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于谦之死：拯救大明王朝的英雄为何被明英宗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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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之死：拯救大明王朝的英雄为何被明英宗处决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位了不起的名人，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于谦。
我一说“于谦”，您准得乐：这人我熟！说相声的于老师嘛，抽烟喝酒烫头那个。
爱烫头的于老师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改天咱们好好说说他。但是，今儿要说的这个于谦呢，是一位古人，这位古人可不是寻常人物，他是一位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是大明朝的社稷之臣！
我们前面讲过顾命大臣、开国功臣，“社稷之臣”是什么概念呢？列位，不是所有的大臣都能称为社稷之臣。首先，得是长期执掌朝政，始终影响全国局势的重臣；其次，得是“以民为本”的忠良之臣；第三，得有扶危定倾、治国安邦的卓绝才能；最后，还得有流芳百世的高尚节操。这四样都得占全了，才称得上一个社稷之臣！
回头看看我们这厚厚的几千年历史，能配得上这个称呼的没几个人。然而，明朝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就是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社稷之臣！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于谦出身于官宦世家，先祖做官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唐朝。于谦的父亲名仁，字彦昭，于彦昭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当时的官场上充斥着太多的污秽与不堪，实在难以与之同流合污。所以于彦昭始终没有踏上仕途，只是隐居乡间，将一身才学传于儿子。
据说，于谦出生前的那个晚上，于彦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神仙跟他说：“我一生为了大宋奔走，但却不能拯救大宋于水火，实为我文天祥一生之憾事。大明朝再过几十个春秋，必定会有亡国之忧，我不忍心看到华夏再有此等遗憾，所以，我打算转世投胎，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以待他日拯救大明于水火。”于彦昭听了这话，大吃一惊，赶快道谢，说不敢当、不敢当。但神仙说完话，转眼就不见了。于彦昭醒来不久，就听到后院传来婴儿啼哭之声，于谦出生了。于是，于彦昭给孩子起名叫“谦”，“以志梦中逊谢之意”，就是说对于文天祥的盛意，于彦昭的心里还一直惴惴受之不安。
于谦到底是不是文天祥转世，我们不敢说，但是于谦本人的确志向高远，十分仰慕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英雄豪杰。据说整个于家都是文天祥的粉丝，家中一直挂着文天祥的画像。于谦二十岁出头就考上了进士，二十五岁时就被任命为中央监察机关的监察御史，后来在山西、河南等地当巡抚。于谦为官非常刚正清廉，深得民众爱戴，被山西、河南的百姓誉为“清官”“青天”。当巡抚的人得回京述职呀，有人就对他说：“你到京城来，即使不带些送礼的银子，至少也应该带点儿土特产打点关系吧？”于谦抬起两袖，回答说：“我带的只有清风而已。”
为了表达心声，于谦还特意写了一首《入京》诗：“绢帕麻菇（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在当时远近传诵，成为美谈。“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就是来自于谦的这首诗。
于谦所处的时代，正是明边防逐渐削弱、蒙古瓦剌部落不断南下的时期。明宣宗去世后，年幼的英宗继位，太皇太后张氏监国。张氏贤明通达，对于贪官污吏、奸佞小人，打击的态度十分坚决，对于清廉官员则予以提拔保护。由于太皇太后治国有道，大明朝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十余年后，张氏和几位老臣相继去世，英宗长大成人，宠信宦官王振。朝政自此一片混乱。
这个王振，是历代奸臣中的一个奇葩。他本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一家私塾里当教书先生。因才学拙劣，屡试不中，王振就生了歪念，他动了什么歪脑子呢？把自己给阉割了！然后入宫，当了一个大龄太监。
王振入宫的目的，当然不是报效国家，而是谋取功名利禄。王振此人，生性狡黠，最会察言观色，所以宣宗一直都很喜欢他，还让他服侍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
张太后在时，王振因为贪腐，经常被太后叫去责骂，一度还差点儿掉脑袋，太后一死，就没人制得住他了。英宗皇帝对王振更是言听计从。
正统十四年（1449），北方蒙古族瓦剌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明境。也先本人亲率一支军队进攻大同，大同参将吴浩率兵抵御，不幸战死于猫儿庄。败报传到北京，王振便极力鼓动英宗御驾亲征。
