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回家
在圣彼得学校，星期日上午是写信时间。九点钟一到，全校学生都得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面，给家里父母写一个钟头信。十点十五分，我们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在校门外排成一排，走上两英里路去韦斯顿—苏珀—马雷教堂，要到吃午饭时才回来。我从来都不愿意去教堂，但我愿意写信。
这是我从圣彼得写回家的第一封信。
从圣彼得学校第一个星期日起，到我妈妈三十二年后去世的那一天为止，我只要离开家，一个礼拜总要给她写一封信，有时候还要多些。无论是在圣彼得学校还是在雷普顿学校，还是达累斯萨拉姆（我工作的地方），我都会每星期给她写信。甚至是在战争时期我每星期也从肯尼亚、伊拉克和埃及给她写信，这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在这些地方飞来飞去。
这些信中的每一封我妈妈都保存着，用绿带子小心地整整齐齐扎成一捆，不过这是她自己的秘密，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起。1967年，当她知道她不会活太久时，我正在牛津做了个脊椎重大手术，不能写信给她，因此她特地在她的床边装上一个电话，为的是能跟我最后谈上一次话。她没有告诉我她快不行了，也没有别人告诉我这件事，因为我当时的处境十分危急。她只是问我怎么样，希望我能很快康复，并表达她对我的爱。我不知道她第二天会去世，可她知道，她要亲口跟我说最后一次话。
当我康复后回到家里时，他们给我一大包信，都是我写的，用绿带子捆得那么整齐，这些信不止六百封，时间从1925年到1945年，每一封都装在原来的信封里，上面还有原来的旧邮票。我老了还能看到这样的东西，真是太幸运了。
在圣彼得学校，写信是一件大事。它和拼音、标点等功课一样重要，因为校长在这个时间一直在各教室巡视，从我们背后读我们写的东西，指出我们的错误。不过我断定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在这里是要保证我们没说学校的坏话。
因此，在学校期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向我们的父母诉苦。如果我们觉得食物不好，或者不喜欢某一位老师，或者无故挨了打，我们从来不敢在信里写出来。相反，为了讨好在我们背后弯腰读信的危险校长，我们把学校说得天花乱坠，把老师们说得好得不得了。
告诉你们，校长是个聪明的家伙，为了不让我们的父母以为这些信写成这样是经过审查的，他不让我们改正信中的拼写错误。例如，如果我把上星期二晚上的“晚上”night写成了knight[1]，他会说：
“晚上这个字你会拼吗？”
“会的，校长，k-n-i-g-h-t。”
“那是另一种knight，你这小白痴！”
“是哪一种啊，校长？我……我不明白。”
“是穿着发亮盔甲的一种！骑马的！星期二晚上该怎么拼呢？”
“我……我……我说不准，校长。”
“是n-i-g-h-t，孩子，n-i-g-h-t。今天下午留下来给我写五十遍。不，不！在信里就别改了！你不会想弄得比现在更脏乱吧！ 你就照你写的寄出去好了！”
用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父母就以为我们的信没有被人看过、删改过或者修正过。
[1]英文“晚上”（night）和“骑士”（Knight）同音。