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大类狗屁工作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分类。分类的方式许许多多，每一种分类结果都会带给我们独特的信息。[1]在研究中，我发现把狗屁工作分成五个类别会很有帮助。这五大类别分别是：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我们逐一讨论。

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

我们也可以用“藩士”[2]来称呼这些随从。纵观有记载的历史，有钱有权的人身边总是围满了各式各样的仆人、附庸者、逢迎者和部下。这些人并不全是达官贵人雇用的，而那些被雇用的人还是被要求多少做点儿实际工作的。然而随从的职级越高，事情越少，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站在那儿，形成强大的气势。[3]没有随从，何显尊贵？为了突显尊贵，安排服饰统一的“藩士”团队伴随你的左右，用他们的无所事事彰显你的重要性。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显贵家族仍雇用男仆，这些穿着统一专门服饰的仆人，全部的工作就是在主人乘坐的马车边上小跑着，提前检查路面是否崎岖不平。[4]

随从也会有具体的任务，但这些任务不过是为了显示这些岗位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这些具体的任务不过是借口和托词。真实情况是，雇用帅气年轻的一队男子，让他们身着统一服饰，在你呼朋唤友、高谈阔论间，他们整齐地站在门外，尽显你的王者气派。在你进入房间前，他们神情肃穆，整齐地迈着大步为你开路。他们的服饰常常类似于士兵，这样你好似拥有了皇家警卫队。在以抽租和财富再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这一类随从岗位往往会不断增加。

我们做个思想实验，想象以下场景：你身处封建阶级，每户农民家庭都得上交他们粮食产出的一半给你。这么一来，你手头的粮食堆成山。事实上，你能养活的人数，正好和被你榨取粮食的农民家庭人数的总和一致。[5]对此，你必须行动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封建领主，除了厨师、酒保、洗碗女仆、侍候女眷的太监、乐师、宝石匠等，你身边也放不下其他什么人了。哪怕你还雇用并培养了卫兵团队，用来镇压可能出现的造反行为，但还是消耗不完手头的粮食储备。因此，穷人、逃跑者、孤儿、罪犯、绝望的女子以及其他身陷困境的人必然都会聚在你的宅第四周（因为里面有吃的啊）。你可以赶他们走，但他们说不定会团结起来，形成危险的流浪者阶级，这样就给你带来了潜在的政治威胁。这个时候，合理的选择自然是扔给这帮人统一的制服，派给他们一些琐碎或无用的工作。这样，你既收获了荣耀尊贵所需的气势，又可以有效避免潜在的风险。

后文中我会提出，在现有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一类和上述情况并非完全不同的工作。不过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表面上给人分配琐碎任务，实际上只是想要有人伴随左右、衬托身份的操作事实上由来已久且备受推崇。[6]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什么样的工作可以与古代的随从相提并论呢？

···

现代社会依然存在一些旧式封建风格的随从工作。[7]最明显的例子当属看门人。起码从20世纪50年代起，楼宇内部通话系统就开始普及起来。但同时，富豪阶层却继续雇用看门人。楼宇内部通话系统和看门人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曾从事看门工作的比尔吐槽道：

比尔：再补充个狗屁工作吧，那就是大楼的看门人。我当看门人那会儿，一半的时间都花费在了按按钮和打招呼上。每每有住宿者来到，我就得按一下按钮打开大门，然后在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向他们问好。要是我没有及时按按钮，以至住宿者不得不自己推开大门，那我就等着经理找我吧。

在巴西等国家，此类大楼如今还保留着身着制服的电梯操作员。这些电梯操作员全部的工作就是替乘梯人按电梯按钮。那些毫无作用的接待员和前台，和上述继承了封建社会风格的岗位，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格特：2010年那会儿，我在某家荷兰出版公司做接待员。当时每天接到的电话平均也就一个吧，所以我还被分配了其他一些活儿：

·保证接待台上的糖果盘里有足够多的薄荷糖（购买薄荷糖的事情另有人负责，我只需要时不时从糖果盘附近的抽屉里抓一把薄荷糖放进盘子就好）。

·每周给会议室的落地式大摆钟上一次发条（事实上，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压力挺大的，因为他们说万一我忘了及时上发条，所有钟锤都会垂落，然后我就得费老大劲修理了）。

·最费精力的工作是应对另一名接待员的雅芳推销。

很明显，一天接一个电话这样的工作量，交给出版社已有的员工就好了。就跟在家接电话一样的操作方式：电话铃响的时候，离得近且手头没在忙其他事的人就接一下，为何要聘请全职员工来做这件事？这位接待员可以拿走公司一份全职薪酬和福利（在上述案例中，看起来甚至有两位接待员），却只需要坐在前台，整日什么都不用干。为什么？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让人感到震惊和诧异。一家公司若没有人坐在前台，那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如果哪家出版社胆敢对抗习俗，公然摒弃接待员，那么潜在的合作对象，不管是作者还是零售商或是承包商，都会暗暗问自己：“他们既然觉得可以不要接待员，那会不会无视别的常规操作，比如，给我报酬？”[8]

接待员的存在是为了给公司戴上一枚“严肃公司徽章”，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实际工作需要做。同样，有了随从，你就拥有了“重要人物徽章”。杰克曾是某证券交易公司的一位低职级电话推销员。杰克说，这类公司“业务的展开靠的是偷来的公司通讯录：某个胆大的员工从内部偷出来一本，然后复制后卖给不同的公司”。拿到这样的内部通讯录之后，股票经纪人便会挑出里面高职级的员工，挨个打电话过去，向他们推销股票。

杰克：作为电话推销员，我的工作就是给这些人打电话。我不需要真的尝试卖出股票，只需要提供“关于某家前景良好的待上市公司的免费研究结果”，同时强调我是代表某某经纪人来电的。后面强调的这点，在培训的时候被强调了许多遍。这么做，就是为了向潜在的客户塑造出经纪人的光辉形象：让他们觉得经纪人既然忙到需要助理帮忙打电话，那一定是业务能力非常出众了。我们电话推销员这个岗位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突显坐我隔壁的股票经纪人本不存在的重要性。

我每周都能拿到200美元的报酬，是经纪人直接从自己钱包里掏出现金支付我的，这让他看起来挥金如土。然而，我们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在客户面前体现出经纪人的社会资本，在公司内部，有这样专门为经纪人服务的电话推销员，也给了他们某种身份的象征。而这种身份象征，在崇尚男性气质的高竞争办公环境中，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是他们的图腾，是他们地位的象征。电话推销员的存在，可以帮助股票经纪人拿到与来访区域经理会面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在办公场所的地位阶梯上略微上移一些。

这些经纪人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给领导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然后被获准从地位较低的“交易场所”升迁到楼上的办公室。杰克对此的结论是：“我在这个公司的岗位是多余的，除了让我的直接上级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或者看起来像个大人物，没有任何作用。”

