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觉得自己没资格痛苦”带来的痛苦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在任何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中，对于原本就可能已经存在的施虐受虐行为，狗屁工作的毫无意义性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当然也会有特例，友善慷慨的领导确实也存在。然而，身处狗屁工作中时，你是无法感受到共同目标感的，办公室里的所有集体行为无法以任何一种方式去改善外面的世界，也不会对办公室外的任何一个人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这样的认知常常会放大办公室生活里那些微小的侮辱、偶尔的坏脾气、零星的怨恨和轻度的虐待行为。毕竟在这里，人们拥有的只有办公室政治了。

许多人同安妮一样，被狗屁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吓到了。正如那些被单独囚禁的囚犯不可避免地会开始经历脑损伤一样，毫无目标感的工作者往往也会经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衰退。第二章中提过的努里，那个为能力低下的维也纳心理学家老板修改代码的努里，对他从事过的一连串狗屁工作进行了类似日记式的记录，他记录了这些工作对自己精神和身体造成的影响。

努里：

第一份工作：程序员，（毫无意义的）创业公司。

对我的影响：第一次感受到自我憎恨的情绪。每个月都会感冒一次。冒充者综合征[1]摧毁了我的免疫系统。

第二份工作：程序员，（面子工程的）创业公司。

对我的影响：我把自己逼得太紧，眼睛都被搞坏了，只好休息。

第三份工作：软件开发工程师，（骗子）小型公司。

对我的影响：长时间抑郁，提不起精神。

第四份工作：软件开发工程师，（早晚要关门、乱糟糟的）前创业公司。

对我的影响：因为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我的脑子不好使了，这让我处在日复一日的平庸和持续的害怕中；每个月都会感冒；强行扭曲我对事物原本的觉察。为了能够让自己开始工作，这样的日复一日摧毁了我的免疫系统，导致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我的想法极度平庸……

努里很不幸，接二连三地遭遇了荒唐可笑或者充满虐待的工作环境。通过获得别的目标感，他设法让自己保持了神志的正常（最起码，身体和精神没有彻底崩溃）：他开始进行详尽的研究，分析失败的公司项目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力量。事实上，他成了一名人类学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的研究，谢谢努里！）然后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开始将时间和精力转移，谋划着试图摧毁那个造成各式各样荒谬岗位的系统。他告诉我，正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开始大幅好转。

哪怕是在相对友善的工作环境中，目标感缺失也会侵蚀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引发身体和精神上的衰退，这种缺失也会让工作者深受空虚迷茫和自我否定的折磨。而此类岗位常常伴有威望、尊重和丰厚的报酬，这些往往并不能缓解这份空虚迷茫和自我否定，反而会加剧这些负面感受。就拿莉莲这样的狗屁工作从事者来讲，他们可能正在猜测，那些真正做实事的下属是不是比什么都没干的自己拿的报酬要少（“要真是这样，那实在太荒唐了！”），这些下属是不是完全有理由憎恨自己，这样的猜测令他们备受折磨。许多人由此陷入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找不到“道德指南针”。这也可以算作某种道德评判的“脚本缺失”。

我们再来看个相对温和的案例。芬恩所在的公司是提供订购式软件许可业务的。

芬恩：在几年前第一次读到《谈谈“狗屁工作”现象》那篇文章之后，文章的内容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此后的日子里，我时不时会翻出这篇文章重读，并转发给朋友看。

我是一家“软件即服务”公司的技术支持部门主管，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参加会议，发电子邮件，有什么新的需求就通知一下团队，客户遇到问题后初步未能解决的情况下会反馈给我，我还负责给团队成员评估绩效。

芬恩承认，绩效评估这项工作完全无用，“谁干活、谁没干活这种事情大家本来就知道”。事实上，芬恩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的工作大多没有意义。要说有用的工作内容，也就剩下些拼接修补工作还有点用，比如，公司官僚体系搞出来的各种复杂流程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就得想办法解决。此外，整个公司本身其实就毫无意义。

芬恩：不过，虽然是这样，但现在坐在这儿敲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为自己这份狗屁工作辩解一下。因为这份工作养活了我和我的家人。我想，正是这一点，让我出现了认知失调。从感情上来说，我并没有对我的工作和我所在公司有任何投入。如果我周一来到公司，发现整栋楼都不见了，那么不仅这个社会对此毫不在意，我也毫不在意。如果非要寻找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满足感，那也只有一点：在这个混乱的组织中，我能做到游刃有余。可是你可以想象，精通一件无意义之事并不会让人感到多么满足。

如果纯粹去选喜欢做的事，我会选择写小说和观点文章，我业余时间一直在做。但是我害怕，要是我辞掉了现在这份狗屁工作，开始全职写作，那我很可能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了。

当然，此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很普遍。工作本身可能毫无意义，但这份工作养活了你和你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将这份工作视作一件坏事感觉说不过去。我们不禁想问：我们的经济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使人们想要养活孩子就得把自己醒着的时间投入那些表格打钩工作中，或者处理解决那些本就不该存在的问题上。不过，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反过来问：既然创造了这些工作的经济体系能助你养家糊口，那是否还能称其无用？我们真的想要对资本主义重做评价吗？或许不管这个经济体系看起来多么没有意义，它的方方面面都是无奈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没有办法忽视自己的体验，无法不去想其中的种种明显错误。

