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用价值衡量绝对标准的不可能性

当一个人说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或毫无价值的时候，他心中肯定已有某种隐含的价值判定：什么样的工作是值得做的，什么样的工作又是不值得做的。然而众所周知，对于每一个具体岗位，要判定其是否有价值都是很难的，更别提建立整套可靠的衡量体系，能随时比较任意两份工作中哪一份对社会更有价值、更有用。

经济学家根据被他们称作“效用”的标准来衡量价值。这里的“效用”指的是某件商品或某项服务满足某种需求的程度，[1]许多人就把类似的理念应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上。我是否给社会提供了有用的东西？有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比如你在造桥，如果有人有过河的需求，且觉得这个桥有用，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而如果你建造的桥没有人会去用，就像美国许多地方政客为了自己辖区能获得联邦经费而时不时倡议修建的那些著名的“无用之桥”，那么你很可能就会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

然而，“效用”这个概念很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什么东西是“有用的”，只是在说这件东西是获得另一件东西的有效手段。如果你买了条连衣裙，那么这条裙子的部分“效用”是保暖以及不会因为当众裸奔而触犯法律，但是主要“效用”是这条裙子是否能让你显得或者自己觉得漂亮。那当我们说这条裙子有“效用”，那条裙子没有“效用”的时候，依据是什么？经济学家会说这事关品位，跟经济领域无关。可是如果你仔细深究，就会发现任何关于“效用”的问题最终都会走向此类主观判断，哪怕是造桥这样相对而言不那么复杂的事情。是的，有了桥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来到对岸，但请问我们为何要去对岸呢？要去看望长辈、打保龄球，还是说仅仅是想去买杂货？我们购买杂货并非仅仅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还涉及个人品位、民族特色、家庭传统、饮酒派对准备、宗教节日活动准备等。而谈论以上这些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简单用“基本需要”这套措辞。在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今时今日依然有许多地方如此），穷人欠当地放贷人钱款而陷入困境，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必须给父母好好办丧事，必须给孩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哪怕需要借大量的钱。他们“需要”这么做吗？显然，他们自己强烈觉得是需要的。因为并没有针对“人类需要”究竟是什么的科学定义，所以除了维持身体的最低热量和营养需求以及若干其他物质需求，那些可以算作“人类需要”的东西永远都属于主观判断范畴。很大程度上，“基本需要”不过就是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如果你没有给女儿举办体面的婚礼，那全家都会因此而蒙羞。

于是大部分经济学家觉得对人们应当有什么样的需求进行评论并没有什么意义，不如直接接受人们既有的需求，然后谈谈他们在努力实现自己需求的过程中是否有效（“合理”）。对此，大部分工作者似乎赞同。根据我的观察，那些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几乎从未说过类似“我是生产自拍杆的，自拍杆这东西傻透了，人们就不应该买这种东西”“不是，到底有谁真的需要穿200美元一双的袜子”的话。虽然只有那么一两个例外，但是我们也能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拿迪特里希为例，他就职于某家派对用品供应公司，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当地教堂。

迪特里希：我在某家出售新奇小玩意儿的商店库房工作了好些年。除了用“彻头彻尾的狗屁工作”这个词，我想不出用什么其他词语来形容这份工作。你如果没有体验过下面这种生活，是不会知道真正被羞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每天醒着的大量时间都在把各种箱子拖过来拖过去，而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小丑鼻子、整蛊喷嚏粉、塑料香槟杯、篮球运动员硬纸板剪纸小人和其他各种愚蠢的没用玩意儿。上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不过就是坐在仓库后部无所事事，想着和工作毫不相关的事情，就这么年复一年。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了。

好像这些还不够羞辱人似的，我们的工资支票是大红色的，上面还印着小丑的脸。所有银行的出纳看了都哈哈大笑，显得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的要有意义的样子！

我们可能想很久都想不明白迪特里希为何会觉得这些小玩意儿这么羞辱人。（傻傻的小趣味何错之有？）我的猜测是：觉得这些小玩意儿是用完即扔的廉价物品的并不是迪特里希，而是我们整个社会。这些东西就从没被赋予过“用完即扔的廉价物品”之外的价值，它们注定要被丢弃，是无用之物，这些小玩意儿嘲笑“真正”的物品，嘲笑“真正”的价值（连工资支票都是个玩笑）。但同时，它们却没有以任何特定事物的名义去抗拒“真正”的价值，对所嘲笑之物毫无威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新奇小玩意儿甚至都算不上真正的嘲笑物件，而是对嘲笑这件事本身的嘲笑。其中包含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是如此微乎其微，哪怕社会上那些最乏味、最古板的人都可以“看在孩子的分儿上”接受它们。