这正是“随从”的定义。

上述股票经纪人这种小家子气玩法（哪怕是在20世纪90年代，200美元也不多），帮助我们看清了某些在更大更复杂的公司环境中看不大清的现象。在那些更为复杂的场景中，某些岗位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如何维持的，这些岗位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没人说得清。奥费利娅就职于某家经营社会营销活动的机构：

奥费利娅：我现在的岗位头衔是组合协调员。所有听了这个岗位名称的人都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己也在摸索。组合协调员的岗位描述是：负责处理促进合伙人关系的各类工作……在我看来，就是时不时解答疑问。

按照这个岗位描述，组合协调员很符合狗屁工作了。但实际上，我在机构里做的事情，差不多可以算是主管的私人助理。从私人助理这个角度看，我的工作还真的有实实在在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主管不是太“忙”就是太有身份，无法自己做这些事。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我似乎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有事做的人。有时候我都忙到快疯掉了，可那些经理却傻坐着，盯着墙壁，好像要无聊死了，然后只能找些无意义的事情做做来打发时间（比如，有个经理每天都会花半小时整理背包）。

显然，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工作让所有人都忙起来。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逻辑，出于一种或许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逻辑，我们又开始招人了。也许这样就可以维持“事情很多，我们很忙”的幻觉吧！

奥费利娅猜测，她这个岗位最初设定的时候不过是为了凑数，这样办公室里的某个人就可以吹牛说自己手底下有多少多少这样干活的人。但是这个岗位一旦创建出来，某种有悖常理的操作就开始启动了：经理不断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扔给这个职级最低的女性下属（也就是奥费利娅）。为了创造出他们非常忙碌，忙碌到没时间处理这些事务的假象，就必然导致他们手头可做的事情变得比之前的还要少，这就刺激他们做出了又一个奇怪的决定，那就是再招一名经理，这位经理招来后也是盯着墙发发呆或者玩玩《精灵宝可梦》。那为什么要招聘这位经理呢？因为既然机构还需要招人，就“表明”其他人很忙，并不是每天在发呆玩游戏。奥费利娅有时候忙到要疯，部分原因是数量有限的那些必要工作（甩给她的工作）不断在增加，而增加的内容又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人们生造出一些工作给她做，其全部目的不过就是不让这些低职级员工闲下来。

奥费利娅：我们这边其实有两个机构，办公也在不同的楼。如果我老板（她其实就是这里最大的老板）需要去另一栋楼办公，那么我就必须填写一张表格，去预约那边的办公场所。每去一次都得填表。这完全是神经病一样的操作，但这确实给那栋楼的接待员制造了足够的工作量，也因此使得这个岗位不可或缺。同时，这让她的工作看起来很有条理，不同的文书工作涌入，她都能处理好、安排好。我突然想到，那些招聘广告里说的期望找到能使办公程序更为高效的员工，其真实意图是：更多的员工意味着更庞大的官僚队伍，于是产生并完成了更多的“工作”，因此显得办公程序很高效。

发生在奥费利娅身上的事情反映了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谁的工作是狗屁工作？是随从的工作还是老板的工作？有时候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比如前文中的杰克，很显然，他的工作是狗屁工作。杰克这类随从岗位存在的意义只不过是让直接上司看起来很重要，感觉起来也很重要而已。对于这类随从，没人会介意他们是不是什么工作都没做。

史蒂夫：我刚刚毕业，开始了一份新工作，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阅读并回复老板转发给我的邮件。老板转发邮件的时候会写上“史蒂夫，你看看这个”。我看完回复老板：这封邮件不重要，邮件是垃圾邮件……

而诸如奥费利娅从事的这类随从工作，事实上工作量很大，发展到后来这类随从基本替老板把活儿都干完了。当然，这其实正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男性高管配备的女性秘书一直在扮演的角色（现在换了个叫法，不叫秘书叫行政助理了）。虽然理论上秘书工作只包含帮忙接打电话、录入口授材料、简单归类文件，但事实上，她们最后往往什么都做，老板80%~90%的工作都是由她们完成的，有时候甚至完成了老板工作中非狗屁部分的100%。如果写一部历史，专门记录某些因书籍、设计、规划或文献而闻名世界的男性，事实上是抢了他们女秘书的功劳，那肯定有趣极了，虽然这部历史写出来的可能性不大。[9]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谁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引入主观因素来进行考量。奥费利娅办公室里，那位每天花半小时整理背包的中层管理人员，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那些被雇用的随从，那些之所以被雇用完全是因为这些中层管理人员需要体现自己重要性的随从，几乎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且对此痛恨无比，哪怕并不需要做一些为了保持繁忙而硬塞进来的无用工作。

朱迪：我做过的唯一一份全职工作是在某家私营工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我当时从事的工作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之所以有我那个岗位，仅仅是因为公司里的人力资源专家太懒：他整日坐着，动都懒得动一下，于是就有了我这个岗位——人力资源助理。这个工作每天只需要忙一小时就足够了，最多也就一个半小时，我绝对不骗你。每天剩下的大约7个小时时间，我就在办公室里玩玩《2048》游戏、刷刷YouTube视频。电话从来都不会响，资料不到5分钟就能录入完毕。给我钱就是让我整天无聊透顶的。我还想再说一次，我干的这点活儿，这位人力资源专家分分钟就能搞定，懒死他得了。

···

我在马达加斯加高地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注意到，在每一座知名贵族的坟墓边上，都会有两三座朴素简单的坟墓，它们就在贵族坟墓的尾部。每每问及这些朴素的坟墓，他们总会告诉我，这些坟墓里埋葬了贵族的“士兵”（不过是“奴隶”的委婉说法）。这种操作用意非常明确：贵族有权对人呼来喝去，哪怕是死了，都得拉几个下人一起死，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贵族。

在公司环境中，也有一套类似的逻辑运行着。那家荷兰出版公司为何需要接待员？因为每当领导下达命令的时候，只有起码传递三层的公司才能让人另眼相看。也就是说，起码得有老板、编辑和编辑的下属或助理什么的，再不济，也得有个接待员来扮演某种全体人员下属的角色。要不然，这家公司就不够正经，充其量就是个嬉皮士团伙。因此，雇用这样一名随从是这件事本身的重点，而这名随从最后是不是有事做则完全是次要的。这取决于各种非主要因素，比如，是否有活儿，上级是否有需求，上级的态度如何，性别方面的大环境如何，以及机构内部的既有规则是怎样的。大型机构中，上级的重要性几乎永远是跟他手下干活的人数挂钩的。这反过来更刺激了组织阶梯中处于上位的那些人不断扩充自己的队伍，至于招来的下属具体做什么，则完全是以后再考虑的事情了。更多情况下，这些上级还会无视岗位过剩的情况，根本不会花精力去精简队伍。后面会提到，诸如银行、医疗耗材公司等大公司有时会聘请顾问来提升公司效率。根据这些顾问的反馈，当管理层了解到效率的提升需要仰仗自动化，而自动化会造成他们手底下的员工数量骤减时，这些管理人员便沉默了，不仅场面陷入尴尬，随之而来的还有对顾问毫不掩饰的敌意。效率提升方案一旦被执行，这些管理人员就什么都不是了，成了光杆司令了。没有了随从，那他们还能当谁的“上级”？

