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无法引发后果”带来的痛苦

不管这种模糊暧昧具体如何，几乎所有反馈者都同意，狗屁工作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你知道它是狗屁工作。正如第三章中提到的，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觉察，对自身作为独立个体区别于周围环境的领悟，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愉快的发现，即自己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可以预料的影响。婴儿时期如此，一生亦如此。把这份愉快彻底夺走，就好似用脚将人踩扁，跟踩扁小昆虫似的。当然，这种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能力不可能被彻底夺走：不管是把背包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重新整理一遍，还是玩水果麻将游戏，你都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世界。只不过，如今世界上（富裕国家自然包括在内）的大部分人，从小就被教导着要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他们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工作获取的报酬证明了他们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对世界产生了影响的。当有人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你立刻会觉得他是在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许多人都谈到了，当他们逐渐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拿钱但不做事的时候，心里会有极大的沮丧感。查尔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电子游戏行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嘉株式会社（Sega），开始的时候担任游戏测试员，很快就升职到游戏“本地化”岗位。结果他发现这个岗位的工作不过是典型的“随时待命工作”：除了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出面解决一下，什么事都没有，但查尔斯必须天天坐在那儿假装工作，虽然问题每周平均只会出现一次。和莉莲一样，这样的处境让查尔斯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做着一份只拿钱不做事的工作，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有次上班迟到被领导痛骂了一顿之后，查尔斯便辞职了，转身谈了场旋风般的恋爱。一个月之后，查尔斯重新尝试找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新工作（另一家游戏公司）会有所不同。

查尔斯：2002年时，位于洛杉矶的大猎物公司（BigGameCo）聘用我担任联合制作人。我开始很兴奋，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因为我被告知将要负责游戏设计文档的撰写工作。设计文档是座桥梁，它能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程序员的实际落地连接在一起。然而到岗后好几个月我都没有事情做，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大家订外卖。

于是，我又开始一天一天地傻坐着，最多写写邮件，大部分时候我很早就回家了。

因为手头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就开始梦想自己创业，我把所有空闲时间拿出来做这个创业项目的网站。后来，比我高一级的制作人威胁我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老板，我只好作罢。

终于，我获准开始撰写声效设计文档。我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我实在开心极了，因为终于可以做事了。当我把这份文档写完后，制作人要求我把文档上传到共享服务器，这样所有参与这个游戏制作的人都可以阅读。

这立马引起了骚动。原来雇用我的制作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楼下有一整个声效设计部门，他们会为每一个游戏撰写声效设计文档。我把别人的工作给做了。这个制作人之前已经犯过别的大错，所以他要求我来顶罪，免得他被解雇。我灵魂里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着要反抗：我不要当替罪羊！不过我那些程序员朋友倒是很乐意有这种没能力的制作人上司，这样他们在编程的时候就有极大的自由度，他们劝我看在他们的分儿上忍了吧。他们不希望来一个其他的制作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或许就会被勒上缰绳。于是我当了替罪羊，隔天就辞了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给别人打过工。

就这样，查尔斯跟正规的领薪工作世界说了拜拜，开启了弹吉他谋生的日子，晚上就睡在自己的客货车里。

情况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基本毫无实质性工作内容的岗位（尽管这样的案例我们已经见过），但它比我们想象中更为普遍：起码有那么一小部分工作，人们从事了以后，很快或者过一阵子就会发现这份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大部分工作者会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社会价值。不管他们采取的是什么隐含衡量标准，一旦他们断定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就一定会影响他们做这份工作的体验，不管这份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也不管工作环境如何。当然，如果工作环境也很糟糕，那么事情往往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下面我们分享一个最糟糕的工作版本：讨厌的工作，恶劣的环境，满满的毫无意义。作为临时工，奈杰尔所在的公司签下了一个扫描申请表格的合同，即需要扫描几十万张会员积分卡的申请表格。因为奈杰尔所在的公司扫描设备有点瑕疵，而合同里写明了每份表格都需要检查至少三遍，保证没有错误才能通过，所以公司不得不每天都“运进”来小规模的临时工队伍，来充当“资料完备工”。我们来看看奈杰尔是如何描述他的工作的。

