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医生

看医生

在挪威过的暑假，我记得的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我们在奥斯陆我外婆外公的家里，妈妈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们去看医生，他要看看你的鼻子和嘴。”

那时我八岁。“我的鼻子和嘴怎么啦？”我问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妈妈说，“不过我想你有增殖腺。”

“增殖腺是怎么回事？”我问她。

“不用担心，”她说，“没什么的。”

我拉着妈妈的手往医生那里去，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诊所里有一张牙科医生用的那种椅子，妈妈把我抱到上面去。医生前额上戴着一面圆镜子，他看着我的鼻子和嘴巴。接着他把我妈妈带到一边，他们悄悄地说了些话。我看到妈妈一副严肃的样子，可是她频频点头。

医生接着在煤气灶上一个铝杯里烧水，在烧开的水里放进一根发亮的细长钢棒。我坐在那里看着烧开的水在冒气。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太小了，不知道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要发生了。

这时候，一位穿白衣服的护士进来了。她拿着一条红色橡胶围裙和一个搪瓷的弯曲白碗。她把围裙围在我的前面，包住我的脖子，它太大了。接着她把白碗搁在我的下巴底下，这碗弯曲的一边正好跟我弯曲的胸口相符。

医生向我弯下身来，他一只手握住那发亮的长钢棒，把它拿在我的面前，直到今天，我还能准确地形容它。它的粗细长短都和一支铅笔一样，也像大多数铅笔一样有许多个边。靠底下棍子变得很细，细尖上有一把斜刀片。刀片顶多一英寸长，很小，很锋利，很亮。

“把嘴张开。”医生用挪威语说。

我不肯张开，我想他是要对我的牙齿做什么，不管是谁，对我的牙齿做的任何事都是很痛的。

“连两秒钟都不要。”医生说，他口气很温和，我被他的声音软化了，于是我像蠢驴那样张大了口。

那小刀片在亮光中一闪，就进了我的嘴巴不见了。它贴近我的上腭，那只拿着刀片的手很快地划了四五下，紧接着整整一团肉和血从我的嘴里流到了托盘里。

我太生气了，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尖叫，我被从我的嘴里落到白托盘里的大团红色东西吓坏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医生把我的脑袋都掏空了。

“这就是你的增殖腺。”我听到医生说。

我坐在那里直喘气，我嘴里的上腭像在被火烧。我抓紧妈妈的手。我不相信会有人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来。

“坐着别动，”医生说，“你马上就没事了。”

血还在从我的嘴里流出来，落到护士捧着的托盘里。“把它全吐出来吧，”她说，“做个乖孩子。”

“以后，你用鼻子呼吸就能舒畅多了。”医生说。

护士用湿绒布擦干净我的嘴唇，给我洗了脸，接着他们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让我自己站着。我觉得有点发软。

“我带你回家。”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下楼来到街上，开始往家走，我说的是走，不坐电车不坐出租车。我们走了整整半个小时才回到我的外婆外公家。当我们进门后，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外婆说：“让他在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他到底是动了一次手术。”

有人给我把一张椅子放到我外婆的扶手椅旁边，我坐了下来。外婆靠过来，用她的双手抓住我的一只手。“你这辈子还会看很多次医生，”她说，“幸亏他们不会让你太痛。”

那是在1924年，那年头割掉一个孩子的增殖腺或者扁桃体是不用什么麻醉药的。如果今天有哪位医生这样对你，你会怎么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