“打手”这个术语在这里当然是使用了隐喻，我说的肯定不是真正的歹徒或者花钱买来的打手，在这里，我说的是那些有一定进攻性，但存在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有人花钱让其存在的岗位。

符合此类别最为突出的工作便是国家武装部队了。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武装部队，不过是因为其他国家也有武装部队。[10]如果大家都没有武装部队，那世界完全可以继续运转。除了部队，大部分游说者、公关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也符合这类情况。和真正的打手一样，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如果所有的电话推销员都消失不见，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几乎所有人也会同意，如果所有的企业律师、银行游说人员、行销大师都在一眨眼的工夫消失不见，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起码让人好受那么一点点。

很明显，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上述这些工作真的是狗屁工作吗？难道这些不是跟上一章提到的黑帮杀手更相似吗？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打手做的事情是有利于他们老板的，虽然对整个人类来讲，这个职业的存在总体上会被认为是有害的。

这里我们再次需要求助于主观因素。有时候，某些工作毫无意义得实在太过明显，以至从事者中几乎没人会试图否认这一点。如今，在英国，大部分高校都有公共关系办公室。这些高校公共关系办公室里的人员数量要比同等规模企业（比如，同等规模的银行或汽车制造厂）公关部的人数多好几倍。牛津大学真的需要雇用十几个公关专员来宣传自己，让公众相信自己是顶尖大学吗？我可以想象，同样是这十几个公关专员，要向公众证明牛津大学不是顶尖大学，那才要花多年时间，甚至持续多年努力后，还未必能说服大家呢。当然，我这样说显得有点耍贫嘴：公关部门做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我敢肯定，牛津大学公关人员每天操心的事情还包括那些更为实际的事务，比如，如何吸引石油大亨以及各国贪官的孩子来牛津上学（若是不想办法，这些孩子可是会去剑桥的）。不过，英国众多精英大学中，公共关系、“战略沟通”或者其他什么类似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向我坦白，他们的确感到自己的工作基本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我把打手工作归为一类狗屁工作，主要是因为在从事打手工作的人员中，有太多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社会价值，不应存在。回到序言中那位税务诉讼律师说过的话：“我就是一名企业律师……我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糟糕透顶。”很遗憾，要弄清究竟有多少企业律师私底下有同样的感受，几乎是不可能的。YouGov的调查结果也并未细分到不同职业，我自己的调查结果虽然确认了这样的感受绝非个例，但那些反馈自己有同样感受的参与者并没有职级特别高的。除了企业律师，针对市场推广领域、公共关系领域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

为什么我觉得“打手”这个词更合适呢？几乎在所有案例中，此类工作的从事者之所以厌恶自己的工作，都不仅仅因为他们觉得这份工作缺乏积极价值，还因为这份工作在他们眼中，从本质上来讲，具有操纵性和攻击性。

汤姆：我在一家位于伦敦的大型美国后期制作公司工作。这份工作很长时间以来都相当令人愉快和满意：通过我的努力，影视作品中的汽车飞起、大楼爆炸、恐龙袭击外星人飞船，全世界的观众因而获得了享受。

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广告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这些广告公司给我们带来知名品牌的广告后期业务。这些品牌有洗发水、牙膏、润肤乳、洗衣粉等。我们使用各种视觉效果手段，让这些产品看起来神乎其神。

此外，我们也接电视节目和音乐视频的活儿。通过技术处理，视频中，女人的眼袋消失了，头发顺滑光亮，牙齿洁白，各路明星看起来更苗条了……我们对皮肤进行喷绘处理，斑点就这么消除了；我们把牙齿区域单独选出，然后进行颜色修正，这样牙齿就变得更为洁白（同样的方法也用到了洗衣粉广告中的衣服上）；在洗发水广告中，我们把头发的分叉部分涂掉，并在头发上增添亮光部分；专门的变形工具可以把人修得更瘦。所有电视广告都用了这些技术，大部分电视剧和许多电影也是如此。尤其是女性角色，修得很多，但是男性角色也修。本质上来讲，我们的工作使观众打开电视就能看到节目里各种完美的形象，然后自惭形秽，这时候，广告插播进来，给大家提供了各种效果被夸大的产品。

做这些事，我每年能得到10万英镑的酬劳。

我问他为什么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而不仅仅是有害的），汤姆回答道：

汤姆：在我看来，有价值的工作是这样的——它或者能满足早已存在的某种需求，或者能创造出某种人们未曾想到的产品或服务，这种产品或服务能以某种方式改善人们的生活。我认为，人类早已过了大部分工作符合上述类别的阶段了。对大部分行业来说，供给已远超需求。人类当下生产的是需求而不是别的什么。我的工作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制造需求，第二部分是夸大号称能解决这些需求的产品的效果。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所有广告业从业者及相关人员的工作内容都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如果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为了卖出产品去诱骗人们产生虚假需求，那么你若是想要声辩这些工作不是狗屁工作，估计要费很大一番功夫。[11]

在广告业和市场推广行业，此类不满情绪如此泛滥，以至诞生了《广告克星》（Adbusters）这本杂志。《广告克星》的内容生产者全部来自广告业和市场推广行业。这些内容生产者憎恨自己为了谋生而日日“作恶”，希望能利用自身在业内已拥有的力量来“行善”。比如，设计花哨的“颠覆广告”（subvertising）来抨击整个消费文化。

不过汤姆并不反对消费文化本身。他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狗屁的成分是因为，在他眼中，那些“美容美发（特效）工作”（汤姆本人用词）本质上具有胁迫性和操控性。他将“非欺骗性幻觉”和“欺骗性幻觉”区分开来。当你用特效做出恐龙袭击飞船的画面时，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真的。这就跟舞台上的魔术表演类似，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有把戏，把戏本身就是趣味的一部分，大家只不过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罢了。与此相对，当你不动声色地修饰名人外表时，其实是在试图潜移默化地改变观众心中对真实生活（此处特指男人和女人的外貌与身材）该有的样子的认知。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人心中产生不适感，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好，无法跟真正的生活相比。非欺骗性幻觉给世界带来了快乐，而欺骗性幻觉则旨在说服人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既庸俗又糟糕。

类似地，我还收到了大量来自呼叫中心员工的反馈。大家觉得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环境（事实上，不同呼叫中心工作环境差异很大，有噩梦般受到严密监控的，也有工作氛围出人意料地宽松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涉及哄骗和胁迫。他们每天都在连哄带骗带人入坑，而非真正为客户考虑。下面是部分反馈内容：