如同莉莲，许多人都谈到了自身体验的极为痛苦的失调：来自社会外界对这份工作的尊重与自身对这份工作毫无意义的内在认知。丹是一家英国公司多伦多分部的行政承包人。丹表示自己每周实质性的工作时长只有一两个小时（这些工作其实在家就能轻松搞定），剩下的工作时间他过得毫无意义。每天穿上西装来到办公室，就好似一场精心的献祭仪式，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自己其实配不上的尊重，每天都要完成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动作。上班的时候，丹一直在想同事们是不是也有跟他一样的内心活动。

丹：好似卡夫卡式的梦中场景，似乎只有我不幸意识到了真相，只有我察觉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荒诞。然而内心深处，我感觉其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真相，只不过大家都不说。肯定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办公室只有6个人，可我们6个人都是“经理”……整栋楼里经理肯定要比员工多。一切都荒诞至极。

在丹的办公室，所有人都配合着表演这出荒诞戏。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和虐待一点儿也沾不上边。他们办公室的6位经理以及主管这6位经理的经理都很礼貌、友善，大家互相扶持。他们告诉彼此，这份工作多么了不起；他们相互肯定，若是没有彼此的合作，一切都会变得糟糕透顶。不过丹认为，这只不过是大家知道真相后的彼此安慰。他们都知道，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们的工作内容完全没有社会价值，如果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不一样。在办公室之外，丹的感觉更糟糕：家人觉得他很成功，觉得他很了不起。“真的很难描述我内心感受到的愤怒和无力。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士’，但没有人知道我每天真实的工作内容。”

最终丹辞掉了工作，成了北魁北克某克里族印第安社区的一名科学教师。

···

这种情况下，有些上司会时不时跟大家强调，你们感受到的“我的工作毫无意义”显然讲不通。但上司的这份强调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且也不是所有上司都会这样。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有些上司的应对方式基本上就是使眼色加微笑，很少有上司愿意坦诚地讨论哪怕是一部分的真实情况。不过因为中层管理者普遍将自己的职能理解为鼓舞员工士气、维持工作纪律，所以常常会感到除了想办法合理化这一切，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他们工作内容中仅有的非狗屁部分）。而且，在职场，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忘却真相。但与此同时，表面上他们也将获得更大的权力。

瓦西里在某家欧洲外交事务办公室担任研究分析师一职。在他们办公室，主管和分析师一样多，研究员每完成一份分析报告，就会被往上传递两层，上司的上司审阅完、编辑完，再层层下传，然后再重复这个流程，直到这份分析报告变得毫无价值。当然，在这个办公室之外，是否有人能读到这份报告，是否有人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才是更大的问题。瓦西里会时不时地试图向主管指出这一切。

瓦西里：每当我质疑工作是否有用、是否有价值的时候，老板就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当然会这么看我：对他们来讲，保持我们对这份工作仅存的认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大家完全否定了这份工作的价值，那么他们的岗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家都可以失业了。

在瓦西里这个案例中，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现代国际国家体系，在各领事部门、联合国以及各布雷顿森林[2]机构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无数（且往往是高薪、高社会地位、高舒适度）工作岗位。在所有这些岗位中，哪些真的有用，有什么样的用处，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或许某些工作非常重要，比如阻止战争的发生。而某些工作则不大重要，比如家具的布置和重新摆放。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多余的，起码在社会下层人士看来如此。瓦西里说，领悟到这些以后，心里就产生了负罪感和羞耻感。

瓦西里：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我不希望别人问我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因为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外交事务工作会赋予人很高的社会声誉，因此每当说“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在人们的脸上读出尊敬之情，同时还看出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其实并不了解我的真实工作内容。我觉得这份尊敬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100万种方式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在这件事上，美国也总是冲在前头。美国发展出了一套典型的美国式政治讨论，来教训那些自以为拥有权利的人，告诉他们这种想法很愚蠢。我们就称其为“对权利的叱责”吧。“对权利的叱责”有许多表现形式。右翼版本的“对权利的叱责”，主要集中在批评那些“人生来就得过舒服日子”的观点持有者，以及批评那些“得重病了就得有医疗救助”“生了孩子就得有带薪产假”“工作了就得享受安全的环境”“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等观点持有者。而左翼版本的“对权利的叱责”，是告诫人们当他们感到自己有权享受的任何一件事，一旦有更为穷困或更受压迫的人享受不到，那么就需要去阻止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特权。

按照这些标准，哪怕你无缘无故被警棍砸破了脑袋并被拖到了监狱，也得把可能遭遇这类事件的所有人想全了以后，才可以抱怨自己遭遇了不公。“对权利的叱责”或许在北美经历了最繁复的发展，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的兴起，这种叱责也席卷了全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预期，若要求获得一项全新的、不为人熟悉的权利，比如要求工作得有意义这种权利[3]，那这个要求被满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今，当你要求获得一件本该拥有的东西时，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都已经很难了。

