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反之，如果我原爱用钱添置房屋，家具，书籍，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我就可以幡然改习，人亦不疑。良以此类物品，既有前设，虽无后继，亦是不必要的。在别人看来，我改变习性的原因，似乎不是财力不济，只是意兴已阑。
何况，费财于可久之物，所养常多；费财于宾客待遇之事，所惠实浅。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之食粮，然倾于粪堆者，或近半数，所耗不可谓不大。设以宴会所费，转用泥木之工，改聘机技之士，则所费食粮之价值虽相等，所养之人数必加大。工人们零星所购，必毫无消耗毁弃。至若，一则用以维持生产者，能增加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一则用以维持不生产者，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又不必我这里讲了。
读者不要以为，费财于耐久之物，即为善行，费财于宾客待遇之事，全为恶行。我知道，以收入待遇宾客，即以收入之大部，分济友伴，费财于耐久之物，利却仅及于一身，非有代价，即不许他人分享。我更知道，购珠宝，添衣饰，不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勾当，而且是一种卑下的自私自利的性向。我不过说，费财于可久之物，因可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更可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故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因所养为生产者非不生产者，故较有利于国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