·我在好多呼叫中心打过工，它们都是些狗屁工作：不断推销着让人们购买他们不想要也不需要的东西，记录保险理赔申请，以及做些没用的市场调查。

·就是“诱饵销售”，先提供“免费”服务，然后让你花1.95美元买两周的试订阅，以便享受完这个服务。为了获取购买的试订阅服务，你需要登录这个网站，登录的时候就默认了自动续费，而每月缴纳的费用可是最初试订阅费用的10多倍。

·别说对社会没有正面贡献了，简直是在给人们的生活积极地增添负面贡献。每天就是打电话，缠着他们购买根本用不上的“垃圾”，确切地说，是卖给他们“信用积分”，这个积分其实在别处免费就能得到，但在我们这里（稍微搭几个愚蠢至极的附加产品）能卖到每月6.99英镑。

·我们卖的服务不过是些超级简单的计算机操作，消费者在网上随便搜搜就能自己搞定。产品估计是针对老年人群和使用计算机能力较差的人群的。

·我们呼叫中心几乎所有的资源都用到工作人员的话术培训上了。大家使用这些话术来诱骗人们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来电者原本想要解决的真实问题则被忽略了。

我们再一次看到，让人真正厌烦的是“攻击性”和“欺骗性”。这里我也有切身体会。虽然往往很短暂，但我也做过一些类似的工作：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事情，能比让你昧着良心劝服别人做有违他们自然判断的事情要来得更加令人不爽了。在本书的下一个章节，我将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到时候会谈谈“精神暴力”这个议题。不过在这里，我们暂时只关注一点，那就是打手工作的核心点正是“攻击性”和“欺骗性”。

拼接修补者的岗位完全是为了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或缺陷而存在的。出于解决某个本不该存在的问题的需求，我们有了拼接修补工作。这里，“拼接修补者”这个术语，我借鉴了软件行业。我觉得这个词除了软件行业，还广泛适用于其他行业。某位软件开发师是这么描述他所在行业的：

巴勃罗：我们主要有两种工作。一种是致力于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各类难题的攻克等。另一种则是把现成的几项核心技术拿过来，然后一通拼接，实现各项核心技术的合体。

我们一般认为第一种工作是有用处的，而第二种工作在大家眼中就没那么有用了，甚至可以说完全无用。反正不管有用没用，远不如第一种工作来得令人满足。为什么会有这种满足感差异呢？或许大家注意到了，如果核心技术完成得好，那拼接修补

工作基本上就可有可无了。

巴勃罗的主要观点是，人们越来越依赖免费软件，软件行业的领薪岗位也越来越多地设置给了拼接工作。程序员下班后很乐意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发些程序，因为这些涉及核心技术的工作内容本身就令人满足，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没有动力去考虑自己开发的程序是否最终能和其他人开发的其他程序相兼容，那么这批程序员在白天上班的时候，就得花费更多时间去从事拼接工作（有偿），把这些本不兼容的程序拼接起来。巴勃罗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后文中我会详细讨论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过现在，我们仅对拼接工作概念本身进行展开。

清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事物放在那里，哪怕动都不去动，一段时间后，也会有灰尘。有生活，就会留下痕迹，有痕迹，就需要跟着整理。可是如果有人纯粹是故意的，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烂摊子让你收拾，那你肯定会发火。如果你的全职工作是专门跟在这类人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那你的心中定然会滋生怨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甚至谈到了“主妇型神经症”（housewife’sneurosis）。弗洛伊德认为，人生被困于跟在别人后面整理和打扫的女性深受此病影响，作为报复，这些女性对家庭是否卫生这个问题十分沉迷，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便是拼接修补者常陷入的精神苦痛：他们的全部工作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比如卫生清洁），而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压根儿懒得管这些。

拼接修补者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些成天跟在能力不足、行事马虎的上司屁股后面，一直忙着收拾烂摊子的下属了。

玛格达：我曾就职于一家中小企业，担任“测试员”。我的工作是校对公司那位明星研究员兼统计师撰写的研究报告。

这位研究员兼统计师对统计学一无所知，甚至连写个没有语法错误的句子都很困难。他写东西的时候几乎不用动词。写的东西实在太烂了，如果我能找到哪段话是有条理的，那我可以奖励自己一块蛋糕了。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多斤。他每写完一份报告，我就得花费精力去说服他推翻重写。当然，他根本不会同意做任何修改，更别提重写了，我只好把这份报告拿给主管过目。主管们同样对统计学一窍不通，但作为领导，他们能把这份报告拖得更久。

看起来有这么一类工作，是专门替上级收拾烂摊子的。而这些上级能够身处高位，并非因为工作能力本身（这跟直接替上司把工作完成的随从有点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一名程序员受雇于某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名来自维也纳的心理学家，并自认为是老派的科学革命者，还发明了公司内部直接称为“算法”的东西。这个算法旨在再现人类言语。公司将算法出售给药商，以供他们在网站上使用，只不过这个算法无法成功运行：

努里：公司的“天才”创始人是个来自维也纳的心理学研究者，号称自己发现了“算法”。来公司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被允许查看这个算法本身。他们吩咐我写的代码是如何应用该算法的相关内容。

对这位心理学家的这个算法的应用，就没得到过什么合理的结果。通常，整个工作会陷入下列循环中：

·对他的算法进行极为基础的应用开发，但依然出现了问题，于是找到他并展示给他看。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皱了皱眉说：“啊，这也太奇怪了吧！”说得好像我刚刚找到了死星[12]的那个小小弱点一样。

·然后他就钻到自己的“洞穴”里，消失了两个小时……

·随即凯旋，错误已纠正，算法已完美！

·回到步骤一。

最后，这名程序员只好写些非常原始的伊丽莎脚本程序[13][14]来模仿人类讲话，然后放到公司网站上，用来掩盖“算法”本身完全是胡编乱造的垃圾这个事实。最后这名程序员发现，他所在的这家公司纯粹是虚荣的产物，是面子工程，花钱雇的首席执行官原来是经营健身房的。

大部分拼接修补工作的存在都是因为系统有故障，而没人愿意花精力把这个故障修理了。比如，有些工作其实很容易就能实现自动化，却没有实现，原因要么就是没人抽出时间来把这个自动化实现了，要么就是管理者压根儿不想削减手底下干活的人数，要么是公司人事架构混乱，也有可能三个原因都有。我手头上此类反馈数不胜数，下面是部分案例：

·我在一家旅行社工作，是名程序员。公司里有些可怜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在收到最新航班列表的邮件后，把这个列表手动输入Excel工作表里，这样的操作每周会有好几次。

·我的工作就是将关于国家油井的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每天要花费7个半小时来影印退伍军人的健康档案……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购买数字化设备太昂贵了。

