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着闲差却无所适从

我先来讲个故事吧。有个年轻人叫埃里克，他有生以来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没有意义到有点滑稽。

埃里克：我有过许许多多糟糕的工作，但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可以说是狗屁工作的是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我的第一份“职业工作”。我是家族里第一名大学生，所以当时我对高等教育的理解特别单纯、特别简单，不知道为何当时的我认为读研可以给我带来想都想不到的机遇。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研究生期间我们得到的“高等教育”就是在普华永道、毕马威等公司培训和实习的机会。开始6个月我拿着研究生补贴，什么都不用干，每天用研究生证进出图书馆读读法国小说和俄国小说，还蛮惬意的。但好日子只维持了6个月，很快我就被要求去参加一个面试，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份工作，这让我很难过。

我的工作是为某家大型设计公司提供界面管理服务。该界面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其实就是配有图形用户界面的内部网络），这家设计公司位于英国各地的7个办公室就靠它来进行信息共享。

埃里克很快发现，之所以需要他这个岗位，只是因为公司内部沟通上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名拼接修补者：这个内容管理系统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完全是因为各位合伙人无法做到拿起电话互相沟通协调。

埃里克：公司是合伙经营制，每个合伙人负责管理一处办公室。他们分别来自三所私立学校，有些是私立学校时期的同学，而且所有人都曾就读于同一所设计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这些四十好几的合伙人，还像私立学校的中学生那样，争强好胜得令人咋舌。他们经常互相争夺同一个标的，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不同办公室的团队不约而同来到同一位客户处的情况，最后大家只好缩在破商务园区的停车场内，把两边的竞标方案匆匆合并。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以及其他无数糟心事）再次发生，公司便弄了这么个界面，目的是让所有办公室人员都能一起超强协作。我的工作便是帮助开发、运营和推广这个界面系统。

问题是，埃里克很快就发现自己做的其实不是拼接修补工作，而是打钩工作。公司其中一位合伙人强烈要求搞这个界面系统，而其他合伙人其实不愿意，但是表面上都不说，全部假装没意见，然后私底下又使各种手段来阻碍这个系统的实施。

埃里克：我本来应该早点看清，这个界面系统压根儿就只是其中一位合伙人的想法，其他合伙人根本没想真的让它生效。不然的话，他们为何要雇一个毫无信息技术经验的21岁历史学研究生来做这件事？他们花钱买来能买到的最便宜的软件，绝对是被骗子坑了。这个软件经常出错，动不动就卡了，看起来就像Windows 3.1的屏保似的。公司里所有人都疑神疑鬼的，觉得这个系统是来监视他们的。他们以为，自己的工作效率、在公司用计算机键盘敲击过的每一个字，以及用公司流量下载的每一部小黄片统统会被发现和记录。因此所有人都很排斥这个界面系统。而我，一个毫无编程和软件开发背景的历史学研究生，也不可能真的在那个买来的破软件上做出任何改进。所以我每天做的其实就是推销和管理这个功能低下、毫不受欢迎的垃圾玩意儿。就这么“工作”了几个月以后，我发现我大部分时候啥都不用做，也就是偶尔有设计师会问问如何上传文件，或者如何在系统地址簿上搜索某个电子邮箱地址什么的。

这份毫无意义的工作很快就促使他做出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反抗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抗行为也越来越明显起来）。

埃里克：我开始迟到早退，公司的“星期五午餐来杯酒”政策也被我执行成了“每天午餐都来一杯”。工位上我就敢看小说，午饭后散步也能持续三小时。上班时，我经常脱掉鞋子，左手一份法国《世界报》，右手一本法语词典《小罗贝尔》（Le Petit Robert），法语阅读能力得到了迅猛提升。我受不了了想辞职，但是老板不同意，还给我加薪2600英镑，我只好勉强接受了。他们需要我，恰恰是因为我不具备优化软件使之生效的能力，而他们就是不想让它生效的，所以愿意花钱养着我。（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借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说法，设计公司的老板为了不让自己因劳动异化[1]而心生恐惧，选择将我献祭，让我来经受更为惨烈的与人类潜在成长的疏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里克的行为越发出格，他希望能逼到老板忍不下去把他解雇。埃里克开始醉醺醺地来上班，并伪造出各种虚假“商务差旅”，拿着公司的钱去参加根本不存在的会议。