王振读过书，所以他不但比普通太监奸猾，还有点儿建功立业的妄想。王振完全不懂军事，他以为只要英宗率领大军亲征，就能把瓦剌兵吓跑。英宗也幻想自己可以像明成祖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他听了王振的话，认为眼下就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决定御驾亲征！
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也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受了王振甜言蜜语的蛊惑，一意孤行。英宗将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太子，令异母皇弟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亲率五十万大军，带领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百余名官员，向着大同方向进发。
五十万大军的队伍，军政事务都由大太监王振专断。还没等到达大同，粮草补给已经跟不上了，再加上连日风雨，军心浮动，军纪混乱，不断有士兵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兵部尚书邝埜与户部尚书王佐多次进谏，要求撤兵，王振大怒，罚他二人在草丛中跪到天黑。
也先老谋深算，看到英宗亲征，他决定诱敌深入，率部北撤。
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来劲儿了！北上追击！
兵部尚书邝埜认为不妥，一路上没有看到半个瓦剌兵的踪影，必定有诈，于是反复劝阻，王振不听。直到第二天中午，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看出王振完全不了解追击的风险，才秘密向王振汇报了前几场战斗的惨烈，王振听完害怕了，下令部队取道紫荆关回京。
为什么要走紫荆关呢？因为这样就可以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王振打算借这个机会向家乡父老摆摆威风。然而部队走了四十里之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大军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
行军路线屡变，士兵们疲惫不堪。没等明军进入宣府，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明军且战且退，行至土木堡时，王振命士兵就地宿营。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英宗入居庸关，以保安全，王振就是不准。邝埜被逼无奈，只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命令士兵把邝埜拖了出去。
第二天，瓦剌大军便包围了土木堡，切断了明军的水源供应。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进攻。明军仓促应战，一败涂地。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六十六名大臣相继为国战死，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
英宗看到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朝南方坐下，等待瓦剌兵的到来。瓦剌军官看到他的铠甲与常人不同，便将他送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英宗见到赛刊王，便问他：“你是谁？你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还是赛刊王？”
这个语气非常自大，赛刊王感觉此人来头不小，立刻报告给了也先，也先让明朝的使者去辨认，这才知道自己掳获了明朝的皇帝！奇货可居！也先大喜过望，命手下好吃好喝地招待英宗，将他软禁起来。
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殿廷上抱头痛哭。太后收罗珍宝绸缎，准备赎回英宗。郕王朱祁钰强作镇定，召集朝臣，商量对策。
翰林院侍讲徐珵自诩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五行都有研究，见郕王向文武百官问计，便站出来宣称自己夜观星象，发现京城将有大难，只有都城南迁，朝廷才能幸存。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都有点儿动摇了，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此刻，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厉声痛斥道：“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珵妄言当斩！”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势去矣，你们难道不知道宋朝南渡的结局吗？
于谦正气凛然，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也出面附议，郕王当即委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命他全权处理军民抗战，保卫京师。