·我的工作就是盯着电子邮箱，若公司里有员工发邮件寻求技术帮助（此类邮件内容是按照规定好的特定表格填写的），我就把这些邮件里的内容复制粘贴到另一种不同的表格里。这个工作不仅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可实现自动化操作的案例，而且这个工作曾经是实现过自动化的！后来，管理层内部对这项工作的内容产生了分歧，为了解决这个分歧，领导就颁布了标准化操作，而这个标准化操作使得之前的自动化操作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从社会层面来看，拼接修补工作传统上一直属于女性。纵观历史，杰出男性在闯荡人生的征途中，对身边发生之事疏于观察，不断得罪他人。正是他们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承担起了情感方面工作的责任，替他们安慰他人受伤的自尊、安抚他人的紧张情绪、商议那些他们捅出的娄子的修补方案。从物质层面来看，拼接修补者可被视作典型的工人阶级。建筑设计师或许能在纸上画出令人惊叹的蓝图，但是想出办法真正将电源插座安装到圆形房间墙上的却是建筑工人。也正是这些建筑工人，用真正的拼接修补胶带将那些设计图里说可以连接在一起但实际上连不起来的东西拼接起来。

上述最后这个案例中，我们讨论的情况并不属于狗屁工作。就像贝多芬交响乐需要乐团指挥来指导演奏，麦克白夫人需要一个真实的女演员来出演那样，在蓝图、图解、规划图和实际建设之间，永远都会存在某种差距。因此，总需要有一些人在这个差距中间进行必要的调整。但若规划图明显不可行，那么这个调整工作就成了狗屁工作。这个道理任何一位合格的建筑设计师都应明了。当系统设计得足够愚蠢，愚蠢到完全可以预见最终的失败时，组织想到的办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解决问题，而是在失败达成、损失造成后，再去雇用全职员工来处理这些损失。就好像发现房顶漏水后，房主觉得找专业人士修理屋顶太麻烦了，于是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人全职来照看这个水桶，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不用说就知道，几乎所有拼接修补者都知道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并且往往对此心生愤怒。

我自己就遇到过典型的拼接修补者。当时我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担任讲师，有一天办公室墙上的书架塌了，书本散落一地，原本托住书架搁板的粗糙金属支架脱落了一半，在我桌面上空愉快地晃来晃去。一小时后，来了个木工检查情况，但是他看了一眼散落满地的书本后，一本正经地宣布，因为地上都是书，安全规章不允许他在这种情况下进屋检修。我得先把书全部堆放好，并且只能堆放书不能碰到其他任何东西，他才会尽快赶回来，把这个晃来晃去的金属支架换掉。

我乖乖把书全部堆放好，可这位木工却再也没有出现。人类学院办公室每天都会给学校房屋及庭园部门打电话。每天，人类学院办公室都会派人打电话给房屋及庭园部门问这位木工有没有时间，而且一天打好几次，但这位木工永远都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要忙。一个星期后，我已经习惯了坐在地上工作，这些掉落的书本被我渐渐摆成了鸟巢状。而学校的房屋及庭园部门显然存在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被雇用后，全部的工作就是向别人道歉，告诉他们为何木工没时间。感觉这个人挺好的，他非常有礼貌，情绪也很稳定，而且从他身上总能感到一丝淡淡的忧郁，这一切使他非常适合这份工作。但是，我们无法说出“他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很满意”这样的话。最重要的是，似乎找不到什么理由来解释，学校为何不干脆把这个岗位取消，然后用省下来的钱再去雇用一名木工。如果这样，这个道歉的岗位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我使用“打钩者”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被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这类工作者存在的全部意义或者绝大部分意义就在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可以对外声称，他们正在做某件他们其实没有做的事情。在疗养院从事康乐活动协调工作的贝斯琦女士这样说：

贝斯琦：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询问这里的住户他们的业余消遣爱好，然后把问到的结果填到表格里，再把表格上的内容敲到计算机里，之后这些内容马上就被人永远遗忘了。出于某种原因，纸质的表格也被收到了活页夹里。在老板看来，这些表格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我没及时完成这些表格的相关工作，我就死定了。我们这里有很多短期住户，第二天就走的那种，同样需要询问并记录他们的消遣爱好。我扔掉的纸张可以堆成山了。这些询问往往只会引起住户的反感，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不过是狗屁文书工作，并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打钩工作最糟糕之处莫过于，打钩者往往清楚地知道，这份工作不仅对实现表面上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实际上还会带来阻碍，因为打钩工作浪费了原本可以投入在这些事务上的时间和资源。贝斯琦知道，她花费在住户消遣爱好表格上的时间，恰恰就是没花在住户消遣爱好上的时间。虽然她也成功地将自己的一些时间用到了真正的康乐活动上（“幸运的是，每天正餐前，我都可以弹钢琴给住户听，那真是美好的时光，大家微笑着歌唱，有时感动到流泪。”），但在这些时候，贝斯琦心中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美好时刻都是额外奖赏给她的，因为她完成了自己的主要工作——填写那些表格。[15]

政府组织热衷打钩工作，对此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政府内若有人做坏事被发现（比如收受贿赂，或者在交通截停的时候开枪伤人），那么政府组织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成立“事实调查委员会”来彻查事件。这么做有两个功能。首先，通过这样的方式，政府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虽然内部存在少量渣滓，但组织内部其他人对此类恶性事件一无所知（当然这很少是真的）。其次，成立了事实调查委员会，就好像告诉大家，一旦事实调查完毕，此事定会得到处理（这往往也是假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公众宣告，政府正在做一件他们其实并没有在做的事情。不仅是政府，如果有需要，大型公司也会这么操作。比如，某家公司被曝出他们的服装厂雇用了奴隶或童工，或者被曝出排放有毒废料，那他们也会马上成立事实调查委员会。这一切全是狗屁，但要说到狗屁工作，从事者糊弄的不仅仅是公众（这起码也称得上对公司有某种作用），连公司内部也糊弄。[16]

公司合规性调查行业可被视作介于政府和公司之间。该行业之所以产生，正是（美国）政府相关法规带来的直接结果：

莱拉：我所在的行业正在逐步发展壮大，这源自联邦政府的一项法规——《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基本上，美国公司在和海外企业合作前，需要对合作的海外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没有同海外腐败企业发生合作关系。我们的客户都是大公司，有科技公司、汽车公司等。这些大公司有时会跟数不清的海外小型企业合作（比如中国的小型企业，我就是负责这块的），或者给它们供货。

我们公司为客户进行海外合作企业的尽职调查，其实就是上网搜索该企业的相关资料，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编辑出一份报告。我们有大量的行业术语和业务培训，以便写出的报告风格稳定。