世界上很少有什么要比强迫让人快乐更令人沮丧的了。尽管如此，像迪特里希这样的反馈还是非常少见的。

大部分情况下，在评价哪些工作有社会价值的时候，大家的评判标准和本书第二章中提到的特效师汤姆所说的大同小异：“在我看来，有价值的工作是这样的——它或者能满足早已存在的某种需求，或者能创造出某种人们未曾想到的产品或服务，这种产品或服务能以某种方式改善人们的生活。”相反，大家对诸如汤姆的“美容美发（特效）工作”等岗位则持否定态度。汤姆通过给名人影像搞后期制作，让观众对自身的形象产生不自信，从而成功帮助客户推销出那些其实并没什么用的产品。电话推销员有时候会表达出类似的焦虑。但我们还是要说，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就是纯粹的欺诈，人们并不需要依赖什么复杂的社会价值理论就能想明白，为何诱骗退休老人订购他们买不起也不会看的杂志是有问题的。我收到的反馈中，很少有人对客户的品位和爱好进行评价，更多时候是他们行为的“攻击性”和“欺骗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的价值。

除此之外，人们倾向于否定的那些岗位往往出于更为古老的社会批评传统。比如那位银行员工鲁珀特，他声称“整个银行业显然没有贡献任何价值，它毫无意义”，因为金融业事实上就是靠“放高利贷来窃取他人劳动果实的”。鲁珀特这里提到的劳动价值理论起码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时期，该理论基于一个假设，即商品的真正价值取决于该商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因此，当我们花钱买面包的时候，我们真正支付的是小麦种植以及面包烘焙、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涉及的劳动。如果某些面包比另一些面包价格要高，要么是因为这些面包的生产和运输所需的劳动量更大，要么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面包涉及的有些劳动本身质量更高（需要更高的技能、技巧且更费工夫）。于是我们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些面包。类似地，如果你在诈骗他人的金钱，就像鲁珀特在国际投资银行工作时觉得自己在做的那样，你实际上窃取的是这些财富背后所涉及的生产性劳动。

当然，人类很长时间以来都在用类似的标准去质问那些存在剥削（或者有人觉得存在剥削现象）的工作安排，但是狗屁工作的存在本身就令所有劳动价值理论站不住脚。是的，声称所有价值来自劳动[2]当然不等同于声称所有劳动都能产生价值。鲁珀特觉得大部分银行员工绝对没有无所事事，事实上，他发现大部分人都工作得很辛苦，只不过在他看来，银行员工的最终劳动成果只是用各种妙招窃取了其他人的“实际”劳动果实。但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真正”产生价值的，而什么样的工作又是没有产生真正价值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如果说提供理发服务有价值，那又凭什么说提供投资组合建议没有价值呢？

但鲁珀特的感受并非特例。虽然像他这样，用劳动价值理论的概念来清晰阐述的人不多，但是他所表达的这种不安情绪是金融及其相关领域众多从业者都能感受得到的。他之所以会采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自身的处境，很可能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他其他选择。根据当代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因为价值从根本上来讲属于主观判断，因此产生这种感受是讲不过去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观点收好，然后在下列假设的基础上好好工作就行了：如果某种商品或服务存在于市场（经济学家自然会把金融服务归进市场里），那么这种商品或服务显然就对某些人有价值，我们仅仅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正如我们所见，在某种程度上，大部分工作者对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表现出了认同，最起码在谈及大众品位和癖好的时候如此，然而一旦涉及自身工作，他们的体验往往会完全背离“市场在这些事情上永远可信”的理念。毕竟，劳动也是有市场的。如果市场永远正确，那么拿着4万美元薪水，却成天在电脑上玩着游戏、在WhatsApp（瓦茨普）上和老友聊八卦的人，就必须相信他通过打游戏和聊八卦，为公司提供了价值4万美元的实实在在的服务。可这显然讲不通。因此市场并不总是正确的。市场既然可以在你最熟悉的领域错成这样，那么就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在那些你缺乏第一手信息的领域，能够以市场为可信凭证来评估某件商品或某项服务的真实价值。

因此，任何狗屁工作从事者，或者认识狗屁工作从事者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市场并非永不会出错的价值评判者。不仅是市场，事实上谁都不是价值的永不出错的评判者。关于价值的评定永远不可能完全清晰。如果我说世界上有些公司并没什么存在的必要，大部分人会同意，但他们的同意很可能是基于某种直觉而非什么可以清晰描述的理由。如果让我提炼一下未被说出的主流观点，我会这么说（至少作为初次尝试我会这么说）：大部分人的看法融合了汤姆和鲁珀特的观点——如果某件商品或某项服务满足了某种需求或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那么这件商品或这项服务可被视作具有真实价值，但如果它们仅仅创造了需求而非满足既有的需求，那不管是通过让人觉得自己太胖或太丑来购买产品，还是诱骗他人贷款以收取利息，这些商品或服务都不具备真正的价值。这种说法看起来足够有道理，但还是没有解决究竟怎样才算“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决定了后续的一切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