奈杰尔：很难讲清楚这种“无聊到出神”是一种什么感觉。工作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同上帝开始了对话，祈求他，希望下一份申请表格里能有个错误，或者下一份、下下一份也行。不过时间似乎过得非常快，有点像濒死时灵魂出窍的感觉。

在“这项工作对社会完全无用”的纯粹中，在整个工作过程苦行僧般的体验中，存在着某种难以言状之物，它将所有的“资料完备工”联合在了一起。大家都知道这份工作就是狗屁工作。我真切地认为，如果我们是在处理那些社会价值更高的事务的申请表格（比如，器官移植登记表，格拉斯顿伯里摇滚音乐节门票申请表），那我们的感受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并不是说我们工作的具体步骤会有什么不同、会变得不那么乏味，毕竟申请表格不过就是申请表格。只不过，我们知道，现在并没有人在乎我们的工作，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依赖我们的工作结果，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个人耐力赛，一场为了比比谁更能忍受无聊而举办的奥林匹克竞赛。

这真的很奇怪。

终于，我们几个人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有一天在投诉了某位粗暴无礼的主管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接到了电话，让我们不用再去了。

对奈杰尔来说，有一点是很幸运的，那就是他的同事全是临时工，大家都对组织没有忠诚感，也没有必要对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起码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一起吐槽。通常情况下，如果大家和公司签的合同时间比较久，那你就很难判断究竟谁可以充分信赖，而谁又是不可以交心的。

对某些人来讲，无意义会加剧无聊感，而对另一些人来讲，无意义则会加剧焦虑感。格雷格在一家营销代理公司担任了两年的数字展示广告设计师，“每天就设计你在网站上总是能看到的那些讨人厌的横幅广告”。他坚信，制作并销售横幅广告的过程基本就是一场骗局。销售横幅广告的营销代理公司手头有真实的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大部分网站浏览者看都不会看一眼这些横幅广告，更别提点击进去了。然而哪怕知道这些研究结果，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伪造数据，并举办各种聚会宴请客户，然后在觥筹交错中向他们展示横幅广告“绝佳效果”的详尽“证据”。

因为广告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客户满意度就成了关键。公司要求设计师必须迁就客户每一次的心血来潮，不管这种突发奇想在技术上有多么困难、多么任性、多么荒谬。

格雷格：出了高价的客户常常想在横幅广告里重现他们投放在电视里的广告，要求实现包含多种场景和必要元素的复杂脚本。汽车行业的客户会跑过来，带着缩略图大小的图片，让我们用Photoshop（图片处理工具）调整图片上的方向盘位置或汽油箱盖子的开关状态。

客户提出的要求几近苛刻，还不得不去满足，但设计师心里很清楚，网站浏览者快速翻动网页时，哪怕眼角偶尔瞥到了这张图片，也绝不可能注意到如此微小的细节，这真令人胸口憋闷。这一切已经让人很难忍受了，等到格雷格见到前面提到过的研究数据之后，情况更是加剧了。当了解了横幅广告就算被看到也不会被打开的研究结果后，他开始出现焦虑症的临床症状。

格雷格：通过这份工作，我知道了失去意义就会增加压力。最开始制作横幅广告的时候，我很有耐心，也愿意好好做。可是当我意识到辛苦做完的东西基本没什么意义后，所有的耐心就都跑光了。克服认知失调——在对工作结果只能假装在意的情况下，需要真的关心工作过程——非常耗费精力。

