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群岛某部落居民认为，他们周围数量众多的猿和狒狒智慧满满且能够说话，但它们选择不说，是因为害怕被雇用，害怕被派去工作。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蠢了。
——安托万·勒格朗（Antoine Le Grand），写于1675年左右
我们已经谈论了狗屁工作激增现象背后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也谈论了狗屁工作从事者常有的糟糕体验和痛苦心情。尽管这种痛苦心情明显而广泛地存在，但是数百万人每天来到公司上班，内心却深信自己所做之事毫无意义，这样的现象迄今未被视作社会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过政客谴责狗屁工作，也没有看到过探讨狗屁工作兴起缘由的学术会议；我们没有读到过以狗屁工作带来的文化影响为辩论议题的评论文章，也没有看到过旨在废除狗屁工作的抗议活动。恰恰相反，如果政客、学者、社论作者、社会运动者真的对狗屁工作感兴趣，并强势介入，那么一般来讲，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的介入都只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糕。
当思考狗屁工作激增带来的普遍社会影响时，我们发现整个情况变得更加不一般了。如果我们每天工作的内容减去一半并不会对总生产率有什么明显影响，那为何不重新安排工作，然后大家每天上班四个小时就可以了？为何不安排每周上四天班，每年休四个月假，或者采取其他类似轻松的工作安排方式？为何不开始关闭全球这台工作机器？最起码对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估计没什么方法比这个更有效了。100年前，许多人认为，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以及各种节省劳动力设备的不断出现，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时的生活到今天应该已经可以实现。讽刺的是，他们的这个假设或许是成立的。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整个社会集体做出了决定：让数百万人经年累月地假装忙碌（敲击各种有的没的内容到电子表格里，准备各种奇奇怪怪的思维导图以备公关会议上进行展示，等等），要比自由自在地织毛衣、遛狗狗、组建乐队、尝试新菜、在咖啡馆里争论政治议题或八卦朋友的狗血出轨剧情来得重要。
要理解为何会这样，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试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某著名报纸或杂志上刊载了一篇评论文章，专栏作家在文章中提出，我们社会中某个群体过于勤奋，最好停止工作。我们会发现这种场景几乎不可能出现。恰恰相反，报纸杂志上随处可见的文章尽是指责某些群体（年轻人、穷人、政府补助领取者、某些国家、某些种族[1]）工作过于懒惰，对各种照顾过于理所当然，做事缺乏内在动机，生活总想着依靠他人。网络上时不时就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借用第四章中蕾切尔的话：“刷脸书的时候，我总是能看到一些时事短评文章在说教，说我们这一代人拥有的是那么的多，愿意付出的又是那么的少，哪怕好好工作一天都做不到。”每当出现了什么危机，哪怕是生态危机，总会有人跳出来呼唤集体奉献。在这些呼唤呐喊声中，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出现号召所有人更加努力工作的声音，完全无视具体情况。毕竟在生态危机中，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大幅减少工作时间或许是能采取的拯救地球最快且最简单的方式了。
专栏作家就是今时今日的道德说教者。他们就是世俗版本的布道者，每每谈及工作，他们笔下的观点就渗透出悠久的神学传统。这种传统下，工作被视作神圣的职责，福祸兼具。这种神学传统认为，人类会想尽办法躲避工作，天生懒惰，充满罪恶。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就产生于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正是道德哲学教授），而道德哲学最初则是神学的一个分支。许多经济学概念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宗教思想上，因此，关于价值的争论总是避不开神学的影响。一些最初在神学范畴下给出的关于工作的解读是如此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以至根本不允许质疑。总的来讲，你不可以说努力工作的人是不值得钦佩的（不管他们努力做的工作是什么），你也不可以说那些躲避工作的人并不可鄙，如果说了这样的话，你就别想在公共辩论中得到重视了。如果有人声称某项政策可以带来就业，然后你回复说，那也得看这些就业岗位有没有价值，那你就等着被嗤之以鼻吧。（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偶尔跟政策“专家”这么说过，然后他们就会露出那种不可思议的吃惊和迷惑表情。）你一旦说过类似的话，那么不管你之后说什么，都没人会认真对待，他们会觉得这些不过是一个煽动者、一个滑稽表演者、一个精神失常者毫无克制的胡乱宣泄。总之，你和你的言论从此就会被他们自动略过。
但是，虽然在道德说教者的影响下，人们不会四处宣扬“狗屁工作激增”这个现象（因为在公共讨论中，所有工作都必须被当作神圣的职责来对待，因此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来得好），但一旦涉及我们自身的工作时，大家的评判标准往往就完全变了。我们会对工作有所期待，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能实现某种目标，一旦发现不能，情绪便会非常低落。但这就引出了新的问题：如果工作本身并没有价值，那么它又是如何为其他事物提供价值的呢？毕竟，当人们谈及工作的“毫无意义”和“对谁都没好处”时，他们是在谈论价值，而这价值又是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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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的讨论一直以来都很激烈。不管是“真理”“美”“爱”“民主”还是其他，似乎任何一个词语只要被所有人喜爱，那么关于这个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讨论就永远都不会达成一致意见。（奇怪的是，哪怕关于“金钱”这个词也是如此，经济学家对于究竟什么是“金钱”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关于工作价值的讨论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些争论造成的结果，在任何局外观察者的眼中都可以用奇奇怪怪、乱七八糟来描述。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是有概念的，然而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不仅工作的社会价值常常和这份工作的经济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你的工作越能造福他人，你获得的收入就越少），而且许多人已经逐渐接受这个事实，认为这种情况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他们从心底里认为就应该这样）。他们真心觉得我们应当奖励那些无用甚至有害的行为，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为了世界更加美好而付出劳动的人，则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不过，为了弄明白这一切发生的缘由，我们先得花点时间自己研究下。
[1]举个例子，在希腊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德国的公共舆论几乎一边倒，大家一致同意不该免除希腊债务，因为希腊的劳动者既懒惰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可是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希腊劳动者的工作时长超过了德国劳动者。统计数据出来后，又有人说，哪怕统计出来的理论工作时长德国人确实不如希腊人，但希腊人上班的时候懒散啊。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过，德国劳动者是不是工作得太努力了，努力到生产过剩，只能借钱给其他国家，以便这些国家有钱进口德国产品。更没有人提过希腊人享受生活的能力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令人钦佩、值得大家学习的。再举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党提出了“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竞选纲领，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印象颇为深刻：在我能翻到的全美国上上下下的全部新闻里那些愿意提及这件事的报道中，没有一篇表示“工作时长减少”这件事可被视作一件好事情（当然更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表示，“工作时长减少”本身就是好事）。这些文章的视角都跟就业相关，认为减少工作时长可以增加就业率。换句话说，减少工作时长除非帮助他人获得了工作机会，不然得不到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