这个时期，朝野中还有一部分王振的残余势力。都御使陈鉴向郕王进言，历数王振之罪，强烈要求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抄家灭族，廷臣们也纷纷附和。郕王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下令择时改议，诸位廷臣坚决不从。王振的死党、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见郕王犹豫不决，便站出来叱斥百官，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愤怒的廷臣们一拥而上，竟将马顺当场打死。混乱之中，王振另外两名死党毛贵、王长随也被群殴致死。
眼看血溅朝堂，郕王大惊失色，想要回避。于谦奋力挤站到郕王身边护驾，一边安抚群臣，一边劝导郕王，郕王也回过神儿来，顺应于谦的劝诫，宣布马顺等人罪该诛死，群臣无罪。百官拜谢后陆续离开。
这是明朝历史上唯一的一起恶性朝堂斗殴事件，史称“午门血案”。如果不是于谦急中生智，后果不堪设想，于谦退出左掖门的时候，朝服的袍袖都被众人撕裂了。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
从此，举朝文武都十分倚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要不被瓦剌挟持，大明皇室只有两种选择：
一、立年幼的太子为君，郕王朱祁钰摄政。这种选择在和平时期是可以的，但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时期，实在是弊多利少。
二、另立王为君。当时朝中唯有郕王朱祁钰摄政，宗室中也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人物了。另立新君的重大举措，唯有太后可以主持。在这个生死关头，于谦再次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大义凛然地请皇太后把皇位交给郕王，这样一来，瓦剌手中的英宗就完全失去了政治价值。
郕王朱祁钰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皇帝，还试图推辞。于谦告诉他，他们这是为了国家，为了防止瓦剌用英宗进行要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郕王只得临危受命，在众人的拥护下登基为帝，即明代宗，改年号为景泰，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此时明朝最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的士卒尽是些老弱病残，人数还不到十万。为了稳定民心，于谦调了河南、山东和南京等地的军队入京，人心遂稍稍安定。
原镇守大同的副将石亨 [1] 在土木堡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认为战败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他身上，不但将其释放，还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
此外，于谦又请名将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骑兵部队，镇守重要关口，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玩忽职守的将校。
当时有数百万石粮食储备在通州，因无法快速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军夺走，建议一把火烧掉，于谦不同意。他立刻组织官民力量紧急运粮，不但官府征用五百辆大车日夜不停地运输，还动员百姓及官兵家属、亲友自备车辆运粮，运费由官府支付，凡是能运到北京二十石粮食的百姓，都可以额外再得到一两银子的奖励。这个政策得到了百姓的大力支持，重赏之下，运粮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于谦又大笔一挥，为官兵预支半年工资和军饷，官兵们自然欢呼雀跃，士气大振。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北京城内兵精粮足，军民一心，于谦亲自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为北京保卫战做准备。
也先得到英宗皇帝作为人质，十分得意，兵分三路，自居庸关、紫荆关一路南下，直逼北京，势如虎狼。
于谦毫不示弱，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将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镇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镇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镇守朝阳门，都督刘聚镇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镇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镇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镇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镇守宣武门，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准备抵挡也先。
于谦命各城门全部关闭，然后下令：临阵将领若是不顾部队，先行退却，可以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