有时候上网搜索很快就能获得有用的信息，比如，该企业的老板卷入过刑事案件，我们就可以据此提醒客户。但更多时候是毫无意义的无用功，有用和无用的比例大概是1∶4。除非被查询对象被刑事起诉过，不然我这个住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调查员，仅仅凭借在家上网是无法知道这位被查询对象是否某日在中国广州收到过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17]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所有行政部门的统一作风：形式上的措施一经实施，“现实世界”（对组织而言）便成了纸上所记录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世界则被忽略了。我清楚地记得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一件事，这件事当时引发了学校内部会议上广泛的讨论。那时我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考古系有位一年级硕士研究生的丈夫在那个学期第一天遇到了车祸，突然离世了。遭遇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打击后，出于某种原因，这位学生对手续类的事务产生了心理阻隔（mental block）。她照常上课，课堂讨论积极参与，该交的论文一篇也不落，分数还很高，但每一门授课教师最后都会发现，她压根儿就没选过这门课（没完成选课的手续）。正如考古系大佬（éminencegrise）在教职员会议上指出的那样，这可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在注册中心的工作人员眼中，如果没有及时提交选课手续，那你就没有上过这门课。课堂表现也好，课后作业也好，都不算。”系里其他教师或嘀嘀咕咕，或大声反对，偶尔也会有人小心翼翼地间接提到她的“个人生活悲剧”（具体是什么悲剧却永远没人说明，我最后都是从学生那里知道的）。然而，在这一次次讨论中，却没有人直接反对注册中心的这个态度。没有选课，就等于没有上课，这样的说法已成为“现实”。这就是行政世界中的“现实”。

最后，注册中心的选课手续补交申请也要到截止时间了，系里不断劝说这名学生填写那堆申请资料，但还是无果。研究生院院长在会议中对此发表了无数次长篇演说，说大家不过是想帮她[18]，怎么就这么不配合，怎么就一定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困难，说她实在是太不为他人考虑了。最后这名学生被研究生项目除名了，理由是：如果连行政手续都没办法应付，那你显然不适合开启学术生涯。

在政府经营得越来越像公司、公民开始被视作“顾客”的今天，上述思维模式不减反增。马克是英国某地方议会负责质量和绩效的高级官员：

马克：我的工作内容（尤其是我撤离一线工作，不再直接跟顾客打交道以后）主要包括在各种表格里打钩，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制造虚假繁荣景象，制造毫无意义但能带来掌控幻觉的数据。这些工作对当地居民一点用都没有。

我听过一个故事，不知道真假。有一天，某公司的老总突然拉响了楼里的火灾警报，于是所有员工都跑到了停车场。他让那些警报响起时正好和客户在一起的员工马上回到楼里；剩下的人，只有等楼里那些和客户谈事的同事需要你时，才可以回去；还剩下的人，就只能等第一拨和第二拨进去的同事需要你时，才可以回去；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要是我在地方议会工作那会儿领导也来这么一招，我估计会在停车场里待很久很久！

马克口中的地方议会工作不过就是每月围绕“数字目标”在各种表格上不停打钩。这些数字被贴在办公室的公告栏上，并用不同颜色进行了标记。绿色表示“上升”，黄褐色表示“没有变化”，红色表示“下降”。管理者似乎连随机统计变异的基本概念都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于是每个月，那些获得绿色数字的员工会得到奖赏，获得红色数字的员工则被督促要加把劲。这一切几乎都与服务民众这项工作没什么真正的关系。

马克：当时我做的其中一个项目是住房“服务标准”的制定。这个项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跟顾客耍耍嘴皮子，跟经理开开讨论会，最后写出一份报告等着经理在会上夸奖一番。报告得到赞扬后（主要是因为报告做得很漂亮，讲解又很吸引人）就被收起来归档了。这一切对居民没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却实实在在地耗费了我们大量的工作时间，更别提居民被浪费掉的那些填写民意调查的时间和参加焦点小组的时间。就我个人的经验，地方政府大部分政策都是这么实施的。[19]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的美观和吸引力在这里显现出了重要性。打钩者反馈给我的说法中，关于报告美观性这件事不断被提及，而且比起政府部门，公司里这个情况更为严重。某位管理者在公司是否重要，通过手下员工的数量就能够体现；这位管理者权力地位是否够高，报告和演讲的美观程度就能够说明。公司世界里，没完没了的会议给这些报告和演讲提供了舞台，使之成为某种至高仪式。正如封建领主随从大军中，有人专门[20]负责骑马比武前的马匹盔甲擦拭工作或庆典前领主的胡子打理工作，今时今日，公司高管的下属团队中，也有专人负责他们的演讲PPT和报告中的地图、漫画、照片与插图。这些报告的命运大都类似于歌舞伎舞台上那些道具和服饰，没人会真的仔细看。[21]但野心勃勃的公司管理层对此毫不在意，他们兴高采烈地花着公司大把大把的钱养着这些专职人员，只不过为了说上一句：“是的，我们委派了专人负责撰写这项事务的报告呢！”

汉尼巴尔：我是给全球化制药公司的营销部门提供数字咨询服务的，因此我常和全球化的公关公司打交道，撰写一些类似《如何提升数字医疗保健核心利害关系者的参与度》这种标题的报告。这些报告纯粹就是扯淡，除了能帮助营销部门完成各种表格的填写，啥用都没有。不过这些狗屁报告的收费可一点都不含糊。最近，我收了一家制药企业12000英镑左右的费用，写了份两页纸的报告，供他们在全球战略会议上使用。这份报告最后也没用上，因为展示的时候他们还没讲到这部分就超时了。虽然如此，他们对我的这份报告依然相当满意。

事实上，有一整批附属行业是依托这些表格打钩业务而存在的。我在芝加哥大学科学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办公室工作过几年，当时大家90%以上的工作内容就是影印医学期刊文章再邮寄出去，这些期刊大都名为《细胞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Biology）、《临床内分泌学》（Clinical Endocrinology）、《美国内科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 nal of Internal Medicine）什么的。（我运气比较好，我有别的工作内容。）开始几个月，我天真地以为这些文章是邮寄给医生的。可事实相反，一位被这个工作搞得很迷茫的同事有一天告诉我：大部分影印好的文章是寄给律师的。[22]显然，起诉医生渎职的时候，作为律师，你若能收集好数量多到吓人的医学专业论文作为证据，然后在法庭上某个合适的戏剧性时刻，往桌上一拍，那么画面感定是足足的——这是律师表演的一部分。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人会真正去阅读这些论文，但总得提防着点，万一辩方律师或其专家证人随机抽出其中一篇来检查。因此还是需要交代你的法律助理在成堆的论文中找出那些有用或者至少勉强能和案件扯上点关系的论文。

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讨论私营公司各种自我欺骗的招数，他们花钱招来人，不过是为了告诉自己正在做事，哪怕其实什么也没有做。比如，许多大公司依然有自己的内刊，甚至保留着公司内部的电视台。他们声称这是为了让员工能够获悉公司最新的趣闻和发展情况，但事实上，这些杂志和电视台的存在，不过是为了给管理层带去欣慰和愉悦。公司领导喜欢在媒体中看到颂扬自己的报道，他们喜欢体验被“记者”采访的感觉，这些“记者”看起来挺像回事，而且从来不会提出尖锐的问题让你难堪。这些作者、制片人和技术员收入颇丰，往往是市场价的两到三倍。但我聊过的全职从事此类工作的人，无一例外觉得这份工作纯属狗屁。[23]

