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

象牙塔

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动荡时代不计其数，其中大部分都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但也有少许几个动乱之后的时期，成为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时代。以公元前221年推翻秦朝之后开始的汉代为例。

这次革命之后，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如释重负。秦始皇的一些改革固然有其先见之明，甚至保留至今，但统治方式太过强硬，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太严酷，所有那些被知识分子视为标志国家身份的历史哲学书籍，统统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在全球有史以来的首次焚书火焰中，付之一炬。

汉代一建立，政府便不遗余力地鼓励知识分子投身于文献典籍的拯救和再创工作。埋在地下或墙壁里的书被挖了出来，被焚的书和文字则让年长的学者凭记忆记录下来，并配以详细的注释和评论。这项工作不仅使当时的人对文字本身兴趣大增，也让他们把远古时代理想化，这是一种后来在中国具有主导性的历史观。

琴道也与这一振兴文化的工作紧密相连。随着官方儒家思想的确立，古琴也成为一种特殊的乐器。一些对后世意义重大的著作，诸如蔡邕的《琴操》和嵇康的《琴赋》相继编成，它们是与琴相关的一切详尽记录的开始。

另一个类似的时代是1368年元代灭亡之后。早在12世纪初期，北方边境上的游牧民族辽、金便扩张了自己的疆域。百年之后，蒙古人占领了中国北方，1279年控制整个中国，建立了元朝。艺术成就辉煌的宋朝宣告结束。这对中国的上层社会来说无疑是个震动，但就整体而言，在改朝换代之后，却不是灾难。蒙古人睿智地保留了前朝的行政结构，在汉人的协助下执政，入乡随俗。但两种文化的冲突却成为其共同存在的障碍。所以，虽然官员被免税，寺庙被保护，儒家传统被弘扬，汉人官僚阶层还是遭到排挤。许多南方的官吏失去了官职，或者很难在北方新首都大都有所作为，只能退出官场待职。

1368年明代建立，汉人重掌政权，不仅带来了乱世之后的长期政治社会的稳定（这种稳定甚至持续到下一个朝代），而且，像汉代一样，对在蒙古人统治下面临威胁的古老文化遗产有了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全力以赴地搜集、编辑、出版那些珍贵的古老手抄文献和资料，以流传后世。

明代对古琴而言意味着一次突破，其地位再次被提升，它毕竟是一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乐器。大量附有注释的曲谱出版，许多是来自古老的手抄典籍。最重要的当属编于1425年的《神奇秘谱》，是最早印刷的琴曲专辑。然而，尚未印刷出版却为人所弹奏的曲目肯定还有很多。收有弟子的琴师创作了自己的琴谱，抄录他个人以为值得学习的曲段，就像当初王迪为我抄写的那种。当然，这类曲谱流传下来的极少。

古琴渐渐地变成一种为人崇尚的古董和身份的象征，与此同时，致力于古琴音乐的人却越来越少。从前被学者、文人自由弹奏的古琴，到了明代被正规化，规定了越来越多的弹奏古琴的烦琐规矩，诸如可与何人弹奏，不可为何人弹奏之类。甚至琴谱中还附有规定，说明何时何地适于弹琴。以刊刻于1573年的杨表正的《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为例：

遇知己

逢可人

对道士

处高堂

升楼阁

在宫观

坐石上

登山埠

憩空谷

游水湄

居舟中

息林下

值二气清朗

当清风明月

其中几条不难理解。当你找到一个对古琴感兴趣的朋友，在一个回音适当的房间，或者高山上可以眺望云海的地方，在一叶小舟上，或者树荫下，特别是明月高挂的时候，谁又不想弹奏一曲呢？

然而，不适合弹琴的时候也一样多。比如：

风雷阴雨

日月交蚀

在法司中

在市廛

对夷狄

对俗子

对商贾

对娼妓

酒醉后

夜事后

毁形异服

腋气臊臭

不盥手漱口

鼓动喧嚷

客观地说，有些规则不无道理。古琴音色柔弱，在集市上弹奏，必定湮没在喧闹声中。谁又愿意在一个人流如潮，谈论着烟熏火腿价格的地方去享受这高尚的音乐呢？在雷雨交加之时，日食、月食之际亦然，大自然的威力可不能小觑。

但是，这些规矩好多与现实极不相干，主要是那些官僚和知识精英们与没受过教育的“愚民”拉开距离的一种姿态，是对那些野蛮人、罪犯、娼妓、军人、商人以及其他衣衫不整、浑身汗臭，在他们看来属于社会下层者的一种轻蔑。为这类人弹琴是对这高贵的古琴音乐的亵渎，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其中的妙处，犹如对牛弹琴。