这份压力终于让格雷格不堪忍受，他辞职换了份工作。

···

压力是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正如格雷格所经历的，当一个人的狗屁工作不是什么都不做在那儿假装忙碌，而是真的很忙，但是忙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不能说出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就会被一种紧张感包围。这种紧张感会不断聚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变得很有攻击性、很任性。前文中我们已经认识过汉尼巴尔了，通过给制药企业撰写在营销大会上能够被人拿在手上挥一挥、开完会后立刻被扔掉的报告，他收入不菲。但每周，这样的狗屁工作只占汉尼巴尔一两天的时间（为了赚取足够的生活费），剩下的时间他都投入在旨在根除“全球南方”[1]结核病的医学研究上，而这项研究汉尼巴尔并没有获得任何资金支持。这样的两份工作给了他对比不同工作环境下行为方式的机会。

汉尼巴尔：这是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工作环境中攻击性行为的多少以及压力和紧张程度同他们从事工作的重要性成反向相关：“客户突然莫名其妙地暴躁易怒，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老板的压力，需要准备好公司第三季度规划会议上要用到的展示材料，而这个会议就在下周一召开！他们威胁要取消整个合约，除非我们明早之前能把材料准备好给他们送过去！我们所有人都得熬夜弄这个（别担心，我们会订些没营养的垃圾比萨和劣质啤酒来通宵干活……）。”这是在面对狗屁报告时非常典型的场景。与此形成对比，若从事的工作充满意义，那么大家合作期间更有协作的氛围，所有人同心协力，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同样，虽然很少存在完全没有精神虐待、完全没有心理战的办公环境，但根据我收到的各种反馈，精神虐待和心理战的高发区往往集中在那些没有价值产生的办公室。在这里，大家都知道但又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2]

安妮：我就职于一家医疗护理成本管理公司。他们雇用我的时候说，他们为公司的特别任务小组招兵买马，这个小组在公司将履行多重职责。

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提供特别任务小组相关的培训，而是让我：

·从秘书那里取来表格，然后复制粘贴进工作软件中；

·把表格中特定的区域标亮；

·将表格还回流程池，后续会有其他人用到这些表格。

这份工作还有非常严苛的公司文化：不准和其他人说话。这是我工作过的最虐人的环境之一了。

有件事情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工作的前两周，我在标亮表格内容的时候，有一个错误操作，开始我没发现，就这么错误地进行了两周。但等到发现这个错误后，我立刻纠正了过来。可是，在往后的日子里（贯穿了我在这个公司工作的全部时间），每当有人发现表格中的标亮错误，我都会被拉到一边谈话，每一次都被弄得好像是发现了新问题似的。无论多少次，经理都记不住这是同一段时期内出的问题，也记不住这个问题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即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这一点。

对大部分在办公室坐过班的人而言，对这样的小型施虐行为一点儿也不陌生。你得问问自己：这位主管一次又一次地把安妮叫到一边，要同她“谈话”，谈谈这个她很清楚早已被纠正的错误，每次主管心里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她是真的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每一次都忘记了这个问题已被解决？这似乎不大可能。她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因为她可以这样做，是为了行使权力。谈话的无意义性（不管是安妮还是她的上司，大家都知道，告诉一个人去修复已被修复的问题不会有任何用处），不过是让上司可以一遍遍告诉安妮：我和你之间完全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我可以对你为所欲为。正是这种羞辱人的老习惯，这位主管可以用最像老板的方式来告诉下属谁是老板。这种羞辱人的方式之所以习以为常，无疑是因为在上司眼中，所有的下属不管如何都会在心里反抗上司，都会对上司的专制感到憎恨，而这就是犯错。这就跟警察殴打犯罪嫌疑人时的心理一样，哪怕知道犯罪嫌疑人是无辜的，他们也会告诉自己，这件事可能他是无辜的，但他肯定有不无辜的事。

安妮：这样持续了6个月，我觉得我宁可去死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可这也是我第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虽然幼儿园教师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我每小时只有8.25美元的收入（在波士顿）。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此类境况对工作者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虽然我这里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来支撑，但仅从我收到的反馈信息来看，狗屁工作常见的后果就是引发与压力相关的疾病。不少人跟我诉说了自己因为从事狗屁工作而导致的抑郁和焦虑，同时伴随着身体上的各种症状，从一辞职就神奇般自愈的腕管综合征（俗称“鼠标手”）到发作时类似“自体免疫性破坏”的症状。当时安妮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她后来回想，之所以会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她之前那份工作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大卫：我试着去想象，从一份真正的工作，一份教育并照顾孩子的工作，转换到一份毫无意义且备受羞辱、只不过为了挣钱付房租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有这种类似经历的人多吗？