分派者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儿。如果分派者认为自己的介入其实毫无意义，哪怕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活儿干好，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这类分派者正好和前面说的随从相反：后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下级，前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上级。

第一类分派者只是没用，第二类分派者则直接有害。第二类分派者的主要工作便是制造狗屁工作给他人，监督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还要招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些狗屁工作。此类分派者可以被称作“狗屁工作生成器”。第二类分派者除了分派工作，或许还有其他工作，但如果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工作内容是生产狗屁工作然后分派，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被归到狗屁工作中。

正如大家能够预见的那样，从分派者那边收集证词是相当困难的。哪怕他们私底下觉得自己的岗位完全无用，也很少愿意承认。[24]不过还是有个别愿意说的。

本是典型的第一类分派者，他是位中层管理者：

本：我做的就是狗屁工作，这份工作就是中层管理。我手底下有10个人，但我敢说，没我他们照样能把活儿都干了。我全部的功能就是把工作派给他们，其实那些生产出这些工作的人完全可以直接派活儿。（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作本身就是别的狗屁工作从事者，也就是别的中层管理者搞出来的，而我把这些狗屁工作者生产的工作再分派下去，那我的工作真的是狗屁和狗屁的叠加了。）

我也是刚刚被提拔到这个位置的。我花了好长时间观察琢磨这份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想了很久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岗位实现的最大价值应该就是激励员工了。但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哪怕我十分努力了！

据本估计，他大概花了至少3/4的时间在分派任务和监督这些任务的执行。虽然他坚持认为，完全没理由相信自己的监督对下属员工的工作执行存在丝毫影响。他还告诉我，他一直偷偷地在试着给自己也派点实实在在的活儿，但总会被他的上级发现并喊停。但值得注意的是，本告诉我这些话的时候，他刚刚就任该岗位两个半月，这或许能说明他为何如此坦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若放弃了抵抗，开始接受这个新的角色，或许就会理解到，正如另一位管理者告诉我的那样：“中层管理者全部的工作便是监督基层员工的工作，确保他们完成‘生产效率指标’。”那样的话，本就会“摆正位置”，开始去设计各种表格、各种统计数据、各种衡量标准分派给下属，而本的下属也可以开始伪造各种数据来“完成”这些“标准”。

被迫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很多人身上。比如阿方索，他在公司里担任本地化工作副经理一职。下面是他给我的反馈：

阿方索：我的工作是监督和协调一个五人翻译小组。问题是，这五人翻译小组的工作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搞定：他们训练有素，会使用一切他们需要使用的工具，并且能够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来完成各项任务。于是我就成了看门人了，一名“任务看门人”。我的上级会通过Jira（一款任务管理的行政线上工具）把翻译组的任务发过来，然后我再把这个任务分派给对应的译者。除此之外，我还负责向上级递交例行报告，他再把报告内容融合到自己的“更为重要的”报告中，之后递交给公司首席执行官。

像这样，分派工作和打钩工作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层管理的本质。

不过对阿方索的团队来讲，他还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位于爱尔兰的翻译小组，其实从日本总部办公室收到的活儿非常少，因此阿方索需要绞尽脑汁，编出像模像样的报告，来让总部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忙碌，缺一不可，于是所有人都能保住工作。

···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类分派者：那些生产出狗屁工作然后分派给他人的工作者。

我们不妨从克洛的故事讲起。她在英国某所著名大学担任教务长，这个岗位有着明确的职责：为解决校园里存在的各种麻烦提供“战略指导”。

现如今，我们这些在学术工厂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还是喜欢把自己视作教师和学者，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对“战略”这个词语我们开始感到很害怕。“战略使命说明”或者更夸张的“战略愿景文件”将某种可怕的感觉渗透进来。正是通过这些说明和文件，原本属于企业的管理惯用伎俩正偷偷潜入学术圈——对工作表现进行量化评估。教师和学者被迫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评估自己的工作，去证明自己工作的必要性，与此同时，留给他们真正用来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任何反复出现“质量”“卓越”“领导力”“利害关系者”等字眼的文件都值得我们怀疑。所以我一听到克洛的岗位是“战略指导”，就立刻怀疑她的工作不仅仅会“狗屁”她自己，还将“狗屁”其他人。

克洛后来的陈述证实了我的第一反应，虽然个中缘由和我设想的有所出入。

克洛：我这个教务长的职位是狗屁工作，就跟高校中所有非实权主任、副校长等“战略”岗位是狗屁工作是一个道理。高校中真正掌握权力和承担责任的岗位都是跟金钱相关的。而那些手握财政大权的实权主任、实权副校长在学校里通过哄骗、胁迫、鼓励、恐吓和协商等手段，使得各院系按照他们的指挥行事。其间，不管作为“大棒”还是“胡萝卜”，金钱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主任或者其他类似岗位手上既没有胡萝卜也没有大棒，是没有实权的。我们没有可以支配的预算，我们只有（用他们曾告诉我的话来讲）“说服和感化的力量”。

我不属于领导层，也无法真正参与那些探讨学校目标、总体战略、绩效评定、审计查账等议题的茶话会。我没有预算，对各项实际事务没有支配权，不管是大楼建设还是学生课表，都没有。我能做的仅仅是提出某项策略，而这项策略不过是学校既有策略的翻新版本而已。

所以对克洛而言，她的首要职责是提出一个又一个战略愿景说明。正是这没完没了的战略愿景说明，使那些不断侵蚀并霸占英国高校学术生活的数字处理和表格打钩工作显得很合理。[25]但因为克洛没有实权，所以这一切又都沦为毫无意义的皮影戏。克洛真正拥有的，如同所有大学高级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正是他们最重要的荣誉徽章：由一大堆行政人员构成的专属于自己的小小帝国。

克洛：我手下有FTE数为75%的个人助理[26]，有FTE数为75%的“特别项目和方针支持专员”，有全职的博士后研究员，还有2万英镑的“花销”津贴。换句话说，大量（公共）资金投入了狗屁工作的运转。特别项目和方针支持专员辅助我完成与项目和方针相关的工作；个人助理才华横溢，但最后做的都是订机票、订酒店、记日志这类事情，只不过“大学教务长个人助理”比“旅行社员工”或“秘书”听起来好听而已。至于研究员，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我做研究都是独自完成，根本不需要研究员来辅助。

所以在我当教务长的这两年，我生编硬造了各种工作，安排给自己，也安排给他们。

事实上，克洛作为上级是很慷慨大方的。她花时间写出那些自己明明知道无人会采纳的战略方案，与此同时，特别项目专员“忙着整理出时间表概要”并收集各种有用的统计数据，个人助理帮助她记录日志，研究员则把时间完全花到了研究员自己的课题研究上。这样的安排看起来完全无害，怎么说整个团队都没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说不定哪天这名研究员还会鼓捣出什么发现，给人类带来巨大贡献呢。真正令克洛感到不安的是，她最终意识到，若是她手握实权，那这样的工作安排是方便她做坏事的。当了两年教务长后，克洛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昏昏沉沉地接受了一份新邀约，成为她原先所在院系的系主任，于是她获得了看待这一切的另一个视角。6个月后，她便在强烈的恐惧和厌恶中辞去了这份工作：