埃里克：有一次公司年会我喝醉了，就和爱丁堡那边的一个同事狂倒苦水，把心里的这些感受统统告诉了他。之后，他就开始给我安排虚假会议，其中一次安排在了格伦伊格尔斯的高尔夫球场，我穿着借来的大了两号的高尔夫球鞋，在草坪上跌跌撞撞，踩来踏去。发现这样的虚假会议并不会有什么后果后，我就开始和伦敦办公室那边的同事安排不存在的会议了。公司安排的酒店往往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圣亚詹斯酒店，这里的房间一股尼古丁的味道。我当然没有会要开，就约上几个伦敦的老朋友，找个索霍区的酒吧，重温昔日老传统，喝上一整天。这一喝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升级成肖尔迪奇区的通宵买醉。不止一次，当第二周周一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依然穿着上周三的衬衫。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刮胡子了，我的头发像是从齐柏林飞艇乐队（Zeppelin）巡回演出管理员那里抢来的。我又试着辞职了两回，但最后都以涨薪告终。对每天最多也就是接两个电话这样的一份工作而言，我当时获得的报酬已经高到离谱了。终于，在某个夏末的午后，在布里斯托尔圣堂草地火车站的月台上，我情绪崩溃了。我一直都很想看看布里斯托尔，于是决定“拜访”一下公司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办公室，考察考察界面系统在那边的“用户使用率”。事实上，我在圣保罗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聚集的家庭派对中嗑了三天摇头丸。药劲过去后，我感到游离和沮丧，我突然意识到这种茫然无目标的日子带给了我深重的折磨。

在经过大量努力之后，埃里克终于被换掉了。

埃里克：迫于压力，最终我的老板只好又雇了名新员工，这位新人刚刚拿到计算机科学的学位。老板招他进来还是为了这个界面系统，看看是否能有所改进。这个小孩就职第一天，我就列了个清单给他，把要做的事情全部写在了上面。然后我马上把辞职信写好，等到老板去度假的时候，塞进了他的办公室门缝。为了逃开法定的离职通知期（notice period），我打了个电话表示最后一个月工资不要了。辞职那一周我就飞到了摩洛哥海滨城市索维拉，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待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我整整6个月都住在一处私宅中，并在周围的三英亩（约18亩）地里种了点蔬菜。您在《罢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第一时间就看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这篇文章令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无用的岗位是资本主义故意创造的，其目的不过就是维持一切的运转，原来这些并不是单单发生在我身上。

发生在埃里克身上的这段故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在于，许多人会觉得埃里克这份工作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工作啊：什么都不用做却可以领大把的钱；几乎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工作中没人不尊重他，还可以钻公司制度的漏洞。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渐渐被摧毁了。

到底为什么？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社会阶级的问题。埃里克这位年轻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母是令人尊敬的工厂工人。当时的他刚刚踏出大学的校门，对未来充满期待，却猝不及防地获得了“真实世界”的初次体验。这个体验令他受了不小的刺激。在这里，他遭遇了这样的真实世界：第一，在管理层的中年人眼中，任何一个20岁出头的白人小伙子多少都算个计算机高手（哪怕像埃里克这样，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计算机专业培训的人）；第二，只要目前还需要，给埃里克这样的人一个轻松且高薪的岗位就不算什么；第三，他们根本就把埃里克当个笑话。埃里克的岗位真的就是个笑话，他的存在就是合伙人之间恶作剧的产物。

而且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办法从自己的工作中解读出哪怕一丝丝意义来，这一点最终把他逼疯。养家糊口这样的理由他也没办法用，因为他还没有成家。埃里克所在的阶级是以劳动为荣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制造、维护和修理东西，并以此为荣，这个阶级的人们觉得一切理应如此。于是自然而然，埃里克觉得上了大学进入专业领域之后，自己将要从事更加高大上的劳动。可现实恰恰是因为他“不具备”某项能力，反而获得了这份工作。他一次次尝试辞职，公司却一次次给他加薪。辞职不行，那出格行不行？还是不行。不管他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公司还是留着他。他试过挑明公司的问题，也试过拙劣地扮演别人想要他扮演的角色，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为了帮助理解埃里克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假想出另一名历史学研究生，姑且称其为“埃外克”。假设这位历史学年轻学者也被放到了埃里克的岗位上，他会怎么做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可能，埃外克也会跟着玩儿这套把戏。他不会像埃里克那样通过（没有实际功能的）出差来实践不同形式的自我毁灭，但埃外克会把这些当作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积累起来的人脉最终会助他达到更高的位置、获取更好的资源。埃外克会把这份工作当作垫脚石，在职业培训期间参与的这个项目能够给予他某种目标感。然而这样的态度和性情并非与生俱来：父母从事职业工作，孩子则耳濡目染，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会以埃外克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切。可是埃里克并没有这样的成长环境，他没法强迫自己像埃外克那样去思考、去行动。所以最后，起码在短时期内，埃里克放逐了自己，住着私宅，种着西红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