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不妨重新思考一下奥巴马总统关于医保改革的言论，零碎的现象似乎拼凑上了。奥巴马如此关心、如此想要保留的“100万、200万、300万员工的工作岗位”，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流程的产物吗？为了将市场原则积极地运用到医保行业，毫无必要的行政和管理岗位越来越多，一层又一层，没完没了地增加着。美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美国的医保系统是以私营为主，这一点在富裕国家里很少见。尽管如此（事实上，奥巴马之后情况更甚），美国医保系统显示出的那种公私纠葛、经济和政治纠葛，以及政府为了保障私营公司利润所扮演的角色，同我们在加拿大或者欧洲国家（国民医疗体系为部分私有化）所看到的纠葛和角色并没什么区别。不管是实行私有化医保的美国，还是实行公共医保的加拿大，抑或是实行部分私有化医保的欧洲国家，整个医保系统产生的利润起码都会拿出来一部分进行重新分配，流入那些收入颇丰、备受尊敬，但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办公室岗位之中。
本章开始的时候，我谈到了因果关系的不同层面问题。我们作为个体为何会创造并接受这些狗屁工作，同这些工作为何会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在某些特定区域激增，两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一回事。而造成这些历史变化的深层结构力量，与公众和政客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所体现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影响，也不是一回事。本章主要谈论了结构力量。毫无疑问，狗屁工作一直都有，但是最近这些年毫无意义的工作增速尤为惊人，与此同时，有意义的工作也在迅速狗屁化。尽管很多时候这被误认为是服务业兴起所致，但无用工作激增、有用工作加速无用化的现象，似乎跟金融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公司资本主义，是生产过程主要通过组织官僚化的大型公司来完成的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最早萌芽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候，大型实业公司都是不搭理甚至有点敌视“巨额融资”的。不管是早餐谷物食品制造厂的老板，还是农业机械制造厂的老板，若是让他们在自家工厂工人和金融投机者（投资者）之间选一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家工人。那个时候，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联结是超出管理者和金融力量的联结的，这一点我们从公司内部的组织形式就可以看出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公司官僚体系中的最上层）才真正联结起来。首席执行官开始领取优先认股权，从而代替部分薪水，在毫不相干的公司之间来回跳槽，并以有权力裁掉大批员工而自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员工不再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不再考虑员工，在这种氛围下，自然需要增加对员工的监管和监督程度。
再往更深层次看，公司的这种组织调整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趋势变化，这些趋势变化影响深远，几乎波及从政治情感到科技研究方向的方方面面。这里举一个特别能说明这种变化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银行依然是唯一热衷于使用计算机的行业。在经济金融化、信息产业繁荣发展和狗屁工作激增这三个趋势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内在联结。[1]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归为资本主义现有模式的重新调整。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组织调整标志着一种跟过去的深刻决裂。如果狗屁工作的存在看起来和资本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即现有的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可以说，并不是我们在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作品中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现有的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建立在“抽租”基础上的制度，其内在逻辑（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者喜欢的说法——“运动定律”）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完全不同，因为在现有制度下，经济职责和政治职责已开始大面积融为一体。从很多方面看，现有制度都与传统的中世纪封建主义类似，领主、封臣、家仆……各种不同等级，没完没了地扩增。在另一些方面（尤为突出的是管理至上主义），现有制度又同传统封建主义很不相同。但旧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被密密麻麻、千变万化地融合叠加在了一起。因此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整个局面令人迷惑到如此地步，哪怕你身处其中，也完全没办法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为结构层面的分析。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会从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进行分析。当然本书没办法做到中立，毕竟我在发出“为何没有将毫无意义的工作视作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疑问时，就已经预设了立场——狗屁工作现象应被视作社会问题的立场。显然，我写的那篇关于狗屁工作的文章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它抓住了人们普遍拥有却未在办公室外进行过公开探讨的感受：人们觉察到了社会组织中有些地方出了很大的问题，很不对劲。那篇文章还提供了一系列思考框架，带着大家从政治角度去看待这些现象。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会在原始文章的基础上展开，详述并更系统地思考现有的劳动分配会带来什么样的普遍政治影响，并谈谈面对此种局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这段论述是对《规则的乌托邦》序言部分（第33—44页）大幅度缩减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