全军将士都明白，这是决定大明朝气运的死战。将士们枕戈待旦，静候瓦剌大军到来。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兵临城下，明军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章义门主动迎击瓦剌先锋部队，夺回被掳的明朝军民千余人，首战告捷，军心大振。于谦又派人夜袭也先，使其疲惫。
十月十二日，也先决定打出英宗这张人质牌，他将主力列阵在西直门外，挟持英宗皇帝到德胜门外的土城，要求朝廷派于谦、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迎，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企图以此将明军主将擒获，迫使明朝献城。
明代宗，也就是原来的郕王朱祁钰说了：“不准！”
也先这才发现，明王朝对于自己手里的诱饵英宗，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看代宗那意思，可能还巴不得英宗赶紧死。
沮丧之余，也先决定把英宗放在前面当作挡箭牌，全力攻打德胜门。于谦命令德胜门的大部队隐伏待机，佯装败退。也先取胜心切，立即挥动万余精骑呼啸追击，结果军队进入设伏地域，于谦指挥神机营发射火铳、火箭，也先的军队被杀得人仰马翻，阵脚大乱。明军总兵官石亨，率伏兵冲入敌阵，奋勇厮杀。瓦剌军溃败，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全部战死。
也先连忙转移队伍去攻打西直门，都督孙镗全力相搏，城上的守军也向瓦剌发射火铳、火箭，高礼、毛福寿、陶瑾、石亨等人也及时赶来支援。也先只得从西直门撤军。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改为进攻彰义门，副总兵武兴以命相搏，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在退却，代宗派来监军的太监率数百骑兵追击敌阵，想要抢功。明军阵势陡然混乱，武兴死于乱箭之中，瓦剌军乘虚而入，向彰义门内反扑，就在这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京城居民纷纷爬上屋顶，向也先的部队投掷砖瓦、石块儿，一时间杀声震天。于谦派出王竑和毛福寿赶去增援，这才将敌军压退。
两军相持了整整五日。
眼看和谈不成，作战又连连失利，也先萌生了退意，他听说于谦之前调遣的各地部队很快便会开到京城勤王，害怕自己的后路被截断，便在十五日晚上，带着英宗，由良乡一路逃走了。于谦派出将领追击，在固安、霸州又打了一仗，擒获了十八名敌军将领。
至此，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大明朝气数已尽了：皇上让人俘虏了，大明的精锐部队被一网打尽，京城门户洞开、财力匮乏……大明似乎注定要覆灭了。
在这种条件下，于谦率领着一支老弱病残的二线部队，生生扭转了战局，为大明王朝强行续命，可以说，于谦就是策划、组织和领导大明军民保卫北京城，逼退了瓦剌兵的大功臣。
战后论功行赏，明代宗要加封于谦少保、总督等职位。于谦说，四郊多堡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
咱们开篇就说了社稷之臣的四个标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于谦支持新帝、组织反击，这是对大局的影响；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危，说换皇帝就换皇帝，这是以民为本的良臣；至于扶危定倾、治国安邦的卓绝才能、高尚的节操，那就更不用说了，不夸张地说，于谦就是拯救了整个大明王朝的英雄。
这么一个伟大的英雄式的人物，最终却落了一个极其悲惨的结局。
也先回到驻地后，又扣留了已经成为太上皇的英宗将近一年的时间，眼看从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又老被明军追着打，他也挺心烦，于是就派人南下求和，说愿意放英宗朱祁镇回去。
他倒是愿意放人了，人家明代宗还不想要呢！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代宗朱祁钰大体可算是一个明君，他不负众望，使明朝社稷转危为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人一旦做了皇帝，尝过了权力的甜头，就不肯轻易让出位子了。
明代宗不愿意迎接被俘虏的哥哥回国，为此与群臣争执得不可开交。就在此时，于谦发话了 [2] ，坦言景泰帝的帝位已经稳定，所以不必疑虑，应该尽快迎接太上皇回来。
在于谦的建议下，代宗朱祁钰老大不情愿地把哥哥朱祁镇迎接回京师，囚禁在南宫里面。这位名义上的太上皇被锦衣卫看守，严密管控，软禁朱祁镇的宫门上的锁都灌了铅，仅留下一个小洞，给朱祁镇投递饮食。
景泰帝贪恋帝位这件事，其实可以理解，但是他废除了朱祁镇儿子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独生子朱见济为怀献太子，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景泰三年（1452），朱见济被立为太子，转年十一月便夭折了。怀献太子刚死，大臣们就开始私下议论，应该复立沂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是景泰皇帝认为此时自己尚不满三十岁，正是所谓春秋鼎盛之时，还期待自己尽快生个龙种，再建亲子皇储。
孰料事与愿违，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景泰帝不仅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反而由于沉溺女色而身患重病，身体每况愈下。景泰七年（1456），景泰帝卧病不起。