说到底，只有那些皇家的贵族和官宦，士大夫以及道士、僧人才配弹古琴，有些时候甚至僧人也不适宜弹奏。

好些关于弹琴的规矩历来并不为人所理睬，尤其是“不可醉酒而弹”这一条。历史上有哪一位古琴大师对这条规矩严格遵守了？屈指可数。古代琴酒不分，加之有又年轻又美丽的风尘女子相伴左右，此时弹琴不亦乐乎？

弹奏者应当如何表现，在1751年的琴谱集《颍阳琴谱》中有所说明。书中，作家李郊和古代的哲人一样，强调规矩是为了维护人的道德，音乐容不得庸俗，理当为它焚香，以表示对它的尊重。也不应该张着嘴，摇头晃脑地坐在那儿弹琴，应当正襟危坐，让人赏心悦目。作者给予的忠告是，“有修养者，当自律”。

许多清规戒律都让人联想到西方几代前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别坐着摇晃凳子！安静地吃饭！你可得当心那些男孩／女孩！

帝制的最后几百年里，古琴越来越成为空洞的象征。许多有文化的人家里都有古琴，但却极少有人像早一些的时代那样，以琴会友，与大自然接近，或者面对真实的自己。它像19世纪的钢琴那样，成了欧洲人的家具装饰。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百年的危机，教育理想更显得虚幻，知识分子退缩在自己的象牙塔中。理想主义的规矩日愈繁多，家具装饰中的细节越发考究繁琐，古琴演奏的规矩也日益苛刻。

古琴音乐失去了生命力，音乐水准下降，新曲目越来越少，但弹奏指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繁琐，古琴音乐中最核心的颤音部分被过度夸张，既彰显了鼓琴者弹奏的个性，也显示了弹奏技艺的高超，要求极为严格，让门外汉敬而远之。一种因循、怀旧而封闭的文化诞生了。

一小部分忠实于传统的古琴家出现在长江三角洲、四川、南京和天津。他们试图保留那古老的传统。但20世纪以来，革命接踵而来。旧时代的理念和价值不但被质疑，更被坚决地反对。

我第一次到中国，距1949年的革命仅仅十余年。在此之前又是长达五十年的战争，面临一个艰难的新旧交接时代，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古琴仍维持着高尚的地位。古琴研究会也积极地做着搜集记录的工作。

但在l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古琴已经开始受到质疑，而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更是愈演愈烈。所有与古琴工作相关的人，都意识到面临的危机，尽量地去适应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努力工作，同时保持低调和谨慎。

在我初学古琴的时候，对嵇康为何人一无所知。后来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文字中，谈话间。我向王迪请教。

“对学古琴者而言极其重要，他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古琴大师和文人。”她简短地给我做了介绍。我明显地感觉到她有所回避。在我们彼此熟悉了之后，我们站在房间北角的炉子前，将茶杯斟满热水来取暖的时候，我再次提到了嵇康。这一次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琴道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个封闭的世界，”她说，“最近它又因其高贵和与世隔绝而遭质疑，尤其是它与道教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目前形势下，很难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自视清高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旧的封建阶级相关。”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我又天真地问，“为什么不能单纯地视古人为古人呢？继续享用那些古老的好东西，何必去追究？”

王迪生气了。“我们如何能够忘记古人呢？所有的经验累积，所有我们将来需要的知识，没有先辈的经验，我们如何继续生活呢？我们的社会又将何去何从昵？”她愤愤地说。

“不论今天我们的知识和思想多么优越，还是不能与一代又一代人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相比。而他们所积累的知识中，我们又如何知道哪些是对将来最有用的呢？或许有些东西在今天看来并不重要，但对将来却是至关重大的。关键在于要把所有能够记录的都记录下来，不要让这些知识付之东流。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保存人类需要的知识。”

她当时并不知道她有多正确，这工作有多紧迫，而我更是对此懵懵懂懂。但就在我离开研究会后的第四年，“文革”便开始了。研究会被关闭，工作人员中没有谁再有机会回到护国寺旁边的老街。他们全体被遣送到天津郊外的农村，在那里种菜，读“红宝书”，五年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到1976年“文革”最终结束时，古琴已经没有一个可以避难的象牙塔了。

中国从1979年开始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敞开国门，重新在世界舞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模式很快便成为一种理想，随之涌入中国大门的是个人主义和消费文化——服装、音乐、家居装饰、食品、交际模式，优雅古老的文化正被势不可挡的巨潮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