克洛：在我担任系主任的短短几个月里，我注意到这个岗位起码90%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每天就是填写并提交院长发下来的各种表格，院长再根据这些表格撰写战略文件以便层层往上传递。学院的科研和教学进展通过五花八门的表格进行追踪监督；院系的资金和人员成本通过围绕五年计划展开的没完没了的子计划花费出去；办公室的抽屉被消耗了大量精力写成的该死的年度评估报告塞满，只不过塞进去后不会有人再打开看。为了完成这一切，作为系主任，我只好叫下属一起来弄。我的狗屁工作渗透到了其他人的工作中。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些狗屁工作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27]，而是管理主义思想在各大机构实践的产物。信奉管理主义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拥有了完整的教职员团队，一个虽然由学术人员构成，但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持管理主义盘子始终旋转的团队：大家不断生产着战略报告、绩效指标、审计、回顾、评估、改版后的战略报告……没完没了。这一切的运转与高校最根本的生命源泉——教学和教育，完全脱节，毫无关联。

对此，我想跟克洛说，起码你是先有了员工团队，再去想各种任务分派给他们。而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均担任过各式“任务分派者”的塔尼亚，则有着更为夸张的体验：她向我描述了崭新的狗屁工作岗位是如何诞生的。塔尼亚的故事非常独特，在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章提出的几大狗屁工作类别。在对狗屁工作的研究接近尾声时，我把当时刚刚想好的狗屁工作五大类别放到了推特上，想知道网友对此分类的看法和建议。塔尼亚看完后，觉得我发的狗屁工作分类和她的个人经历高度吻合。

塔尼亚：按照您的狗屁工作分类方式，我想我或许能被归到“分派者”这个类别。我曾是某行政服务办公室两位副主任之一，负责两家政府机关的人力资源、预算、拨款、合同和差旅事务。这两家机构享有的资金资源合起来有6亿美元，员工数量达到1000人。

作为管理者（或者说作为填补职责空隙的“拼接修补者”），在某个时刻你需要招聘新人来满足组织层面的需求。大部分时候，这种需求要么来自我自己，要么来自其他管理者：有时候我会想招一个“打钩者”或“拼接修补者”，有时候又需要招些做实事（非狗屁工作）的员工或“随从”“打手”什么的。

我为什么会想招聘新的“拼接修补者”，大都是因为现有的工作管理系统（包括自动化工作流和人工工作流）太糟糕；有时候还因为现有的“打钩者”水平不够；更夸张的情况是，我手下负责“非狗屁工作”的员工，其实能力也很差，但他拿着公司的长期合同，以及长达25年的由他历任上级出具的杰出工作绩效评估。

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哪怕是在私营企业，也很难开除能力不足的下属，只要这位下属有足够的资历和良好的工作绩效评估历史。跟政府部门的操作一致，处理这类员工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将他们踢到职位阶梯的更高处”：给他们升个职，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给你添麻烦，而是给其他人添麻烦去了。但问题是塔尼亚已经在公司职位阶梯的最高处，所以没法用这个办法了，这个能力不足的老员工将继续成为她的烦恼，哪怕给他升职。现在只有两个选项。选项一：把这个能力不足的老员工从做实事岗位移到狗屁工作岗位，这样他就不需要承担什么实际的责任；选项二：如果不存在现成的狗屁工作岗位，就只能保留这名老员工的现有岗位，然后招聘新员工去从事这名老员工所在岗位本应该从事的工作。但选项二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你不能以这名老员工实际岗位的名义去招聘新人，因为这个岗位老员工占着，你必须编造出一个新的岗位，然后在明知道这个编造出的岗位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编造出一堆狗屁职位描述。毕竟，这个招聘来的新人实际上要完成的是那个老员工本该做的工作。然后你不得不装模作样，假装这位新人非常适合你编造出来的那个新岗位。这一切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塔尼亚：在有详细岗位分类和职位描述的高度组织化的机构中，你肯定能找到某个已经具体列出来的岗位来给你招聘新人使用。（这真是狗屁工作满天飞的一个职业世界，充满了大量琐碎、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项目经费申请书和竞标文件满天飞的世界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因此，创建狗屁岗位往往伴随着一整套狗屁说辞。在各式文件中，这些狗屁说辞解释了该狗屁岗位的存在意义和职责范围，并说明了此岗位从事者应该具备的资历和素质。这些狗屁说辞必须符合美国人事管理局和我们自己人力资源部门给出的格式和专门术语要求。

狗屁工作创建完毕后，肯定得再来个同样风格的招聘通知。为了符合招聘标准，求职者必须在简历里提到通知里涉及的全部技能点和术语，这样我们人力资源部门使用的招聘软件才能够把他们挑出来。被聘用后，还得再写一份文件来详细阐述这位员工的职责范围，这份文件在他们的年度绩效考评中将拿出来作为依据。

我得替求职者重新撰写简历，这样才能够打败公司的招聘软件，我才能拥有面试然后从中挑选他们的机会。如果他们的简历过不了招聘软件的筛选，我就算看上了，他们也不被允许录用。

让我们试着把塔尼亚的经历改编成一则寓言故事：假装你还是那个封建领主，你有名花匠，这名花匠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为你工作了20年，可是却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他醉倒在花坛。花园里到处都是新生的蒲公英，而莎草却开始死掉。可是花匠人脉根基深厚，如果辞掉他，会冒犯很多你不想冒犯的人。所以你只好再招一名仆人，这名仆人表面上是来擦拭门把手或做点其他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的。事实上，你在寻找所谓的门把手擦拭仆人时，偷偷考察的是候选人是否有园艺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只是这样，似乎也没什么问题。然而，在公司世界，你没办法随随便便召唤来新的“仆人”，赏他一个华丽的称谓（比如“大门入口高级管家”什么的）之后，告诉他其实他要做的是时刻准备着，一旦花匠醉倒了，就去搞定宅子里的园艺活儿。你得编造一套完整的虚假描述，来说明门把手擦拭仆人的职责范围，你还得训练这位新仆人如何假装他是王国一等一的门把手擦拭高手，最后你还得根据门把手擦拭仆人的具体职责范围描述，来定期对这项打钩工作进行绩效评价。

而且，万一哪天原来的花匠突然戒酒清醒了过来，不希望边上有个小年轻晃来晃去给他添乱，那么恭喜你，你将拥有一位全职的门把手擦拭仆人。

塔尼亚表示，这不过是分派者最终沦为狗屁工作制造者的许许多多路径中的一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