景泰八年（1457），朱祁钰病重，石亨看见朱祁钰的病态，心想：景泰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石亨是谁呢？就是前面那个被于谦提拔的总官兵。
他立即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鞁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朱祁钰已经不行了，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押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如果此事能够成功，三人就是大功臣，必定能够飞黄腾达。
石亨和张鞁又连夜去找徐珵。徐珵大为兴奋，宣称自己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帝星移位，催促石亨尽快下手。
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于谦等几个大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大学士商辂主笔，草拟奏折《复储疏》，然后众大臣挨次署名。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群臣于是决定，次日清晨朱祁钰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当夜，石亨等人趁夜色前往南宫去找太上皇，咱们前面说过，南宫宫门的锁都是灌了铅的，坚固异常，怎么也打不开。石亨就让人用绳子吊起一根粗大的木头，数十名官员、兵丁一齐举木撞门。虽然没有把门撞开，但把院墙震坍了，众人一拥而入。
朱祁镇此刻还没休息，正在秉烛读书，见一大帮武将闯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不由得惊慌失措。众人见此情景，便一起俯伏在地，齐声喊道：“请太上皇登位！”
朱祁镇这才明白过来：“你们要请我复位吗？此事须要审慎。”
石亨等人把太上皇请进轿子，这时天色已经微露晨曦，太上皇一边走，一边询问石亨等人的官职、姓名。一行人等匆匆到了东华门，警卫不肯开门，轿子里就喊了：“我是太上皇！”
守门的也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不敢拦着啊，东华门大门洞开，石亨直接把太上皇送进奉天门，看着太上皇在殿上升座，徐珵便带领众人跪拜，口中高呼“万岁万万岁”！
前几天，代宗刚刚宣布，说自己十七日早朝要会见群臣，因此文武大臣一早就来到宫门外面等候，忽然听到殿内传来声声“万岁”，无不惊愕。
就在这时，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珵出来，向诸位廷臣宣布：太上皇帝复位，请入内祝贺！
太上皇对大臣们说：“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接朕复位，各位继续任事如故。”
石亨等武将侍立一旁，虎视眈眈。各位文臣面面相觑，只好下跪参拜。
与此同时，代宗，也就是景泰皇帝朱祁钰正在寝殿梳洗，准备临朝，听到前面撞钟擂鼓，景泰帝十分敏感，立即追问左右：“莫非是于谦不成？”
什么意思呢？就是问，是不是于谦在前朝谋反篡位了？
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尴尬片刻后，宦官兴安回奏，说是太上皇复位了，不关于谦的事。
朱祁钰连说：“好，好，好。”他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躺下。
英宗复辟后，改换年号，景泰八年被改为天顺元年（1457）。重登皇位的英宗吸取了景泰帝的教训，对病中的弟弟毫不手软，命手下将其活活勒死在宫中，景泰帝死时只有三十岁。
这还不算，英宗“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不准弟弟葬入皇陵。明朝诸帝中只有二帝不能进皇陵，一是死得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再有一个，就是这位景泰帝。
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太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逮捕入狱，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又和群臣策划迎接册立襄王，要将于谦判处死刑。
新上任的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
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出师无名。
这句话分量很足，明英宗的主意拿定了。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斩立决。
为大明朝续命的社稷之臣于谦为啥会死于非命呢？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
极力想杀害于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徐有贞，一个是石亨。
徐有贞，原名叫徐珵，就是土木堡之变时主张南迁的那个翰林院侍讲。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明史》称他：“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