“对权利的叱责”这个重担主要压在了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总的来讲，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是100多年来第一批机遇和生活水平远不如父辈的一代人。然而与此同时，这代人却一直被告诫（不管是来自左翼的告诫还是来自右翼的告诫）不要觉得自己还有权利渴求更多的东西，这就造成年轻一代面对自己毫无意义的工作时很难进行抱怨。

那就让我们最后以蕾切尔的例子来表达一下这代人的恐惧吧。

蕾切尔在数学方面很有才华，拿到了物理学的本科学位，不过她来自一个穷困家庭。她渴望继续深造，但是英国高校的学费涨了两倍，助学金又大幅度减少，她就不得不出来工作赚取必需的资金。蕾切尔成为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灾难风险分析师。她告诉自己，脱离一年自己原本的轨道算不上什么世界末日。

蕾切尔：“这算不上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学点新技能，赚点钱，顺便搭建人脉。”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情况能有多糟？”显然，在你的脑海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回响：“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无聊且辛苦的工作，还没挣多少钱。你不过就是在一个无聊的办公室待上一年嘛！到底你有多特别，怎么就忍不了了？”

最后这一句戳中了自觉自知的千禧一代全部的恐惧。刷脸书的时候，我的天，我总是能看到一些时事短评文章在说教，说我们这代人拥有的是那么的多，愿意付出的又是那么的少，哪怕好好工作一天都做不到。我都不知道我对于“可以接受的”工作的标准到底是合理的，还是荒唐可笑的（或者用我奶奶的话说，是雪花一代[4]不知好歹的胡说八道）。

顺便一提，这便是“对权利的叱责”非常英式的版本（尽管这股叱责之风已在整个欧洲肆虐开来）：那些享受了国家终身福利保护政策的年长一代，嘲笑现在的年轻人痴心妄想也能拥有这一切。这里还有另外一点，尽管蕾切尔有点不好意思承认：这份工作收入颇丰，比她父母的收入要高得多。对成年后一直都没什么钱，养活自己全靠打临工、在呼叫中心兼职、在派对端酒水食物的穷学生来讲，她终于尝到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点甜头，这感觉定是令人神清气爽。

蕾切尔：“办公室工作”我做过，“烂工作”我也做过，那份烂办公室工作能有多可怕？当时我对即将来临的深不见底的无聊毫无概念，对等着我的无边无际的官僚主义、糟糕透顶的管理

层、数都数不清的狗屁任务一无所知。

蕾切尔的岗位是迫于各种资方要求的规章制度而设定的，然而就和所有类似处境下的公司一样，对于这些规章制度，蕾切尔的老板根本无意尊重。因此，蕾切尔的一天常常是这么度过的：每天早上把收到的邮件过一遍，这些邮件里包含的数据显示了，如果出现了某个假设中的灾难性场景，那么公司各部门预计会损失多少金额；消化完这些数据后，“清空”这些数据，然后把它们复制粘贴到一个电子表格中（每次复制粘贴完，这个电子表格程序准会卡死，只能重启），然后算出公司的整体损失。如果发现了潜在的法律问题，蕾切尔需要篡改一下数据，直到这个问题消失。这样的一天是顺利的一天。如果不顺利，手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那么蕾切尔的主管就会搞出一些既费劲又没用的事情来让她忙活，比如，让她画一些“思维导图”[5]什么的。也有可能什么任务都没派给她，当然没事做不代表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你还得积极地假装在忙碌工作。

蕾切尔：我这个岗位最奇怪同时可能也是（除了岗位名称）最狗屁的地方在于，虽然大家普遍承认这个岗位的工作量不够，但却不允许你表现出明显没在工作的状态。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上班的时候连推特和脸书都禁止大家登录。

我在大学读的专业相当有趣，学业也非常繁重，所以当时的我对于未来将要面对的事情会有多么可怕毫无概念，当时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每天早上起床后，等待你的将是一整天傻坐在办公室假装没有在浪费时间的生活。

在连续抱怨了几个月之后，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到。在上了一个礼拜高纯度狗屁班之后，我约朋友明迪出来喝了一杯。当时我刚被分配了一个任务，要我用不同的颜色将思维导图的内容按照“有了会挺好”“必须得有”“未来想要有”进行分类。（别问我，我也不知道这个分类方式是什么意思。）明迪当时也在一个差不多狗屁的项目上，每天给一份没有人会阅读的公司报纸撰写品牌内容广告。

她冲着我咆哮，我冲着她嚷嚷。我发表了一通长篇激情演讲后大声喊道：“海平面快点上涨吧，世界末日快点来临吧！因为我现在宁可拿根破竿搞个长枪出去捕鱼或者猎杀食人族，也不愿意再继续这份狗屁工作了！”我俩一起大笑了很久，然后我开始哭了起来。第二天我就辞职了。大学期间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非技术性工作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你总是可以很快找到工作。

对，没错，我就是“雪花一代”的冰晶女王，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的热风而融化。但是，我的天，工作的世界真的恶心死我了！

蕾切尔从最开始觉得“烂办公室工作”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到最后被迫得出了“烂办公室工作”比世界末日还要可怕的结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