安妮：我觉得肯定非常多！低收入的保育工作人员流动率特别高。部分人经过培训升到了更好的位置，但我见过的许多人（大部分是女性）离开后就去当了办公室文员或者商店店长什么的。

关于前后这两份工作，有一点我思考了很多：第一份工作中我每天都和人有着大量的身体接触，把孩子抱起来，和孩子抱抱，把孩子背起来，哄孩子睡觉；第二份工作中的所有人都不和其他人说话，更别说身体接触了。当身体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这个改变造成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个改变对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我觉得安妮不仅说对了，还用非常戏剧化的例子展现了一个其实非常普遍的影响因素。安妮确信，不但她自己的这个岗位没有意义，而且她所在的整个公司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公司充其量是一个大规模拼接修补基地：整个公司每天都在处理因美国医保系统这个声名狼藉、问题多多的系统带来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个公司本身也构成了这个功能低下的系统的一部分。当然，在办公室里是不允许大家谈论这些事的，甚至不允许大家谈论任何事情。肢体上的隔离带来了社交上的隔离，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被迫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社交泡泡，只有自己在泡泡里。

如此狭小且明显权力不对等的社交环境，会催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早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首次提出，在高度禁欲和等级森严的环境中，施虐狂和恋尸癖的“非性交”版本漫布在人们日常事务中的方方面面。[3]到了90年代，社会学家林恩·钱瑟将弗洛姆的一些观点同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杰茜卡·本杰明的观点综合在一起，提出了一套日常生活中的施虐受虐狂理论。[4]钱瑟发现，和真正的BDSM[5]亚文化群体不同，日常生活中的施虐受虐行为是无意识的，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幻想假扮游戏。在等级森严的环境下，被认为是“正常”的人常常会陷入某种病态版本的施虐受虐行为过程中：受虐一方绝望地挣扎着，想要获得永远都无法获得的认可（这是施虐受虐行为过程内在的设定）；施虐一方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越来越不择手段，而这个统治地位事实上并不成立，这一点双方都清楚（因为如果施虐一方真的像他扮演的那样无所不能、强大自信、主宰一切，那么他就不需要如此丧心病狂地逼迫受虐一方去认可他的权力了）。当然，在SM（施虐受虐狂）幻想扮演游戏（参与其中的人确实称之为“游戏”）和SM的现实生活“非性交”版本之间，还存在着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在游戏版本中，双方在扮演游戏前会商定好游戏边界，在游戏中，只要一方喊出提前商定好的“安全词”，游戏随时可以中止。比如，你一喊“橙子”，你的游戏搭档就会立刻停止在你身上滴热蜡，并迅速从刚刚的“邪恶侯爵”角色转变为暖男，仔细询问并检查你的身体，确保你没有真的受伤。（实际上，受虐一方的愉悦感很大程度上来自知道自己能够按照意愿随意切换游戏搭档扮演的角色。[6]）而这正是SM现实生活版本中所没有的。你没办法对你的老板喊“橙子”。如果下属冒犯了自己，主管从来不会提前研究好怎样痛骂下属是可以的，怎样痛骂是不可以的，而像安妮这样的下属，在被训斥或被羞辱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是无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没有“安全词”，如果硬要说有，也只有“我不干了”。然而当你说出“我不干了”，你喊停的不是领导羞辱你的行为，而是整个雇佣关系。而且往往这一喊停，就会让你告别现有的游戏赛场，被迫来到一个穷困潦倒的地方，在那里，你绝望地寻找着填饱肚子的方式，在冬日里因没钱支付暖气费而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