徐有贞热衷功名，早在永乐十九年（1421）就和于谦一起赴北京参加会试，结果于谦高中进士，他却名落孙山。宣德五年（1430），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山西、河南两省，徐有贞才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心术不正，仕途也不顺，通籍后十七年才当上一名正六品职衔的翰林院侍讲，但他恃才傲人，自以为仰观天文可知人间之吉凶，俯察地理能明历朝之得失，诸子百家，无一不晓。徐有贞的前半生一直活在耻辱中，在土木堡之变时，他主张南迁，受到于谦的严厉指斥，从此声誉扫地，几次想升迁都没成功。
不得已，徐珵把名字改为徐有贞，希望仕途能顺利一点儿。有一次，国子监有一个空缺的职位，徐有贞为了争取到这个职位，还特地去拜访了于谦，希望他能不计前嫌，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让自己再为大明发光发热。
于谦并不因言废人，他认为徐有贞是有一定的能力和抱负的。人才能为朝廷所用，自然是社稷之福，所以便爽快地为他做了引荐。然而景泰帝朱祁钰却迈不过这个坎儿，于谦向他推荐徐有贞时，皇上第一时间就想起当年劝他逃跑的那个货了！这次举荐自然没有成功。徐有贞不检讨自己的胆小无能，反而怀疑是于谦故意捣乱，一直对于谦怀恨在心。
在石亨他们“夺门之变”实施之前，徐有贞抓住了于谦他们当时写的《复储疏》中“早择元良”四字做文章，到处说“于谦遣兵去长沙迎立襄王世子去了”。徐有贞的目的在于让反对于谦的石亨等人赶快动手实行“夺门之变”，迎立太上皇早日复辟。他认为，如果于谦当政，自己今生今世的功名富贵也就到此为止了。徐有贞一手制造的所谓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其实都是信口胡言。
根据明朝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成法，欲招外藩亲王入京，非持有金牌敕符不可。但金牌敕符都收在大内禁中的印绶监，没有当今皇帝圣旨或者太后的许可，任何人都万万不能私自取出。所以要证明于谦的清白，只要吩咐印绶监诸档进行清查检阅，如果襄王府金符尚在，那所谓的迎立襄王世子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太监们奉旨查阅各藩王府金牌敕符，结果回奏：“各王府金符俱在，独缺襄王府金符。”英宗听说襄王府金符不在，勃然大怒，认为于谦准备迎立襄王世子，立即批示判处于谦死刑。
好好的襄王府金符，怎么就忽然不见了呢？说起来话就长了，当年明宣宗驾崩之时，皇太子朱祁镇只有九岁，当时的皇太后张氏喜欢仁宗的第五皇子襄王朱瞻墡，便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理由，要立襄王为君，命令印绶监取出襄王金符，准备派人持金符远赴湖南长沙，迎立襄王入京继统。
此举遭到了三位阁老为首的朝廷大臣的坚决反对，经过一番劝说，张太后也觉得自己的理由不如“立国以嫡”名正言顺，也就取消了自己的主张。但张太后毕竟年事已高，记性不好了，她取出了襄王府金符，却忘记将其送归印绶监收藏，所以“襄王金符”这个重要的证物，自宣德十年（1435）至天顺元年（1457）一直留在张太后当年所居的深宫暖阁。
而“于谦准备迎立襄王世子”这个罪证也就无法辩驳了！
如果说，于谦得罪徐有贞是出于为国家考虑的缘故，得罪石亨，就只能说于谦真是为人太耿直了。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功勋不如于谦，而且是于谦一路提拔起来的。事后石亨被封为侯爵，他自己心里有点儿愧疚，于是上书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任官。这件事本是石亨为了报答于谦的举荐之恩，也是一番好意，结果被于谦知道之后，婉言谢绝，直接打脸了。
之后于谦又上奏，将石亨的侄子石彪调离大同镇。当然，石彪的确是有过错在先，他为人贪婪残暴，口碑极差。但是这一举动，让石亨对于谦羞怒成仇。
从石亨的角度看，于谦不给自己面子！我替你要赏赐，你不领情也就算了，还要捅我刀子！试问如此不懂官场潜规则的于谦，怎能不遭到同僚们的记恨？
策划“夺门之变”的这几个人，基本都是被于谦弹劾过的人。这些人执掌了大权，便不择手段地挟私报复，对于谦下了毒手。
于谦为人忠贞廉洁，但是太过耿直，很难跟同僚处理好关系。有一件小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于谦心直口快的性格。有一次，于谦跟新来的兵部侍郎李贤说，吏部那个老人怎么还不告老还乡？李贤说，听说那位官员告了几次，皇上没同意。
于谦就说，那就是他告得没诚意了。
李贤说，不能吧，我看他还蛮诚实的。
于谦说，那要是真想退的话，病卧在床，一个月不上朝，皇上肯定放归。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们能看出来，除了天命难违，于谦这样一位英雄式的社稷之臣，最后死于冤屈，和自己的性格也有脱不开的关系。
虽然白璧微瑕，于谦也仍然是一位值得我们凭吊和纪念的伟人。
我们以一首于谦的诗作为结束吧。这首诗名叫《石灰吟》，是于谦十七岁时写下的一首托物言志的七言绝句，它就像一个神秘的预言，预示了于谦为国献身，千古流芳的命运。今天我们再读这诗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那种“一片丹心照汗青”的高风亮节：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注释：
[1] 石亨，陕西渭南南志道里（今渭南市临渭区官路镇）人。明朝将领，官至太子太师，封忠国公。
[2] 《明史·于谦传》记载：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景帝本来对奉迎英宗已露不悦之色，见于谦如此，遂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