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一开始就认定在中国要学的东西是古琴。因为自己曾经学过鲁特琴，所以本来打算学习琵琶。琵琶的样子使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鲁特琴。在艺术画册上看到的中国8世纪以来的浮雕和壁画，也让我对这种乐器充满向往。画面上总有些体态优美、发髻高耸的女人在弹一种看似鲁特琴的乐器，整个画面相当动人。虽然我对这种乐器的音色一无所知，但心里想，中国式的鲁特琴应该不错吧？可是，这一误解在我前往中国的路上就消除了。
我从当时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历史博物馆馆长恩斯特·恩舍墨尔（Ernst Emsheimer）那里得到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在莫斯科的一位音乐教授。1961年1月，隆冬时节，我出现在这位教授的寓所。他以让人难忘的方式接待了我。对于多年来深受俄国经典文化熏陶的我来说，与他的会面如同直接进入了19世纪。
破旧的房子、狭窄的楼梯和更狭窄的过道，通向他的工作室。满目是巨大的书架，高高的书堆。到处摆着乐器——古钢琴、三角钢琴。最里面靠窗的地方是两张巨大的黑色木桌，桌上堆满了稿件、不计其数的杂志、打开的书、烟灰缸和磨损的笔头。昏暗的灯泡下弥漫着灰尘、纸张、烟草、煤炭以及俄国甜茶的气味。
阿伦德教授（Alende）是恩斯特的老朋友，他以俄国知识分子对待朋友的热情和爱心接待了我。我们长时间谈论我随身携带的鲁特琴以及各种中国弦乐器，他为我一一翻看相关文字资料。我们用德语交谈。他坚决反对我学琵琶，“一个简单乐器，音色还算得上漂亮。”他说，对于学过鲁特琴的我来说，唯一的选择是古琴。正如古老的鲁特琴，古琴是用来反思和感受心灵的乐器。
天晚了，我要回我下榻的大都市酒店。他送我。开始下雪了，我们走在雪白安静的大街上。雪花大片大片地飘落下来，飘在我们的头顶上、肩上。那么静，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埋在雪下消失了。不真实的静。当我们走到通往我住的酒店的那条路时，他做了个手势，我们就拐进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有个静坐的男人雕塑，也被雪覆盖着。
“普希金，”他说，声音很严肃，然后笑了，能让雪融化的那种笑，“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他脱下头上那顶大皮帽，现出灰色蓬乱的头发，宽大的额头。他站在雪地里，背诵了一首长诗。一句俄语都不懂的我，却似乎听懂了——从他朗诵的感情里。我们自此分手，再没见面。
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一路旅行用了一周多时间，当我抵达北京时，我知道我要学的是古琴了。
在当时的中国，一般外国人是不能和某个单位直接联系的，更别说登门造访、咨询了，各种琐碎的程序繁杂无比。多亏当时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我从我的俄国新朋友那里得到了北京的一个民族音乐学院的地址。1949年以后古琴被归为民族乐器，他曾和该学院有过接触，所以建议我去找他们。无知的我就这么兴高采烈地去了。
我按地址找到了地处远郊一排新建的水泥房。接待我的人一开始似乎显得惊慌失措。那时候外国人相当少见，似乎是让人感到危险的，对他们应当敬而远之。但学院里有位极友善的先生，我试图用各种方式向他解释我的来意。真不容易，凭借着几个我们双方都懂的德文词语，最后还是说明白了：我要学弹古琴。
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并说会尽量帮助我。他说他的学院只搞纯粹的民族音乐，但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学古琴。他答应会尽快和我联系。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见到的这位先生正是我后来的老师王迪的丈夫。没有他的帮助，我怎么可能认识我的老师和北京古琴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