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孤独和友情

关于孤独和友情

总的来说，人都是孤独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是如何以不同的办法来排遣孤独的呢？按儒家的思想，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既定的、应该遵从的地位。只要国家运转，人们丰衣足食，社会安宁，所有的人都是天子即皇帝的奴仆，应当服从他。但如果他们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和社会，按照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孟子的观点，人民就有权利反抗和更换君主。以此类推，儿子也应遵从父亲，弟弟应当遵从兄长，妻子遵从丈夫，没有反叛的权利。

但有一种关系还是比较平等的，就是朋友之间。友谊意味着极大的自由，但也有重大的责任，甚至为了朋友可以倾家荡产。人们也期待朋友给予同样的帮助。在万事顺遂的情况下，并不需要额外付出和牺牲。友谊在整个等级社会中，是一种和平而平等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某种经济上的安全感——在一个一切责任都归于个人和家庭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保护网，也意味着给在社会上和私人生活中感到孤独的人一种休戚与共的相互支持。

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不免以经济为纽带。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双方都有所获益。但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友谊往往是一种表达情感的途径，一种建立在共同的修养和审美观基础上的关系。

在家庭关系中拥有这样的共同点谈何容易。结婚的对象往往是由父母选择和决定的，主要以对方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为前提，志同道合的伴侣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婚姻的目的不过是传宗接代，对于有些家庭来说还为了继续巩固家族的利益和地位。传统的婚姻是与个人感情无关的事。

有外人在场的时候，夫妻双方不能明显表露亲密感情。在编写于19世纪初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中，沈复描写了他与爱妻芸在小城苏州的生活。两人十七岁结婚，他们最初的婚姻生活可谓中规中矩。但慢慢地，他们尝试着挑战陈规和禁忌，才有了二十三年与其时代殊为不同的平等而幸福的婚姻生活：

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那些不为生计烦恼的知识分子，在直到1911年结束的整整两千多年帝制统治时代之后，仅仅占百分之几的比例。但是他们却将像西方的贵族阶层那样，通过管理和经济的实力，通过他们的文学及艺术的教育修养，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几百年来精英们从建筑和装潢设计到生活方式、行为举止，都影响到整个社会，在广大人群中形成别样的特性。

这应当归功于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早在175年，人们就将这些经典的权威性版本刻在石碑上，立于京城。一直到1904年，这些文字都是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核心。读与写的教育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有效的政治哲学说教，用那些道德原则引导民众，统治国家。

年轻人背下大部分经典中的文字，他们学会引用经典写哲理散文，按烦琐的古诗格律作诗，用五、六世纪以来最优雅的书法风格书写，他们终于通过逐级的考试，才留在京城或被派到各地管理国家政务。1850年，四亿三千万的人口中有一百万人通过了考试。

对于那些幸运的、或有天分、或靠关系买通能留守在大城市中的人来说，自然是境遇极佳。汴梁，宋代的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一百多万，经济和文化实力之强大，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媲美。一切应有尽有，能在那里谋得一份官职，是每个人的梦想。

但大多数的年轻学子却被派至荒凉偏远的地区，在那些“穷乡僻壤”之地，主持公正，维护皇帝的信誉。不同区域的人通过他们向上投诉，有时可以一路告到皇帝那里。

为了防止腐败，他们往往被迫异地为官，不可在自己的家乡任职，每三年还要调动一次。他们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但他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

他们传达——像西方宗教改革以来的牧师——中央新的法令和规章，同时履行今天政府机构的职责，如征集税收，修建城墙、公路和运河。他们掌控粮食、邮政、司法，他们传递如农业、水利、治理虫害方面的新信息和方法，他们带领民众种植果树，种桑养蚕。

然而，异乡的生活是孤独的。一天的公务结束之后，他们在一个连方言都听不懂的地方，无所适从。他们日常接触的人当中，少有能识文断字的，也没有人读过传统经典，更没有人能懂得琴棋诗画，他们能跟谁交往呢？等级社会是残酷的，和被视为“愚民”的农民来往，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又能同他们谈论些什么呢？而大多数的商人也因为其教育修养和道德的欠缺被视为不可交往的对象，驻扎当地的军人亦然。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根据社交的规矩，不得与上述人为伍，在他们面前弹琴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可能交往的圈子是相当狭小的。而所在的城市越偏远，这个圈子就越狭小。

于是这些中过秀才、举人、进士的官员就在那里，靠书法或绘画排遣寂寞，苦苦操练书画艺术，抄写儒道经典，装裱挂在门的两旁或墙上。他们画梅、兰、竹、菊、松、山、水、花、鸟，用所有这些极富象征力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最后，在画的留白处他们会写上一首小诗或者几行题款，说明画的由来，再盖上他们自己用美石刻的印章，提醒和证明他们属于一个比在这穷乡僻壤的小县做官更大、更不同的世界，那才是他们思念和向往的古老而高尚的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按烦琐的格律写诗，寄给四面八方的朋友，证明自己与其所来自的文化间存在着联系。是的，他们存在着，生存着。这些更成为那些被发配边疆从此失去自我的人的精神支柱。

他们也弹古琴。寂寥之中将琴从墙上取下，让心境和空间被另一个时代的感伤曲调充满，轻吟低唱那些曲中的诗。那里凝聚了他们生活中所有的经历。因而，古琴渐渐地发展成为孤独者的乐器，那些曲调包含在文人的文化遗产中。当赴任的旧友路过时，拿出几幅好画、几件精致的藏品与朋友共同欣赏。一边饮茶，一边讨论，或吟咏青年时代就背熟的古诗，转达一些老友的问候。然后，每人再弹上一曲，为会面增加情趣。

大家对各个曲目早已娴熟，演奏是否完美无关紧要。一曲一调，一字一句，足矣。当年事已高，手指不再灵活，他们便讨论琴上那些考究的铭文和断纹，是“冰裂纹”还是“蛇腹断”？可悲吗？但总得寻求让生活可以过下去的办法呀。

对于那些真正深入古琴音乐奇异世界的人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曲调，音乐存于我们的内心，或许就足够。诗人陶渊明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据说他时常静坐着，膝上是一张无弦的琴，轻声低吟。让人联想到贝多芬虽然耳聋，却写出了最令人震撼的音乐作品。

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是关于琴师俞伯牙和樵夫钟子期的友谊的。

著于公元前3世纪的《列子》中讲道，子期与出游在外、正在河畔弹琴的伯牙邂逅。他坐下来聆听。伯牙一边弹，一边想象着冲天而起的高山。这时，子期叹道：“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而后伯牙继续弹奏，想象着山间的溪流，子期就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从未遇见过如此深解其琴声和音乐的人，两人很快成为知己。

伯牙奔忙于众多公务，当他再次路过初识子期的地方，方得知子期已过世。伯牙痛失唯一懂得他音乐的知己，尽断琴弦（也有故事说他是摔琴，我个人以为是夸张了），伤悲之至，从此不复鼓琴，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懂得他的音乐了。

“知音”对于弹古琴的人来说至今仍是个寓意深刻的词，尤其是指那些真正懂得自己的最亲密的朋友。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既有以“知音”为名的杂志，也有以“知音”为名的信用卡。

伯牙当时弹奏的曲子是《高山流水》，最经典的古琴曲之一，据说为伯牙所作。但至于他和子期究竟为何许人，是否真有其人，已无从考证。

1977年8月22日，美国宇宙飞船“旅行者”号发射的时候，随船有张代表地球的金碟唱片，二十七首曲目中的一首便是管平湖弹奏的《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